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和生育率是如何联手分化国家的？从美国生育率的下降谈起

第1章 有关国界、尿布和高尔夫球场的悖论

富裕国家不喜欢生孩子

美国所拥有的高尔夫球场数量比麦当劳的数量多，但这并不是说与草饲牛肉相比美国人更喜欢修剪整齐的草坪，而是说明那4000万处于退休年龄的在婴儿潮时代（1946—1964年）出生的人正在寻找散步和锻炼的场所。这批人比“X一代”（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出生的人）和Y一代更具影响力，也更有钱。这种趋势并不十分令人不安，但现在我们注意一下下面这则信息：日本零售商所卖出的成人尿布数量多于婴儿尿布数量。这两件事——高尔夫球场和尿布，告诉了诸位所需要知道的有关“第一世界国家”人口统计学的信息。

下面我用7个简单的句子来解释一个复杂的问题：随着国家变得富裕起来，这些国家的生育率会降低，人口平均年龄会提升。为了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公民需要有人为他们提供服务，无论是医院中的神经外科医生、饭店中的服务员，还是美甲店里的美甲师。这就需要引入新工人，意味着向更多移民打开国门。新移民会分化国家主流文化，除非该国拥有强大的公民文化机构。因此，这些国家将面临两大问题：（1）相对财富减少；（2）文化结构受损。富裕国家如果不变得文化多元，那它们就无法享受繁荣果实，但如果变成多元文化国家，那它们就要努力贯彻统一的国家目标。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财富和生育率是如何联手分化国家的。

美国故事：宝宝们都去哪儿了？

20世纪60年代，一首伤感的流行民谣唱道：“鲜花都去哪儿了？”彼得·席格的歌词充满哀伤，仿佛在说越南战争以及繁荣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联手为美国男人创造了这样一个世界：他们要么身着军装，在东南亚地区用汽油弹摧毁鲜花盛开的原野；要么戴着安全帽，指挥推土机践踏鲜花盛开的原野，为的是铺设横跨美国牧场的柏油公路。无论哪一种情况，对于无辜的水仙花来说都不是什么好日子。

从某种意义上说，鲜花只是一种隐喻。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暗示，“二战”之后的繁荣对孩子们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无论从空气污染和核武器威胁来说，还是从体现重商主义的那些数量泛滥的塑料芭比娃娃和风火轮赛车来说，都是如此。演唱此类歌曲的不仅仅有彼得·席格，还有彼得、保罗和玛丽（美国民谣三重唱组合）。各种各样的科学家和社会评论家也开始提出警告——“人口爆炸”可能会毁灭我们的星球。生物学家保罗·埃尔利希是位备受赞誉的研究蝴蝶的专家，他曾20次参加约翰尼·卡森的《今夜秀》节目，一直呼吁“人口零增长”，并预测说等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将会有上亿人饿死。甚至连华特迪士尼公司也参与到行动中来，制作了一部短片，唐老鸭在影片中帮助解释了这样一个道理：如果家庭中孩子太多，那么母亲就会“疲惫不堪，脾气乖戾……而孩子们也会体弱多病，多灾多难”，家庭也“没钱置办现代化生活设备”；影片中随即出现了一台笨重的老式收音机。谢天谢地，埃尔利希关于全球范围大规模饥荒的预言是错误的，世界并没有真的出现粮食短缺问题。

但是，就在埃尔利希和唐老鸭强烈要求节育的同时，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的父母也毅然决定少生孩子，婴儿潮逐渐平息下来。1960年（当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刚好批准生产避孕药）之后，美国生育率开始出现长时间的大幅下降，下降比例高达47%。蕾切尔·卡森在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提到了知更鸟和其他鸣禽的死亡。有人说，这种珍稀鸟类具有神秘功能，能够接生婴儿。

尽管民谣歌手或许能够影响到某些事情，比如手鼓和口琴的销量，但如果把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人口数量剧变过多地归因于彼得、保罗和玛丽，那就错了。同样，单纯地把避孕药看作引起人口剧变的原因也是不正确的。更加便捷的生育技术只会让父母更容易进行生育选择，而技术本身并不会做出选择。我将在本章中指出，人口剧变背后的经济和文化力量早在美国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前就已经显现出来。我的历史研究结果表明，每当庞大的中产阶级开始在社会中形成的时候，社会就会产生节育的趋势。比方说，我们会看到古代城邦斯巴达产生了20世纪60年代的那种人口变化——大约在公元前460年。我们还会看到维多利亚时期的英格兰所产生的同样的变化——时间是19世纪60年代。但是在回顾历史之前，让我们看一下当前的趋势，以及这些趋势给现代国家所造成的困局。

在美国，没人曾录制过一首名为“狗和猫都去哪儿了”的歌曲，这是因为流行音乐尽量不以宠物为主题。1953年，歌曲《橱窗里的小狗多少钱》名列美国《公告牌》（Billboard）榜首，并保持了8周之久。之所以没有人录制《狗和猫都去哪儿了》，是因为在过去的55年中，美国人所拥有的宠物数量直线飙升，而婴儿出生率则直线下降。现在美国大约有7550万名儿童，但是有9000万只猫、7500万只狗和1.7亿条淡水观赏鱼。宠物卖场（Petsmart）和宠物超市（Petco）两家的宠物商品销售额高达100亿美元，而最大的儿童商品零售商儿童天地的收益只有18亿美元，几乎相当于美国人花在蛇、龟和蜥蜴这些宠物身上的钱。的确，儿童天地现在正同沃尔玛、塔吉特、诺德斯特龙以及其他服装销售公司展开竞争，但是宠物的主人们也从沃尔玛、塔吉特和杂货店购买商品。在距离我家几个街区远的地方，我发现了专门经营宠物狗洗浴和宠物美容的商店，其中既有自助模式（DIY），也可以雇用别人，根据客户需要进行洗剪吹，并承诺交还狗狗时它们身上会散发出杧果、椰子或柠檬马鞭草香波的味道。但是要想找人给你的孩子洗头、吹发则要困难许多。2015年，我的狗需要做手术，它的兽医体贴温柔，他是从印度移民来美国的。他把我的狗称为“我的孩子”。我问他这种称呼在他的家乡是否很常见，他说不是的，他是在加利福尼亚郊区学会这种称呼的。此外，这次手术采用了高科技放射技术，名叫“射波刀”——这家动物医院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人类医院共用这一设备。想必某个人类病人可能不得不等上一天才能做手术，因为当时我的狗正四肢伸展开被固定在手术台上。我并不想讨论谁有优先手术权的问题，只是在观察社会风气的变化——我们对宠物越来越上心，而对孩子则越来越不耐烦。

