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珍珠港——一个日本间谍的回忆(十二)转载

的孩子一再地要我“再来一个”，可把我累苦了。

从表面看来，每天我又是雕刻、又是组织“夏令营”给孩子们当老师，好象过得也很愉快，其实在我的内心里却一直隐藏着不为人所知的痛苦。因为，我想到：从开战的那一天起，肯定有大批的日本人遭到逮捕，特别是从当天发生了抢夺密码本的事件后，必然已经弄清了我进行谍报活动的整个情况。这样一来，说不定会引起什么事态⋯⋯这些问题都使我一直放心不下。这种担心，从软禁在总领事馆的那一天起，就一直缠绕着我的头脑。从那时起，我特别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想方设法不让别人察觉出自己是个海军军官，甚至连照纪念象也竭力躲避着。夜里，每当我想到这个问题，就不能入睡。我也想象到，在现下的平静的日子里，联邦调查局肯定正在搜集着有关我的证据。我虽然有这种担心，但从来没有显露过，甚至也没有向喜多总领事谈过。我想，在目前的处境里，彼此都是无能为力的，即使谈了，他也是爱莫能助。我下定决心，要靠自己的力量想办法摆脱这一困境。万一发展到最坏的事态时，也要由我一个人承担责任，决不使外务省方面的人员受到牵累。

亚利桑那高原终于迎来了灼热的骄阳。白天，沙漠反射的阳光非常晃眼，外国人都开始戴起了太阳镜。

大概是五月中旬吧，贝利先生带来一个人并向大家宣布：“这一位来人有事要问问大家，请大家呆在各自的房间里，不要离开。”

大家听了他的话，不由得垂下了头，分别回到各自的房间等待着。我想：必然要来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这家伙肯定是联邦调查局的。事到如今，只好随机应变以决胜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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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室设在警备队员的执勤办公室，离我们住处不远，贝利担任传叫的任务。

“那么，就请喜多先生到这边来吧！”

喜多总领事低着头，无精打采地走过去。

我想，传叫反正也得按次序，而我肯定要排在最后，索性到床上先睡上一觉。我刚脱下裤子要钻进被窝的时候，突然传来了脚步声。

“森村先生！”

是贝利的传叫。

我激灵了一下。心想：在喜多的下一个就叫自己，说明他们已察觉到了⋯⋯于是，我提醒自己，说话可不能马虎。在半路上碰见了喜多总领事，他小声告诉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审讯官比我年岁稍大，皮肤白皙、高个子，看上去是个精明能干的人。他以大城市人的风度把我请了进去。

“我是森村。”

“请坐吧。⋯⋯在这里的生活怎么样呀?”

“很舒适。”

“那就好。⋯⋯不过，有些事要问问你，能回答我们吗?”

“当然，只要我所知道的，什么都可以⋯⋯你是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吗?”“不，我是国务院的。”

他在我单刀直入的这一问，有些慌了神。其实，我明知联邦调查局也是属于国务院的一个局，但我还要特意问了一下——你这个审讯我的人，究竟是什么系统的?

接着，他又问了一些例行的话：你是什么时候到檀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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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领事馆工作的呀，你在总领事馆的具体工作是什么呀等等。接着又说：

“请抽烟吧，这种烟是这附近的放牧人在马上抽的，用左手把烟叶卷起，用唾沫粘上，然后在大姆指盖上把黄磷火柴划着来点它。你看，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右手不能松开缰绳，所以要这样⋯⋯”

他做了个样子，又叫我练练。但我总也卷不好，中间鼓起个大肚子，刚吸一口，烟叶就七零八落地掉下去了。他有意识地这样稳一下我的情绪，然后问：

“你怎样看待这次战争?”

“不幸啊!”

“不幸?⋯⋯日本不是正干得很凶吗?”

“你们给断绝了消息来源，什么也不知道。”

“可是，你在夏威夷不是到处都转了吗?”

“是的，因为在我来说，那里是个新鲜的地方，所以我常常出去游览。”

“也去过珍珠港?”

“去过。不管怎么说，那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军港嘛!”

“感兴趣吗?”

“感兴趣。”

“为什么?”

“因为从经济上来讲，夏威夷的产业，主要靠甘蔗和军工来维持。日裔十五万市民的生活，也要靠这两大支柱来维持的⋯⋯那么，你到过夏威夷吗?”

我发觉我所说的理由有点勉强，为了转移话题，我想用反问来进行反击。他只回答了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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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没)。”露出了不高兴的样子。

“请抽烟吧。”

“谢谢。”

我们俩默默地把烟叶卷好，抽着⋯⋯接着他却说了一句：“今天，就谈到这里吧。”

我获得了“赦免”，喜多总领事正在等着我。

“森村君，怎么费这么长的时间?因为什么?”

“没什么，给我开了个学习放牧人卷烟的讲习会。”

我这样诙谐地回答了喜多。

接着，贝利按次序又叫了奥田、油下、月川和关，他们回来得都很快。看来还是盯着我这个目标来的，我想到这里不免有些忧郁。

第二天上午，又按照前一天的次序进行了讯问。第三天、第四天还是重复着同样的定人讯问、杂谈和“联欢式”的对话。看样子他是要通过连续的疲劳审问，从中掌握某种确凿的证据。我虽然花言巧语地混了过来，但我们这方面到了第四天前后，已有些支撑不住了——大家面容显得有些憔猝起来，我本身也因懊恼总是睡不着觉。在那天的深夜，喜多总领事说有事要和我谈谈，把我叫了过去。于是，我们放下窗帘，把灯火捻小，两个人面对面地坐着。喜多因被连日的审讯弄得也有些憔悴，他启动着干巴巴的嘴唇，慢慢地开口说：

“森村君，怎么样呀?……”

“什么怎么样?”

