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从《马关条约》看美国的东亚战略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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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19世纪50年代以来至世纪末，美国政府在向太平洋扩张的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就已经比较充分地注意到了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只是由于当时其海军实力有限，又忙于国内战争和后来的美西战争，因此，既不敢明目张胆地在台湾问题上开罪英国，也担心遇到台湾岛上军民的抵抗难以为继，所以未能马上采取对台湾的行动。但是，美国夺占台湾的野心却时有所现。“罗妹号”事件便说明了这一点。

但美国对于台湾仍然一直魂牵梦绕，一有机会，就不会放过。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国力迅速恢复，对于海外市场与战略基地的需求不断上升，为了跟欧洲老牌殖民者竞争，也更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需求，美国除加紧争取巴拿马运河开凿与管辖权之外，中南美洲与中国就成为美国在美洲与亚洲相当重要的战略佈局。1898年4月25日 至 1898年8月12日间的美西战争，美国打败西班牙，古巴独立，西班牙割让关岛和波多黎各给美国，并以低价把菲律宾卖给美国。

美西战争是美国为了夺取西班牙的在美洲和亚洲的殖民地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而发动的战争，是列强重新瓜分殖民地的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这次战争使美国获取了重要的战略价值和经济价值，即美国获取了分别向南美洲和亚洲扩张的战略基地的古巴岛和菲律宾群岛。正是因为美西战争，美国获取了太平洋上的关岛和亚洲的菲律宾群岛，才使台湾在美国心目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台湾对美国在东亚的战略价值依然非常重要，美国一直没有放弃对台湾的掌控和谋划，这也是后来在甲午战争后，为什么美国会促成日本插手并控制台湾的原因之一，从日本民治维新后，美国扶持日本牵制中国的政策就与一直没变，二战中间的美日太平洋战争，应该只是帝国主义之间利益矛盾的暂时冲突而已，美国长期在国际上奉行分化、离间，结盟等“以夷制夷”的战略。

其实除英国之外，美国很早就对台湾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而且其觊觎之野心与前者相比，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根据记载，近代第一位登陆台湾美国商人是极登·奈伊（Gideon Nye‧Jr.，1812～1888 ）。他在1833年21岁时，与几位兄弟在中国广州成立“奈伊兄弟洋行”（Nye Brothers ＆ Co.），从事鸦片、糖、茶的进出口生意。早在1848年，极登·奈伊以其兄在台湾近海遇险失踪为由，便开始调查台湾的情况，搜集资料，同时不断向美国政府求援，请政府派人员到台湾搜救。

1853年，他致函美国驻华代办彼得·巴驾，建议美国政府出兵占领台湾南部的红头屿，作为太平洋航线的基地，在此期间，美国政府曾先后派四批军舰来台湾海域巡逻，其中最有名就是打破日本锁国政策的海军提督佩里（Mathew Perry）

1854年6月29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以寻找遇险罹难水手为名，派亚伯特上校（Captain Abbot）和辛克莱少校（Lieutenant Commander Sinclair）分别率领两艘军舰“the Macedonant”和“the Misisippi”从日本静冈下田出发前往基隆，除搜寻可能遇难的美国船员之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调查当地煤矿蕴藏量与测量基隆港内水文资料和制作海图。

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

回国后，佩里根据亚伯特上校调查写成的报告，写成了《有力的美人》一文，竭力主张美国政府应“独制先机”，占领这个美丽的岛屿。

1855年3月，美国驻宁波领事汤逊·哈里斯（Townsend Harris，1804～1878，1856年7月之后担任美国第一任驻日公使。）也曾经向美政府建议，为了扩张美国的商业和军事基地，应该向中国“购买台湾”。在他所呈送给国务卿一份长达100多页的意见书中，详细叙述台湾的资源、历史以及现况。

他认为这个美丽岛屿虽然名义上是中国（大清）一部分，实际上形同独立，中国官员只在一些孤立地区维持着软弱、不稳定的统治。况且该岛大部分为“独立番族”所占有。而从地理位置上看，台湾“可以和中国、日本、琉球、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罗、菲律宾以及附近所有岛屿建立交通。它能够供给丰富的燃煤。”“它在海陆军事上佔有优越的地位，……它不但瞰见，而且可以控制这些商埠和中国海面东北方人口。”与此同时，他还提出应该由美国占领琉球和小笠原群岛（美国人称为：包林群岛），与台湾连成一片，作为建立美国在东方基地网的第一步。今天看来，美国在东亚的战略设想，基本都一一实现，而且还一直牢牢的控制着。