美国妇女的平均生育率大约是1.89个婴儿，这一数据低于稳定的人口置换率2.1（2.1的置换率把疾病、婴儿死亡以及战争等因素考虑在内）。请注意，这数量偏低的生育率（1.89）出现在代孕、体外受精以及其他不同寻常的生育治疗手段让数百万对无法生育的夫妇可以拥有孩子的时代。每年有6万多名婴儿是在实验室工作人员、注射器和培养皿的帮助下出生的。尽管如此，依然有17%的美国白人女性无法生育。这一数量几乎同20世纪80年代一样多。相比之下，黑人女性的比例是15%，亚洲妇女的比例是13%，西班牙裔妇女的比例是10%。这些无法生育的妇女中的一些人希望能够生儿育女，但是由于新技术的出现和法律条文的规定，我们能够想象得出，与之前的历史时期相比，现在更多无法生育的妇女将会选择不要孩子。

尽管随着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整体生育率却在下降，高收入和中等收入人群在生育方面表现得尤其不积极。年收入超过75000美元的美国有孩子的家庭数量不足5.5%，这一比例是年收入不到1万美元家庭的一半。很显然，取得大学学位是一种极佳的避孕手段。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母亲平均每人只有1.6个孩子，比没上过大学的中国妇女平均每人1.54个孩子的数量高不了多少。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是2015年之前中国政府一直在推行独生子女政策，而在美国许多夫妇在实行他们自己的“独生子女政策”。

为什么育龄期的美国人会选择不要孩子？任何父母都知道，孩子意味着乱七八糟、吵吵闹闹、令人担心，并且花费不菲。宠物狗主人平均每年需要负担378美元的兽医医疗费，养一个孩子每年的医疗费用是990美元。宠物狗单独训练每小时花费50美元，而4年大学教育的花费则超过25万美元。除却经济负担，即使是愤怒到极点的八哥也不会尖叫着说“我希望没有被生下来”，并“砰”的一声甩上房门。当然，孩子也会带给我们充满爱与情感的甜蜜瞬间，并且在父母年老或生病时给予照顾，而鸟、猫和狗则不能。即使是最聪明的雪纳瑞犬或最敏捷的猴子也难以填写医保报账单。

然而孩子总是乱七八糟、吵吵闹闹、花费不菲。1900年，美国白人女性人均有3—4个孩子，她们整天被哼哼唧唧、不停哭闹而可爱的孩子们包围着。自1936年以来，盖洛普民意调查每年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家庭的理想生育人数是多少？”1957年的理想人数是3.6个，到1978年骤降到2.5个，这一数字一直保持至今。但就像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一样，人们并不总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实际的平均生育人数低于2个。因此，是什么变化导致人们不喜欢孩子呢？为什么这种现象如此普遍？对大部分西欧国家来说，其生育率较美国更低。例如德国是1.4个，意大利是1.39个。德语“Schrumpfende Stadt”，即为“收缩的城市”之意。2014年，意大利的死亡人口比出生人口高出17%，新生儿的数量降至1861年加里波第和维克托·伊曼纽尔统一南北，宣布意大利王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点。意大利卫生部长在研究了最近的统计数据之后宣称：“我们是一个正在迈向死亡的国家。”但是，意大利并没有排在死亡国家之首。日本的生育率降到了1.3个，2015年政府面向7000人的调查结果显示：40%的单身男女在20多岁的时候“没有谈情说爱的想法”，认为“爱情太麻烦”，或者他们宁愿选择培养其他爱好。日本家庭计划协会报告说，21.6%的男性在二十八九岁的时候对性爱“不感兴趣”，或者“鄙视”性爱。

尽管日本的Y一代不喜欢性爱，更喜欢发短信，但年长的一代寿命更长。1963年，日本政府决定向当年所有的百岁老人每人颁发一个包装精美的银碗。1963年日本厚生省共送出了153个银碗。2015年，大约有3万名日本人活到了100岁。厚生劳动省宣布，由于年轻纳税人的数量日渐萎缩，因此无法支付这么多银碗了。未来的世纪老人可能得到锡碗或锌碗。最终这些老人都会去世，因而200年后，“消失的日本人”或许能够在史密森博物馆的一个角落里得到他们自己的展位，用于纪念“消失的文明”。我们可以在此进行一个想象实验：我们随便拿一个出生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孩子来说，有97%的可能这个孩子所生活的国家的生育率低于人口置换率。

传统与婴儿强制措施

人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答案只有4个字：罪在繁荣。但是这个问题需要更细致的答案。因此，在进一步解释生育率降低的原因之前，我们可以首先这样问：在过去的岁月中，生育率为什么如此之高？在相对贫穷的年代，儿童充当着重要的劳动力，父母需要他们来帮助收割庄稼、打谷扬场，帮助拖运成袋的小麦，或者像19世纪那样，需要他们佝偻着身体爬进矿井劳作。尽管有人或许认为把儿童看作经济动物的做法令人反感，但是孩子多的家庭的确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源组合。可能第一个孩子非常精明，能帮助父母在交易市场做买卖时不受欺骗；第二个孩子或许非常强壮，能够帮忙抛套索捕牛或圈羊，或者耐力十足，能够蹲在地里采摘草莓；第三个孩子或许长得十分英俊，吸引附近富人家的追求者，可以优化家族基因；第四个孩子或许能赢得摔跤比赛，长大后成为亚伯拉罕·林肯那样的人物（最近《体育画报》中的一篇文章称林肯是“一位出色的摔跤手和世界级的垃圾话大师”）；第五个孩子或许会浪荡成性，逃离家乡，但后来能给家里的老爸、老妈寄钱。甚至今天，生活在国外的家庭成员的汇款金额占亚美尼亚国内生产总值的21%，占利比里亚国内生产总值的19.7%。在现代社会，我们把孩子看作必要时刻的保险，为的是以防万一。在早期社会，孩子就是保险。

