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坡余东璇街屹立著两栋中西合璧的老建筑——裕华国货和大华戏院。裕华国货前身为南天大酒店，大华戏院则为天演大舞台。两座建筑物原来的招牌都出自星洲三大书法家之一谭恒甫，如今大华戏院外墙上“天演大舞台”五个魏碑体风格的大字以瓷砖复制，其中“演”字是少了一点的。书法家都有创字凸显特色的习惯，谭恒甫也不例外。
谭恒甫摄于1949年。
因介绍过这幅招牌墨宝，结识谭恒甫的孙女谭淑瑜，拜访谭家，除了近距离见识书法家真迹，也听谭淑瑜（68岁）和姐姐谭淑仪（70岁）为我们追述一个消失的时代。
谭恒甫的二女儿（左）和三女儿的合照。
创办私塾“有恒学校”
对于祖父的事迹，谭氏姐妹主要是通过二姑谭惠明和父亲谭宝坤生前的口述。
谭恒甫乃晚清秀才，祖籍广东新会天河南边村，对古文和书法造诣深厚，不论招牌上的楷体，或是瘦劲挺拔的篆，都独出己意。
谭恒甫曾应国民党邀约，在广州政府机关担任秘书，不过他偏好教书弄墨，对官职兴趣不大，没多久便辞官，在广州开“补习所”教导男女学生习字。
孙中山逝世后，谭恒甫担心民国政府中止方言教学，也挂念来到新加坡后音讯全无的大儿子。跟同乡梁启超商议后，决定变卖家产，一家八口来新加坡。
根据《南洋商报》刊登的《粤省书家抵叻》（1927年8月2日），57岁的谭恒甫于该年来新加坡，在大门楼（Club Street）的养正学校教导书法，由于工作清闲，决定另外开班授徒。
谭恒甫初抵新加坡，跟家人在养正学校合影。
谭恒甫租下长泰街（Upper Hokkien Street）长泰庙右侧门牌17号的店屋，三楼是家人安身之所，二楼是他创建的有恒学校，一楼则出租给人做货仓。有恒学校教导“字学”，也就是古文和书法，谭恒甫和二女儿谭惠明分别执教高年级与低年级。
当时大坡有数十家私塾，教书先生满腹经纶，只惜生不逢时，面对动荡的中国局势，移民到新加坡安贫乐道，诲人子弟。有恒学校的学费比较高昂，但附近居民还是慕名将孩子送来。久而久之，街坊习惯称有恒为“谭恒甫”，校名都差点给忘了。
谭恒甫于1954年初逝世，私塾跟着关闭。谭家搬到二楼，将三楼分割成多个小房间出租，一楼改为海屿郊，也就是早年的海产店。随着市区重建，老地方改头换面，成为现在的芳林熟食中心。谭家于1960年代末跟街坊道别，搬迁到刚完工的第一批大巴窑组屋。
日文官有意拜师
过去牛车水商家近水楼台，请谭恒甫挥毫献墨，招牌大字每个一元，颂词二元，条幅三元（《南洋商报》1928年6月4日），名家真迹压阵的金字招牌悬挂大门上，为店铺生色不少。随着老店一家家地消失，老书法家的牌匾亦几乎绝迹，笔者最近才在三巴旺山住宅区（Sembawang Hills Estate）无意中发现谭恒甫的墨宝“顺发”。当然，显眼的“天演大舞台”最能让人缅怀前辈的风采。
谭恒甫的学生包括现代书法家徐祖燊（95岁）和曾守荫（81岁），他们的墨宝在广惠肇碧山亭、番禺会馆、南洋孔教会和精武体育会等展示。
谭氏姐妹表示，祖父对于 “卖字”挺不自在，他认为书法怡情养性，不应当作商品来交易。无奈现实逼人，只好卖字求温饱。
她们还听长辈说日军占领时期，邻居带领着一群日本军官咚咚咚地操上有恒学校，大家都以为老先生此命休矣。原来日本文官久仰谭恒甫大名，有意拜师学艺。文官登门习字的时候，顺便捎来米粮食物，由谭家分派给街坊。长泰街有军政府关照，街坊的日子自然好过多了。
古书教英文
谭氏姐妹温文儒雅，让人联想到大家闺秀，知书识礼的电影情节，或许这就是传统的家教。入门的对联“不因果报勤修德／岂为功名始读书”，晚清秀才的人生观融入其中。
谭恒甫的对联“不因果报勤修德 岂为功名始读书”与《满江红》词。
谭氏姐妹自小背诵三字经，古书教导做人处事之道，是当代教学欠缺的。谭淑瑜印象最深刻的是祖父的墨宝“君子九思”，在二姑的熏陶下背得滚瓜烂熟：“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君子九思也是父亲谭宝坤用来教导孩子用的，犯错的时候就用其中一思来训话，潜移默化下，九思已经成为人生的座右铭。姐姐谭淑仪则较喜欢“敏事慎言”，做人要多做实事，不乱说话。
谭恒甫的《君子九思》。
谭宝坤跟建国总理李光耀是同时期在莱佛士书院念书的校友。谭恒甫认为多掌握一种语言，就可以开拓更广阔的天空，决定让儿子读英校。
1948年谭宝坤成亲的时候，婚礼安排在冈州会馆。结婚证书上除了新人，还有双方的主婚人、介绍人和证婚人，让我们回顾妇女宪章尚未成型的年代，社团倡导的文明婚姻已率先开启一夫一妻，白头偕老的先河。
谭恒甫古书以中文拼音教英文。
谭氏姐妹保存着祖父的“子曰”古书和多幅书法。原来当年的古书还教英文，譬如日出（Sun rise）为“生而哀唉史”，下午（Afternoon）为“矮夫脱侬痕”。墨宝都由父亲精心镶制，选用的材料、框架、颜色一丝不苟，对谭恒甫的尊崇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