“⋯⋯你可能也感觉到了，大家的意思是⋯⋯是否可以请你把一切责任承担下来。就是说关于那件事，你也是个军人，如果你一个人能把责任承担下来，大家都能得救。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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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忍心说这种话，但我作为全体的一个领导⋯⋯”

“你的话我全明白了，容我考虑一下吧⋯⋯”

谈完后，我回到自己的屋子，进行了认真的考虑。从几天来的审问来判断，审讯官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外乎如下两点:

第一，让森村自白，承认自己是间谍；

第二，使周围的人把森村的身份揭露出来。

关于第二点，确切知道我的身分的只有喜多一个人，能从喜多嘴里略微听到一点情况的只有奥田。只要喜多和奥田不泄露，其他的人是根本不会知道的。在神经战术下最弱的恐怕是××。

关于第一点，我自己已下定决心，至死不自白。因为自白与不自白，全是一样。如果他们使用暴力，那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到那时根本不存在什么“自白了对国家不利”；“不自白就是对国家忠诚”的问题。本来自己的任务，就是引导日军向珍珠港投下炸弹为止，至于以后的事，都不是个人之力所能及的，根本不需要急于拿出愚蠢的牺牲精神，去做毫无价值的死。这是三七成的审问与反审问的较量问题。倒不如仿效天野屋利兵卫①，来个坚持说：“不知道、不记得”……

最后审讯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在当时，当然不知道这就是最后的一次)。

“Halloo(喂),森村,昨天夜里睡着了吗?”

“NO(不)没怎么睡好。”

“那是为什么呢?”

① 天野屋利兵卫：江户时代(1600—1867)中期的大阪侠商，曾替为主报仇的赤穗武士筹措武器。事情败露后，他坚持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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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你每天都要进行恫吓、威胁。”

“哼哼⋯⋯今天再吓唬吓唬你吧?”

“随你的便！(用日语)”

“什么?你刚才说什么啦?”

“I Say(我是说)随你的便!(仍使日语)”

他“随⋯⋯的、随⋯⋯的”重复了好几遍也说不上来。然后从一个纸夹子中拿出一张好象是珍藏的白纸说：

“这是你画的吧！”

我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张在打字纸上画着的珍珠港略图。看来他是要以此来问罪的。

“大概是吧！”

我以反抗的口气做了回答，意思是说——画了略图又怎么啦?

“你画这张略图的目的是什么?”

“什么目的我可忘了，你们这是从哪里找到的?”

“你不要管从哪里找到的。”

“大概是在Sightseeing(观光游览)时听了谁的说明,随手画的吧。”

“什么?观光游览?你每天都去观光游览?听说你经常不在办公室，是吗?”

“不对，你这是听谁说的?我每天都在办公室工作。”

“你的工作是什么?”

“我的工作是办理有关脱离国籍的事。”

“这个工作很忙吗?”

“因为有助手，不太忙。是个无聊的工作。”

“因此你就常常出去观光游览，对不对?”

“嗯，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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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好)!”

他又拿出放牧人的烟叶让我抽烟。因为每天都是如此，我已能卷得很好了。

“再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拉尼卡衣海岸吧?”

“差不多的地方我都知道。”

“当时，你把什么东西交给了库恩?”

“库恩?他是谁?”

我吃了一惊。心想：这家伙肯定被捕了，这就是说，潜伏间谍也完蛋了。但是，在这种时候可不能慌神。为了争取时间，我才提出了反问。凡是在这种场合，我总是用这种手法，来刺探一下对方的反应。

“⋯⋯你就是给他送钱包的人吧?”

“钱包?我不知道。我不记得有这种事。”

我这样一说，他用拳头“砰”地砸了一下桌子，粗声粗气地说：

“不知道?你不要拿不记得来装不知道。那一天，你是穿着夏威夷衫、绿西服裤，拿着一个报纸包的钱包去的。我们对一切情况都掌握着。”

我心想：啊，万事休矣，竟调查得这么清楚。不是库恩的招供，就是司机，再不就是××。但，我仍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

“不记得就是不记得。为了唤起我的记忆，请你把事情的经过再详细说一下。”

他狠狠地瞪着我，用沉稳的口气说：

“好吧，到旧金山再详细说吧。用飞机把你一个人带走，不后悔吧?”

“这倒不是我的希望，但也无可奈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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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与这里不同，行人来往频繁，可以用汽车事故的假象把你消灭掉；可以把你吊死；可以把你的手⋯⋯(讲了一大堆拷问犯人的手段，但我没有能够充分领会)⋯⋯到那种时候，你也说不知道、不记得吗?”

“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知道的就是知道。不记得的就是不记得。除此以外还能说出什么呢?”

看来，他终于死了心，只是眨着眼睛不再问什么了。

……………

经过长时间的沉默后，他的态度软化下来说：

“到今天为止，已经到了一星期的限定日期。⋯⋯终于没有得出结论呀！⋯⋯充其量，不过是教你练习了放牧人卷烟叶的方法。那么，OK，到此为止吧。”

5.离开三角牧场之日

在我们中间卷起一阵大旋风的审讯官终于走了。大家总算放了心。但我的苦恼并没有消失。在同他的对话中得知，在夏威夷的嫌疑犯已被一网打尽，而且进行了相当详细的暗中调查。

不过我想即使三上司机和其他第二代女青年被检举，查明了这些人曾带我巡游了几十次全岛和珍珠港，可也不会问出我带有什么目的。因为我既没有向这些人透露过自己的身份，也没有要求他们帮助过什么，他们只不过是为了生意，遵照客人的要求，驾车在公路上奔驰过或因爱玩才与我搭伴到全岛去游览而已。

