“疫战”中的第一个农历新年　遥望新柔长堤对岸的家人

长堤两岸情牵两地，门里门外两个世界。（作者提供）

作者 卢丽珊

过不了的新马柔佛长堤，千家万户圆不了的团圆饭，今年全球华人因“疫战”（真是场战争！）受不同程度影响，或无法回乡，或无法和家人团聚欢度春节。

新冠疫情自2020年年初开始肆虐，一整年来疫情不断恶化和扩散，即使目前接种疫苗的大工程已在世界各地展开，但是距离生活正常化还是遥遥无期。

因此，今年关系密切的新马两地人都无法回家或往来，父母等不到孩子回家，孩子等不到父母的家庭比比皆是。

今年关系密切的新马两地人都无法回家或往来，父母等不到孩子回家，孩子等不到父母的家庭比比皆是。（作者提供）

家人一半在马国一半在新加坡

我的大家族起始于柔佛州，一半在马来西亚，一半在新加坡，往来两地从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新马两地许多小家庭或大家庭也都这样散布两地，或念书或工作或养老。

除了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外，新马大概是第一次被迫和至亲分开过年，一定心有戚戚焉，我们家就是其中一家。

柔佛州老家。（作者提供）

父亲年幼来新加坡念书就成为新加坡籍，婚后却把家安在柔佛州，三个孩子又都在新加坡出生和成长，直到我到上小学一年级，妈妈就带我们在新加坡生活，父亲一个人留在马来西亚工作。

这对我们小孩意味着，我们在新加坡上学，一到星期五放学书包收一收，爸爸的车就在楼下载我们回去柔佛州老家陪伴他度过周末，星期一早晨又开车载我们回来，兼探访新加坡的祖母和外公外婆。

我们家每年必不可少的丰盛团圆饭。（作者提供）

我们三姐弟的整个童年等于有两个家，在两个国家，体会两种分歧越来越大的生活，但是唯一不变的是：我们的农历新年一定得回到老家和大家族欢庆农历新年。这也是我们觉得非常幸运和跟其他同学不同的地方，能够在同一栋房子成长，度过每一年的农历新年。

由于每年必须在年三十前赶回离新山30公里的老家，在那个疯狂堵塞的新柔长堤等待通关；从小到大，我妈妈老早就会跟学校安排我们上课到年二十九或二十八，学校任何年除夕的活动都一律不可以参加。

有时候我都觉得父母紧张我们可以及时回家过年到有点神经质的地步，长大以后就理解他们重视传统节日的苦心和用心，为我们营造年复一年的幸福农历新年。

黑白彩色照片里的回忆

我们新年的照片也从我们有祖母和父母陪同的黑白照片，到一个接一个离世，到我们逐渐一个个出生和长大，父母又逐渐老去的彩色照片，我们还是在老家的家门前拍照。

（作者提供）

能够一边生活在快速步伐的新加坡，我们过一个长堤就可以回到和上世纪初无异的马来西亚小乡镇，享受步履缓慢的乡村生活，人与人之间的亲近关系。只有理解小乡镇的人际关系才能理解我们的农历新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老家是位于柔佛州古来县一个叫乌鲁槽的小乡镇，人口约1000人，“大街”就是两排老旧店屋，周边有华人新村和马来村，百多户人家多年来族群间相处融洽，几乎每家每户都认识彼此。

古来县乌鲁槽（Ulu Choh）。（维基百科）

小乡镇最风光的时候有4000人，城市化的发展令人口外流，至今最令人骄傲的是香火鼎盛的天灵殿和远景驰名的乌鲁槽敬业国民型华文小学。

在老家，我们这一代已经是第三、四代居住的华族。第一代是从中国南来的祖父，他在此白手起家，之后慷慨捐助土地建校，也是第一届校董，足迹深深烙印在这片土地。

（乌鲁槽敬业国民型华文小学面簿）

到了第二代我大伯父担任校董，他小时候和我父亲那辈都在这儿念书，到了中学就到新加坡的中正中学和华侨中学升学，到第三代堂哥和堂妹都在这所小学上学。

我年近七旬的小叔曾跟我们分享，小时候他在祖父创办的华校念了两三年就被送出去新加坡念英校。说话有点洋腔洋调的他甚至蛮骄傲自己才念两三年华校，到现在他都没有忘记中文，可以看懂华文报。

他说，他小时顽皮的时候跟人家打架就会跟同学说：

“你别欺负我，这是我爸爸的学校！”

