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真的是缓步徐行的“佛系国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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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从政坛到社会经济，泰国都颇受关注。2月8日是泰国大选登记的最后一天，爱国党提名乌汶叻公主代表该党参选泰国总理引发国际舆论震动。外媒纷纷称，这是史无前例的情况。因为这一事项打破了泰国王室不参与政治的传统。

泰国也在不断吸纳国际人才发展其关键产业。据新华社报道，泰国东部经济走廊办公室预计，未来12年里，泰国十大产业（旅游业、数字行业、机器人、医疗、物流业、航空航天、机械零部件、智能电子、智能汽车、食品加工等）将新增超过100万个就业岗位。为此，泰国政府正协调各部门帮助培养及寻找对口的国内外人才。

另外，据泰国媒体报道，李嘉诚正投资开发高端海滩物业……

笔者的上一篇文章写了越南（详见《遇见下一个亚洲经济增长奇迹，越南？》，想把亚洲国家写成一个系列，第二篇就选了泰国。

说起泰国，有两个印象。第一个印象是崇佛礼佛，佛教至今仍是泰国人的生活重心。另一个印象是落后，尤其是公共基础设施的落后，令人无法相信泰国是一个人均GDP超过6500美元的国家，这水平超过国内三分之一的省份。国内即便经济再欠发达的地区，都有通往全国的双向四车道以上的高质量高速公路，泰国竟没有一条贯穿全国的高速公路（目前准备贯穿全国的一条高速公路——曼昆高速，还是和中国联合修建的）。

宗教传统与市场经济

据估计，在泰国6900万人口中，佛教信徒占比超过94.7%（虽是2013年数据，但也不会有太大变化）。由于历代国王护持，佛教被崇为国教，僧侣倍受敬重，在社会生活中有极大的影响力。二战后拉玛九世普密蓬·阿杜德国王扶植和领导佛教与社会融合前进。泰王室对佛教一直非常虔诚，拥有属于皇家的佛寺数十所，供养了一大批佛教僧侣。每逢佛教节庆，国王全家必到佛寺礼佛，斋僧布施，祈求国运昌隆。所以直到今天，上至王室仪式、下至国民教育及日常生活，佛教规范都是人们遵从的范式。在世俗生活的规范中，男子结婚前必须要出家，一般为一周至一个月，每天清晨出外托钵、过午不食。

泰国全国有3万多所寺庙，9000所教授巴利文和佛学的佛学院，另有两所佛教大学教授佛学，长老比丘指导静坐及修行，或致力于布教、教会行政和心理咨询。大部分青年僧侣是学生，这使得佛教信仰的渗透率非常高，形成了崇尚忍让、安宁和爱好和平的精神。

这种宗教传统与马克斯·韦伯范式下的资本主义精神并不融洽。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创业兴家的志趣和成功率与基督教新教背景存在着关联关系。资本主义精神是指个人把努力增加自己的资本并以此为目的的活动视为一种尽责尽职的行动，把赚钱本身当作一种目的、一种职业责任、一种美德和能力的表现。这与新教徒那种井井有条、系统安排的人世禁欲主义生活方式是完全相一致的。

泰国的佛教显然并不具有类似的心理驱动力和道德能量。相反，泰国佛教的精神内核更鼓励“出世”，为了追求个人的自我解脱，远离贪爱进行修行，试图在现世就断除自己的烦恼，带有某种“消极意味”。这无法鼓励人们积极从事经济活动，更不鼓励企业家文化的生长。企业家精神是以承担风险，探索未知为根本，与佛法的精神导向相去甚远。

佛教在泰国也有进化和革新，与当代社会生活进行校准，增加了世俗生活的元素，比如佛教僧侣透过查摩凯基金会深度参与经济生活，以现代化的基金会方式运作，投资和使用基金会的财产。再比如佛教的设施和用品已经深度市场化，不仅佛教旅游繁荣了经济，而且佛教很多附属物也成为市场商品的一部分。

但这些变化带来的气质改变与韦伯推崇的资本主义精神相比，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缺少了精神驱动力，泰国的市场经济缺乏迅疾而行的力量。这部分解释了泰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市场经济发展历程中何以不紧不慢，因为民众受佛教的引导能安贫乐道，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不是那样强烈。最好的例证就是在消除贫困上，泰国远远落后于马来西亚，直至2016年仍拥有8.6%的贫困人口（拥有13.9亿人口的中国在同期的同口径数据也只有4.5%，2018年，中国的贫困发生率降到1.7%）。

