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民族集体记忆中的华人｜该国教授如是说

回国日久。疫情原因，暂时还不能过去，在印尼积累的写作素材基本耗尽，只好写了不少与该国无关的文章。

时间一长，让我多少有些愧对丁见印尼纪事这个名称。

这两天，狂上印尼网络（这在国内并不容易），试图找些符合本号题材的话题，翻译并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找到了一篇感兴趣的——

该标题翻译过来便是《印尼民族集体记忆中的中国人》

文章作者系印尼科学院政治研究中心 (LIPI)阿斯维·沃曼·亚当 (Asvi WarmanAdam)教授。

印尼历史学家阿斯维·沃曼·亚当教授在他的书房

据印尼网站介绍，这篇文章实际上是阿斯维教授在印尼华裔总会与Suara Pembaruan日报联合举办的“中国人在印度尼西亚历史中的作用”研讨会上发表的主题演讲。

那么，作为印尼国家级学术机构的高级知识分子，阿斯维教授对于印尼华人，究竟持怎样的观点和看法呢？

下面是他演讲的主要内容：

众所周知，在印尼这个崇尚多元文化的国家里，生活着许多其先辈来自其他国家的族群——比如阿拉伯后裔的印尼公民和印度裔的印尼公民。

但是，这些人与印尼土著民族的长期相处中，彼此之间关系融洽，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问题。到目前为止，不管是阿拉伯人的后裔，还是印度人的后裔，在印尼一直都是安居乐业，比较顺利。（尽管美国指控一些阿拉伯裔印度尼西亚人参与了恐怖主义活动）。事实上，他们甚至被认为是属于他们居住的特定地方的民族。例如，在中爪哇北加浪岸生活了几代的阿拉伯裔，就被视为来自本地的爪哇人。

丁叔叔翻到这里，不禁也想知道那些阿拉伯人后裔和印度人后裔在印尼混得咋样？于是忙上网查询，虽然有关印尼这两个族群的人数多少，不得而知，但是仅从下列图片报道中就可以看到，阿拉伯后裔在印尼有很多人做了高官。

比如，下图这位苏丹哈米德二世，印尼国家一独立就是军队的高级将领，而且印尼国徽——就是那只双爪持盾的鸟的图案造型，也此人亲手设计的。

印尼阿拉伯裔将军苏丹哈米德二世和他设计的印尼国徽。

还有下面这位阿里·阿拉塔斯 (Ali Alatas) 先生，曾在苏哈托时代担任印尼外交部长13年之久，也被称为该国最杰出的阿拉伯后裔之一。

再举一个当今的例子。

这位大雅加达首都特区省长阿尼斯·巴斯威丹（Anies Baswedan）先生，其祖先也是来自阿拉伯国家的侨民。阿尼斯年轻力壮，官场民间皆长袖善舞，巧舌如簧，拥有大批印尼土著粉丝，被认为是印尼下届总统的有力竞争者。

雅加达首都特区省长阿尼斯

至于印尼的印度后裔，我在印尼见识过一些，当年去棉兰采访时看到那里的印度人尤其不少，还曾经拜访过当地的印度神庙，和他们交谈也曾拍照留影，但时间一久都找不到了。但在印尼网上看到下列报道：

棉兰是印度尼西亚除雅加达和泗水外最大的城市之一。棉兰很有名，因为它是许多巴塔克族人的家园。此外，这个省其实在文化传播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印度文化就是其中之一。

印尼北苏门答腊省首府棉兰的一处印度神庙和当地的印度裔民众。

棉兰有个地方叫甘榜马德拉斯，那里是印度尼西亚的小印度。在这个占地 10 公顷的村庄里，您会感觉仿佛置身于宝莱坞的原始版本中。来此一看，你就不必再千里迢迢去印度旅游花很多钱了。

棉兰一家快餐店的几位印度人大叔

接下来，继续引述阿斯维教授的大作。

然而，对于有华裔血统的印尼人来说，情况并非如此。

为什么尽管华人努力融入当地，但仍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民族？

为什么他们总是在印尼历史的关键时刻成为替罪羊？

这个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欧洲人殖民时期，尤其是有关中国的问题从 1900 年代开始在印尼升温。当时印尼的华人兴起了民族主义运动。

