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语道破：把人气笑的Tik Tok听证会上，美国议员被“支配”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沈逸】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逸语道破，本期主题聊聊刚结束的Tik Tok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

整体感觉，这场听证会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一群被“红色恐惧”笼罩和支配的议员，争先恐后地用各种充满了“陷阱”、“误解”、“似是而非的想象”的问题，“表演”着对美国国家安全以及美国民众合法权益，尤其是“儿童”/“成年人保护”为代表的合法权益的“关切”，展示对中国的“强势”，但在无意间让全球观众看到了美国国会这批议员的无知、傲慢、粗鄙，以及难以掩盖的自以为是。

有媒体指出，原本美国设计的国会听证制度，是一种比较有特色的沟通机制：国会议员带着问题来，通过听证会的沟通与交流，化解误会，传递信息，增进了解，从而确保掌握立法权的精英，最终能够根据事实本身的真相，而非误解，来制定法律、推动政策，最终实现“善治”。

但是，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听证会变成了议员们的“舞台”，议员不是在提问，而是在“表演”，参加听证会的Tik Tok CEO甚至无法把话讲完，每当他试图展开对事实的论述，并纠正提问者明显的错误认知时，他的发言就会被打断，被要求以“是”或者“不是”来进行所谓的“回答”。

听证会后，TikTok上满是吐槽、玩梗视频

这种场面，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华盛顿，出现在国会山了。对多数关注美国政治的人来说，这种现象让人们不断回忆起以提出“历史终结论”而著名的福山教授的另一个论断，即美国正在出现亨廷顿笔下的“政治衰朽”。美国政治制度内部的深沉矛盾，精英阶层集体上演的劣质政治狂欢戏码，一次又一次刷新了美国政治表演的下限与底限，确实令人感慨。

如西方媒体自己所报道的那样，这次针对Tik Tok的国会听证会，体现出了非常典型的“红色恐慌”笼罩下的美国国会精英的集体政治焦虑，甚至是某种丝毫不加掩饰的歇斯底里。他们用想象中的场景，描绘他们心目中的威胁：Tik Tok，这个由中国公司字节跳动创建的子公司，正在用各种方式，搜集和获取美国用户的各种数据，并随时将其交给中国政府进行情报分析或者内容审核。

讽刺的是，他们对这种景象的描述，具有典型的“镜像”效应。因为迄今为止，大量证据证明，在网络空间进行数据拦截、内容监控、信息操控，继而将互联网新媒体当做美国外交工具，威胁他国网络安全的，正是美国政府。至于Tik Tok，一如参与听证会的Tik Tok CEO反复强调的，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能够明确证明美国议员的所谓指控。

自负且无知，不止一次表现在美国议员理直气壮且气势汹汹的提问中，听证会上一些经典提问，诸如“Tik Tok是否会访问WiFi”，“Tik Tok的太阳镜滤镜为啥要知道人眼的位置”，“中国政府可以要求中国人提交信息与数据”等等，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引发无数吐槽。

很明显，参会的议员中，即使不说100%，至少绝大多数，既不屑于熟悉信息技术，也没有兴趣了解社交媒体软件，更没有意愿认真思考如何推动对网络空间相关应用的建设性治理，他们感兴趣的，就是不断地表演，表演，以及表演。通过这种表演，展现自己的权力和权威，并达成他们自我认为的认真对待所谓美国国家安全威胁，保护美国民众合法权益的政治性成就，继而为自己赢得相应的政治筹码。

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国会议员的平均年龄，众议员为58岁，参议员65岁。535名参众议员，使用Tik Tok的人不完全统计只有32人。而就Tik Tok的用户分布而言，18-34岁的美国人，有59%使用Tik Tok；35-49岁的美国人，46%在使用；50-64岁的美国人，29%在使用；65岁以上有13%使用。

很显然，国会议员在听证会上的表现，就像是“囧司徒”等脱口秀节目中讽刺过的，是一群口齿不清的“爷爷奶奶”，按照其实已经被这个时代淘汰的标准和方法，在热切乃至迫切地表达着“对下一代的关爱”，而全然不顾被关爱者的真实需求，也不知道所谓的关爱，充斥着“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魔幻与荒诞。