这句话倒是真话！

这片土地有家族的记忆、有情感，更有浓浓的乡情。我们所有的“社交生活”都围绕着那两排店屋、餐馆、小学（这里小到只有小学）和神庙，庆祝农历新年也离不开这几个地方。

农历新年在乡镇最重要的事是年除夕夜迎接财神，每家每户都在午夜吉时在家门前摆设供品，家家户户的子孙在这一天团聚吃团圆饭，非常热闹。

迎接财神。（作者提供）

我们家隔壁住着大伯父和二伯父一家，堂兄弟姐妹或表哥表姐从英国、澳洲、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其他城市回来。这也是我们家族一年一度全部人齐聚最珍贵的时刻。

堂哥每年从伦敦飞回马来西亚过年，早上醒来就看到我父亲，热情的亲吻他。（作者提供）

尽情燃放鞭炮

重头戏当然不是在家迎接财神那么简单，就在年除夕，我们每家每户都会从自家二楼将长长的红色鞭炮挂出窗外，然后一家接一户有节奏的燃点起来。

燃放鞭炮。（作者提供）

此时此刻，大家都已经在门口大街上聚合，击掌欢呼，鞭炮震耳欲聋之际，周围华人新村的村民总会通过烟花比一比谁家比较富贵，此起彼落的华丽烟火点缀了黑深的夜空，也启动着我们对新一年的热切期盼！

最讽刺的是，我家就位于警察局前面，多年来我们民警之间关系特别好，我们从来就小心翼翼而且很负责任的点燃鞭炮，不给我们警察带来麻烦。

接下来，我们就会到天灵殿上香，求签，拍照留念，这里就会看到其他相识的乡民，甚至是从外地特地来“阿婆庙“拜神的香客，大家都来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合家平安。

（乌鲁槽天灵殿面簿）

想像一下，这样自由自在家门前燃放鞭炮和烟花的场景，每家每户大门白天从来不关上，每年我们新加坡的亲戚甚至会特地吃完年夜饭之后开车过长堤来看我们点燃红色鞭炮，上上神庙之后就心满意足的开车回新加坡。

有时他们甚至请我们帮忙购买鞭炮，让他们的孩子在这里尽情燃放，俨然形成我们的小小嘉年华，非常欢乐。

写上名字和祝语的红包

隔天年初一，我们都一定起个大早，先跟爸爸妈妈拜年，之后就带着芦柑从大伯家开始，一家一家去拜年。

小时候我们更勤奋，总会和弟弟妹妹堂妹结伴到屋前屋后的亲戚家拜年拿红包，然后比赛看谁的收获最丰富。

到了下午或傍晚，我们小孩就会小小聚赌一下，有时每家都会“开赌“，乐趣无穷。随着年龄增长，我们长大后成家立业，我们还是会带着小孩回来过年，年年如此，维系和家族和乡镇的亲密关系。

作者（右一）与侄儿侄女新年期间不忘学习。（作者提供）

父亲在几年前健康开始走下坡，导致我们2018年第一次留在新加坡，天天在中央医院和他一起过农历新年。

康复之后，2019年他终于可以回老家过年，那也是他跟我们度过的最后一个新年。当时我知道他一定会撑到他回老家过农历新年，过完年之后，感觉他了却心事一样，也跟自己的老家告别。

因此农历新年对我们家而言也格外珍贵，特别具有仪式感，因为那是父亲毕生最重视的节日。

新年让我们回忆他到处忙碌购买年货、海鲜、张罗厨师给我们在年初一煮咖喱饭的身影，以及他到银行排队换取一叠叠有香味崭新纸钞，忙着给工人和小孩们包红包的忙碌及认真的样子。

小时候不时会被父母焦虑筹备过年的情绪困扰，为什么过一个年非要搞到人仰马翻的忙碌，长大后还是觉得过年最好，最温馨。红包上，父亲一定会写上我们的名字和祝语，每一年都不缺，到他生命的最后。

父亲给我这辈子的最后一个写着祝语的红包。（作者提供）

今年不能回马来西亚过年，我们和许多新马家庭一样，心心念念对岸的家和家人，我们大家族的每一位成员。更令人不堪的是，我们还得和安葬在马来西亚土地的父亲远远隔离，连上柱香都是奢望。

虽然如此，我们能安然在疫情间团聚，还是要好好欢度新年：复刻父亲教会我们热爱新年、迎接新年的方式，一边啃着他最爱的黑瓜子、非吃不可的“狼肉”（广东人叫肉干）和甜到腻的柿饼，一边思念父亲，一边快乐和坚强的迎接未来的美好生活。

祝大家新年快乐，遥望对岸的家人，遥寄最真挚的祝福！

遥望对岸的家人，遥寄最真挚的祝福！（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