佛教一方面抑制了市场经济秩序的扩张，另一方面却在弥补市场经济失灵时作用巨大，熨平了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不平等带来的社会伤痕，凝聚民众共识继续向前。1997年的泰铢危机以及其后引发的严重经济倒退并没有在泰国掀起翻天波澜，也许就与佛教的人心稳定器作用有关。可以确信，市场经济的精神内核与佛教的宗教思想会不断碰撞融合，构成了泰国独具民族性的经济发展模式。

政治传统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1932年泰国实施君主立宪制后，一直亲西方国家，所以构筑的法律体系也以效仿西方为主。泰国王拉玛四世在1850年即位后，在英国影响和支持下，在政治、经济、教育、法律方面，全都效仿英国。其中一条就是极度重视私人财产产权，从此，泰国也成为一个奉行城堡法和不可退让法的国家。

这一点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泰国政府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力。搞基础设施建设，无论是修马路还是建高铁，乃至地下管廊建设都要征用土地，而在泰国，要征得土地所有人的同意，殊非易事。不能简单地运用强制手段，这使得大规模征用土地非常困难。

而泰国的老师英国通过1965年的《强制购买法》和1981年的《土地征用法》，在法治框架下解决了这个问题。议会批准的前提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政府中负责经济振兴的部门有权强制征地（被征用的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一般都有获得充足赔偿的权利）。泰国未能与时俱进，导致了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服务上作为不够。所幸的是，泰国国会已经通过了新的法令来进行公共服务性质的强制土地征用，这为泰国基础设施建设提速提供了可能。

另一个导致泰国基础设施不足的原因是政府的财力不足。与新加坡对比，两国的宏观税率比较接近，但在举债上差异很大，2015年泰国的中央政府负债率（债务占GDP比例）仅有35.5%，而新加坡为100.7%。因为多了债务融资的管道，所以新加坡政府有能力建设和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基础设施。

说到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的确可以引以为傲。一方面政府有足够的能力动员资源进行大规模和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政治上保持了足够的向心力。不足之处则在于，大家享有充足的基础设施之余，却少有人去关心遭到强拆而命运轨迹发生偏移的人群。

1997年泰铢危机没击倒的“佛系国家”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始于泰国法币泰铢的大溃败。1997年7月2日，泰国央行宣布放弃已坚持14年的泰铢钉住以美元为主一篮子货币的汇率政策，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泰铢当日闻声下跌17%。危机之前，泰铢对美元长期维持着25:1的水平，在危机之后一路贬值到2001年44.4:1。

正如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总结的那样，新兴市场的所有危机教训都在于内部失衡，即实体经济缺乏竞争力和高杠杆。

私人部门杠杆率攀升导致资产泡沫化

受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激励，泰国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进入了经济的稳定增长时期。与此对应，金融化进程加快，信贷增速不断提高。私人部门的杠杆率（Domestic credit provided by financial sector % of GDP）也水涨船高，1993年超过100%后，1996年加速攀升至146.3%。

面对这种大剂量的债务扩张，实体经济的投资机会很快就被穷尽，根本无法提供对应的回报。因此，资金脱实向虚，涌入资产部门。这里，信贷之所以大量产生的一个原因是：泰国的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治理水平很低，没有能力在识别风险的基础上对信贷进行风险定价，由于信贷定价失效，导致信贷需求很旺盛（投机性需求是不会畏惧高利率的），从而使得信贷的创造非常活跃。

货币先是涌入股票市场，推动股市快速泡沫化。1993年泰国股市347家上市公司，证券化率达到不可思议的99.4%（上一年这个指标仅为51.4%）。受上市财富急剧膨胀的示范，1994年泰国股市上市公司以火箭速度增长到了1689家。紧接着大量劣质公司因难以为继而退市后，1995年上市公司家数又回落至416家。这种剧烈的震荡，背后都是失控的货币推动的结果。从南海泡沫到泰国泡沫，如出一辙，原本自持注重个人修行的佛教徒也未能逃出牛顿的宿命，因为无法计算出人类内心的疯狂而失去理性。

泰国政府对资产泡沫的催生到破灭毫无应对经验，为了维持繁荣，反而进一步放宽货币以刺激经济。大量货币从股市转入地产，工商企业和个人都通过借款来参与地产的交易。金融在这里体现出严重的顺周期，加大了资产价格的波动。在1992年至1997年7月，地价以每年40%的速度攀升，某些地方的地价一年竟然上涨了14倍。