更多的统计数据显示，党派分布与对待Tik Tok的态度呈显著相关性。具体来说，在美国国会，支持禁令的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多得多。在民主党一侧，议员主要分成两派，一部分支持禁令，一部分观望，敦促拜登密切审查Tik Tok；但还有极少数的议员，比如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鲍曼（Jamaal Bowman）就高调反对禁令。在共和党一侧，议员对封禁Tik Tok的议题，则呈现压倒性的优势。同时，在州一层，33个州已经通过各种禁令要用不同方式，在不同维度，对Tik Tok实施不同程度的封堵，其中有25个是所谓的红色州，即共和党控制的州，8个是民主党控制的蓝色州。

造成这种鲜明的党派分别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共和党的“特朗普化”，议员试图仿效特朗普的风格，以讨好被认为具有日趋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的本党选民；另一部分原因，也是更加重要的原因，是Tik Tok的商业竞争对手的敌意游说，其中最典型的是以运营Facebook而成名，但在短视频领域迟迟无法突破，面临竞争压力和生存焦虑的Metas。

TikTok在2020年的下载量就已经超越Facebook，2018年下载量超越Instagram

2022年3月，《华盛顿邮报》就刊发了一篇报道，标题就是“脸书付费给共和党公司诋毁Tik Tok”。该报道称，脸书的母公司“元宇宙”（Meta）雇佣了一家与共和党关系密切的知名咨询公司“Targeted Victory”，策划出一系列“反Tik Tok”运动，把这款快速发展、总部在北京的企业所控制的APP描绘成对美国儿童和社会的威胁，“进而帮助打压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

“Targeted Victory”公司是美国最大战略咨询公司之一，为共和党提供服务。报道称，这场针对Tik Tok的行动，其主要策略就是“镜像反射”，把曾在脸书上出现的不良内容说成是Tik Tok上的内容，比如“打老师挑战”“偷窃挑战”等，策划大量文章进行传播，并通过全美范围地方媒体和游说团体的共同努力，将Tik Tok描绘为对美国儿童和社会的一大威胁，然后向美国政客、议员施压，迫使他们对Tik Tok采取行动。

以“偷窃挑战”为例，“Targeted Victory”公司在网上专门收集了一系列“学生破坏学校公物”、但其中大部分视频并非来自于Tik Tok的视频，通过马萨诸塞州、密歇根州、明尼苏达州、罗得岛州和华盛顿特区的地方媒体组成新闻报道，在这些地区推送。关于“打老师挑战”，报道称，去年10月，“Targeted Victory”公司就开始在美国当地新闻媒体上传播有关该挑战的谣言，但事实上，Tik Tok上并不存在这样的“挑战”。而据美国“Insider”网站记录的一系列脸书帖子，有关这一挑战的谣言始于脸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做法让人想起了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前，由当时的老布什政府与科威特流亡政府，以50万美元共同雇佣著名的公关公司“hill & Newton”开展的信息操控，最终通过著名的“纳依兰证词”，让一个14岁的小女孩，自称是普通科威特难民，目睹伊拉克军队“杀害婴儿”的“暴行”：将早产儿从电子保温箱里拿出来，扔在地上死去，以抢走昂贵的电子保温箱，对参加听证会属于“人权连线”的美国国会议员，进行公开的信息操控。

事后调查显示，不仅事件本身是否发生无法证实，这个14岁的小女孩，也不是什么普通科威特家庭的成员，她是科威特驻美国大使的女儿，当她以“保护父母免受伊拉克威胁”为由，拒绝说出自己的“姓氏”时，她的亲生父亲，科威特驻美国大使，就坐在听证会发言人席的同一张桌子上。更加微妙的是，这场听证会，有两个主持人，其中一个主持人事先就知道这段证词是公关活动的组成部分，另一位主持人则完全蒙在鼓里。现场录像显示，纳依兰的发言结束后，那个知情的主持人保持了沉默，那位不知情的则完全被调动起来陷入了巨大的愤怒之中。听证会产生了巨大的效果，至少6名议员改变了对是否授权使用美军使用武力的态度，最终以3票优势，通过了授权动武的决议。