在很多情况下，在自己家庭组合中扮演某种角色的年轻男子常常会娶上一位在其他家庭扮演相反角色的年轻女子为妻。他们两人一起组建起一个更有能力、更稳固，也更丰富多彩的家庭。大量浪漫主义文学作品都是以男女双方浪漫的邂逅冲突为基础的。在《驯悍记》中，彼特鲁乔从维罗纳一路走来，目的是“娶妻发财”，对美女和金钱充满渴望。他遇到了凯特，一位冰雪聪明但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摔盆摔碗的姑娘。凯特的父亲急于把她嫁出去。最后，两个年轻人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现代的浪漫喜剧电影也把差异很大的双方拼凑在一起，无论是迪士尼动画电影《美女与野兽》，还是贾德·阿帕图的电影，比如《一夜大肚》。

或许爱情与浪漫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是当年轻夫妇决定要孩子时，情况会怎样呢？此时传统社会与21世纪就不那么同步了。在传统社会中，爱情就像游乐场中播放的歌曲所唱的那样：“先有爱情，再有婚姻，之后就是婴儿车中的宝宝。”人们认为结婚之后很快就该生孩子。假如一对年轻夫妇结婚一年后还不生孩子，那么造谣者就会四处散布谣言，要么说他们身体有病，要么说这是来自诸神的不祥之兆。（如果不到9个月就生孩子那就表明道德低劣。）我跟妻子成婚一年之后，我爷爷萨姆（1901年出生于伦敦）给我们打来电话大声说道：“我跟你奶奶一直在谈论这件事，我们准备当曾祖父、曾祖母了。现在你们——马上办这件事！”说完“哐”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对高生育率由来已久的偏见听起来像是一种狂热崇拜，但这种现象几乎在所有传统社会中都存在。当然，《圣经》鼓励夫妻“多子多孙”。如果传统社会想要历经暴风雨、干旱、侵略者以及惊人的婴儿死亡率而存续下去，那么它就需要大量新生婴儿。社会文化也鼓励造人计划。甚至连鄙视婚前性行为的人也鼓励生孩子，因为这可以让年轻夫妇对新婚之夜充满期待，到时候不至于只会紧张，而能够释放被压抑多年的欲望。传统的爱尔兰新娘会手持一束用“魔力手帕”包裹的鲜花。10个月之后，这位新妈妈会用同一块手帕作为自己第一个孩子的洗礼帽。按照中国的古代传统，婚礼前一天，婚床将由某个“好运当头”的人进行装扮，说白了也就是曾生过许多孩子的人。这位“好运当头的亲戚”会在婚床上撒上象征生育的食物，比如石榴和莲子。

在古代文化中，孩子越多代表男子气概越强，社会地位也越高。社会地位高的男人可以炫耀妻妾成群、子孙满堂。较高的社会地位也意味着可以有更多的接生婆和保姆来照顾这一大家子。劳拉·贝齐格是一位研究专制君主的人类学家，她调查了六大人类古文明的数据：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阿兹特克文化、印加文明、封建时代的印度和古代中国。贝齐格发现，在4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四大洲的人们的行为方式非常稳定。她发现，随着权力等级的降低，孩子的数量也随之减少。每位王子拥有数百名王妃和姬妾，将军每人大约有30名妻妾，而上流社会的男人妻妾数量不超过12人，中产阶级的男人只有数名妻妾。在美洲地区，秘鲁的印加王公至少有700名妻妾，“她们负责打理房间，供他取乐”。而小酋长则可能只有7名。这么多女人会生许多孩子。男人的地位越高，其孩子的存活率也就越高，因为同贫苦农民或普通人家的孩子相比，他们的孩子能够得到更多的营养。

如果测试古代知名统治者的DNA（脱氧核糖核酸），人们依然能够发现这些人的基因特征。在面对敌人时，成吉思汗挥舞的是一把锋利的宝剑。很显然，他在卧室中还有另外一件工具。最近一项染色体研究表明，现在大约有1600万人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在爱尔兰，每12个人中就有1个是5世纪被称作“9个人质的尼尔”的军阀的后代。在罗杰斯和哈默斯坦的经典戏剧《国王与我》（该书以19世纪的真实人物暹罗国王拉玛四世为原型）中，当国王吹嘘自己有106个孩子的时候，20世纪50年代的剧院观众发出阵阵惊呼，而当数十名可爱的孩子快步向前，跪在他脚下磕头的时候，观众们又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希望男人可以保护自己的家人。不能庇护自己妻子或姬妾的男人将被阉割。如果不是真正的阉割，那也会是象征性的。在履行保护者的责任时，男人通常会喜欢那些与自己长得最像的孩子，因为这样的孩子能让他确信彼此间的亲缘关系。时至今日，与孩子之间的遗传联系也非常明显。有人曾做过一项有趣的研究，研究对象是635名男性和1169名在新墨西哥州上大学的孩子。结果表明，这些父亲花在亲生孩子身上的时间和金钱远远多于花在养子或他们怀疑不是亲生子女身上的时间和金钱。对亲缘关系有怀疑的男性的那些孩子，只有大约13%能像被父亲认定有亲子关系的孩子那样得到大学学费。在南非开普敦和坦桑尼亚进行的类似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有关针对不同孩子进行不同投资的想法以及只有男人才拥有的性解放，清楚地表明了性别偏见的存在。传统社会歧视女性，这主要体现在遗产继承、教育投资以及食物分配上。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依然能够表现出性别间的微妙差别。我父亲有个妹妹，名叫罗达。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我奶奶去世的时候，一位参加葬礼的邻居对另一位邻居低声耳语：“幸亏她还有个儿子。”这位邻居根本没有提及我姑姑罗达。对儿子的渴望引发了各种各样为人不齿的行径。在整个亚洲，人口统计学家都声称出现了“女性短缺”现象。传统的印度文化重男轻女，因为印度宗教要求父母必须由儿子埋葬。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令人恐怖的人口预测比保罗·埃尔利希早了将近2个世纪。他引用印度的一条法律来说明问题，该法律条文是这样表述的：因为有了儿子，男人就胜过了所有人；因为儿子又有了儿子，男人就获得永生；当孙子又有了儿子，这个男人就与日月同辉……儿子把父亲从地狱之中解放出来。