关于奥托·库恩的问题，也只是由于密码本被他们非法地抢走才被发觉。但有关库恩的详细原委我不便在这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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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还有关于我给库恩送钱的事，究竟根据谁的指令，从目前的情况看，联邦调查局似乎还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所以，现在还没有向他们暴露整个情况的必要。可以想象，他们必然还会进行第二次，第三次的审讯，甚至采取强迫自白的手段⋯⋯过几天，可能会接到将我们押送到旧金山的指令。

但在目前情况下，还看不出我们能很快回国的迹象，真是度日如年。可是，孩子们却一再地央求，我只好又继续办起了“夏令营”，并把余下的时间完全用在雕刻上，最后终于完成了三件作品，其中的烟盒至今还摆在我的案头。

不久，我们的行李和物品用木箱包装着运到了。箱上写着每人的名字，行李签上写着洛伦索·马克斯(Lourenco·Ma.rgues)，看样子象是从檀香山运来的。其中也有我的两件。

“哈哈，连电唱机也给包得好好的运来了！”

我觉得这些破烂东西真不值得一运。可是他们可能考虑到这是敌国人员的东西，事关美国的名誉，还是给运来了。

我所留意的，是行李签上所写的“洛伦索·马克斯”这个地点。喜多和奥田好象也在谈论这个问题。“没听说这么个地名呀！”大家都认为可能是美国或加拿大的一个小城市。

“森村君，你知道吗?”

“不知道。⋯⋯不过，在非洲倒是有这么个同名的港口。”

“什么?非洲?”

“那是哪国的领属?”

奥田君性子急，一再地问。

“大概是葡萄牙的领属吧。”

“……总领事，也许要遣返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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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

馆员们都聚集到总领事的屋子里议论起来，高兴得好象对前途发现了曙光。

我之所以知道这个地名，是因为五年前我在军司令部第三部英国班任职时，曾调查过英国所属海外基地的兵要地志。在调查南非的德班港、开普敦港等的时候，考虑到中立国的主要港口也可能被用做修理和补给燃料的基地，因而也附带地调查了非洲东海岸的一些港口，其中就有这个地名。

综合大家的猜测和疑虑，大致如下：

太平洋已经变成战场，不便航行。行李签上所写的洛伦索·马克斯如果真的就在非洲，那么就有可能把我们护送到非洲。不过，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从哪个港口乘船?乘哪国的船?何时起航?⋯⋯实在令人难以捉摸。

总之，大家如堕五里雾中，摸不到一点头绪。不过，大家对回国一事，已经有了希望和信心。

令人不可理解的是这个三角牧场的最高负责人贝利先生，他对一切情况总是守口如瓶。几乎每天傍晚我都要同他打网球，可他对这件事却缄口不言。最多说一句：“我没有接到任何指示，什么也不知道。”

美国国务院究竟打算怎样处理我们这些人呢?面对越来越动荡不安的美国局势，我们惴惴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六月上旬，贝利先生向大家传达指示：

“终于到了要分别的时候了，后天要把你们送到纽约，请大家做好准备。如有需要什么旅行用的东西，可提出来，以便给你们购买。”

这个消息，对我们这些在亚利桑那生活了将近四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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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夜夜盼望着回国的人们来说，真是喜出望外。但是，从离开檀香山就一直处于惊恐不安中的我们，毕竟没能发出坦率的欢笑，夫人们也只是互相在背地里喊嘁喳喳地表达了喜悦，孩子们却不愿走，说是在这里住惯了，不愿再到陌生的地方去。

另外，有几对多年来一直在总领事馆工作的老年夫妻，如今已有了第二代孩子，对回日本一事有些不安。他们对回到日本后的生活究竟会怎样，心中似乎没有底。

也有些人希望在战争结束之前，能继续留在这个“世外桃源”的亚利桑那。但我心里有鬼，则恨不得立即插翅回国，继续参加这千载难逢的战争。

大家把各自要买的东西写了单子，请贝利帮助购买。一旦要回国，想买点土特产品、纪念品，也是人之常情。不过，长长的单子大部分都被砍掉了，只允许购买旅行中必不可少的东西。我想：反正要被砍掉，干脆就多写几样。于是我就毫不客气地提出了如下申请：

“西服一套。”

“西服?嗯，穿工作服是有些不便，OK！”

“皮箱一个。”

“OK!” 。

“旅行用手提皮包一个，要好的。”

“OK,买买看。”

“衬衣两套。”

“OK。”

“OMEGA(欧米伽)牌手表一只。”

“NO。” (不行)

“手表也是旅行必需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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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必需品,但不必那么高级,Dollar-Watch(便宜手表)就可以了吧！”

“可以。”

“别的还有什么?”

“没有了。”

“哈哈哈⋯⋯你倒是个没有物质欲的人，哈哈哈⋯⋯”

他这一笑，我后悔了。悔没有再多要求一些，但已成了马后炮。

为了买东西，贝利先生驱车到塔克松市奔走了一整天，直到深夜才回来。据说他为了满足多数人的要求，除到塔克松市外，还跑了离该市几十海里外的其他市镇。

我们深深为他的诚恳所感动。他在交给我为我买来的东西时笑着说：“这个手提包是当前纽约最流行的样式，虽然有点贵，但请你能接受我的一点心意。”我对他的好意表示再次的感谢。我认为他的好意可能包含着这样的意思：“没想到你这个要引起麻烦的家伙总算没闹出事来，也给你一点起码的‘奖赏’吧!”