美国驻宁波领事汤逊·哈里斯（Townsend Harris）

他在那份长达100多页的意见书中提出台湾对美国至少有五大作用：

1、是当作美国商品进入中国的一个中继站；

2、是作为传播基督教的一个基地；

3、是在海上控制中国南北各省贸易；

4、是当作美国西海岸对中国进行贸易门户；

5、是从台湾寻求向日本发展。

1855年，奈伊兄弟洋行与另两家美商威廉士洋行（William, Anthon ＆ Co.）、罗宾内洋行（W. M. Robinet ＆ Co.）合作，通过贿赂手段，以签订密约的方式，吉登．奈伊取得了台湾樟脑出口独占权及使用打狗港（今高雄）特权。从1855年到1857年间，美国国旗在打狗海边飘扬一年多。

在当时美国人中对台湾的侵略野心表现得最为露骨的莫过于驻华代办彼得·巴驾（Petter Parker，1804～1888）。

美国驻华代办彼得·巴驾（Petter Parker）

（巴驾（Peter Parker，1804～1888），又译帕克，美国首位来华医疗传教士、广州博济医院创始人。1834年来华，1838年在广州成立中华医药传道会，任副会长，并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院。1839年鸦片战争前夕曾为林则徐治疗疝气病。1844年担任美国特使助手，参与《望厦条约》谈判。1855年任美国驻华全权公使后，曾鼓动侵占中国台湾，并与英法各国联合提出“修约”要求，扩大侵华权益。）

巴驾是美国早期那些主张利用鸦片战争的有利时机派遣海军到中国进行示威，乘机取得侵华权益的鼓吹者之一，而且是美国传教士中最积极的突出代表。

早期巴驾对台湾并没什么兴趣，由于受到极登·奈伊不断鼓吹要并吞或是租借台湾的言论影响，对于台湾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随后更变得极为具有野心和露骨。巴驾在中国正逢太平天国之乱时（1851～1864），想趁此良机向中国勒索。

巴驾是在中英鸦片战争的前夜来到中国的。当时清政府实行闭关自守之政策，国家经济制度是个庞大的自给自足经济体系，西方剩余资本和剩余产品难以进入中国。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各国对中国茶叶、生丝需求庞大，反而使中国成为对外贸易的出超国。这使那些急于打开中国市场的西方国家，沮丧之余，想方设法打破这一困局，以满足其在数百年间飞跃发展起来的经济扩张需要。鸦片贸易因此成为突破中国政治经济防线的力量，于是鸦片急剧流入中国，大大损害了中国人的体质和精神，也给清政府带来巨大经济和政治危机。

1839年初，清廷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南来广州，查禁鸦片。巴驾在给林治疗疝气时与其建立私人关系。巴驾为林搜集提供海外资料，帮助翻译书报。《万国律例》(Law of Nations)的片段中译，就是伯驾所作。这些资料，对于林则徐等开明官员睁眼看世界，研究西方文明，进行外交与战争决策起了一定的作用。

1839年7月，伯驾给林则徐写了一封信，信中详细阐述了他对中英局势的看法。从信中可以看出，也许是出于行医的职业使然或传道人性的道德驱使，巴驾无疑是一位反对让鸦片荼毒生灵的人，对林则徐的禁烟立场，及中国人民所受鸦片荼毒之苦，深表理解与同情。他称自己“特别是中国的朋友”，表示对“鸦片烟魔”的憎恶；称赞林则徐“廉洁、爱国和仁慈”。但他婉劝林则徐放弃对抗英国的激烈行动，试图缓和一触即发的中英紧张关系。同时他也不讳指出林则徐由于不了解西方法律和国际惯例(这不就是现在美国还在一直挥舞的国际规则大棒吗？美国等西方国家自工业革命后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对外殖民扩张侵略，奠定了以西方法律和西方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基础。）的欠缺而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并表示愿意出面调解中英两国的矛盾。最后他希望通过“体面条约”的形式，规范中外关系，达到使中国对外开放的目的。这大概是第一次有人向中国官方提出放弃闭关自守国策，实行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建立新型国家关系的建议。客观上说，无论巴驾当时的主观动机如何，这一建议具有深远的意义。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林则徐及清政府没能接受巴驾的建议，但对于以后中国政治的演变还是有影响的。巴驾这封信，与他主动与林则徐联系的行动，显示了巴驾希望通过影响中国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以图建立新型的中西方关系，改变中国基本国策的愿望。有史料证明，林则徐当年收到了巴驾的信，可是他没有答复。也许是林则徐考虑到中西严峻复杂的情势，不宜双方见面。两个月后，鸦片战争爆发，巴驾不得不关闭他的仁济医院，离开广州前往澳门。三个月后，林则徐亦被革职。到1842年，鸦片战争最终以清政府战败，签订《南京条约》，割地赔款而宣告结束。