财富带来的是生育哺乳的减少

繁荣是如何破坏传统的呢？随着社会变得相对富裕，儿童不再被看作招人喜欢的劳力和听话的田间帮手。相反，他们更像是奢侈品，就像宠物或名贵的手提包一样。当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舒适的时候，我们对动物的观点甚至也发生了改变。我们可以思考一下：1900年，阿拉斯加一位勤劳的猎人可能想要6只长毛耐寒的阿拉斯加犬来牵引雪橇，穿越雪地。而如今，安克雷奇的居民可能会很惬意地抱着一只博美犬，坐在依靠天然气取暖的舒适的家中观看网飞的视频。在那些可能要孩子的父母眼中，现在的孩子已经由昔日充当劳力的“阿拉斯加犬”变成了“博美宠物犬”。时代在变化，社会地位的象征也在发生变化。虽然传统社会可能会以孩子的数量来衡量男人的社会地位，但如今衡量社会精英地位的手段可能是根据他抽屉中劳力士手表的数量，他累积的常旅客飞行里程，或者他在推特和Instagram上的粉丝数量。

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声称，父母们在孩子数量和质量之间权衡利弊。中、高等收入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取得更大的成就。这就需要父母对子女投入更多的时间和金钱。由于养孩子可能需要请家教、拼车、支付大学学费，因此父母常常宁愿孩子少但有大出息，也不愿孩子多但都碌碌无为。并且，花在孩子身上的钱越多，就意味着剩下用来度假滑雪和购置豪车的钱越少。约瑟夫·熊彼特在负责哈佛商学院之前曾掌管奥地利财政部。他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应当抑制我们的抱负和贫乏我们的生活，只是为了在我们老年时受人侮辱，被人轻视？”熊彼特清楚，成功人士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的知名度很高，经常身着马裤、脚蹬马靴在哈佛大学招摇过市。他曾高调宣称自己生活中有3个理想：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成为奥地利最伟大的骑手；成为维也纳最伟大的情人。他炫耀说自己在离开祖国前往马萨诸塞州之前已经实现了这三个理想中的两个。

纵观整个世界，数据表明受教育越多，意味着生的孩子越少。这或许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人们就越倾向贝克尔所提出的“机会成本”选择理论。受教育程度越高，人们就越不愿接受小农意识。在两个截然相反的国家，比如也门和巴西，受过高中教育的妇女所生孩子的数量大约只有没受过教育的妇女所生孩子数量的一半。

一个世纪之前，一些社会评论家曾预见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在萧伯纳1903年的戏剧《人与超人》中，身处地狱之中的唐璜担心，“人们对金钱和物质生活的迷恋，对成功、艺术和爱情的膜拜最终会反对孕育生命，成为不孕不育的工具”。萧伯纳是费边社会主义者，有时也提倡优生优育。他发现了繁荣带来的风险，也看到了农夫们走出农场，洗手净面，迈着华丽的舞步涌进社交沙龙和客厅。但是，这种现象甚至在萧伯纳所处的时代之前很久就已经出现了。让我们再翻看一下更为久远的历史日历吧。

斯巴达人都去哪儿了？

我们用“斯巴达人”这个词来表示坚忍不拔的意志，这些人能够设法应付极其简陋的条件，不需要任何奢侈的生活。20世纪70年代，明尼苏达维京人橄榄球队教练巴德·格兰特不允许自己的队员用场边加热器来暖手——即使是在冬季的明尼阿波利斯。这就是斯巴达人的精神。他们极具侵略性的防守队伍被称作“紫色食人魔”。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在过去的35年里，维京人队一直在带顶棚的室内场地比赛，而他们自1976年以来再没有赢得超级碗决赛的胜利，那时他们采用格兰特的斯巴达式的训练——在室外比赛。

古代的斯巴达战士就像20世纪70年代的维京人队一样，他们以野蛮的防守著称，防线几乎固若金汤。2014年上映的影片《300勇士：帝国崛起》取材于真实的故事：公元前480年，300名斯巴达战士（连同来自希腊其他城邦的士兵）同薛西斯大帝率领的一支波斯军队展开了英勇的战斗。波斯军队的人数远超斯巴达人，人数比大约是20：1。斯巴达人的军队行动迅速、暴戾冷血，战斗力极强。可以说他们从在摇篮里就开始接受军事化训练。在斯巴达，人们推崇的是适者生存的法则。他们有一个公共委员会，专门负责对新生婴儿进行体检，由此决定是继续喂养这个婴儿还是将其杀死。假如这个婴儿通过了第一关的体检，但如果婴儿的母亲发现自己的孩子表现得懦弱胆怯，那她有权将其杀死。从7岁开始，年幼的男孩儿就要离开父母，开始进行军事训练。他们吃在军队肮脏的大厅，住在简陋的集体宿舍。他们也不大说话，这可能让他们更加令人望而生畏。“简洁”（laconic）一词就起源于斯巴达的拉哥尼亚（Laconia）。斯巴达的士兵身披猩红色的战袍，行军时排成令人望而生畏的密集队形，手中挥舞着青铜盾牌和青铜长矛。这支军队在公元前5世纪几乎所向披靡。