中华会馆于 1900 年 3 月 17 日在巴达维亚成立，并开始建立华文学校—— 到 1908 年达到 54 所，到 1934 年达到 450 所。他们的做法受到包括阿拉伯人在内的其他民族的追随，印尼中华会馆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效仿的榜样。

1909 年，印尼的阿拉伯人后裔 在西爪哇的小城市茂物创立的 伊斯兰公会，便是以 1906 年由华人在巴达维亚（雅加达当时的名称）创立的商会作为模型。其他一些族群宗教协会的建立，也是受到华人早年创办社团类似的影响。

百年前印尼华侨前辈在雅加达创办的中华学堂

1912年1月，孙中山宣布成立中华民国，荷兰殖民政府惊慌失措。最初在社会文化领域工作的中国组织开始转向政治。他们的目标是消除东印度群岛在教育、法律和司法、公民身份、税收以及流动和居住限制等领域对华人的歧视。在实施道德政策时，殖民政府试图改善殖民地的教育，但华人并未被纳入该计划，尽管他们受到双重征税（所得税和财产税）。所得税是对原产地征收的（本地人）不是农民，而财产税（对房屋、马匹、手推车、机动车辆和家用电器）仅对欧洲人和外国东方人（包括中国人）征收。

早期印尼邦加岛的荷兰人控制的锡矿，几乎全部雇佣的是来自中国的劳工。

passenstelsel（通行证系统）实施了对中国人流动性的限制。自 1740 年巴达维亚华人遭受大屠杀以来，他们只被允许在某些地方居住。荷兰殖民者制定的“邻里政策”，鼓励在东印度群岛的一些大城市形成华人住宅区或唐人街。

殖民政府通过通行证系统和让华人集中居住的邻里政策，是为了阻止土著与中国人发生互动，但是上述限制措施却使华人因祸得福，这导致了华人经济活动得以在城市大规模集中。当世界经济走向工业化时，华人准备得最充分，他们已经专营食品饮料、药材、家用电器、建材、纺织、蜡染、卷烟、运输等行业。

昔日雅加达商业中心达格洛多唐人街旧貌。

今天，我们看到了华人被视为“阿里巴巴商人”的刻板印象，尤其是在苏哈托新秩序时期，人们认为华人商家与政府官员勾结以获得商业项目，抢夺了低端土著商人的机会。

除此之外，一些华人在大城市的豪华高档住宅区被隔离，不愿与周围相对贫穷和被剥夺的社会交往。还有许多其他这类特征当然适用于少数华人，但它们被概括为对整个民族的刻板印象。

需要注意的是，华人与印尼土著之间各种隔阂的现象，在菲律宾和泰国就不会发生，他们各自的群体有共同的看法。而自从印度尼西亚独立以来，对华裔的负面看法一直存在，甚至在国家政治精英中也是如此。相比之下，华人对自己作为印度尼西亚公民的身份认同感，其实在不断增强 。

我们如何弥合这种认知差距？

换言之，我们如何重建印尼人民的集体记忆？

有一句印尼谚语说：“我们不能爱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我们非常了解阿拉伯和印度文化，因此可以接受它们在印度尼西亚文化中的存在。但印尼人几乎不了解中国文化。

阿拉伯文化通过伊斯兰教而闻名，伊斯兰教是大多数人所信奉的宗教。穆斯林经常阅读的《古兰经》不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吗？印度的文化以印度教和佛教为代表，在普兰巴南和婆罗浮屠寺庙中可以看到其遗产。这两座寺庙使印度尼西亚登上了世界地图，并在该国拥有顶级旅游目的地。

但是除了舞狮和中国寺庙，我们对中国文化了解多少呢？

华裔儿童在印尼华人寺庙烧香。

正是这种无知，促使群众在某些情况下破坏属于华人的财产。在攻击他们知道甚至钦佩的东西之前，人们肯定会三思而后行。这种无知促成了允许实施暴力的“许可”条件，尤其是当精英和当局容忍这些行为时。

有识之士认为，为了防止印尼土著在 1998 年 5 月骚乱中犯下的那种野蛮行为，袭击者和受害者都需要更多了解彼此的信息。而在印尼，广为流传的关于华裔的知识不仅很少，而且具有误导性。缺乏信息是华裔仍被视为“外人”的众多原因之一。正如在在印度尼西亚的暴力根源中，暴力主要针对被视为“外人”的族群。

