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俊韬医生仁心背后的自强

韦俊韬医生

每个成功者的背后，是无数看不见的付出和努力的结集。

主攻肠胃内窥镜检查及肝胆疾病的韦俊韬医生（51岁），原籍香港，在伊丽莎白诺维娜专科中心开设肠胃及肝胆专科诊所，也经常在本地媒体分享有关肠胃医疗知识，解答听众读者的疑惑。

他17岁获新加坡政府颁发奖学金漂洋过海，到莱佛士初级学院念高中，考进国立大学医学院，完成内科专科培训后，获卫生部奖学金到美国专攻肝脏移植一年。回国大医院肠胃科服务后，曾参与“沙斯之疫”前线医疗工作。2006年，他加入陈凯泽的亚洲肝脏疾病及移植中心，六年后开设私人诊所。

新加坡，是他生活最久的地方，已是他的扎根处。

步入人生下半场，回首点滴，会有不一样的抉择吗？

俗话说，时间花在哪里，成就就在哪里。

步入韦医生的诊所，墙上张贴著十多张中英文媒体的专访和医科专业证书。

每一张，见证着他不曾松懈的努力，验证了时间力度与成就张度对应的人生道理，更反映出家庭教育对成就子女未来的无形力量。

家庭教育的影响

韦家是人才辈出的家庭。韦父（韦应锦，78岁）裁缝出身，韦母（蔡锦霞，72岁）是家庭主妇，四个儿女中，女儿是老大，韦俊韬是老二，下有两个弟弟。除了当医生的女儿仍在香港生活，三个儿子都在新加坡成家立业。老三韦俊行是内分泌科顾问医生，老幺韦俊业是新加坡国家美术馆人力资源高层。

一门俊秀，秘诀是什么？

韦家并不富裕，在老家香港，一家六口挤在250平方英尺（约23平方米）的公屋，楼上住家，楼下是韦父的洋服店。家里没有厕所，公厕在10米外，大概要走过25家店屋才到达。但父母总是把最富营养的食物送入子女口中。

韦父10多岁从中国广州逃到香港，没受过正规教育，但他视书如宝，看书多到能与韦俊韬讨论医药课题；吃饭时不忘阅读铺在桌子的报纸新闻；出国旅行前，会预先阅读相关书籍。

自我充实之余，韦父“穷则变、变则通”的生活态度，造就韦俊韬积极乐观的抗挫能力。洋服店生意不理想，韦父便广发传单给附近的办公楼，以优惠价裁制制服。韦俊韬说：“父亲总是不停地动脑筋，不断改变自己，在他眼里，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

韦父重视生活磨砺，经常告诉儿女，不要怕别人看不起自己，最重要的是不断求上进。

出国旅游时，韦父尽量以有限的旅费，选择到比香港先进的国家，“他要我们看看别人比香港优秀的地方，让我们认识自己的不足，激励我们的上进心，如果我们只去旅费便宜但较落后的地方，可能会以为香港是最好的，产生不可一世的心态。”

生活中的小点滴，显现韦家教育的大不同。

韦俊韬尽量抽空，每个星期带妻儿与年迈父母吃饭聊天。

一个笑话笑三次

“每次我的高中同学用英语讲笑话时，我都会笑三次。第一次是当他们开口说笑话，我附和著笑；第二次是他们解释时，我边听边笑；第三次是我真正明白个中含义，坦然开怀大笑。”

自我调侃的豁达，是韦俊韬多年来努力融入新加坡英语环境换来的自信。

自诩迟开窍的韦俊韬，中学就读于著名的香港华仁书院，香港前特首曾荫权和著名歌手李克勤都是他的学长。中三以前，他的成绩只属中上。中三开窍后，名列前茅。

中五那年，他顶着相当于新加坡O水准八科优异的光环，获颁新加坡政府奖学金到莱佛士初级学院念高中。

“刚来时，我的英文底子较差，为了提升自己，每天阅读英文报章。”

就如许多在异乡落地生根的人一样，面对陌生的用语习惯和环境，他硬著头皮开口多说。说错再学，绝对是迅速掌握新语言的不二之法。

英语之外，他还得面对另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语言——华语。

“我能写也能看懂华文，可是我不会说华语。香港说的是广东话，但新加坡不是人人都说广东话。当年我就追华语新闻和华语电视节目恶补。”