在征服了拉哥尼亚和麦西尼亚之后，斯巴达人把他们的俘虏强行带回了斯巴达，充当农场里的奴隶或完成日常体力劳动。斯巴达的男人们无须再进行田间劳作，女人们也无须再做家务。斯巴达的女人们开始接受教育，并获得了财产继承权、所有权和遗赠权，这些权利都是雅典之前闻所未闻的。在免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后，斯巴达的女人们可以管理农场，因为这些工作需要脑力，而不是体力。她们无须再进行手提肩扛式的繁重劳动，而是开始统筹安排，比如挑选种禽种畜，或者买卖作物种子。斯巴达通过征服邻国获得了财富。随着财富的增加，斯巴达人可以更好地支配自己的时间和体力劳动。

可是，强大的斯巴达人现在到哪儿去了呢？他们已经消失了，也没有留下太多的文字记录。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主要来自其他希腊城邦的人，包括亚里士多德。斯巴达人到哪里去了呢？简单来说就是，底比斯人在公元前371年的留克特拉战役中重创斯巴达人，并于第二年侵占了斯巴达。但底比斯人怎么能够击败所向披靡的斯巴达人呢？毕竟斯巴达人从摇篮里就开始接受杀戮训练，且可以依靠少量补给存活下去。其原因在于：斯巴达人要么是忘记了，要么是有意不进行房事，这导致没有足够的孩子来继续补充社会人口和军队数量。亚里士多德指出，在取得战争胜利之后，斯巴达的人口数量开始减少，“尽管国家能够供养1500名骑兵和30000人的重装部队，但部队数量甚至不足1000人”。人口之所以减少，是因为在胜利之后，斯巴达人开始依赖俘获的奴隶进行体力劳动。于是富裕家庭开始决定少生孩子，这样一来土地和金钱就可以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亚里士多德解释说：“历史史实证明了他们土地所有制中的缺陷——国家经受不起一次打击，人口太少导致国家灭亡。”由于斯巴达人控制着土地，奴隶们被迫从事体力劳动，因此斯巴达人自己孩子的劳动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而再生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也就提高了。再多一个孩子意味着管理庄园的时间就会减少，外出旅游或享受奢华生活的时间也会减少。这还可能意味着要与众多的女婿或儿媳分割财产。到了公元前4世纪初，斯巴达的公民人数减少了大约80%。随着人口的减少，强大的斯巴达军队方阵也在萎缩。等到了公元前371年，底比斯人不再害怕斯巴达人，他们征服了斯巴达，解放了麦西尼亚奴隶。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这些奴隶一直“躺在那里等候他们的主人”。斯巴达之所以消失，是因为它获得财富之后丧失了繁衍的需要和渴望。

先人们是如何避免生孩子的呢？生育控制手段包括单身生活、体外射精、堕胎、使用像罗盘草那样具有避孕功效的植物，以及令人痛心的杀婴行为。假如哪个婴儿克服了所有这些障碍被生了下来，那他就会被送人（寄养）或者被遗弃，成为孤儿或被活活饿死。

地理学家斯特拉博的一生经历了古希腊和古罗马两个时代。在公元1世纪初，他考察了古斯巴达遗址。在其代表作《地理学》中，斯特拉博指出，这是“一个几乎彻底被遗弃的国家……与古代大量人口相比，现在这个国家人口严重不足。在斯巴达城邦之外，保留下来的城镇数量大约只有30个，而在古代，人们称斯巴达是一个‘百城之国’。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每年举行祭祀时，用作祭品的牛就有100头”。

你或许认为获胜的底比斯人和雅典人会吸取斯巴达的教训。我们在第6章中将会看到，亚历山大大帝把更多的土地和奴隶置于希腊的掌控之下。拥有大量土地、劳动力和战利品的希腊人开始尽情享乐，而无心繁衍后代。如果你今天到雅典参观，想要爬上雅典卫城上的帕特农神庙，那你就必须要排队等候拥挤的旅游大巴或者跟在成群的背包客身后。此处当然是个重要景点，因为它至少会让你片刻想起“西方文明”这个词。斯特拉博也曾考察过这个地方及其周边环境，只不过在那个时候他不用排队等候。他所看到的雅典几乎被完全遗弃。他说自己看到的雕像数量比看到的人还多。

当然，我并无意想要把文明的兴衰完全归为一种原因。穷兵黩武、奴隶起义、致命的瘟疫、残暴的侵略者、作物歉收以及政府无能这些因素也都可以毁灭一个国家。我并不是想说生育率降低一定会导致国家灭亡，而是要说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成就会导致生育率下降，而这会带来新的，有时是难以克服的障碍，使得国家难以维持运转。

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公元前200——前118年）认识到，国家衰亡有多种原因。他没有一味地将其归咎于官僚体制、瘟疫或者庸医，而是采取当时社会的通行做法，将其归咎于天神。波里比阿恳求统治者在面对旱灾、霜冻和瘟疫时，“通过祭祀来平息上苍的雷霆之怒，请求诸神暂缓用那些灾害来折磨人类”。但在其他事情上，波里比阿采取了比较现代的做法。他先是这样写道：“儿童数量不足通常会引起人口衰减，由此导致城市居民严重匮乏和生产力下降，尽管当时没有旷日持久的战争或严重的瘟疫。”之后，他把责任归咎于人类，而不是天神。他这样写道：“人类的行为变得扭曲，崇尚炫耀和金钱，拒绝养育孩子，或者最多养育一两个孩子，为的是可以让他们过得富足或者在极度奢华的环境中长大……最终家庭必将后继无人——这就像蜂群一样，城市会逐渐变得人口稀疏，不堪一击。”

1800年之后，美国南方大种植园中的房屋走廊都建有爱奥尼柱（1900年后，作家威廉·福克纳描绘了再次上演的希腊式悲剧）。当地奴隶制对生育造成了类似的影响。随着19世纪初南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奴隶替代了白人孩子在田间劳作。随着收入的增加，富裕家庭把重点放在畜养和炫耀他们的马匹和仆人上面，而不是婴儿车上。1800年至1850年，白人生育率下降了20%。

