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 | 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认同困境与治理路径(III)
多层互动:新移民认同困境的解决路径
殖民主义时期,早期移民(新客)与海峡华人(峇峇)之间也曾陷入认同困境。与移居此地几百年的海峡华人相比,早期移民的本土认同非常薄弱,政治与文化上的效忠对象依然是自己的母国中国(清),这种认同取向在当时引发海峡华人的诸多不满。后来随着彼此认知的深入,这种存在于两者之间的张力逐渐弱化,整个过程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华人在东南亚移民的历史经验给当前处理新移民与本土居民的认同困境提供了有效的借鉴,但是不同的时代语境需要有与之相对应的治理模式来为认同困境的解决提供新的路径选择。
社会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新趋势,政府机构以外的非政府性、非盈利性的社会组织已经融入公共治理领域,国家与社会之间通过积极而有效的合作实现了公共资源与权力在全社会的分配与再分配,社会组织与政府共同承担公共管理责任的同时也实现了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互构,一种涵盖国家、社会与个体的多层网络治理模式正在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主流。“随着执政形式的发展,存在于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或者内部的边界与区隔逐渐变得模糊不清” ,国家与社会之间不再是传统的线性统治关系,而是逐渐转变为互动合作的网络多元治理架构,“政治秩序正在从组织/科层体系向网络转变” ,实现了纵向垂直的科层体系与横向水平的社会变量之间的纵横交叉。
对于成熟的国家来说,“没有哪一种竞争性的政治结构……拥有像国家这样足够全面的多维能力” ,所以新加坡依然将国家视为是现代社会秩序中具有决定性的组织工具,以政府为代表的官方治理体系依然在化解认同困境这一公共进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其次,新加坡特有的族群与文化结构赋予了以地缘、血缘和神缘为基础的族群与宗教社团重要的历史使命,它们的存在成为新加坡社会和谐与国民融合的重要纽带和节点,为认同困境的解决提供了有效的社会推动。再次,公民社会的蓬勃发展也给公众参与国家与社会事务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平台,公众正在通过自己的积极参与来影响国家的公共政策和社会发展,个体层面的积极参与成为认同困境解决的直接动力。
首先,在国家与政府层面,高效和有力的新加坡国家与政府是推动国民融合的结构性保障和主导力量,如福山所说“集聚合法的权力并运用于特定的目标,这是只有国家和国家集团才能做到的事情。” 当在地空间提供平等的内涵,居民会考虑继续整合进当地秩序中。当在地语境有所失衡和偏差,居民则会考虑再次成为移民,在离散与凝聚之间进行另一轮的安排。新客时代的殖民政府在制度设计与政策倾斜方面明显偏重“峇峇”社群,扶植他们在政治、经济与社会教育等方面的优势,而对比例甚高的新客却采取漠然的政策,甚至对两大社群之间的矛盾非但不平复还要推波助澜,造成殖民早期海峡华人与新客之间矛盾重重。历史的教训彰示了面对不同的移民社群,政府或者国家必须提供一个平等发展的互动语境,首要解决国民融合与社会和谐的问题。在2010年8月的国庆演讲中,李显龙总理坦承,“移民带来深远的影响,关系的不只是经济表现,而且是社会的和谐及国民的认同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筛选移民的标准比外劳严格的多,移民人数也比外劳人数少的多,从而避免改变我国社会的本质。我们只引进能够融入新加坡社会,又能做出贡献的人。”
具体来说,作为国民融合与社会和谐的主导性力量,政府通过制定相应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政策,建立起完善的制度结构,通过国家层面的治理结构来主导新移民的融入进程。为了加强国家竞争力、平等性和同化能力,国家已开始将移民控制与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间的融合相结合,概括起来就是政策引领,制度规约。新加坡政府尝试通过两项彼此关联的措施——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和提升社会政治凝聚力——来实现本土居民和新移民的团结,推进国民融合和国家建构。 为了缓解本土居民与新移民之间的认同困境与矛盾,避免社会分化危险,新加坡政府一直在努力寻求多方面的影响力以增进公众和社会的包容性。政府通过一定的政策倾斜,在诸如健康与教育补助金等方面对公民和永久居民采取不同的待遇,对本土人的诸多利益给予适度的照顾和保护等等。同时,为了避免因新移民的跨国流动过强而引发本土社会不满,政府也力图通过限制新移民的跨国属性,来增进新移民对新加坡的政治忠诚,确保国家认同的培养和巩固。这种政策性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并通过确保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来提升对政府政策的认同,进而减缓对新移民政策的压力。