我把工作服、雕刻作品、石块、仙人掌以及用丝兰做的尺八①等等纪念品装了满满一皮箱。

我们将乘火车到纽约。当我们怀着万分感慨的心情要离开三角牧场时，马菲夫人、贝尼戈顿夫妻、萨姆和梅莉，都依依不舍地为我们送行，梅莉还高声喊着：“战争结束后，请你们再来！”我心里说：“如果没有战争，这是个多么好的地方呀！”

① 尺八：类似萧的日本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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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脱险

我们乘警备队的汽车来到塔克松市，准备从这里再换乘火车。接待我们的与来时不同，多是一些陌生人，但在我们上车时，也有两、三个同我们朝夕相处约达半年之久的队员在场。他们不断地挥手向我们告别。一切行李等也都是由他们给搬进了车厢，我们等于空着手上了车。这些队员尽管是奉命忠实地执行了任务，但他们对敌国人员始终能保持如此公正的态度，这不能不使我由衷地感叹。相形之下，我想到了日本的警宪，不知他们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留在日本的美国人的?这又不能不使我有所担心。

我们照例还是被软禁在普尔门式卧铺车里，既看不到其他乘客，也不能同他们谈话，只能凭窗眺望车外的风景，看累了就打个盹，醒了就再看，就这样在车上连续过了两天、三天、四天⋯⋯

我们所乘的客车曾多次在中途的主要车站被甩掉，然后又被挂到其他路线的列车上。就这样，经过多次的转运，绕过达拉斯、芝加哥，终于在六月中旬的一天早晨七点钟到达了纽约。

车站上，布满了大批警宪，戒备森严。大家正以疑虑的态度等待着指示时，贝利走过来向大家提出警告说：“由于群情激愤，在广大群众中也可能出现行动过激的人，对你们施加暴力，所以才采取了如此森严的戒备。不论出现任何情况，希望你们都能保持冷静。现在要去旅馆，很近，请大家集体行动，不要擅自离队。在你们的周围由警官组成人墙来护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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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话使我恍然大悟，也解开了我心中一直存在的谜——从夏威夷以来，在几次行程中之所以要对所去的目的地严守秘密，原来是为了这个。大概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没有在中途遭遇新闻记者的突击采访，平安无事地到达了这里。可是，纽约人却很敏感，也不知从哪里了解到珍珠港事件的罪魁祸首要来纽约，于是便想行动。当局得到了这一消息，急忙派来了大批警官。

由四名彪形警官挽臂组成的横队开路，我们则排成三路紧跟在后面，我在右侧，喜多总领事居中，一个第二代青年在左侧，妇女和儿童跟在我们的后面，外围则由两列警官护卫着前进。

市民们站在道路两旁，以异样的眼光盯着我们这一行人，不时地还可以听到“日本佬、日本佬”的喊喳声音。我们则以肃然的态度默默走着，妇女和儿童们低着头，无精打采地跟在后面。所幸中途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这可能是由于为数达几百名的警官所形成的气势，把群集的大众压制下去了。在警官的这次短距离护送中，现在我还能记得的事，有如下几点：

一、当时尽管只是走了不到十分钟的路，而我却觉得走了好长好长时间；二、纽约的街道并非象我所想象的那么干净；三、有个脸色苍白的老妇人站在街角上，若有所思地呆呆望着我们。也许是我的精神作用，那个老妇人的凄凉神情，直到如今还不能从我的印象中抹掉——从她的神情来看，也许是由于她的儿子至今还没有从珍珠港回来！⋯⋯

但我无暇理睬这些市民的憎恨和敌视，只顾走下去。

我们住在斯塔特拉饭店，从该饭店的屋顶俯瞰纽约的街道——行人如蚁，汽车如同火柴盒似的来往移动，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并未受到欧洲和太平洋战火的影响，街面依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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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繁华。远处朦胧可见的哈得孙河中，船舶云集，数不胜数。我心中暗自思忖：日本同拥有如此巨大物质财富的美国交战，要取得胜利，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当然，美国也有美国的弱点。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情非常焦躁，恨不得能马上回到日本，根据形势的需要再去参加战争。但我们在这里已经住了两天，究竟何日能乘上船，仍然无从得知。

从饭店服务员那里我们已听到了许许多多的传说：什么“不准檀香山领事馆的人员回国”啦，什么“日本驻美国的使领馆人员全都上了停泊在哈得孙河上的交换船”啦等等。

接着，我又听到了一些真假相掺的的传说：什么“只把森村留下，其他人准予回国”啦，什么“在国会，这件事已成了争议的焦点，主张把檀香山一行人全都扣下的意见占了上峰，所以，政府一直在向国会做着说服工作”啦等等。

啊，万事休矣！历尽千辛万苦来到这里，如今一切将化为泡影。要想化险为夷，已非个人力所能及，现在，除屈服于敌对国家的权力外已无路可走。

不过，更为苦恼的，是同胞们的怨言。我不断地听到同行人中有人有意识地旁敲侧击，说什么“都怨他干出那种事来”。啊，我太懊悔了，我再次领会到这些人的可同甘而不能共苦的品格，真应了“唯女人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句古语了。

在饭店里，冷冷清清的房间，对我来说，已经完全变成了牢房。我躺在床上，索然无味地听着走廊里人们来回行走的脚步声。

啊，我是个多么愚蠢的跳梁小丑呀！我已经成为被全世界人民所唾弃的、被同胞们所厌恶的、没有立锥之地的人了。但我又觉得不能怪自己：我只是抽中了这个反正应该有人抽去的倒霉签罢了。我甚至自我安慰：自己毕竟出色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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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任务，而且是唯一的一个战胜美国联邦调查局、战胜美国海军的人。想到这些，我安然地进入了梦乡。

当天下午四点过后，贝利突然来到我的房间说道：

“森村，上船去！”