企业经理和经济学家经常会引用一些数据来说明问题，比如区域中“每平方英尺[1]销售额”的零售率，或者宾馆行业中“单位客房营收”。我将沿用斯特拉博的做法，提出一种有用的新数据来解释国家的可持续性发展：每位年轻公民所占有的雕像数量。同古希腊人一样，古罗马人最终眼看着这一数据上升，目睹他们的繁荣景象衰败。

奥古斯都大帝领导古罗马走向极度繁荣，他吹嘘说自己“接手的是砖石建造的罗马城，留下的却是大理石砌成的罗马城”。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历史学家彼得·特明判断说，公元前20年奥古斯都治下的古罗马像1700年后的英格兰和荷兰那样富裕。奥古斯都兴修水利，鼓励贸易，发展教育。我们之所以知道古罗马人的教育水平较高，是因为庞贝古城中的石刻和商业标识告诉了我们这一切。我曾数次前往庞贝古城，因为那里每隔几年就会有一些新的考古发现。妓院（the lupanar）是深受游客喜爱的一处景点，位于维克女妓院和维克男妓院附近的拐角处。“lupanar”一词来自拉丁语单词“lupus”，意思是“狼”。当然，传说中古罗马城的缔造者罗慕路斯和雷穆斯是由一头母狼哺乳长大的。但在庞贝城，lupanar是家著名的妓院。一位妓女在书面拉客广告里这样写道：“花上两枚‘爱思’铜板（Asses Cash），我就是您的了。”而当时要想找回“一只丢失的铜壶”需要付出65枚银币。附带说一句，这里的“爱思”（Asses）不是指毛驴，而是指古罗马的铜币，它被称作“A”。

然而，古罗马富人阶级的财富和教育却引发了一种不受欢迎的趋势：国人的生育率开始下降。奥古斯都对此十分担忧。于是在公元前18年和公元前9年，元老院通过法律，惩罚那些不结婚的人、独身主义者和没有孩子的人。按照这一法律，没有孩子的男人将会失去50%的遗产继承权（《巴比乌斯——波贝乌斯法》）。历史学家把古罗马极低的生育率归咎于很多事情——从上流社会的铅中毒（来自铅制炖锅）到男性流连于温泉浴（水温过高，杀光了他们的精子）。尽管这些基于环境问题的解释或许有一定道理，但是奥古斯都和元老院认为，生活优越的古罗马人有意选择少生孩子，因此他们颁布法律，试图扭转这一趋势。古罗马作家小普林尼指出，大多数古罗马人认为“一个孩子已经是沉重的负担了，最好不要让孩子来加重生活负担”。“proletarius”这个词曾经是个褒义词，意思是“生孩子的人”。但这种褒义显然已经坠入了贫民窟。同时，婚姻仿佛看起来更像是一场游戏或一种特殊的荣幸，而不是一种具有任何目的的神圣行为。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曾写过一首诗，讽刺一位在12个月的时间内闪婚闪离8次的妇女。

波里比阿曾哀叹说，性交和生育活动的缺乏也对古罗马的外交政策造成了不利影响。他指出，随着人口的减少，古罗马人或许充当“世界霸主，但是……他们已经没有足够的人员来装备船只，也无法派遣庞大的舰队出海征战”，没有足够的军力维护他们的领地。为了补充陆军和海军兵源，古罗马被迫招募日耳曼部落人员。但这些“野蛮人”公然违背罗马将军们的军纪。在帝国西部地区，野蛮人的数量几乎占了战斗部队的一半，他们也无心替罗马打仗。

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悖论：假如斯巴达人、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没有通过征服邻国获取财富和权力，那他们或许就不会破坏自己繁衍后代的动力。

后拿破仑时代的法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以及“25年法则”

工业革命给法国和英格兰带来了飞速发展。最终，在奥古斯都统治的1800年之后，罗马人的成就和财富被现代欧洲超越。但是几乎就在法国开始享受工业革命带来的高收入的同时，法国太太们开始减少生孩子的数量。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是世界上排名第三的人口大国，仅次于印度和中国。法国人口的数量比德国人口多将近40%。但是到了1850年，发展缓慢的德国追了上来。由于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这是事实）、个人卫生习惯的提高（这也是事实）、营养的改善以及流行性疾病的减少，法国婴儿的死亡率极低，这就意味着无须生养更多的孩子。但是法国的经济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工业经济需要上班的父母能够说走就走，这对那些孩子太小的父母来说就很不方便，因为当这些父母想要出门到工厂上班时，孩子会成为拖累。当然，宗教和文化也有一定影响。法国大革命之后，教会丧失了权威，“自然控制生育法”不再背负“非自然行为”的污名。最后还有一点，就像在斯巴达一样，继承法也对生育决定产生了影响。按照旧制度的规定，长子继承权占据支配地位，因此无论有多少孩子，通常只有长子才能够得到遗产。然而根据《拿破仑法典》，所有孩子都有继承权。这就对遗产造成分化，使得父母在决定要多于1个或2个孩子的时候会考虑再三。1750年到1800年间，15岁以下年轻人的比例停滞不前，并在之后的150年里一直下跌。当演员莫里斯·切瓦力亚在影片《琪琪》中唱到“感谢上帝带给我们女孩们”的时候，他并不是真的在进行宗教宣传，而可能是在哀叹1899年的时候人们在巴黎街头只能见到寥寥无几的女孩儿。事实证明，在“一战”之前的美好时代中，美女寥若晨星。

同古希腊和古罗马一样，法国那些最富有、社会地位最高的家庭率先决定减少生育。乔治·芬利是19世纪的美国历史学家，专门研究希腊和罗马历史。他把19世纪的法国人口和那些古代国家进行了比对。他指出，在古代，独裁者没能增加他们后人的数量，而在现代，这一同样的趋势“影响了20万选民，他们构成了法国的寡头政治”。没过多久，普通百姓也开始效仿那些节育的达官贵人。