图为1998年5月暴乱发生后，雅加达一位华人老板在他被洗劫过的店铺里。

自 2001 年以来，国民教育部一直在几所学校测试一种新课程，即“基础能力的课程”。在初中和高中阶段的教材中包括印度佛教、伊斯兰教和欧洲文化的影响部分，但完全没有涉及中国文化。高中 1 至 3 年级的历史教科书——例如由 I. Wayan Badrika 撰写并由 Erlangga 出版的教科书——没有提及中国文化或单一的华裔历史人物。

华裔在印尼科技发展史中的作用

中国文化在印尼科技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让印尼人享受着今天的舒适生活。已故的 Denys Lombard 教授和他的妻子 Claudine Salmon 博士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详细分析了这一点。荷兰人最初很少关注爪哇的农业。是中国人发明了水稻种植。每年来此交易的众多大型木船还载有1200-1300名中国人专门到农场管理。

17世纪，巴达维亚的华人为了食糖贸易而种植甘蔗。手杖的压紧方式非常简单：一头牛用一个齿轮和一根 4.5 米长的轴转动两根垂直的木管。甘蔗插在他们之间，压两次，以尽可能多地榨汁。由于可燃燃料短缺，制糖业从 1815 年开始转移到爪哇中部和东部。

华人从不垄断水稻种植，而是为发明新技术服务，例如 1750 年的水稻脱壳系统，使用两三头牛，每天可以加工 500 吨大米。这取代了使用每天仅处理 100 吨的砂浆手动捣碎的传统系统。这项技术的传播刺激了水稻生产，以克服当时巴达维亚的粮食供应短缺问题。是中国人发明了这些简单的农业设备——脚踏泵、甘蔗压榨机、椰子榨汁机、稻谷脱壳机和犁。

华人还用发酵的大米、甘蔗汁和棕榈汁生产葡萄酒，从 1611 年开始发展蒸馏技术。他们种植花生和靛蓝等农作物。花生于 1755 年被引入巴达维亚，可能来自中国，而靛蓝原产于印度尼西亚，曾被用作当地名称tarum的染料。中国人成功地种植了蔬菜和水果，最好的西瓜来自丹戎凯特。他们还进口棉花和茄子等植物。中国人引进的一种富含蛋白质的作物是绿豆，所有的产品都有中文名称：tauge（豆芽）、tahu（豆腐）和taoco（发酵大豆）。番茄酱也是由一种豆类制成的。

Mie goreng，一种完全融入印尼主流美食的中国炒面。

华人是冶金和采矿领域的先驱。19 世纪上半叶，他们在 Bangka 的铅矿和西加里曼丹的金矿工作。中国矿工使用的技术在当时非常有效，起源于灌溉技术：控制自然水流以冲洗斜坡表面的矿物质。

华人努力开发的其他东西是缝纫针——缝制的面料最初也是从中国进口的——以及陶罐等家居用品。雅加达金德院寺庙内有一个陶罐，直径1.2米，可追溯到1812年，用来烧纸币。

华人也为海洋科技做出了贡献。他们是杰帕拉王子帕提乌努斯用来攻击马六甲的船只的建造者。爪哇北部沿海当地渔民使用的深海渔船或perahu mayang使用了中国船舶的防水隔断材料。除此之外，华人还积极养殖牡蛎、贻贝和鱼塘。制盐技术是由华人开发的，在 19 世纪荷兰殖民政府通过占有 Gresik 和 Sumenep 的大型盐池开发现代方法之前，他们确实垄断了这个行业。

最后，华裔作家在现代印尼文学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 90 年（1870-1960）的过程中，这个族群产生了大约 806 位作者，著作 3005 部，而在 1918 年到 1967 年的 50 年间，现代印尼文学的非华裔作者只有 175 位，并产生了大约 400 本书（不包括翻译）。

从集体记忆中抹去

一直以来，我们从未意识到华人对印尼技术发展的贡献有多大——当时复杂，今天看似简单——这对改善生活条件和社会福利如此重要。甚至我们的一些日常饮食也起源于中国人开发的烹饪技术。

许多印尼人每天吃的面条都来自中国。制作面条的方法后来被当地民族采用，所以今天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面条，如宾杰面条、勿里洞面条和亚齐面条。我们每天都喜欢吃的豆腐是 1917 年由一位中国定居者在 Sumedang 开发的。如今，Sumedang 以豆腐而闻名。其他受欢迎的食物是bakpao和siomay。许多小吃起源于中国，例如hunkue（由绿豆粉制成的明胶）和kwaci（干西瓜子）。来自中国的一些厨房用具是cobek（砂浆）、 ulekan（杵）、kuali（陶罐）和anglo（粘土火盆）。3