在具体的制度建设方面,政府特别成立了国籍与人口策划署(CPU)和国民融合理事会(NIC)等机构来推动这项融合议程。国民融合理事会的宗旨就强调要积极推动和促进新移民融入新加坡社会,鼓励新移民与本土居民建立更好的联系。2009 年国民融合理事会提出了“开放门户、敞开胸怀、开阔思想”的“三开”理念,旨在全面协助新移民融入本土社会,促进各社群间的相互信任,为此政府还设立了1000万新币的“社会融合基金”(CIF)。为了增进新移民的国家认同,政府委派了一个移民工作组提出“强化新加坡身份认同感的四个关键价值观”的口号,具体如下:履行国家兵役责任;遵守法律法规;拥抱多元文化;坚持选贤任能。政府还号召新移民通过学英语,与本土居民交流和参与公共活动来融入主流社会并拥有一个本土化的身份。此外,政府和社团也通过组织“公民日”、“家庭日”等多种既面向本地人也面向新移民的活动来增进国民融合,打造同一的新加坡国家认同。以民众俱乐部为代表的基层组织体系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形式有效地推动了新移民的融合,提升了社区与国家的凝聚力 ,如李显龙总理所说:“即使是50年后的今天,维护社区凝聚力仍是重要的任务。我们需继续维持目前的种族及宗教和谐,并且让新公民融入新加坡社会。”
其次,在社会与族群层面,高效而完善的社会组织体系建构,为新移民融入主流社会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作为多元族群的社会,新加坡的四大族群本身都有代表本族群的社团和相关机构,它们一方面通过推动相关文化活动来传承历史,提升族群形象,另一方面则通过推动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来推动国民融合与族际和谐。
以会馆和新移民社团为代表的华社机构是联结不同方言群和新老移民的有效纽带。近年来随着新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多,传统会馆也在与时俱进,积极推动自身的改革,以开放的心态迎接新移民的加入。成立于1986年的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在其发展愿景中明确提出要“领导宗乡会馆;弘扬华族语文、文化与价值观;建立紧密联系的宗乡会馆网络;促进种族和谐与社会凝聚力;从事一切其他符合或利于促进上述宗旨或其中一项宗旨的活动” 。成立20多年来,总会充分发挥华人在地缘、血缘和业缘等多个领域的团结优势,通过主办“春到河畔迎新年”、端午嘉年华、体育文化比赛、资助学术研究以及举行各族群同胞交流等活动提升国家凝聚力,推动跨族群互动与和谐。
据宗乡总会执行总秘书林文丹女士介绍,目前总会已经有超过两百个的宗乡团体加入,其中既有成立于19世纪中叶的老会馆,也有刚刚诞生的新移民社团,将总会作为新移民和本土社会互动联结的纽带。总会正在与其他多家会馆合作推动华族文化中心建设,旨在提供一个社区互动的空间,通过展示与弘扬多元文化,促进社会发展和族群和谐,将其打造成推动本土居民和新移民融合的新平台。总会与多家会馆也非常关注新会员尤其是年轻会员的吸收和培养,在各会馆新接纳的会员中新移民占了一定的比例,如总会下设委员会就有多位杰出的新移民代表。林女士说,华社是国民融合的重要基础,总会希望通过自身的有效领导,为新加坡的国民融合与多元族群和谐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而作为以新移民为主要面向的新移民社团同样在国民融合进程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中国新移民总会华源会截至2012年5月,其会员已超过5000人,为了推动新移民与本土居民的融合,成立十几年来以及与政府和相关社团合作组织了超过400场活动。天府会更是在2008年就提出“从天府走进狮城,从融入迈向投入”的新使命。其他诸多新移民团体近年来热心从事公益慈善活动,包括香港移民组成的九龙会,以及中国新移民组成的新加坡关爱会等等。这些华人新移民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积极回报社会,深入认知新加坡。由新移民社团与传统会馆联合主办的“幸福之歌”春节晚会作为沟通新移民和本土居民的重要桥梁,自2006年以来已经举办了多届。2013年的春晚除了由在新加坡留学的中国学生呈献节目,也邀请了福建会馆、晋江会馆及永定会馆参与,为活动增添更多本地元素及特色,糅合了多元文化元素,体现了新加坡多元族群社会的色彩。
