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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西方人撤出殖民地亚洲的那个漫长的、血腥的过程，华人作为少数族群在这一地区的命运和前途都被彻底地改变了。这些“新兴的民族国家*如何从原殖民地统治领地脱颖而出，无疑影响到华人的政治和经济命运。华人社会如何适应在殖民主义溃败后之新国家的生存，取决于一代又一代移民后裔们不同的能力与利益诉求。
一、印尼反华的根源
1、暴力的根源
印度尼西亚作为一个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其排华主义具有长久的历史。早在20世纪初，随着群众运动蓬勃兴起，在当地民众中流行的具有种族启蒙性质的话语中，就将排华的敌意与宗教信仰、与社会阶级、甚至与反对殖民主义的仇恨联为一体。
印尼语中的“运动”一词，并不相当于“党派”，也并不仅仅是民族主义的代言词，其涌盖了从伊斯兰教、本土主义到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等一连串意想。印尼本土正在崛起的知识精英们，利用争取自由和自主等含糊不清的口号发动和组织群众运动，并且或含蓄、或公开地将斗争的目标指向了当地的华人。
他们攻击当地的华人是资产阶级，是异教徒，是外国人，并且是他们既痛恨又敬畏的荷兰人的同谋共犯。当一个新的伊斯兰兄弟会组织，即“伊斯兰联盟”于1913年联合组建之际，就不时发生伤害甚至杀害华人的事件。当地那些目不识丁的农民制造出了一种恐怖的幻象，必须将所有华人赶尽杀绝，将他们占有的土地夺回到原住民手中，至于荷兰人，则是将他们驱逐出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场排华运动始于华人自身正遭受荷兰殖民当局所谓“道义政策”的加害之际。上述政策在荷属东印度推行，包括剥夺和限制华人在经济、居住和旅行等方面享有的优惠待遇，其目的显然是为了保护所谓长期受压迫的弱势的“土著人”。
作为华人一方，他们对此不仅深感痛苦，而且还希望能够借助于中国的国家复兴，即使那只是一种想象，来增强本群体的自信。
当然、20世纪初建立的新中国绝不允许听任其公民在海外遭受蹂躏。就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东印度的华人事实上已经开始感觉更加扬眉吐气，他们剪辫子，穿着西服，并且(在当地人看来)在那些非华人面前表现得更加“趾高气扬”，无论事实真是如此，或者只是当地人的想象，伊斯兰联盟的组建和排华暴力事件的发生都与此不无关联。
中国的国家建设和革命事业的发展，令其海外侨民的民族自豪感大为提升。然而，海外华人新兴的自豪感，却更加激化了周边他者对于华人的反感。而且，随着当地原住民心中的不满日积月累，加之与攻击殖民统治者相比，攻击华人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因此.排华运动的爆发也就不足为奇了，印尼人掀起排华运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华人将他们的经营领域拓展到了原本由当地伊斯兰商人主宰的领域，如当地的烟草行业。可是，对于华人而言，当荷兰殖民当局取消了华人的包税特权之后，华人商家为了适应新的环境，自然得想方设法进人其他不同的经济领域。
2、阿沙阿特主义
在刚刚取得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当地民众一得知原本由荷兰掌控的经济领域正在被华人所接管，排华声浪立刻甚嚣尘上。
印尼商大阿沙阿特(Assaat) 带头发起了一系列的攻击行动，后来将此类行动以他的名字命名为“阿沙阿特主义"(Assantism) 阿沙阿特所极力呼呼的，是必须在经济权利和地位上给予印尼原住民以优惠待遇。
排斥华人，他所掀起运动攻击的主要目标是那些印尼籍的华人及其后裔，他发出警告，认为刚刚诞生的新印尼的经济命脉可能被华人所主宰，因此印尼原住民应当奋起坚决阻止。阿沙阿特的这些言论显然充斥着种族主义色彩。根据阿沙阿特的观点，华人就是华人，永远不可改变，华人在社会上和经济上的排他性，令人愤慨，不可容忍。即使华人入籍成为印尼公民，他们那种无孔不入的本性也是任何“真正的”印尼人绝对无法接受的。
他提出，华人在经济上的权力是“荷兰殖民主义的遗产”，必须加以打击。以维护印尼原住民的利益。尽管印尼社会的确存在着对于那些华人富商的普遍妒忌，尽管华人当中经商的比例的确特别高，但是，并非所有经商的华人都是富豪。
而且，那些原住民中的富豪也没有遭到相似的批判。阿沙阿特主义推行的结果之一，是严禁华人在农村地区经营零售业。印尼于1959年针对西爪哇颁布的歧视性法令，在军队的支持下即刻付诸实施，结果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经济。
由于该法令，大约10万华人被迫离开印尼，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派来的轮船将他们接回中国重新安置。
3、华人何以一直处于被利用或被绞杀之间?
