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邻为鉴，美国、新加坡如何破局“老有所养”？

养老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受到国情、人口结构、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经济体的养老金结构呈现较大的差异。

养老金体系的搭建可以作为一个社会切片，帮助我们横向了解一个国家的过往。通过研究其他国家面在不同阶段时的政策选择，我们能更清晰的了解自己的发展策略。

下面我分别和大家介绍两种截然不同的养老体系，看看美国和新加坡是如何保障本国老年人群体的退休生活的。

01、美国式养老

美国采用的是典型的三支柱养老体系。在同一国家中，不同发展阶段的养老体系倚重的支柱会有变化，美国养老金体系的搭建历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数据来源：西部证券研究报告）

美国养老第一支柱建立的标志是社会保障计划（OASDI）的设立。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要求雇员及其雇主需缴纳的工资税的一部分，交由美国政府及联邦储备委员会共同管理，从国家层面建立的养老金体系初步形成。

但随着婴儿潮时期人口步入老龄化，OASDI面临的资金给付压力越来越大，于是美国于1974年颁布《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ERISA），通过设立第二支柱雇主养老金计划和第三支柱个人退休账户（IRAs）来缓解第一支柱承压的问题。

（数据来源：西部证券研究报告）

当前美国是以企业与个人养老金为主体的养老体系。养老体系市场化运作的介入减轻了政府养老的压力，繁荣的金融市场给投资者提供了充足的选择，各类投资机构也助力了投资者教育，让居民更愿意承担风险和主动参与投资，产品配置上偏好长期产品。

截至2020年末，美国养老第一、二、三支柱资产规模分别为2.9、20.5、14.7万亿美元，占比分别为7.6%、53.8%、38.6%。美国养老体系的发展对我国相关制度的完善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数据来源：美国社会保障总署（SSA），投资公司协会（ICI））

02、新加坡式养老

说完了美国，我们再来看看“自己挣钱自己花”的新加坡式养老。

新加坡是老龄化严重的国家之一，其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新加坡总人口568.58万，65岁以上居民占总人口的15.2%，相当于每100个劳动人口要“照顾”23.4名老年人。

（数据来源：新加坡统计局）

那么新加坡是如何引导居民为养老做准备呢？

（数据来源：西部证券研究报告）

与主流养老金制度不同，新加坡的名为“中央公积金”（Central Provident Fund， 简称CPF）是一种完全累计型的强制性养老储蓄计划。国家会给每位参与者设置4个不同的账户，分别可以用于购房、教育、大额医疗开支、退休金支取等多重目的。参与者从有工作收入的第一个月开始，就要强制缴纳37%的收入（雇主与雇员共同缴纳），55岁之后，缴纳比例梯次降低。

（数据来源：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官网，Central Provident Fund Board）

新加坡养老体系以第一支柱为绝对主导，第二、三支柱发展相对缓慢。1986年推出CPFIS计划，允许公积金储蓄的部分资金投入到政府允许的投资品种中。在2000年新加坡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首次突破7%，政府在次年推出专门为养老退休储蓄设计的补充养老金计划（SRS）鼓励私人养老金发展。根据西部证券的研究报告，新加坡第一、二、三支柱的占比达到了91.9%，0.7%，7.4%。

（数据来源：新加坡统计局，西部证券）

新加坡采用 “家长式”养老安排的直接原因在于：新加坡是一个经济和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的小型经济体，无法承受大型财政兜底的社会养老福利制度。

CPF的制度优势十分明显。首先CPF制度下的新加坡政府养老负担几乎为零；纯粹靠个人积累的方案不会加剧年轻人的被剥夺感；所有账户收益情况公开透明，保证了制度的连贯性和可持续性。

但这种制度设计相当于将养老责任完全由劳动者自身承担，无形之间让无法创造足够经济价值的社会群体承担了较大的养老压力，以至于在新加坡会出现很多65岁以上的老人还在工作的情况。

03、总结

梳理完美国和新加坡的养老体系发展历程，有两点特征较显著：

一是人口老龄化程度是推动体系完善的主要因素。无论是美国还是新加坡，建设多层次养老金体系的直接原因都涉及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养老金收支平衡的问题。各个国家不约而同的选择从国家、企业、个人三个方面助力“老有所养”。

二是养老金结构受到人口规模、政治经济体制等多重因素影响。横向对比下，养老三支柱的比例很大程度上与政府在保障体系中扮演的角色有关系，不同的人口规模与结构会直接影响第三支柱发展方式。

今年以来，个人养老金相关政策接连颁布，我国养老第三支柱建设加速落地，可以预见养老第三支柱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投资有风险，入市须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