“真怪，要把我一个人带到什么地方去呢！”我边想边在众目睽睽之下跟在贝利的后面走了出去。我觉得，在这样的时刻，决不能露出胆怯的样子，因而我有意识地昂然走了出去。

从饭店到码头的距离并不远，但我对在这段路途中出现的事情以及沿途的风景，已经毫无印象了。这足以证明当时我不平静的心情是多么忐忑不安。

喜多总领事正在码头等着我。我凭直觉意识到自己也能回国了。但是，从檀香山以来，几经喜怒哀乐的逆转，我的心已象紧闭的贝壳，紧紧地锁住了内心的喜悦。

我们坐上汽艇，离开纽约，朝西边的哈得孙河驶去。这时，正当夕阳西下，余辉晃得我睁不开眼睛。我用手遮着阳光，遥望着停靠在哈得孙河中流的白色交换船。我定神细看，船尾上写有“格里普斯霍尔姆号”的字样，船舷上标有绿十字，桅杆顶上挂有瑞典国旗。甲板上有很多撤退者手扶着栏杆，朝这边张望着。船已经起锚，舷梯也吊起来了，船已顺流开始徐徐滑行。汽艇朝该船奔驰过去，在船尾吊着一个绳梯。这时船上许多人在喊：“快上来！”我首先让身体笨壮的喜多总领事爬了上去，接着我的两手也抓住了梯绳，当我的一只脚刚刚踩上绳梯将重心移过去的时候，发动机在船尾处已发出轰鸣，卷起了很大的漩涡，船已经开始前进了。

在甲板上，见到了离别两年的大使、公使和各位领事。我问一位相识的年轻领事：“大家都上了这只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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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大家都在船上，你是最后一个，正惦念着你呢！”“让大家挂心了，实在对不起。”

对于大家的关怀，我真是由衷地感谢。大家围在我和喜多总领事的周围，异口同声地说：

“太好啦，太好啦！”

但由于船是中立国的船，不便说些无用的话，大家也只能缄默地用眉眼示意。

这艘轮船，确是首次撤退人员的交换船——“格里普斯霍尔姆号”，以野村大使为首的驻美使领馆人员、商人和民间人士都乘上了这艘船，还准备到南美的里约热内卢去收容驻南美的日本人，然后绕道南非的开普敦，到洛伦索·马克斯港，在那里同来自日本、也同样载着驻日美国使领馆人员和民间人士的“镰仓丸”进行交换，待双方人员换乘后，各船再按原来的航线返回原地。

直到现在，我还有一件不能理解的事——当时美国本来要把我扣留下来，但不知为什么在最后关头又勉强把我释放了?

根据我个人所能想到的理由，大概有以下几点：

第一，据传说，野村大使当时采取了强硬态度，强调若不把使领馆人员全部交还，就不能开船。这是因为野村大使本身就是海军出身，他对情报工作有所理解；再就是他不能失掉作为一个驻外国最高领导者必须对其部下的人身安全负责到底的威信。

第二，如果美国继续将我扣留，就会招惹日本给予报复——同样地扣留美国驻日使领馆人员。

第三，如果夏威夷谍报的全部情况暴露了，就会追究驻夏威夷军政人员的责任，甚至会波及到追究政府的责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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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尽管国会和民心有所激愤，但美国政府考虑到，与其因此而引起无益的混乱，倒不如以“勿忘珍珠港”的战斗口号来激起国民投入战争更为明智。

就这样，一代间谍——森村，终于得到生还，可以安安稳稳地躺在“格里普斯霍尔姆号”船舱的一角了。

7.航海

“格里普斯霍尔姆号”轮船之所以急于起航，是有其理由的。因为这艘船所要通过的航线和日期，已经通过中立国通告德、日两国的潜艇，以求得到航海的安全。为此，白天以绿十字做标志，夜间则挂起十字型的彩灯。如果错过了预定的日期和航线，就有可能被当做伪装船而遭袭击。所以，必须严守事先通告的日程。但是，也难于保证在战争中已打红了眼的日、德潜艇绝对不进行攻击。所以，“格里普斯霍尔姆号”客轮始终是在提心吊胆中航行的。离开里约热内卢后，一路南下，极力避开作战地区，沿着南极的洋面航行。

但是，这对我来说倒够不上什么不安，同过去的不安相比，即便这是一次阴影笼罩了全船的航海，我却觉得象是在逸趣横生的仙境遨游。从一年半的紧张生活中获得了解放，才觉察到在人生中还有这样宁静的日日夜夜。轮船离海岸越来越远了，他们再也不可能把我叫回去了。但是，在世界中到处都有敌国，我一面提醒自己必须谨言慎行、不能疏忽大意，一面尽情地沉醉在再生的喜悦中。

为了消磨航海中的无聊时光，我尽力地去玩套圈或打甲板高尔夫球。出了汗，就到瑞典轮船特有的蒸气浴去洗个澡，然后享受一杯鸡尾酒。一般人由于不做运动而闲极无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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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晚上总要开个游艺晚会，有的唱歌，有的演奏口琴等等。其中表演得最出色的要算是平冈养一氏的木琴演奏了。但演奏毕竟受乘客们情绪的影响，总有些忧郁沉闷的情调。

南溟的上空，笼罩着浓云；阴暗的大海，凉气袭人；巨浪的翻腾喧嚣，总是让人觉得已经到了海角天涯。曾经使麦哲伦①和达·伽马②的帆船倍受折磨的这片大海，如今依然同往昔一样使乘客感到心神不宁——既看不到陆地，也看不见岛屿，只能看到成群的信天翁在茫茫无际的海空中狂飞乱舞。这纯白如玉的大鸟，也许是想热情陪伴远方来的稀客，昼夜不停地追赶着轮船、毫不疲倦地飞翔着。有的偶尔落在甲板上稍事休息，那精灵的眼神好象已幻化出远方南极的冰山。当我接触到这些不怕人的野生动物，才意识到自己身处遥远的异乡。