宗乡社团(传统会馆与新移民社团)作为社会性的组织机构,公众对其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在推动新移民融入与国民融合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早期会馆相互扶持、和衷共济,帮助了南来的华人移民落地生根;如今新移民社团开放包容、积极进取,推动了新移民与本土居民之间的认知与融合。所以,在当前新移民融入本土社会的进程中,宗乡社团的作用理应得到更大的推动。陈振声部长曾指出“国民融合是一个过程,要求我们能够从中发现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目标,通过创造相互交流的机会,促进融合。我们鼓励宗乡会馆、社团组织以及各基层单位,为建立起一个更为包容、相互理解、互相尊重并且充满活力的多元种族社会而努力”。
第三,在个体层面的困境治理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优秀人物和社群领袖的作用,另一方面则对新移民与本土居民的理念与行为提出明确的要求。历史给当前提供了有效的参照,在新客时代,以林文庆为代表的峇峇领袖周旋于新客与峇峇之间,扮演沟通角色,甚至利用各种文化、教育和社会组织,让两个群体有机会展开交流与合作,从而有力的推动了两大社群矛盾和认同困境的纾解。 新移民时代,同样要发挥社群领袖的领导和纽带作用。以福建会馆、潮州八邑会馆、海南会馆、广东会馆、三江会馆等等为代表的传统会馆领导人都在利用社群领袖的号召力和凝聚力,通过个人与组织的积极努力推动本土居民与新移民之间的融合,帮助新移民融入。宗乡总会及其属下的会馆和新移民社团都非常注重对新移民会员的吸收和培养,在各会馆新接纳的会员中新移民占了一定的比例,而其中有很多优秀的新移民也担任了传统会馆的领导人,如总会下设委员会就有周兆呈博士等多位杰出的新移民代表;晋江会馆青年团团长、厦门公会会长和青年团团长等都是新移民。而作为新移民社团领袖的一些代表人物也在积极推动新移民的融入与形象提升,如华源会会长王泉成推动成立华源会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世界对华人的印象”。
对于新移民而言,要努力推动自身的角色转型。有学者指出新移民一方面要保持正确心态,尊重本土社会,另一方面要学会为客之道,学会感恩,以实际行动来践行“融入”新加坡的承诺。 作为新来者,感恩本土社会是必要的选择,移民初期新来是客,为客之道必不可少。但是不能仅限于“为客”,融入才是根本,所以新移民不论是在心态还是行动上都要摆脱移民式的客居心态,实现移民身份到在地身份的转型,树立明确的本土认同。“不论你是华人或印度人,马来人或欧亚裔人,只要你身在新加坡,你的前途就取决于新加坡的繁荣,而非中国、印度、马来西亚或印度尼西亚的繁荣。”
李显龙总理就曾号召新移民要积极融入当地社区,热爱新加坡,同时也呼吁本土新加坡人也要敞开胸怀,以包容开放的心态接纳和帮助新移民,共同促进新加坡的社会和谐与发展。他表示,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熟悉社会的价值观、作风和风气,但新移民则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潜移默化,才能了解新加坡人的思维和想法,而这是一个需要下功夫,甚至是需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才能走上正轨的过程。他因此呼吁新移民在这方面多下工夫,也希望新加坡人主动帮助新移民,对新移民采取包容的态度,“实际上,我们都是移民的后代。我们的祖先选择移居,到南洋来打拼,最终在这里安家立业。……今天的新加坡,是由移民先驱以及他们的后代建立起来的。因此,我们应该继续以宽广的胸怀欢迎新移民,让他们帮助我们建设一个更好的新加坡。
所以,如果换一个角度,看法可能就会有所不同:虽然新移民的到来占用了本土社会大量的社会资源,但是他们同时也为新加坡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创造了更大的价值;他们虽然带来了母国的政治理念、文化价值观等可能会冲击新加坡核心价值的思想体系,但是这些内容恰恰也丰富了新加坡的多元文化,促动了新加坡的国际化和多元化。通过社群领袖的引领以及新移民和本土居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可以有效实现社会公共治理在个体层面的实践,逐步缓解和解决认同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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