外债偿付压力挤破资产泡沫

泰国实体经济缺乏竞争力，只能出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远远不能平衡因人为的高估泰铢本币引致的高进口。所以泰国的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的不平衡状态。为了保对外支付，泰国不得不依赖借入外债来平衡经常账户的赤字（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长期资金可以平衡其中的一部分赤字）。

这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方面是商业银行利用可以借入外债的许可，大肆借入外币向央行兑换为泰铢后用于国内放贷，这为泰国的信贷扩张提供了燃料，吹起了更大的泡沫。另一方面是在债务可得性强的时候，外债规模很容易失去控制。当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日本在广场协议后增长乏力，政府采取降息的方式来刺激经济，这就给泰国的金融机构提供了借入低息日元的机会。这时候，美国经济也不景气，高息回报的泰国债务资产变得很有吸引力。所以，这种外国债务非常容易得到。

但随着1995年美国经济走强之后，美元资产的回报增加，国际资本流向改变，泰国债务失去了吸引力，泰国金融机构在新加坡和东京国际市场不如过去那么容易借到外债了。但这时候，泰国已经累积了庞大且难以偿付的外债规模。1996年末泰国待偿还的外债余额高达867亿美元，占GDP的54%，其中一年内到期的债务又占比超过一半。而同期的外汇储备386亿美元，远低于外汇储备可支付3个月进口额或支付一年内到期的外国债务的安全线。

由于贸易项目不能提供盈余，而外汇储备不足以支付到期的外债，泰国唯一的指望就是继续借入更多的外债来平衡。可充分暴露出风险的泰国基本面已经无法再吸引外国债权人了。因此，危机迫在眉睫。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不过是点燃了这个炸药桶而已，通过做空泰铢来引爆了泰国已经内外失衡的经济。

为了应对外债的偿付，泰国的金融机构走上了与此前货币扩张相反的路径：筹措本币向央行兑换外汇，国内信贷开始被动收缩。没有货币继续为资产泡沫提供上涨的动力，资产泡沫被刺穿，外国投资人信息更加疲弱，进一步要求泰国清偿债务。泰国金融机构被迫再度收缩国内信贷来筹措兑付外债的资金。这也是上图中，信贷缺口与私人部门杠杆率在危机爆发后迅速收窄的原因，危机最终爆发。

缺乏宏观管理经验的泰国政府遭到迎头痛击

债务虽好，终要偿还。没有实体和偿付能力支撑的债务，到最终偿付之时（内因或外因使得借新还旧不可行，庞氏难以为继的时候），都会暴露出风险。但对于缺乏宏观管理经验的泰国政府而言，没有充分地预见到这一切。当经济因债务的增长而增长时，浑然不觉，以为这是市场经济送来的礼物，却不知道市场有着内生的约束，债务必须是有效率的，能创造增量的、实实在在的财富足以支付利息才行。

只有一位富有远见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指出，泰国这种低效率依赖“投入驱动型增长”很可能会遭到要素投入过度的反噬。他依赖的一个指标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他看来，全要素生产率长期为负，就是这个国家经济增长缺乏效率的重要表现。

只可惜，那时候泰国政府还不知道信贷缺口这种预警工具，没有提前预见到国内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

现在的研究表明，信贷缺口是很好的经济预警指标，在信贷缺口大于10%的情况下，3年中发生银行危机的概率为72%。泰国在危机发生之前的1990年信贷缺口就开始高于10%，到1997年危机爆发更是高达35.6%。这个预警指标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危机中重生

金融危机也罢，经济危机也罢，固然恐怖，但终究可以克服。泰国1997年负增长2.75%，1998年继续负增长7.63%。但在IMF的帮助下，泰国展开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以自救重生。具体包括：

• 国家财政为金融机构的存款人和债权人提供全额担保，以防止社会信心崩溃（最后还是由纳税人为金融机构乱放贷来买单）；

• 以30%GDP的金额作为财政预算资金，注资于银行系统，用于冲销坏账并重建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以防止信用内生性收缩；

• 全面对外开放金融领域，吸引外资参与金融系统重建，同时，破产清算问题金融机构，仅1998年2月至1999年11月就以25-30%的回收率清算了56家金融机构；

• 推动企业债务重组，以市场方式出清债务。

泰国的改革还是比较彻底的，在清理私人企业部门的高杠杆时，选择偿付能力不可逆恶化的工商企业破产，这在强化市场纪律的同时也完成了温和的去杠杆。2000年私人部门的杠杆率从最高的1997年的178%降至2000年134%。