这些信天翁绕过开普敦后，随着纬度的减少、气温的上升，便渐渐离去了。此时，客轮已进入印度洋，沿非洲的东海岸向北驶进。

来自日本的“镰仓丸”已先期到达了洛伦索·马克斯。换乘时，日美双方人员各成一行，沿着中间用栅栏隔开的通道两侧，逆行着到各自方面的交换船。在逆行间我发现日本人携带的物品要比美国人的好得多，从美国人携带物品的低劣，可以明显地看出日本的国力已经相当低下。他们的随身物品，都装在一个粗糙的皮包或布制椭圆形的口袋里，而我们却都拿着很漂亮的皮箱，穿着高档的服装。从双方物品质量之悬殊可以想见，日本已实行经济统制，不生产高档物品了，因而买不到优质的东西。当然，携带高档物品不一定就值得夸耀，但由此完全可以看出两国在国力上的强弱。日本就

① 麦哲伦:(Fernao de Magalhaes,约1480—1521),葡萄牙航海家。

② 达·伽马(Vas Co da Gama,约1469—1524),葡萄牙航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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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向这样一个物资富裕、具有实力的美国进行了挑战，显然，只靠珍珠港的一击，是根本不可能制伏这个巨大的国家的。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打这场战争呢?我既着急又担心，恨不能立即飞回日本，彻底了解一下战况。

我已经有八个月没有听广播和看报纸了，既不知道日本已经占领了马尼拉和新加坡，也不知道六月间日本在中途岛吃了败仗。换乘到“镰仓丸”后，才从报纸上看到天皇的宣战诏书。我危襟正坐在无人的上甲板上，恭谨地拜读了宣战诏书。我反复地读了两三次，不知不觉间已感动得热泪盈眶，禁不住当即面向东方，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做了祈祷。但是，从我的真实感情来说，却有一种想不通的情绪，我愿意在这里坦率地说出来——我本来就是一个经历较短、未能彻底领会军人精神的年轻晚辈，因而此时此刻，不仅缺乏对宣战诏书的忠诚心，而且还产生了批判诏书的妄想。我认为诏书的主要宗旨，归纳起来不外乎如下三点：

一、陛下始终是关心世界和平的；

二、美英扰乱了东亚的和平；

三、故此不得不对美英宣战以解放东亚。

关于第一点，我认为确实如此；而第二点从具体事实来说，也不过是因为美国对蒋介石政权进行了援助，于是便不得不按第三点所述而诉诸武力。我总觉得这个开战的理由是勉强的，战争目的也是茫然的。特别使我感到不安的是日本的军事战略，在国家的远大政策还没有确立之前，就急于“袭击珍珠港”，是有些冒进了。

在交换船停靠在洛伦索·马克斯港期间，我们获得了几小时的上陆许可。这里地处南纬二十几度，气候温暖、绿树成荫、鲜花遍地、芬芳宜人，实在是个好地方。可是，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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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著人照例被赶到了内地，好地方都被白人占据着。从他们兴致勃勃地打着草坪场地硬式网球的情景看，确实使人感到这个地方是别有洞天，但我又不免气愤地想到，象葡萄牙这样一个弱小国家，也在世界各地恣意侵略，并把这些地方作为它的殖民地而永久霸占着，这难道是公平的吗?而日本今天也想仿效他人的办法，以武力来解决存在于世界的不公平，难道这种做法能说是正确的吗?然而，日本却自以为是地正在不断地扩展着它的武力范围。

在“镰仓丸”横渡印度洋这段期间，我贪婪地阅读了所有报纸。当船抵达新加坡时，我亲眼看到一批赤背的俘虏正在荒芜的港内劳动的情景，才真正相信了日本在南进政策中确实有了“收获”。

“镰仓丸”一路朝着祖国急驶。中途在越过巴士海峡的时候，曾一度为有可能受到敌潜艇的攻击而紧张过，但最终还是平安无事地到达了横滨港，日期是昭和十七年(1942).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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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国破山河在

1.归国

八月十九日，“镰仓丸”开始减速，终于在横滨码头靠岸了！发动机的震动声已经完全消失，我躺在蚕棚似的床上，谛听着来自码头的欢呼声。

我长吁了一口气，一种轻松感油然而生：

“我终于回来了！如今已经确确实实地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再也不会受到任何迫害了！”

身陷敌国的十七个月里，不论上下汽车还是乘轮船、飞机，我无时无刻不在神经过敏地警惕着那些不露形影的税关、警官、联邦调查局和警备队员等敌人，现在我终于再也不用担心这些人了。

码头上已经挤满了欢迎的人群。

“××君,我在这里呢!”

“喂,××君在这里哪!”

呼叫朋友、妻子、儿女的声音此起彼伏，响成一片。这声音，既象是对等待多年好不容易才回来、但又唯恐回不来的亲人们的欢迎，又象是为穿过硝烟战火、航行几千海里、终于幸运归来的“镰仓丸”而祝福。

船上的人们从栏杆上探出身子，就象挂在船舷上的累累果实，使劲地挥动着手臂。我从这些人的后面，也望了一下码头上的人群，当然，对于我这样一个早在战争前就与家里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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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皆无的人，根本不会有人来迎接的，如果有的话，那也只能是祖国的山河。我的心就象这天的阴雨天气一样阴郁。但我也担心祖国的山河，她对我这样一个为发动战争起导火线作用的人，会不会真的欢迎呢?⋯⋯

更使我难过的是，不知为什么当我一接触到祖国的风物，立刻就想到了日本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说实在的，在我这个见过二十七个国家的文明风物的人眼里，说什么也反映不出日本是个能够征服世界的国家。这个灰色的日本，将来究竟会怎么样呢?⋯⋯我的心情如同“自己给自己房子放了火，而又在考虑房子全部烧掉后将如何是好”的道理一样地沉重。其实，我只是一个“只要能摸清敌情就算完成了任务的彻头彻尾的间谍”，至于“国家的将来怎么办”，那是国家领导人所考虑的大事，一个微不足道的间谍，根本没有资格介入这种领域⋯⋯但是，我这个“反面人物”总还是有一种忧国忧民的感情……