说到讲华语的趣事，他自嘲说：“每次我上电视节目录制《小毛病大问题》时，节目主持李国煌就会作弄我的香港腔华语，说我把眼睛和眼镜等混著说。”

撇开初期的用语不适，韦俊韬处处感受到新加坡人对外地人的包容及接纳。在莱初时，逢年过节，班上同学和老师会邀他上门做客，品尝家常小煮。

刚来新时，校方安排他住在武吉知马的华中宿舍，同住的有马来西亚和香港学生，彼此照应，分享生活小点滴。“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当年没有互联网，越洋电话又很贵，几个月才打电话给父母一次，周围的朋友就是最佳的生活伙伴。”

1993年，父母带着两个弟弟来新加坡定居，并在牛车水一带开洋服店，靠着积蓄和在香港行医的大姐补贴家用。几年后，两个弟弟完成学业出来工作，父亲结束小本经营，惬意退休。新加坡，早已成为韦家的家。

由港风转为新加坡派

屈指一数，扣除去美国一年的生活，韦俊韬在新加坡住了33年，他对新加坡，比对香港还习惯和熟悉。

“我娶了个新加坡太太，儿子在这里受教育，吃着小贩中心的食物，说着新加坡式英语，从不吃辣到现在爱吃辣，最拿手的好菜是黑胡椒螃蟹，最常点的菜是老婆爱吃的叁峇空心菜。”

爱烹饪的韦俊韬医生，趁新冠病毒阻断措施期间，大显身手，烹煮太太爱吃的黑胡椒螃蟹。

念国大医学院一年级时，他申请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几年后，他接到入籍新加坡的邀请信，“当时我一些马来西亚朋友说，如果拒绝，以后就很难申请为新加坡公民。”

顺水推舟，他现在连自己何年入籍新加坡都不太记得，“我已经本土化了。”

当然，间中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记得我来新加坡的第一个物理考试得了满分。当时我的作风还很香港，同学问我考得怎样，我回答说，‘很简单，真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不及格’，结果这句话，让我树立很多敌人，一名不认识的女同学还特地来看我是何方神圣！”

他说，香港和新加坡存在着一个有趣的文化差异——香港人喜欢“吹大”，新加坡人习惯“吹小”。缴了学费后他学乖了，每次被人问起做得如何，他总会一脸抱歉地说：‘还好啦、没有死、OK loh！”

韦俊韬补充说：“香港人说话的声量较大，新加坡人习惯较小声说话；香港人走路和说话节奏比新加坡快很多，新加坡华人也不太说广东话，与新加坡朋友相处，不是说英语就是华语。”

对那些刚到新加坡的外地人，韦俊韬认为一定要扩大自己与本地人的接触面及机会，可以通过工作、教会、社交活动和学校的课外活动团体等结交新朋友，不能仅限与同乡交流，如此才会对新加坡产生家的温馨感。

医生是个广受世界各地欢迎的专业人才，即便不移民他国，回到香港行医，收入也比本地同等级的医生高出两三倍。移民或离开，曾否是选项之一？

韦俊韬不加思索说：“除了南美，我到过许多国家和城市，我敢说新加坡是最适合工作、生活和养儿育女的城市之一，政府对人民的照顾周到。在新加坡住久了，就很难回香港生活，香港人多屋小、又没停车位，已经无法适应得了。”

人生上半场已过，韦俊韬总是心怀感激。

在忙碌生活中，能与妻儿一起骑脚踏车做运动，是韦俊韬最开心的事。

韦俊韬医生周末有空时，会陪孩子扬帆出海，享受亲子时光。

担心本地医学界前景

2003年底，当韦俊韬完成肝脏移植专科从美国回新时，以为会加入医院的肝脏专科部。不料，沙斯肆虐，当时的部门主任王建忠副教授（前卫生部医药服务总监）就安排他负责国大医院的沙斯部门，投入“沙斯之役”。

回想起全身防护的那段日子，他说：“开始觉得这个病毒有点棘手，但几个星期后，我们对沙斯已有更多认识，知道它的死亡率高，每个人都需认真慎重地穿戴全套防护装备，保持良好个人卫生，避免受感染并传染给同事和家人。当时我想，如果穿得这么密实也受感染，那么社区里其他人迟早会受感染而死，所以不会对站在前线有所恐惧。”

