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英国前首相访华，毛主席指着邓小平说：香港回归是你的事情

1974年5月24日，北京国际机场上迎来了一位很特殊的客人——英国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

这是爱德华·希思首次访华，他此行的目的正是要与中国的高层商谈香港回归问题。

【注：爱德华·理查德·乔治·“泰德”·希思，曾任1965年至1975年英国保守党党魁，1970年至1974年英国首相。作为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在任内1973年成功使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以及推动1972年中英建交。】

爱德华·希思怀揣着对中国人民的善意而来，得知此事后，我们好客的中国人民自发聚集在机场周围，对他表示热烈的欢迎。爱德华·希思一下飞机后，他便感受到了来自中国人民诚挚的欢迎：只见机场周围到处都悬挂着中英两国的国旗，数千人整齐地站在机场边满怀热情地迎接爱德华·希思。

本次我国负责迎接爱德华·希思的人，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希思对邓小平的本次迎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人还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多年以后，爱德华·希思对记者回忆道：“我第一次见到邓小平是在1974年。我首次访问中国，他到机场来迎接我，带我走过欢迎人群。当时，我对邓小平说，谢谢你的关照。”（《邓小平是我的“老朋友”——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访谈录》）

按照爱德华·希思的行程安排，他本次访华将为期三天，毛主席和希思见面被安排在第二天的下午。

第二天，毛主席在位于中南海的书房会见了希思，陪同的人员包括周恩来、王洪文、邓小平、王海容。

毛主席一见到希思，便握住希思的手，热情地说道：“欢迎你。”

主席亲切的举动，打消了希思最后的一丝顾虑。这次会议大概开了近两个小时，会议的气氛十分融洽，他们像多年未见的朋友，对世界格局展开讨论，从中苏的关系谈到中美的关系。因为希思前首相的身份，又代表了英方，在说到香港问题时，毛主席委婉而幽默地说道：“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这是年轻一代人的事情了。”

随后，毛主席转身问周总理：“（英国按照清政府条约归还香港的日期）还有多少时间？”

周总理答道：“是1898年租给他们的，租期99年，到1997年期满，到现在还有24年。”

在听了周总理的回答后，81岁的毛主席对希思指了指一旁70岁的邓小平说道：“恐怕我是看不到了……这是他们年轻人的事情了。”

毛主席的这番话，堪称语言的艺术，相当高明。

毛主席此举是在委婉地告诉希思，香港是中国的香港，英国应该要守时把租借的香港按期归还。

而香港问题在会议中没有细谈，毛主席说交给邓小平他们去做了。那么英国为何如此急切地想要和中国商量香港问题呢？

一、香港问题是中国在与英国谈判桌上的筹码

时间回到新中国刚刚成立时，1949年，解放军南下解放广州后，当时前线部队已经做好准备随时收复香港和澳门这两块地区了，但是毛主席没有同意行动，要求军队不能进攻香港和澳门。

实际上对香港会不会被中国趁机收复，英方比中国更加没有底气，从“紫石英号事件”爆发就能反应中英当时的实力差距。从军事上来说当时只有四个旅驻守的香港，根本不是解放军对手，从地缘上来说，只要大陆方对香港断水断粮，香港不攻自破，所以连港督葛量洪都认为香港肯定要被解放了。

那么为什么当时如此好的条件没有收复香港？从毛主席角度来说，当时建国以来我们新中国奉行的政策是“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但是新中国刚刚建立，我们也不盲目的跟着苏联走，留下香港、澳门两个地区便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话交流。

而且常年的战乱使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是千疮百孔，很多稀缺的商品离不开从香港进口，毛主席认为香港、澳门问题需要另寻时机解决。正是因为此，香港在新中国成立之时没有被强硬收复，英国也投桃报李，1950年，英国是西方第一个承认新中国是主权国家的国家。

