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新加坡设立妇孺救助机构的影响和意义

在保良局成立之前，华人的公益事业以乡土情结为导向，主要按照个人意志，同殖民地政府的联系较为疏离，除了一些惠及全民的公共事业，如陈笃生的笃生医院、陈金声的自来水工程、胡璇泽的南生花园等，主要围绕同乡宗亲展开，即便是师出同源的华文教育，福建（籍）人喜欢在福建（籍）人开设的学堂学习，广东（籍）人则偏好在广东（籍）人的学堂就学。

设立妇孺救助机构

胡璇泽帮助的三位妇女都是来自于广东省，与其称得上是同乡，他的这项慈善行为出于乡情的牵绊，还未延展至对广泛的华人妇女的怜悯和救助。在新加坡，有关帮助受害的华人女性问题上，英国殖民政府同中国领事馆的目标是一致的，双方达成共识，保良局正是他们合作的产物，然而这种合作并非是对等的。

1885年，保良局经时任驻新领事左秉隆的倡议而成立，其权责主要是为华人妇女和女孩提供庇护，但它隶属华民护卫司署，中国政府驻新领事馆对其不享有丝毫的领导权。

频年香港贩幼女来坡，卖入妓院者，踵相接，领事悯之，率同华绅言于英总督允下，护卫司议章保护，投保良局，以时查察，于是此风小息。”

保良局成立的本意，是为了解救、保护被拐至新加坡的中国妇孺。中国的传统礼教对于妇女的压迫非常沉重，中国妇女很重视自己的贞洁，即使身处异乡也是如此，甚至不惜以死明志。中国官员对于华人妇女的想法较为了解，知道沦落为妓女或者有损名节对于有些华人妇女来说比死亡还痛苦，故有解救他们的想法。

虽然保良局的提议出自中国领事，但由于清政府的国际地位低下，这项事业最终由在英国殖民政府来主导，而中国领事馆及其官员仅能从旁协助，主要表现在提供一些解救和安置的对策上，“左秉隆曾提议将被解救的女孩先收容在社会上受人尊敬的人家中，为英国殖民政府接受并付诸实践”。

英国殖民政府为保良局提供了一定的经费支持，1891年保良局获得殖民政府提供的1000洋元慈善津贴，1898年又获得了1030洋元的补充投入。

英国殖民官员之所以应允保良局的存在并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主要是为了美化他在新加坡的殖民统治。

中国幼女沦落风尘，正在引起殖民政府的警觉，“长久以来，许多年轻女孩仍然留在妓院的街道和街区，而这些年轻女孩正被抚养成为妓女”。

英国殖民政府还借助保良局干预华人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方向，引导原先多限制在同祖籍地族群中的华人慈善行为打破区域界线，向整个华人群体辐射，以增强华人的新加坡意识。

1899年1月，保良局将其收支情况公示在《叻报》上：“一收闽帮绅商捐助六百四十八元，一收潮州绅商捐助六百三十元，一收粤客琼三籍捐助六百四十九元。”

新加坡华人绅商的民间捐款是保良局得以维持的重要财源，而这些绅商的祖籍地各有不同，达到了英国殖民政府加强消除华人祖籍地界限的目的。新加坡华人的公益事业朝着殖民政府的理想状态“生长”，华人事务的自治程度受到一定干扰。

针对被拐的中国妇孺，保良局主要听从华民护卫司署的安排，协力通过预防和补救两方面举措，救助陷于危险境地的华人妇孺。当时这些被拐的中国妇孺主要通过香港来新，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同属于英国殖民地，两地展开合作，香港船政司在由赴新的轮船启航前录好口供，询问出洋原因并收取照片。

在中国女性到达新加坡后，华民护卫司署对她们严格询问，核对口供。

如果口供不一，则将其“扣留候讯”。人贩子诡计多端，为避免拐卖失利，便提前教唆被诱拐妇孺口径一致，多称来新加坡寻亲，华民护卫司署还能做到“于初到时亲自细诘，无不洞破诡谋，立置之法。”

华民护卫司署在辨明中国妇孺来新的情况时较为细心，避免了一些悲剧的重演，并及时折损，“将子女安置备资，发遣内地，通知原籍，该亲承认骨肉既离使其复聚完全”。

一部分女孩幸运地回到中国国内，“仅在这一年中，就有71名妇女和儿童在保良局找到了一个临时住所，其中40人被送回中国或其他地方的家中”；还有一部分女孩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回国，她们就被统一安置，“妓馆藏蓄幼女，一经查出，发交该局，及时择配”。英国殖民政府将保良局收容这些女孩（也包括一些妇女）的场所称为社会之“家”。