在英吉利海峡对面，英国人从不控制生育到开始控制所花费的时间稍长。然而，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最后10年里，英国中高收入阶层已开始少生孩子，享受他们不断增加的收入。当维多利亚女王在1837年登基时，英国的生育率相对稳定，每1000名妇女大约能生170个孩子。当这位女王加冕为英国女皇时，英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成为制造业的发动机。在接下来的40年里，英国制造业在世界制造业中的份额由原来的10%左右攀升到了25%，而其经济规模增长到了原来的3倍。但随着经济飞速发展，产生了一些戏剧性的变化：在1880年左右，生育率开始下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生育率骤降了70%。这种变化跟政府指令、瘟疫或全球气候变化无关，而是与人们的选择有关：英国家庭认为（由于天然避孕法带来的好处），需要喂养的人越少，他们就会越幸福、健康和富有。由于英国人在农场劳作的人极少，因此他们不需要那么多帮手来干农活。在想方设法挤入上流社会的中产阶级看来，谁家门前如果停放着两三辆婴儿车的话，那就标志着他家社会地位的下降。

我的研究得出如下的经验法则：在现代社会中（工业化之后的社会），假如一个国家在连续两个25年的时间内（也就是两代人的时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2.5%，那么这个国家的生育率就会降至人口置换率的水平，也就是说，每个妇女有2.5个孩子。假如国内生产总值连续增长三代人的时间，那么其生育率通常会降至2.1以下，该国就需要通过移民来保持稳定的工作人口。

在过去的几年内，像法国、新加坡、韩国和俄罗斯这样的一些国家都在努力说服年轻夫妇多做“床上运动”，为他们提供一切便利条件，比如免费入住旅馆，以及更多的“房事”休假。俄罗斯政府承诺，新晋父母有机会赢取崭新的冰箱！我实在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东西能比政府高级官员亲自调暗灯光、调高爵士歌王弗兰克·辛纳特拉的歌曲更令人扫兴的行为了。这种做法不会带来温馨浪漫的夜晚，只能带来噩梦。近些年来，一些国家的生育率有所提升，比如日本提升到了1.43，而法国在移民的帮助下，其生育率接近2.0。尽管如此，把生育率推升到置换率以上的努力看起来几乎是徒劳无功的。

这会造成什么差异呢？下面就是这一悖论

当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生育率开始下降的时候，国家就会出现大量满脸皱纹、白发苍苍的老人，也会有人购买大量的伊卡璐染发剂。如果说像降压药、核磁共振、计步器这样的药物和医疗器械的研发延长了人们的寿命，那么老年人就会变得非常高寿。大部分工业化国家中，人们的寿命从1900年的47岁左右一跃提升到现在的80岁左右。如果我们把世界上所有65岁及以上的老人聚集到一起的话，那么他们将会组成这个星球上的第三大人口大国。

寿命的增加还产生了另外一种意想不到的变化：人们活得越长，可能越不想多要孩子。我们可以想一下：假如你知道自己会活到90岁，那么你对早婚的要求就不会感到压力太大，这就意味着你可以推迟结婚年龄，直至生育“黄金期”过去之后。在美国，初婚年龄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一直在增长，从原来的21岁左右增长到将近27岁。到了27岁，妇女怀孕概率开始下降，这样一来27—29岁的女性怀孕的可能性同19—26岁的女性比起来就低了很多。但对这一数据也有一种不同的看法：人们花在婚姻生活中的时间也大大增加了。100年前，人们早早就过世了，美国人在结婚前需要等待大约半辈子的时光。而今天，美国人结婚时，他们的一辈子仅仅过去了35%。放眼全球，随着收入的提高，平均结婚年龄也在提高。联合国的数据表明，从1970年到2005年，女性结婚年龄从25岁增长到将近29岁。当然，许多妇女生孩子时并没有戴着结婚戒指，甚至没有同孩子的父亲生活在一起。但是，假如看一下美国妇女生第一胎时的平均年龄，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年龄从1970年的21.4岁上升到了2006年的25岁。推迟生育并不是一个愚蠢的决定。弗吉尼亚大学的阿马利娅·米勒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不生孩子是有好处的，至少从短期来看是这样的。因为美国妇女每延迟一年生孩子，她在职场中的收入就会增加9%，同时可以获得更多的工作经验，提高自己抚养孩子之外的技艺。总而言之，人类寿命的延长和不断增加的收入抑制了人们多生孩子的倾向。

随着工业化社会的老化，未来逐渐看起来就像是1980年左右的一张以迈阿密海滩为背景的过时的明信片，里面的老人们在寻找漂亮的公园长椅，或者在下午2点钟的时候蹒跚着走向他们的汽车，参加先到先得的特别晚餐。那个餐厅的女招待们会提供容易消化的食物和买一赠一的优惠券。假如你不喜欢吵闹的婴儿，讨厌制造巨大噪声的顽童，那么中位数年龄接近老年人的人口构成或许是件好事。但是，假如你希望既能够保持经济增长，又能够维持其特点和传统，那么上述人口转型将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谁将为老年人开公交车呢？谁为他们抽血做胆固醇检验呢？谁来为他们提供送餐上门的服务呢？谁来传承类似阵亡将士纪念日游行和社区音乐会这样一些地方传统呢？