这些事实已被苏哈托新秩序政权从我们人民的集体记忆中抹去，新秩序政权在其早年选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发生关系，并禁止任何与中国有关的事情。中文书籍被禁止，甚至带有汉字的包裹也被安全部队视为可疑并没收。外交和其他关系被忽视了三十年，使我们对中国的了解落后了三十年。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华人人参与了为这个国家的独立而战。华裔海军军官约翰·李少校驾驶舰艇，参与了从新加坡走私货物为印尼共和国筹集资金的任务。同样，几个世纪前，在西加里曼丹，华人勇敢地与荷兰殖民政权作战。

2019年，印尼政府尊重历史顺应华社民意，追封华族将军李约翰(John Lie)为印尼民族英雄。图为2010年8月，笔者（后排中）随印度尼西亚民族团结研究机构(LPK Indonesia Bersatu)领导人伍瑞章（二排右二）和伍耀辉（二排右三），前往雅加达南部Kalibata国家英雄公墓，与李将军的侄女（前排左）一起，缅怀这位长眠于此的共和国抗荷独立战争英雄。

在整个新秩序中，并在 1998 年 5 月的骚乱中达到顶峰，我们让中国人成为我们的替罪羊。或许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不知道华裔对我们文明的真正贡献。我们相信他们只不过是经纪人、高利贷者、中间商和垄断我们经济的人。

让同化自然发挥作用

除了华裔占多数的新加坡外，只有泰国和东南亚的菲律宾，公开承认华裔是该国历史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他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有时是越南——经过几个世纪以来在习俗、宗教和技术方面的互动和同化，中国人仍然感到在社会和文化上受到排斥，就像被拒绝完全融合的少数群体一样。印度尼西亚和越南都试图限制其华裔公民的活动。

中国文化的形成始于黄河（黄河）周围，然后向中国南方移动，最后到达沿海地区。直到 10 世纪，这些发展仍在南海方向继续发展。与此同时，远离印度北部海岸的印度文明向南扩展，到达东南亚。

在爪哇，文化渗透早已发生并且能够容纳这些新元素。移民与当地妇女结婚，其中一些人采用了当地习俗。在 15 世纪，居住在爪哇沿海地区的很多华人都成为穆斯林。

华侨商业经营的网络在东南亚乃至世界范围内广泛分布。这是一种普遍的做法，因为种族、语言和共同的经历，使各地的侨民在他们之间做生意时感到更自在，因为他们很容易建立相互信任。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大米进口商网络在东南亚形成，甚至到达美国。

今天，我们需要利用这些华人网络，帮助印尼经济复苏，成为未来印尼贸易的发动机。由于限制让他们别无选择，华人在商业方面的专业知识得以发展。因此，他们集中在这一领域——以商业为主，以商业为生。

让我们停止让华人成为所有印度尼西亚问题的替罪羊。我们应该消除对华裔的负面刻板印象。他们应该有机会在其他领域从事职业，例如政治、文化、军事和警察。

虽然在华人当中——就像在印尼的其他族群中一样——也有一些盗窃客户钱财的小偷和骗子。但这决不能被概括为一个族群的特征。

如果我们将华裔视为国家资产，那么同化可以自然发生，就像几个世纪以来一样，没有我们近代历史中看到的强制同化现象，也一样可以殊途同归。

结论

1. 集体记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重建，华人的历史和文化在整个印尼社会的传播也需要很长时间。因此，关于中国人对印尼文化的影响和贡献的叙述，应尽快纳入课程和历史教科书。
2. 在标准的印度尼西亚民族历史 中，应该对中华文化进行充分的讨论，这与对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文化的讨论相当。
3. 我建议由一个独立的团队尽快编写一本关于“华裔在印度尼西亚历史中的作用”的书。该书可作为资源书提交给国民教育部，用于编写标准化历史书和建立历史课程。
4. 自殖民时期以来，华人商业网络已遍布世界各地。我们国家可以用它们来帮助经济复苏，并在未来改善人民的福祉。
5. 华人与印度尼西亚其他社区的同化继续取得进展。让它通过宗教、文化和其他方法自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