1841年1月鸦片战争期间，巴驾特地回国赴华盛顿拜访当时任美国总统的凡·勃俊(Martin Van Buren）和国务卿福西瑟，以后又再度拜访了新总统约翰·泰勒（John Tyler）和国务卿韦伯斯特，巴驾向他们提出，要求“立即派遣全权公使迳驻道光的宫廷”。直至1842年9月，他还在策动曾任美国总统的亚达姆斯（John Quincy Adams）作为美国的专使来华。1842年11月伯驾从美国返抵广州，又鼓吹说《南京条约》签订后已有“足够的证据可证明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催促美国政府迅速派代表团前来中国乘机渔利。

正是由于巴驾等美国传教士与在华商人的鼓动和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给他们带来的“兴奋”，美国政府认为“如果要想获得与英国相等的利益”就必须派遣专使来华与清政府进行谈判。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便有1843年夏天以凯莱布·顾盛(Caleb Cushing)为专使的来华，促成中美《望夏条约》的签署。

1844年，中美在澳门望厦村从事《望厦条约》谈判时，巴驾不仅作为顾盛的译员之一，而且为顾盛当谋士，出了不少主意，成为顾盛使华的重要助手。《望厦条约》又称《中美五口通商章程》，中方谈判对手是两广总督耆英，他曾经接受过巴驾的诊治。由于巴驾精通中文，熟悉中国情况，又通过行医与中国官员结交，这给他的谈判工作带来许多便利。原来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中，对传教问题没有作出任何规定。这次经巴驾等人的力争，在《望厦条约》中，加进了在华传教自由之条款，对清政府采取弛禁基督教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特别是他与十三行巨商潘仕成等中方顾问的密切交往，促成了传教条款的订立和条约的签订。

凯莱布·顾盛

(凯莱布·顾盛（Caleb Cushing，1800年1月17日 - 1879年1月2日），美国政治家、外交家。(1835年-1843年），任美国众议院议员，(1853年-1857年）任美国司法部长。

顾盛1800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索尔兹伯里一个富有的造船商家庭。1802年，顾盛随全家迁往梅里马克河畔的造船城市纽伯里波特。1813年，顾盛进入哈佛大学，年仅13岁。1820年至1821年间，顾盛在母校教授数学。

1843年，美国总统约翰·泰勒提名顾盛担任美国财政部长，但遭到美国参议院的否决，约翰·坎菲尔德·斯潘塞取而代之。

同年，泰勒任命顾盛担任首任驻华专员直至1845年。1844年，顾盛签署了美国与中国的第一个条约《望厦条约》。）

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巴驾于1844年起参加当时还设在广州的美国驻华使馆中工作，1845年至1855年任美国驻华使馆头等参赞，其间三次代理公使职务，1855—1857年正式任美国驻华公使。

巴驾的仁济医院在鸦片战争中被民众烧毁。战争结束后，巴驾一面复办医院，一面积极从事外交政治活动。随着他卷入政治与外交活动日深，与中华民族对立也日渐加深。

由于巴驾越来越多地涉入美国的政治和外交事务，造成他与美传教会之间的关系紧张，1845年终于被迫辞职，美传教会也终止他作为该会宣教士的资格，理由是巴驾把太多的时间用于医疗工作及外交事务，而忽略了宣教工作。同年，巴驾接受美国泰勒（John Tyler）总统的聘任，成为美国驻华外交代办。1855年，美国政府正式委任他为驻华全权公使，仁济医院从此移交给美国北长老会宣教士嘉约翰（John Kerr）医生，1859年迁入新址，改名为“广东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 Pok Tsai）。巴驾担任驻华公使后，主张强势外交，建议美国占领台湾，以保持“势力均衡”，并与英法各国联合提出修约要求，为美国争取更大的利益。