当我把目光移向船首的一刹那，不由得在内心里“啊”了一声。在船首的正下面，那不是军令部第五科的首席参谋无着中佐吗！他正脱掉雨衣站在细雨绵绵的码头上，独自默默地抬着头往这边张望着。

我急忙走到船首向他致以目礼，感激得我简直要流出泪来。我能得到这样一个全面掌握对美情报的首席参谋的迎接，要比成千上万人为我欢呼而更为高兴，这才是对我的至高无上的奖赏。我再一次体会到“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的内涵。我就是为了这一瞬的“感激”，甘心情愿地把生死置之于度外而去工作的。

可惜的是，后来无着中佐在停战的同时，以当俘虏为耻辱而剖腹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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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坐上闷热、有萝卜咸菜味的省线电车①到了东京，可是却没有赖以栖身的地方。我和喜多总领事只好暂且住进新桥车站附近的第一旅馆，以便再想安身之计。尽管正值八月夏令，房间既狭小而又闷热，但对我来说，简直如同天堂似的安乐窝了。

第二天，我到军令部去报到，没想到军令部的警卫与当年大不相同，执行规章非常严格。由于我的身分已变成了一个老百姓，不再是属于军令部的人员，只好在门卫处填写了会客单，静待指示。

军令部之所以如此戒备森严，是因为海军在这年六月的中途岛作战中吃了败仗。海军当局虽然在竭力封锁这一消息，但忧郁的阴云显然已无情地笼罩着军令部。日本海军满以为有关中途岛的作战计划决不会泄露，可是，却被敌人事先侦知了。这样一来，就怀疑军令部内部可能打入了敌国的间谍，于是便对在这个部里工作的人员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清查，特别是对与打字员有交往的人甚至对其家属的住宅都进行了搜查，结果没有抓到任何证据而徒劳一场。同时这种搜查又殃及了来访者——凡是到军令部来的人，都成了被监视的对象。说起这些事似乎令人可笑，但在当时确是如此。

关于在中途岛吃败仗的事，直到第二年我在审讯俘虏过程中，才弄清楚日本的作战行动，原来是被敌人的新式武器——雷达给侦知了。记得在开战前的十月份，我曾打电报向东京报告了在敌人的战列舰和重型巡洋舰的桅杆上，装有一个桁架型象是新式武器的东西。没想到，那就是雷达！

次席参谋中岛中佐，在位于走廊一角的一个办公桌前召见了我。我坐在他的对面做了简单的报告。他告诉我，战场

① 省线电车：日本铁道省经营的国营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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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移到南太平洋，日本的海军力量已达不到夏威夷了。

我从被扣留以来即被断绝了一切消息的来源，所以这次回来不但没有给军令部带回可供参考的情报，反而要从中岛参谋那里聆听有关袭击珍珠港的战果情况，但看来中岛参谋也没有掌握更确切的资料。

我不揣冒昧地问中岛参谋：

“当时，为什么没有进行反复的攻击给它来个彻底的打击?我曾期待着能有后续的陆军部队登陆，占领夏威夷，把三十万美国人作为人质进行抗战⋯⋯如果能这样用兵，就会使夏威夷形成一个特殊的环境，即使美军再强大，恐怕也无法下手。为此，我还曾调查了地方船舶的载运能力等⋯⋯”

“不，还是不要谈过去吧！”

中岛参谋劝诫我之后，又说：

“……当时也许确实存在着反复攻击的机会，但那是司令官所考虑的问题，事后其他的人再谈论这种用兵的问题是不恰当的。不过，你刚才所提的看法，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例如，日本从哪里弄石油?三十万人用的粮食怎么办?运送陆军的船只如何筹措?说到底，日本没有这个能力呀！还有，在攻击时，无论如何也要有两三艘万吨级油轮，而我们却没有⋯⋯吉川君，给珍珠港敲打一下，也就可以了。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你是个建立了卓越功勋的人，工作做得出类拔萃，你作为一个幸存者本来应该给你特别晋升两级。……但是，现在海军已经出现了许多阵亡者，这样一来，幸存者的事宜就得缓办，这一点恐怕你也是能够理解的。总之，你干得很出色，辛苦啦。可是，今后你有什么打算呀?”

“是，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愿意回来。”

“是啊，还有许多话要和你谈⋯⋯你先暂且休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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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有了固定的住处以后，再把地址告诉我。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中岛参谋说完后就到里面的办公室去了。而我的“老巢”已经不再允许我进去了⋯⋯

目前的珍珠港又怎么样了呢?据说已完全恢复了原状，作为美军的反攻基地，成了一个不准敌人越雷池一步的坚不可摧的大要塞。

2.寻访昔日女友

有一天，我随着喜多总领事来到了上野的一个喜多过去所熟识的，不，也许关系更密切的小饭馆。

一个打扮得很漂亮，满身飘着余香的老板娘见到我们从汽车上下来，急忙向前打招呼说：

“呀，欢迎您！已经等您多时了！”

老板娘热情寒暄后便把我们让进了二楼的一个客厅。我记得上楼时走过的楼梯有些陡，还稍有些发暗。

气质一向豪爽的喜多，没等坐下就说：

“老板娘，今天我带来一位全国首屈一指的、建立了卓越功勋的人，你可得给弄点好吃的。是吧?森村君！不、不是⋯⋯吉川君。总之，多给来点酒，可不要象上次那样，只给两瓶。”

“是，给您预备下了。可是，这位?”