仅在1894年，共有138名妇孺为社会之“家”所收容。社会之“家”为这些无依无靠的女孩提供容身之所，待其到了适婚年龄，还会为在尊重她们意愿的前提下，为其寻觅合适的伴侣，并且多是良配。

自保良局成立以来，许多年轻女孩已经从声名狼藉的人手中被“拘留”至社会之“家”中。其中五名女孩现已结婚，而剩下的达到适婚年龄的女孩，保良局委员会已在会议上决定为她们寻找合适的丈夫。

未婚的年轻有为的年轻人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进入婚姻状态。作为防止不良后果的预防措施，委员会要求提供令人满意的安全保障，以确保婚姻的永久结合和女孩在婚后的良好待遇。

在保良局，这些被拐的女孩得到了优待，“有一名时年十二岁的少女蔡宝玉，因为出入妓院而被保良局收养，等她成年以后由保良局为她安排婚姻”。

综合当时的新闻报道，这些受害女孩所嫁的对象都是华人男子，经保良局一定的筛选，人品不错，经济尚可，才能保证女孩日后过上较为安定的生活，符合保良局缔结良缘的要求。此处也反映出了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新变化，中国封建礼教对于妇女的荼毒程度减轻，部分华人男性并不介意妻子昔日的名节有亏，而失足女孩能有改过自新的途径和机会。

保良局的工作并不是到此便结束了，他们还要考察婚后男方的表现，以确保女方能过上真正安稳的生活。

起初，每隔一周传问男女双方一次，若查出女方有不惬意或被虐待的情况，其丈夫必然要受到严惩。经过一定的考察后，双方如果能和谐生活，保良局便将传问改为两周一次、一月一次直到保良局认为再也不用考察为止。可见保良局对于这些女孩的关注度之强和保护期之长。

英国殖民政府指望着妓院增加财政收入，并未从根本上绝禁上这项行当。相比解救被拐的中国妇孺，保良局救助华人妓女的手段主要以保护她们的健康和人身安全为主。

在十九世纪的新加坡，华人中男女数量悬殊，故娼妓业很有“市场”，妓女和妓院是合法的存在，由殖民政府统一管理。自华民护卫司署成立后，管理妓院的任务就被专门委派给它，这主要是因为妓女数量众多，又以华人妇女为主。

“本坡娼寮向为护卫衙司管辖叻地各娼寮内多不洁，故昨已函至护署请饬各寮龟鸨等，嗣后娼寮厅不准厕，俾免香臭混淆，而楼上所间之巷亦须与楼窓同宽，至各妓之房亦须令其通气。”英国殖民政府指望着妓院增加财政收入，并未从根本上绝禁上这项行当。

对于自愿从事这一行业的妇女来说，不大存在解救她们的情况，华民护卫司署便从改善她们的居住环境着手，通过扩大生活空间，加强空气流通，注重公共卫生，一定程度上保护她们的健康安全。

英国殖民政府还规定“华民护卫司有权突袭检查娼寮，经营娼寮必须先注册申请营业执照，对强迫虐待妓女和强迫妓女接客的鸨母进行逮捕和罚款”，一定程度上保护妓女的人身安全。英国殖民政府将经营妓院视为一项产业，维护妓女的健康归根到底是为了保证自身的利益。

新加坡保良局的工作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在新加坡社会发挥了较为正面的意义，有舆论专门叙述了保良局救助女孩和女性的事迹，并强烈呼吁商业界支持该机构的工作，大量捐款，以保证它的善行能生生不息。

令人遗憾的是，英国殖民政府依靠保良局收获了在华人社会当中的名声，而亦有出力的中国驻新加坡领事馆的功绩却往往被忽视。

新加坡保良局由英国殖民政府所控制，其本质仍是英国殖民政府分割驻新领事馆对当地中国人行使管辖职权的工具。英国殖民政府开始重视新加坡华人的妇孺救助事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殖民统治，借助公益事业一面争取新加坡华人社会对英国殖民政府的好感，另一面淡化新加坡华人同中国政府的联系和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