从英国方面来讲，早在1948年，英国就看出国民党颓势已现，就开始奉行“门内留一只脚”的对华政策。当国共两党胜负大局已定，新中国即将诞生之时，英国又多次表达了承认新中国的意向。英国如此关心中国政局，还是因为香港是其在二战后最重要的殖民地。毛主席也正是抓住香港是英国的“软肋”，故而在1950年通过对话让英国取消承认国民党、并终止关系，英国也没有完全同美国站在一起封锁中国，1954年中英双方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

故而在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香港问题是中国可以牵制英国，分化英美同盟的手段，也是联系世界必不可少的对话窗口。

当朝鲜战争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禁止对中国运输战略物资时，英国却通过香港向中国供应石油、化学品、橡胶、汽车和机械，此举缓和了新中国物资供应困难的问题。

★国家关系变化、国家实力增强解决香港时机逐渐成熟。

20世纪70年代到来后。国际局势发生变化，在美苏冷战中，苏联开始占据主动优势，而自1969年中国和苏联关系由恶化变成对抗，互相在边界上有交火。中国开始需要一个不同的外交环境，而欧洲的各国也希望拉拢中国牵制苏联，特别是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释放中美关系缓和的信号。故而1972年11月，英国迫不及待地和中国签订正式外交关系。

20世纪70年代，中国在国际上影响力不断增强，不仅重返联合国安理会，还和一些西方国家建交。这时候中国政府就开始为香港、澳门问题回归做准备了。1972年3月，中国向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提出，要求把香港和澳门从殖民地地区名单中删除。重申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中国政府指出了香港、澳门问题是内政问题，并不是殖民地问题，在恰当之时中国政府会考虑收回香港和澳门。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

在这场会议上本该出席的英方代表选择缺席，中国的提议得到了通过，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将香港和澳门从中删掉。

而希思主导和中国建交，并通过缺席中国在联合国非殖化委员会上提议，传达善意的希思。此次希思到访中国，也对香港问题尤为关切。根据和清政府1898年签订的租借条约，香港在1997年就要到期，届时何去何从，英国尚感忧虑，而新中国政府不急于马上收复香港也是因为时间的问题，清楚他这一心思的毛主席，选择了让邓小平来解决这一问题。

二、把香港回归大任交给邓小平

在1974年希思访华的会谈中，是由邓小平副总理全程陪同。而毛主席对邓小平能力的肯定，也让希思正视邓小平。 在希思访华会谈的晚上，邓小平发表讲话，他当时就提出了香港问题将在合适的时候予以解决。

并且中英两国虽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是有差异的，但是可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对香港问题求同存异。特别是应该在双方努力下，要保证1997年香港问题得以和平的过渡，希思也赞成了这一观点。

让邓小平来接手香港问题，不仅是因为此时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身体原因，还有邓小平长期担任国家要职，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在西藏问题上也协助过毛主席，并且邓小平在1974年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对国民经济恢复，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毛主席认为他是可以托付重担的不二人选，完全能胜任收回香港的历史重托。

三、平稳的交接，睿智的交锋

1976年“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正式复出工作，而在1976年邓小平主要工作中心是对党内思想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经济建设的进度。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和改革开放的形成。而香港回归毫无疑问是在这些工作完成之后，到70年代末，邓小平才开始将精力放在解决香港问题上。

1978年8月，这时国家在思想上拨乱反正，要求实事求是，一切工作都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出发，针对香港问题，也开始深入挖掘怎么样解决香港问题最为合适，并决定成立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以廖承志为主任，具体的深入香港，倾听香港各界对于回归的建议。由于1997年开始接近，不论是香港本地的商人和外国的商人都担心1997是怎么回归，会不会影响他们投资的问题。

很多中外商人担心一旦在香港投资或者大陆投资，到1997年一旦出现“易帜”，会血本无归。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就明确提出要用“一国两制”方针解决台湾和港澳问题。

1979年3月，麦理浩到访北京，第二天上午10时，双方开始会谈，会上邓小平没有过多的客套，就直截了当的谈论了中国对香港问题的态度是，香港主权属于中国，这是没有讨论空间的。