再加上2003年对伊拉克动武时，美国政府情报机构编辑虚假信息，通过媒体大量传播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实践，可以发现，此类信息的操控与动员，基本上已经成为了美国政治中的一种常态化操作。此次Tik Tok听证会中，有议员能够提供事前并未引起广泛轰动的负面短视频，即据说发布在Tik Tok上，用来威胁某个国会议员的短视频，但同时问出的问题，又呈现出极强的刻板印象，显示对新媒体的一般生态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此类看似自相矛盾的现象，揭示的是这些议员接受定向信息输送，并形成了基于刻板印象的话语模板输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此次Tik Tok听证会，相当程度上展示的是Meta与Tik Tok在短视频领域展开正当竞争无法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持续诉诸政治游说等方式，借助并放大华盛顿的“红色恐慌”，恶意打压来自中国的竞争对手。

上述打压更加恶劣的迹象在于，相关方并不满足于对Tik Tok进行压制，他们要实现的是一种劫掠，用中国外交天团王毅主任的话来说，就是连巧取的表面功夫都不做了，只剩下豪夺了：美方对Tik Tok提出的要求是所谓剥离字节跳动母公司的股份，说白了，就是要求字节跳动贱卖Tik Tok这个优质资产。从股权上看，Tik Tok有60%的股份属于全球投资人，20%属于公司员工，20%属于字节跳动的创始人张一鸣；而从治理结构上来看，Tik Tok采取了互联网企业一般都会使用的AB股方式，从而将分红权益与公司治理权力分离。简而言之，说Tik Tok归中国人所有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这样的安排和做法符合通用商业规则。

但从特朗普威胁Tik Tok开始，美方打出的就是一套组合拳：用合规、国家安全、个人权益三个方面的理由作为借口，对Tik Tok施加心理和意志上的压力，然后迫使其出售资产。然后垂涎这些资产的收购者，则恶意压价。这次的听证会，本质上走的也是这个路数：听证会前大造声势，听证会上咄咄逼人，听证会后各种跟进报道，无非也是希望最终“字节跳动自愿剥离Tik Tok”，从而能够让议员收获声望，因为“成功预防来自中国的国家安全威胁”，让美国的资本收获实力，Metas由此可以收割用户，低价收购的资本可以获得新的丰厚利润来源。

佐治亚州代表厄尔·巴迪·卡特（Earl Buddy Carter）在听证会上质问（路透社）

说到这里，就要提到美国的一家知名企业——谷歌。此次还有一些声音在那里用谷歌和Tik Tok进行对比，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美国现在对Tik Tok，就和中国当初对谷歌是一样的如何如何，言下之意就是美国做的没错。但其实这两个完全不是一回事，最大的区别有两点：

第一，谷歌当初是自己撤离的，不是被中国政府关停的；第二，谷歌当初是用撤离作为威胁和配合，因为它家当时的CEO施密特相信了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承诺，就是美国政府有办法用压力迫使中国政府给谷歌开个口子，即谷歌可以在中国市场运营同时又可以明确不遵守中国法律的约束。在《赫芬顿邮报》网站上还能找到那篇实名的博客，即“脸书，推特，和优兔都是外交的工具”，记录了在谷歌宣布撤离前几周，2010年1月7日晚上，希拉里请包括谷歌CEO施密特在内的若干人在国务院吃了一顿晚饭，聊的主题就是用这些工具为美国外交服务。谷歌宣布撤离之后1-2周，希拉里发表了著名的互联网自由演说，其中还专门提到了谷歌，又强调任何对网络数据流动的管控都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自由贸易原则。

与谷歌这种公开要求不遵守中国法律，以为靠着美国政府支持就可以在全球为所欲为的做法截然相反，Tik Tok在探索如何合规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听证会上，Tik Tok反复提及的德克萨斯项目，可以看作是最重要的尝试之一。

从德克萨斯项目官方网站已经披露的内容看，客观的讲，可以充分体现Tik Tok在合规方面做出的最大努力。对比而言，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家美国企业在全球任何国家做出过类似程度的合规能力和能力体系建设。不过，从此次听证会的进程来看，这些议员对德州项目没有任何的兴趣。换言之，Tik Tok现在面临的情况是，在充分遵守美国法律的情况下，美国政客与企业还要联合起来像强盗一样的豪夺财产。因此，两者没有任何的可比性可言。