“这位就是森村君，就是在珍珠港搞秘密工作的幸存者，荣获特别晋升两级的那位！老板娘你也学着点，别只顾搞非法经营，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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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您说得出口！只顾利用非法经营的，还不是您?”老板娘反驳了喜多总领事后，又面向我说：

“初次见面，欢迎您光顾。祝贺您平安归来。您是不是同喜多先生一起回来的呀⋯⋯”

“是，在喜多先生的关怀下才回来的。”

老板娘走后不多时，就给端来了酒、生鱼片、鸡和肉等菜肴。

在食物日趋紧张的日本，能吃到今天这样的丰盛菜肴，这还是我回到日本后的第一次。我暗自思忖：在某种特殊的地方，东西还是有的⋯⋯”

酒过三巡之后，我对喜多总领事说：

“总领事，您在亚利桑那雕刻的女人像，是不是就是她呀?”

“哈哈哈……那只是对日本女性怀念的一种乡愁罢了。”

“当时您穿着一条牛仔裤，戴着一顶墨西哥帽，专心致志地在雕刻着‘圣木’……”

喜多总领事听到此，感慨地哈哈大笑说：

“⋯⋯我还以为在那里要住上十年呢，没想到这么快就能回来……”

我不由自主地回答了一句：

“当时，联邦调查局的审问，就连我也有些招架不住了……”

“彼此彼此呀！”接着他又说：“今天把你请来，有件事想同你商量⋯⋯”

他把一杯已经有些凉了的酒一饮而尽，然后给我斟上，又斟满了自己的酒杯，看了看我说：

“你想回军令部，还是去外务省?我可能到中国或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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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任职，你如果能到外务省来，咱们一起去好不好?我认为，在这种时候，暂且站在局外观察一下战局的发展为好，这不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是比较合适的⋯⋯”

“不，我还是想回军令部，我想为战争再尽一臂之力，死而后已。”

我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决心。

喜多总领事听后只说了句：“是吗?”脸色一瞬间沉了下来，可是，马上又恢复了他的爽朗，喊道：

“老板娘，没有酒啦！老板娘！”

唉！当时喜多对我所说的那些含蓄的话，在今天回想起来，由于自己的幼稚和天真，确实没能深刻理解。

这是因为当时我还没能察觉到：军事当局对于在战争中从外国撤退回来的人，几乎都不予信任，不是给栽上应负挑起战争的主要责任，就是怀疑有可能被敌国谍报机构以某种手段进行了反利用。所以，对这些人不是免除其重要职务，就是派到偏僻的地方去，或者放逐到海外。由此可见，身居国家中枢的人物，为了“保帅”，不惜采取一切残酷手段来“舍卒”。这在我这个当时年纪还轻、见识肤浅的人来说，是不会理解的。当然，这也只是在事后才揣摸出来的。

当时，从多次的谈话来看，我个人的出路，不外乎如下三条：

(一)以外务省人员的身分，放逐到海外；

(二)为防止国家机密的泄露，以司政官①的名义派到南洋的新几内亚去送命；

(三)作为技工留在军令部，去干他人所干不了的工作。

① 司政官：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派赴南洋占领区的地方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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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我天真幼稚、缺乏世故，最后还是选择了第三条道路。

于是，我便在吉凶难卜的情况下，又回到了军令部的老巢，继续干起了综合各种资料，推算敌军兵力的工作。

我上班后不几天，绕了世界一周的行李包，被送到我所住的旅馆前厅休息室。看来美国警宪彻底搜查了我在夏威夷的住室，然后把一些无关紧要的日常用具给装箱运来了。仔细一看，带短波收音机的电唱机、炊事用具、被褥等物品以及我曾用来乔装的、在日本根本无法穿着的花哨衣服，也都装进用铁箍紧固的木箱里给运来了。箱子上面用英文写着“寄往东京，森村收”。尽管这都是些破烂，但对我来说，这还是有“历史性”的、值得怀念的东西。可我却对这些箱子既不想整理，也觉得没有必要整理，便搁置在一边了。

由于我没有长期住旅馆的经济能力，便常常信步街头，想去找个公寓。人往往有个恋旧的怪毛病，只要没有什么特殊的忌讳，总还是想到曾经住过的地方或其附近去住。

我从涩谷坐上井头线的电车，一路上不断地留神物色着适合于我的地方。我发现在代田二丁目附近有个红松林，很幽雅。恰巧在松林的对面，有个很适合我住的公寓，主人是个从美国回来的人，他对于日本在非常时期所施行的防空演习呀、灯火管制呀等等，感到非常厌烦，他欢迎单身的男客，所以没费力气就把房子租下了。于是，我便住进了这个公寓二楼的一个房间。

我做梦也没想到。事后发现。就在两三年前还曾一心同我谈情说爱、使我在内心里恋慕不已的女人，曾在这附近住过。

昭和十七年(1942)的九月，是日本还充满着胜利希望的时期——战争还没有达到那么残酷的程度，日本的进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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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在南洋进展得很顺利，在雄壮的《军舰进行曲》①的音乐声中，电台广播员不断地在向国民报告着日本在各条战线上所取得的辉煌战果。就是在这个时期的某一天，我想去探访-她们姊妹俩的娘家——赤坂的高级饭馆。

午饭前的饭馆是静悄悄的。我透过庭院的树丛往里一望，有个穿着扎腿式劳动服的年轻女人，正在用一根从长竹子导水管流下的水，用心地擦拭着格子门。四周很肃静，她可能是为夜间的特定宴席做准备。我用脚尖小心翼翼地踩着院内刚刚洒过水的石头甬道走过去，向她搭了话：

“早上好!”

这个女人闻声回过头来，对我这个不象是客人的人，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之后，脸上显出诧异的神色，轻轻地点了点头。

“请问，时冈先生的家是在这里吧！”

“是,是这里,您是⋯⋯”

“我⋯⋯我想见一下小姐⋯⋯”

“是吗?那么，请您等一下。”

这女人说完后，就进到里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