英、法、美三国在1854年和1856年两次都派出特使要求中国政府“修约”。1856年，已经升任美国驻中国代理公使的巴驾就列强在华事务的解决，向国务钦卿马西（William L.Marcy，1786～1857）提交了一个方案，建议应趁此时机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必须扩大通商范围及给予更多的商务优惠。“如果英、法、美三国代表亲临白河，而不被迎接到北京去，那么法国可以占领朝鲜，英国再行占领舟山，美国占领台湾，一直占领到过去之一切皆获得圆满解决，并对将来有了正确的谅解为止”。只是这个提议随著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被搁置。

1857年，巴驾又接连几次致函美国国务院，一再强调美国占领台湾岛的必要性，敦促美国政府不要在事关台湾方面的行动上畏缩不前，并认为就势力均衡的大原则而言，“设使美国有意这样做，并有能力占领台湾做好准备，英国当然不能反对”。他惟恐稍有耽搁就会贻误美国在台湾的前途，所以迫不及待地将美国驻香港舰队的司令亚蒙·斯特郎邀到澳门，共商占领台湾这个对美国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与英、法、美三国代表于1858年6月23～26日，在天津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另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其中在台湾开放台南和沪尾（淡水）两个通商口岸。1863年中国政府又加开打狗（高雄）、鸡笼（基隆）两个通商口岸，美、英两国才逐渐降低佔领台湾的野心。当然当时美国国力明显逊于英、法、德…等欧洲列强，因此要独力占有台湾恐怕会引起列强干预，加上当时美国正因黑奴解放问题正陷入南北战争前夜（1861～1865），根本无力出兵海外，在这时空背景下，使得美商不得不因其他国家政治与军事压力，而陆续退出台湾市场，空出来的位置于1858年起，就由英商陆续接手。

巴驾自担任驻华公使，始终在极力推动美国对台湾的侵占和对华利益的扩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他与英法俄各国联合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竭力扩大对华侵略权益，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侵华时，他又主张美国出兵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岛。

美国这样一个两洋国家，在东亚有着巨大的综合利益，因此，对东亚的战略是美 国对外战略重要组成部分，或是其目前最重要的战略所在。从历史上的对台湾的占有野心，到“扶日遏华”战略一直是美国始终追求的东亚战略支撑点。通过日本和台湾这样的节点或“抓手”，通过所谓的“以夷制夷”实现离岸平衡是美国针对亚太地区战略的一以贯之的传统思维，台湾及日本既是美国在东亚施行离岸平衡的关键点，也始终扮演着美国在亚太地区第一"平衡手"的角色。

（1834年6月4日，巴驾告别亲友，从纽约搭乘“马礼逊号”轮船启程，绕道好望角前往中国，于10月26日到达广州。一个多月后，伯驾转往新加坡，在那里学习中文，从事医疗宣教十个月后，再次于1835年9月来到广州。同年11月1日，伯驾决定在广州开设医局。在英美商人捐助下，又得到广州十三行总商伍秉鉴的帮助——出租新豆栏街丰泰行房产的一部分给伯驾开设眼科医局。该医局当时称“新豆栏医局”，于11月4日开始接诊病患者。不久因扩大业务而更名为“仁济医院”（Hospital of Universal Love，今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前身），意即“本耶稣基督大爱，以济世为怀作宗旨”，伯驾自任院长，巴驾所创办的这所医院被认为是中国境内第一所正规的、现代化的西医院。

1835年11月2日眼科医局正式成立。由于医术高明，免费为贫穷患者治病，求医者日益增加。开院后不过17天，病历表就增加到240多张，6个星期内接诊450人，其中包括了几位衙门的官员。为了使日渐增多的病人能够循序就医、提高效率，伯驾在病人进门后，先派发竹片制成的长方形号牌，然后病人就按照号牌上的号码，循序进入诊疗室。据说这种已为当今世界各医院普遍采用的“挂号制度”，就是源自伯驾在眼科医局的这套设计呢。客观说，巴驾精湛的医术，良好的医德，深受中外人士赞誉，亦首开中国人师从西人学习西医之先河，毕业后成为中国土生土长的第一位西医医师，伯驾对于西医传入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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