2019年底，新冠状病毒出现，韦俊韬没有走上前线。不过，当他看到中国与意大利等国的医院挤满大量病患的惨状时，内心又再紧绷。

所幸随着疫情发展及医药科学的研究，知道该病毒死亡率不如沙斯可怕，保持社交距离、采取阻断措施及个人防护装备都能发挥控制疫情的效力，他多少安心下来。

倒是疫情让世界各国采取锁国封城禁飞等阻断措施，让他担心本地医药界的前景。封城禁飞首先严重打击那些依靠海外病患的本地私人诊所及医院，尤其从印度尼西亚和孟加拉等国前来问诊的病人锐减，迫使一些私人专科诊所另谋出路。

对韦俊韬的诊所而言，影响最大的不是只占总病患人数不到一成的海外病患，而是本地人在疫情期间避看医生，医生又不能像过去一样到不同的医院或诊所看诊，以致诊所病患减少一半。

每个病人或是最后一个病人

放慢说话速度，让病人轻松问诊。

“每个病人，都可能是我最后一个病人。”

这句话出韦俊韬医生之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行医超过25年，他得出的经验是，需要专科服务的病人，一般只找一两个医生看病。如果专科医生无法成为病患或同行推荐的首三名医生人选，就难以竞争生存。

那他是如何终身学习增加竞争力？

自我鞭策及终身学习是必备条件。不论多忙多累，他每天都会抽出至少半小时，沉浸书海，阅读医学研究报告。

“以内窥镜为例，过去我们得到海外进修，学习新方法，现在居家上网就能观摩学习，许多医科学术报告或期刊也免费供人阅读。”

小小内窥镜，大大学问。韦俊韬医生操作了至少10年，至今仍不懈地跟进及提升这方面的技巧。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韦俊韬深明此理。他经常反省，检讨什么地方可以改善。“每个病人都不一样，每做完一次内窥镜，我会加以检讨，精益求精。只要医坏了一人，就会一传十、十传百，再也没有病人上门了。”

各行各业难免会有一些良莠不齐的情况。“有的医生收费过高，有的只说病人爱听但不尽真实的话，有的进行不必要的检验以增加收费等。其实，有医德的医生不需要打，病人就是活招牌。”

然而，他不是一开始就懂得拿捏看诊轻重。初期在国大医院独立看诊时，有段时间常接到病人投诉，原来他说话太快，让病人有种被赶鸭子的急迫感。

“当时我的主管医生林成义教授（现任国大医院肠胃与肝脏科高级顾问医生）就赠我一句看诊名言——在看诊结束前，问病人‘还有其他问题吗？’这个问题，是引导病人说出隐藏于心或羞于启齿的疑虑。结果，那之后再没接到病人的投诉了。”

还有一次，他出国开会，凌晨1点才回到新加坡，第二天出席部门医务早会迟到半小时。林教授一把拉他到房里训了一顿，“林教授说，初级医生们看到主管经常迟到，就会有样学样，形成不良的职场风气。我那时才刚升为顾问医生，难免有点意气风发，幸好他提醒。即使我已离开国立医院多年，看到我做得不好，他还是会打电话指点我。”

对林成义教授的指点，韦俊韬心怀感激，“没有他和杨启源教授（现任国大高级副校长）的提拔，就没有今天的我。”

访问过程中，带着口罩的妻子曾美珠进入诊室，让韦俊韬过目重要文件。丈夫自我要求这么高，是否对她形成压力。负责打点诊所大小行政事务的曾美珠打趣说：“不会有压力，因为我也要求做到最好，如果他做得不够好，我也会提醒他。”

韦俊韬马上接口说：“世上只有太太会告诉丈夫什么地方有待改进。”

那她最希望丈夫给她什么，曾美珠笑着说：“他的时间！他是个工作狂，八成时间工作，只留两成给家庭和我们唯一的11岁儿子。”

至于他什么时候打算退休，以便和太太重温在美国深造期间，朝九晚五准时回家、周末休息旅游的好时光，他笑说：“你知道的啦，我是工作狂。我想，只有当我能力不够的时候，才会退休吧！”

可是，一个不停反思、坚持今天比昨天做得更好的人，怎可允许“能力不足”的降临？

没有韦父谦卑上进的身教，没有韦俊韬自我鞭策的精神，新加坡就缺了一位肝脏移植和肠胃疾病专科医生，更少了愿意义务解答报章读者和电台听众对肠胃疾病的疑惑的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