在东南亚后殖民时代的民族国家中.排华主义在印尼最为根深蒂固，印尼从政治、宗教到族群结构.再加上长期殖民历史的影响，都使得“华人问题”成为该国一个无所不在的特殊阴影。
那么，究竟为什么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时期，华人作为印尼的一个少数族群，一直处于被利用或被绞杀之间而遭受双重伤害呢?
这个谜底必须追溯到殖民时代，从殖民者如何在经济上利用华人的史实中去寻找答案。
印尼华人控制着市场经济的重要环节，从大型企业一直到乡村小店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显然比周边原住民要富裕些(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如此，但作为一个群体而言，则的确如此)，因此，当地人既痛恨讨厌这些华人，却又在生活中离不开他们。
自打殖民时代以来，印尼的每一任统治者都在华人问题上左右为难：究竟应该让他们更好地在经济上发挥作用，从而使自身也可从中获利，或是干脆把华人赶走。他们发现、前者行不通，因为这会遭到本地民众的反对。而后者也做不到，因为当地经济运行离不开华人，结果就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忽左忽右，或是把对华人少数族群的宽容与歧视混杂在一起，又打又拉。
然而，民族矛盾并非仅限于经济领域。在1965年那场流产的政变发生之后，印尼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此时，印尼当局在提及中国时， 不再使用“中国”这一正式名称，而改用战前日本人使用的带有明显歧视性含义的“支那”一词。新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严重抗议， 但印尼方面拒不理睬。
那么，印尼如此改变名称的目的究竟何在?
根据一名印尼官员给出的理由：
改变名称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自己的人民不再感到卑微，同时……也不允许我们国内那些人(即那些华裔)高高在上”。
这就是印尼“华人问题”的症结所在：
印尼原住民心中长期积蓄的屈辱与愤慨之情，在殖民统治崩之后仍然延续。换言之，早在荷兰殖民统治时期将印尼原住民置于社会底层时，华人问题”就已经埋下了祸根。
荷兰殖民当局将华人列为二等公民，即华人虽然位居殖民者之下，却位居于原住民之上。荷兰人将当地原住民叫做“土人“，虽然本意是“原住民”。但实际上还包含有“野蛮人”的意思。荷兰殖民当局推行的这一划定明确边界的等级制度，既保证“他们华人”(严禁提升其地位，也不准其下降)能够继续充当中间人的角色，又保证那些“土人”只能充当农业劳动力，种植咖啡、蔗糖和其他用于出口的农作物，从而保证整个殖民地能够如殖民者之所愿而运转，有利可图。
历史上积累下来的仇恨，加上穆斯林和异教徒之间的隔阂，以及历届印尼政府经济上持续的不安全感，这一切相互叠加交错，印尼华裔因此成为明显的替罪羔羊。
二、马来西亚排华现象的柔和性
在英属马来亚殖民地，当地马来人对华人的不满，源于其内心深处的卑微，即自认为不管是经商或佣工挣钱，他们都不如华人。
无论这是源于文化上的差异(如马来人历来鄙视佣工和经商，这是英国人对马来人的看法)，或是殖民体系自身影响所致。至少可以说，无论马来农民原先对于佣工和商贸的看法如何，殖民当局的政策显然都是强化了他们的看法。
因为，矿井和种植园的老板都不太愿意雇佣本地工人，他们更愿意使用从国外输入的契约工人，因为后者更廉价，更容易雇佣，也更好管控。
就是马来农民自己，在必要时，也更中意由华人、而不是马来人充当中间人，因为华人有更多办法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资金，而且也可以和他们讨价还价。如此一来，就造成了马来人的民族性中缺乏从事现代经济活动之能力。
结果马来人当中存在的这种自觉能力缺失的痛苦情感，与殖民主义相联系，再与那种认为华人“天生”就具有经商能力的极端看法形成负面的对照，在后殖民时代就发展成为针对华人少数族群的敌视心态。
1、马哈蒂尔与“巫统”
马哈蒂尔是一位具有部分印度血统的马来人，出生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马来亚的一个教师家庭，在新加坡学医，并成为一名执业医师。当马来民族主义政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 于1946年成立时，他随即加入该政党，开始其政治生涯。
1969年马来人与华人发生流血冲突之后，马哈蒂尔严厉指责巫统当时贵族化的、受英国教育的领导层脱离马来民众，而且对华人太过温和。为此，马哈蒂尔被开除出巫统。