从这次听证会看，很显然，与上一次特朗普时期引发广泛争议乃至批评的应对方式相比，Tik Tok在经历了一轮与美方的博弈之后，应对策略与方式，以及由此收获的效果，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善：出席听证会的Tik Tok CEO相当耐心且专业的回答了议员们刁钻的问题，分寸把握适度，对明显具有陷阱性质的问题，比如涉及中国新疆的问题，没有任何迎合式的取巧，而是坚决拒绝进入对方预设的话语陷阱；尽管相关回答不断被打断，但仍然坚持阐明基本的事实与立场，在有关芬太尼和毒品的提问中，更是比较技巧性的用新加坡有相关法律规定，所以新加坡的Tik Tok上也没有类似视频的回答，指出了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法律体系本身的缺陷，而非Tik Tok没有做好合规，尺度拿捏比较到位。

再看看议员们提出这些问题的内在逻辑，如果有的话，也是极度混乱的，等同于要求Tik Tok这样的公司，必须根据这些议员的想象进行运营，而且要求Tik Tok不是根据美国的法律，而是根据处于薛定谔状态的议员们的思考回路，进行相关内容的管控。用不少中国网民围观问答后的反馈来看，此类问题听多了是容易血压升高的，Tik Tok CEO能够做好情绪和表情管理，认真打满全场，这种坚定捍卫自身合法权益的博弈能力，是值得肯定的。

当地时间3月23日，TikTok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出席美国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听证会（看看新闻）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相关部门也明确表明了捍卫中国企业海外合法权益的明确态度：在3月24日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应外媒相关提问时强调，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并依法保护数据隐私与安全，从来没有、也不会要求企业或个人以违反当地法律的方式，为中国政府采集或提供位于外国境内的数据信息和情报。

“美国政府迄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Tik Tok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却一再对有关企业做有罪推定和无理打压。”毛宁表示，我们也注意到，有美国国会议员表示寻求禁止Tik Tok是仇外的政治迫害，美方应当切实尊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停止无理打压别国企业，为各国企业在美投资经营提供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

针对美方或强制要求出售Tik Tok，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23日回应称，若该消息属实中方将坚决反对。在新闻发布会上，束珏婷明确表示，无视产品和服务本身，仅从外国投资者身份出发，强制要求出售Tik Tok，将严重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投资者赴美投资信心。“如果该消息属实，中方将坚决反对。”出售或者剥离Tik Tok涉及技术出口问题，必须按照中国的法律法规履行行政许可程序，中国政府将依法作出决定。

从此前已有的经验看，中国政府部门通过相应的法律与政策工具，保障中国海外企业的合法权益，有助于为相关企业的应对提供有效支撑。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对Tik Tok的态度，与是否直接使用这款软件存在着更加直接的相关：华盛顿邮报在Tik Tok听证会前夜发布一份民调显示，41%的美国人支持联邦政府对Tik Tok下禁令，25%的人反对，71%的人担心Tik Tok母公司位于中国。但不同年龄、政党、以及是否是Tik Tok用户，不同人群差异巨大。比如在过去一个月没有用过Tik Tok的人中，54%支持禁令，过去一个月用过Tik Tok的人，21%支持禁令，每天都用Tik Tok的人，17%支持禁令。

就这点来说，有关封禁Tik Tok的讨论，更多反映的是一种被人为制造和放大的恐慌情绪，而非一种理性的认识。美国政客倾向于在无需付出实质性代价的情况下，消费这类情绪，以谋求政治筹码；而如果遭遇到了真实的代价，那么其行动的弹性和灵活性也将是超乎人们想象的。

更直白的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Tik Tok的这个听证会，也是当下进入新时期展开激烈博弈的中美关系的一个经典产物，目前人们可以获得的最直接的经验，就是明白只有顽强抗争，坚定的捍卫自身合法权益，才是唯一的出路和希望所在。屈服于美方的压力，除了被吃个干净，没有任何别的可能；坚持抗争到底，则在曲折道路的尽头，仍然可以迎来胜利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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