当麦理浩提出“主权换治权”的方案时，邓小平毫不犹豫地告诫他，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抱有幻想，不管目前中国有没有对香港行使主权，只有中国能决定香港的事务，至于麦理浩提到的解除人们由于土地租期日益缩短而产生的忧虑， 邓小平他提出即使到1997年中国政府的立场也不会影响投资：即香港走香港的道路，内地走内地的道路。（一国两制）

针对香港土地续租问题，邓小平还提出中国不止要收回新界，九龙，香港本岛都在考虑范围，凡是当年清政府与英国由于不平等条约割让的土地，都要在1997年得到妥善解决

这是首次交锋，麦理浩没有占到丝毫的便宜，这场谈判英方只是得到了港商来内地对于改革开放的投资保障，他们期望的目标，即通过治权换主权的目的并没有达成。

1982年9月，由于之前的港督并没有能很好地将谈判主动权掌握在英国手中，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决定到访北京，和邓小平商谈香港回归问题。撒切尔夫人十分自信和底气，这也来源于1982年6月，在她领导下，英国获得了马岛战役的胜利，即阿根廷与英国争夺马岛的主权归属。

会谈开始，果不其然，撒切尔夫人一直在高调宣布“三个条约”仍然有效的理论，所谓三个条约指1840年以来，清政府给英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撒切尔夫人趾高气昂地认为香港只有在英国的统治下才能经济繁荣，甚至说出一旦中国宣布收回香港，将会有灾难性的后果。

撒切尔夫人此举在于打压中国，还在企图以“主权换治权”，中方这边拒绝了撒切尔夫人的提议，提出根据英方所说，归还香港，会导致香港社会因为制度变化混乱的担心，中方会设立香港特区，给予香港优惠政策，并且制度可以不变，就是以“一国两制”管理香港。

面对撒切尔夫人如此的蛮横，邓小平也有些强硬，他针对撒切尔夫人言论说，双方应该要把重心围绕解决香港主权归属，并达成协议，还有归还后香港的发展建设问题，从现在开始准备和平过渡到1997年。在主权问题上，邓小平说不能让步，不能谈判，这是首要条件。

邓小平他还说香港问题迫在眉睫，原本一年要解决的问题，后来需要两年解决。现在如果再拖，再达不成协议，中国或许会考虑单方面宣布香港回归。这场会谈让撒切尔夫人出来是面色凝重、神色恍惚，甚至出来路上还跌倒了。第一轮的交手，双方都没有退让，中方坚持“主权问题”不容谈判，英方则是拒绝接受中方提交的“主权移交”等三项议程。眼看一年过去，两国没有达成共识。

从1983年开始中英会谈陷入危机，无论是英国政府还是香港地区都对此担忧，因为邓小平在会上提出了，两年之内没有达成共识，就要单方面宣布方案。如果中方单独宣布，则英国不但会损失在港利益，甚至港督政府也会尴尬退场。

1983年，中英双方第二轮会谈开始，双方的谈判团斗智斗勇，在谈判桌上步步为营，英方仍然提出“主权换治权”。只不过这一次英方代表柯利达提出，1997年香港回归后采取中英共管香港的形式，也就是说，香港挂上中国的国旗，名义上归中国所有，但实质上香港依旧由英国管制，并且他们承诺要保证香港的繁荣，双方为此爆发了比较激烈的争论。

从撒切尔夫人访华到1983年六月，双方在原则问题上的谈判异常激烈。这其中有一些缘故在中英的文化差异上，一些原因在英方没有把态度摆正。以及主权归属问题确实是所有工作的重点之重，假如主权没有谈拢，那么1997年后香港回归也只能付诸于形式上的统一，至于英国还提出共管香港则是更加不可行的，也是变相侵犯了我国主权。

到1984年后，中英双方的谈判变成了拉锯战，这时候谈判进入第二阶段，英国方面不再“咬”着主权问题，即共同管理香港问题不放手，这一阶段双方就一些实质性问题谈判。主要解决一些更细致的问题，例如，香港回归后的国籍问题，民航通行问题，以及外交的大使馆上的问题，还有土地、经济贸易等更加具备专业技术还很复杂的问题。