迈阿密海滩现在不再显得老态龙钟了。为什么呢？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在已有的大量古巴裔移民的基础上，该地区涌入了来自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阿根廷等地的年轻拉丁美洲移民，重组了该地区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在非迈阿密本地人到来之前，迈阿密海滩周围人口一直在老化，发展在减速。从历史和全球的角度来看，我们都可以发现这种现象：老龄化、富裕的群体需要输入来自异域的年轻人。我承认，身为游客，我非常喜欢迈阿密海滩。世界上很少有地方能比在迈阿密南海滩散步更让人惬意的了：夜空中繁星点点，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艺术装饰风格的旅店色彩斑斓，棕榈树随风摇曳，当地乐队演奏着欢快的桑巴舞曲。名为“林肯大道”的购物步行街热闹非凡，有时很难在户外咖啡馆找到座位，也难以订到弗兰克·盖里设计的金碧辉煌的新世界交响乐中心的演出票。我的好朋友吉米·莫拉莱斯是当地一所学校的门卫的儿子，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他是迈阿密海滩引以为傲、深受大家喜欢、雷厉风行的市政执政官。最近，当我跟吉米一起沿着林肯大道散步时，当地人的精神面貌和创业精神让我非常震惊。吉米陪着我的时候，一家古巴人开的饭店给我们上了一份鲜嫩美味的烤牛排。吉米对我说，这里面的黑豆和白米被称作“莫洛和克里斯蒂亚诺”，翻译过来就是“摩尔人和基督徒”。这非常形象地体现了该城市的文化融合：来自许多不同文化和国家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

但是，为游客提供的这种丰盛午餐以及所有这种文化融合并不意味着总体上迈阿密已经发展得十分繁荣了。现在迈阿密市一半的人口（110万人）是外来移民的后裔，他们主要来自讲西班牙语的国家。在美国城市中，迈阿密的收入中位数排在倒数第二，贫穷指数排在正数第二。尽管工资相对较低，迈阿密市民却在彼此分享他们的收入，虽然不完全如此。在向原籍国家汇款数额方面，该城市名列前茅。每年，迈阿密大约有3/4的古巴裔美国人向他们在古巴的亲戚汇款，总数大约是10亿美元。古巴裔美国人不是唯一向加勒比海地区汇款的人。萨尔瓦多人和多米尼加人向他们家里汇去的自己收入的比例甚至更高。考虑到拉丁美洲移民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这种做法可以说相当慷慨。但这种慷慨针对的是加勒比海地区，而不是美国当地。

在最近一项有关志愿奉献精神的研究中，迈阿密名列美国最后一名，只有14.8%的人愿意经常帮助他人。迈阿密同拉斯韦加斯竞争最后一名的位置。人们也许能够理解拉斯韦加斯，因为这个地方流动人口居多，人们对其恶习习以为常。但对于迈阿密来说，人们难以找到借口为其极低的排名辩解。由于拉斯韦加斯和迈阿密都不属于寒带气候，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舒适的气候让人们不愿意帮助他人呢？或许吧。在气候寒冷的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的居民中，大约有37%的人参加志愿者行动，而在气候潮湿的西雅图的居民中，志愿者比例大约是35%。不但如此，在气候更为干燥和温暖的俄克拉何马市的居民中，志愿者比例也相当高。我认为，问题的答案与这些地区已经确立起来的文化传统关系更大。提到文化，我并不是指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人与信奉路德教的德国人，而是指宗教、社会、学校组织等团体。父母们自愿参加家长教师联合会的活动吗？邻里之间是否培养起参加巡游、历史剧演出、农贸市场以及慈善长跑活动的兴趣呢？

这里就引出了本章中的一个问题：较低的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是否会带来更多移民，进而导致社会精神分化或下行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也并不意味着需要采取应对之策，阻止移民登陆机场或码头。正如我们在本书结尾部分所能够看到的那样，我们需要做的是成立更好的社会机构、打造更持久的传统。

当富裕国家的老龄化问题越发严重时，谁来工作呢？《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测算出了未来10年就业增长最快的行业：（1）医疗卫生；（2）商业；（3）建筑；（4）技术；（5）社会服务行业。但当我们对这些数据展开调查时，我们发现增长最快的3类工作分别是：（1）个人保健助理；（2）家庭健康助理；（3）口译译员/笔译译员。我们对这些工作了解多少呢？在这些工作中，移民比例占了绝大多数。比方说，在医疗卫生方面，有250万人在老年人家中照顾老人，其中23%的护工都是外来移民。当然，这一数字并不包括新近移民的孩子，他们也可能从事保健助理或护理工作。在增长最快的就业岗位中，泥瓦匠和建筑工人也位居前列。同样，在这些职业中，外来移民工人数量也占到了建筑工人总数的23%，其中超过82%的人来自拉丁美洲。大约有将近27%的建筑工人在家里不讲英语。这些移民或许曾听人说过，美国遍地铺的都是黄金。现在他们发现自己要亲自动手重新铺设。因为除了他们之外，又有谁年轻力壮，却食不果腹到甘愿俯身低头、面对从热搅拌机里流出的温度高达135摄氏度的沥青混凝土的蒸烤呢？在美国出生的人当中，只有14%的男性的年龄在18—39岁。这批人是用铁铲翻动滚烫沥青的首要人选。但是，35%的非法移民（以及18%的合法移民）是符合这个年龄段的年轻男性。建国之初以及当其人口构成较为年轻、生育较为旺盛时，美国没有太多西班牙裔移民。1820年，美国人的平均年龄只有16.7岁。那一年，有多少墨西哥人移民美国呢？只有1个人。不是100万人或100人，而是只有1个人。

最后，让我们重新回到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这个例子中来。这个例子将把我们引入第2章和第5章的主题：外来移民的作用以及人们对他们的愤恨。当时的英格兰生育率骤降，越来越依赖移民为这个世界工厂工作。工厂里的外国工人、技师和企业主改变了伦敦东区的人口构成。从维多利亚女王加冕到1914年“一战”爆发，爱尔兰人、德国人和犹太人相继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人口。在俄国，为了躲避大屠杀，大约有12万名犹太人移民来到英格兰安家落户。这在加入工会组织的英国工人之间引发了紧张关系和情感冲突。码头工人领袖本·蒂利特是个虔诚的社会主义者，他本人是爱尔兰移民的儿子。他曾经一边挠着脑袋一边对刚刚移民过来的工人们说：“不错，你们都是我们的兄弟，我们会尽力帮助你们。但是，我们真心希望你们没有移民过来。”这是相当不错的欢迎词了。

[1]1平方英尺=0.09290304平方米。——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