然而，这一种族冲突事件为推出有利于马来人的新政策开辟了道路，新政策强调伊斯兰文化。寻求调整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经济上的不平衡。在新的政治生态中，旧巫统领导层选择了一条相对好斗的路线。
在马哈蒂尔重新加入巫统之后，他以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激进的种族观念成为巫统的主导力量。
马哈蒂尔坦陈，“仅仅靠法律无法做到这一切”，但他同时也指出：法律实际上具有最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四千年的时间来应对这些事”。其结果，是直截了当地通过立法，在工作、教育及资本财产方面实行配额制，为马来人保留一定的比例。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时，曾经明文规定保障马来人的特权，但并未能有效实施，新规定远远超越了当年的权限。
2、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排华现象区别
印尼和马来西亚两个国家的排华主义之间的差别更多表现在宣传层面，而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两国都号召通过立法，提升当地处于弱势的多数民族的地位，从而抑制居于强势的少数族群。两国给华人贴上的标签都是：“冷酷无情的生意人”。
两国的政策都可以被归人具有“种族主义”性质，因为他们攻击的对象是整个族群，然而，我们从马哈蒂尔的言论中，还是可以看出些许称赞华人的内容。
例如华人是在生存斗争的历程中被塑造为坚强和能干的人，而且，马哈蒂尔还强调，应当努力提高马来人的能力，而不是去特别压制华人，如此方有可能实现经济迅速增长的日标。尽管设定给予马来西亚华人的配额及目标令人难以接受，但在马哈尔的讲话中，却并没有提及华人具有不道德，不忠诚的天性。
因为马哈蒂尔和他的同仁们都清楚地知道，华人虽然是少数族群，但是，他们的规模和能力都足以将马来西亚建设成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可一旦他们将其资本和天赋用在其他地方，就可能使马来西亚沦于贫困。
但是，印度尼西亚的情况恰与此相反，“阿沙阿特主义”既残酷无情，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是自我毁灭，印尼于1959年颁布的第10号总统令，禁止“外国人“从事县以下地区的零售业，结果造成10万华裔店主被迫逃离印度尼西亚。
在后殖民时代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当地华人族群的命运在某些方面有些相似，但在另一些方面则明显不同。
在这两个“新国家”，都有一批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并且积极进取的华人在此安家立业，他们的经商本领和财力资本对于所在国家的稳定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这两个国家都是从作为多元种族社会的殖民统治中脱化出来。
在历史上，当地殖民统治当局曾经积极鼓励华人(在马来西亚，还包括印度人)移民。在这两个国家的城市地区，华人都是当地重要的(而且还处于不断发展中)工商阶级，而且，华人自身的族群认同十分突出，这就使处于当地主体民族地位的原住民族群对他们多有猜忌。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都是伊斯兰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尽管表现出原教旨主义倾向，但是与中东地区相比，这两个国家的穆斯林显然比较温和，比较宽容。
华人在这两个国家处境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其人口比例的不同：在印尼，华人少数族群仅占总人口不足3%，但是，在马来西亚，华人则构成当地总人口的大约25%。在印度尼西亚，他们认为该国面对着一个“华人问题”，而在马来西亚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印度尼西亚，华人必须尽最大努力去适应主体民族的要求(包括尽量同化于当地民族，淡化自己的民族色彩，或是在当地原住民中寻求有权有势者的庇护)。
在马来西亚，当地华人的数量比例，以及他们在经济上的重要性，都是当地马来人既无法同化，也无法充当庇护者的，自然，更不可能将华人全部赶出马来西亚。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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