而英国的谈判方式、策略也有所调整，不再像之前正面地攻击中方的观点、政策、方针，而是采取迂回策略。对中方的“十二条”，每一条进行提问和攻击，而且每天只谈一条。所谓“十二条”全称叫做“十二条解决香港问题基本方针政策”主要指的是香港的主权归属中国，并于1997年7月1日归还中国，还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权力和义务，根本上是为了维护香港社会繁荣发展的具体措施，也就是“一国两制”的具体实施措施。

谈判团团长周南总结了和英国的谈判。和英方的谈判，他们在不断改变策略，从之前的犀利、正面回击，到后来的谨慎，迂回着交锋。总体上说是步步为营的，他们在试探着中方的态度，由原来的只要有一个问题谈不拢，双方就会激烈交锋，演变到后来，发现中方那个问题有松动，英方就会抓住不放。但是中方只要守住了，英方最后还是会不在过于纠缠。所以在谈判桌上，中方代表慢慢的是藏着底牌，牵制英方的思路。这样也更多地维护了祖国的利益。

后来在驻军法上对英国的态度也是如此。1984年4月，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代表英国方面向邓小平提出中国不要派军驻港，恐怕引起香港人心惶恐，英方还以当时香港还出现一些声音，让驻军不要叫解放军，换一个名字要好一点。谈判团团长周南很坚定地回答没有必要更换部队名字，问题的实质也不在此。邓小平也在公开场合发表了香港必须驻军，这体现国防和外交是由中央管辖，中方以坚决的立场寸步不让，终于让英方知道没有回旋余地而作罢。

1984年9月18日，经过艰难的磋商和谈判，中英就《联合声明》达成了协议，这份协议体现了“一国两制”的精神，勾勒出香港未来繁荣稳定的蓝图。这份联合声明历经数次谈判，最终保障了主权是属于中国，香港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将现行体制不变。作为特别行政区的香港将享有高度自治权。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后，香港进入了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前历时12年的过渡期。

四、希思的努力也促使香港回归工作如期而至。

英国前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思，是邓小平结识的一位在中英关系方面有着突出贡献的友人。在1974年第一次访华后，希思在中英之间奔波27次，希思是一个识大体，目光敏锐的政治家。在中英谈判艰难的1983年，他就周旋于两国之间。

希思回国后向英国政府传递了邓小平的谈话内容，他做了很多工作，对撒切尔晓以利害，说服她和英国政府改变立场。当时撒切尔夫人在北京没有谈妥，回国后企图通过联合国举行全民公投让香港变成第二新加坡，希思以邓小平和中国准备等待英方的态度，并且全国人大在不久之后就要发布对香港的措施，使得撒切尔夫人没有继续。并且撒切尔夫人也决定让步，开始放弃谈判中与中国共同管制中国的想法。并且英国政府在第四轮会谈后开始着手稳定香港的经济，由于当时中英双方谈判不利，引发了恒生指数的波动。希思的努力有了效果，英方也看到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是没有回旋余地。邓小平和中国政府有充分的信心收复香港。

在20世纪70年代希思访问中国，是与中国交流达成了和平解决香港问题的一个构图，此后在80年代，希思又积极地说服英国政府香港是需要一国两制长久发展的。希思的出现让中英的会谈突破障碍，为后来1997年顺利回归，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1974年的那场由希思的访华会议，毛主席将收复香港问题交给了邓小平。此后邓小平以卓越的眼光、过人的胆识，勾勒了一幅宏图。以改革开放为指导，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引领，顺利和平地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

“一国两制”方针经过了实践的检验，由构想变成现实，不仅是对马克思马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发展。也为国际上和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做了示范。它实现了香港回归祖国，结束了自1840年帝国主义对香港的殖民统治，这事拥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本文引用以下文献资料：

《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中英谈判邓小平告诫撒切尔夫人：好自为之别走绝了路》。

《香港是中国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邓小平罕见发火》

《凝聚三代领导人的大智慧 香港回归的风风雨雨》

《1979年3月邓小平与麦理浩的“北京会谈”》

《重现香港回归历史的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