经济增长新常态

与韩国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民族情绪沸腾高涨不同，泰国民众在危机面前表现淡然，此后就步入了缓和的经济复苏路程，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

关注经济增长质量

因为1997年危机的教训，导致泰国政府在制定经济增长计划时非常保守审慎，满足于较低的GDP增速目标。但也彻底改变了1990年多年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为负的局面，仅仅在遭遇次贷的世界级危机的2008年和2009年出现过连续两年增速为负的情形。

2017年泰国GDP增长3.8%，2018年增长3.3%，平稳地与世界经济增速基本同步，尚未看到拐点向上的增长轨迹。

长期维持双顺差格局

与1997年前连续17年贸易项目赤字的情形不同，1997年以来至今，泰国仅有一年录得贸易赤字。同期，经常账户余额也改善为正。同时，1997年以来一直维持着FDI净流入，成为双顺差国家，短期看汇率风险非常有限。

服务业立国导致经济波动大

泰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与其他亚洲国家明显不同。出于旅游的比较优势和先天禀赋，泰国的服务业高度发达，在GDP中的占比一直超过50%，且有小幅提高的趋势。但这种服务业与美国超过80%以上GDP产值的服务业有本质区别，有强烈的被动色彩，即更多依赖外国人入境旅游人数和消费金额。这与世界经济增速相关度很高，所以从某种程度讲，对泰国的预期就是对全球经济前景平均数的一个预期。

老龄化社会的威胁

泰国已经开始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了，最新估计的65岁以上人口的百分比已经超过9.2%，达到6324734人。这使得泰国在人口结构的竞争力上大幅弱于其他东盟国家。

抑制经济增长的因素正在熔解

对于亚洲国家，民主比想象中复杂，法律不依赖于立法，而在于法律能否进入人心，成为实际行为规则的一部分。以泰国为例，虽然有了宪政民主，但在现实中却恰恰因为民主而陷入社会对立与停滞，即大选失败后各党派不愿意进行政治合作，反而滥用法律赋予的权利来演绎对抗，非常容易导向民主制度下的政治对立或呆滞。由于农村据人口多数的底层人民与城市中占人口少数的中产阶级始终无法达成遵守规则的共识，双方通过混乱的政党政治和街头抗争，轮番破坏既定规则，既无和解也无合作，反而利用民主的宽容来制造对立和对抗。尤其是在他信政府垮台后，社会一直没有政治向心力，撕裂的阶层致使结构性改革难以实施，越发的疲弱经济，最终造成了双输的局面。

目前，这种情况正随着泰国缓慢的城镇化发生改变。同时还必须相信社会是在自我进化。因为不同政治集团的人们在重复博弈的过程中，会发现政治合作好过政治对立。2017年泰国的城镇人口占比已经达到49.2%，随着农村人口的负增长，城镇化的趋势正在加速。而且泰国政府干净的资产负债表和低杠杆率也为进一步城镇化提供了契机，随着社会中间阶层的力量丰满，现在制约泰国的民主有望转化为新的发展动力。

泰国的投资机会

泰国经济增长有利的因素和不利的因素在彼此消长，但难以估量最终经济发展会出现加速的拐点，还是仍会趋于平稳的缓速增长。所以，对于一个增速在4%以内且以服务业为主的国家（2017年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占比超过56%），同时证券化率超过100%的中等收入国家（2017年该指标为120.5%，2018年泰国SET指数下跌了10%，所以预估该指数大致在112%左右），股票投资的超额收益机会并不大。

但是对于商业地产，包括高档写字楼和住宅的投资机会却值得适当关注，一是因为泰国曼谷高档写字楼和高档住宅的静态租金回报率大致在5-8%，不考虑汇率的话，基本可以对冲泰铢购买力的通胀损失（最近5年泰国以CPI衡量的通货膨胀率平均在年0.8%的水平）。二是从外币资产多元化的角度看，对于高净值人士，在美丽适合休假的曼谷拥有一套地段与北京金融街和东城使馆区类似，且以套内面积计价低于一万美元/平方米的高档公寓也是挺美好的事情。三是泰国是对房地产无持有税、无遗产税的国家，持有泰国的不动产（除非注册法人否则作为外国人不能拥有永久产权）的机会成本相比其他国家要低很多，而低置入成本和低持有成本是不动产投资获得成功的不二法宝。最后还是那句，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 参考资料：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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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 | 视觉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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