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日本没有成功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初期美军还会处于劣势吗？

关于这一问题，我们似乎可以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的相关外交政策而得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事实上，二战期间因步伐迈的太大而扯到卵的，不只是日本，美国的“两洋战略”同样也是。本文约11000余字。

评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的外交策略及对远东军事战略的影响

摘要：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美国遭受日本惨烈打击的结局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战争爆发初期美国陷入了对日作战极为不利的局面，战前外交策略和军事战略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太平洋战争前美国旨在避免陷入战争纠纷和承担任何国际义务、努力维持“门户开放”政策和最大程度地保障自身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相关利益，以地缘政治心态评判时局造成了外交策略上的摇摆不定。“中间立场”导致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军事力量的严重不足。在美日矛盾不可调和、冲突升级到尖锐，威慑战略又不起到任何作用的情况下，美国不仅最终未能摆脱战争的阴影，还造成了对日军事上极为被动的处境。

关键词：外交策略；军事战略；地缘政治心态；区域性军事力量不足

中图分类号：E81 文献标识码：A

1941年12月8日（国际日期变更线东边是12月7日）日本帝国海军对美国太平洋舰队所在夏威夷的基地珍珠港以及美国陆军和海军所在的瓦胡岛上的机场发动了突然袭击 ，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之后，日本迅速席卷了马来亚、缅甸、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以及西太平洋群岛，并直接对西面的印度、南面的澳大利亚和东面的中途岛等地构成军事威胁。日本军事入侵的如此迅猛和广泛侧面反应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在远东地区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局面。

太平洋战争前期，美国的军事失利固然受珍珠港被袭，太平洋舰队实力大为折损的影响。然而，若把此作为主要因素甚至仅认为是该因素造成的结果，则也有以偏概全之嫌。众所周知，一国的外交策略往往对其军事战略有着直接的影响，这在战争时代表现的更为突出。本文力图通过分析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的外交策略及其产生的影响，以求对太平洋战争前期美国军事失利的原因有一个更为客观的认识。

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的外交策略

自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爆发后，美国的外交策略不得不开始加重涉及和考虑法西斯国家，特别是在1931年日本发动“9•18事变”，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向中日两国发出备忘录后，这种倾斜愈发明显。因而，笔者所论述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美国外交策略及影响下的军事战略的时间段界定在20世纪30年代起到珍珠港事件爆发。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策略可以概述为坚持一个宗旨、采取三种手段和呈现两大特点。

（一）一个宗旨

即旨在避免陷入战争纠纷和承担任何国际义务、努力维持“门户开放”政策和最大程度地保障自身的经济利益。

时任美国总统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罗斯福政府首先要确保的是避免战争，因而也就相应地会拒绝承担任何的国际义务。罗斯福本人就多次在不同场合公开作出美国不参与战争的表述，即便在欧战爆发后，仍旧表示“下定决心使国家避免战争。在（1939年，笔者注）9月1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他对于准备战争和准备迎战这两个不同的问题，加以明确区分。赫尔记载了他的讲话，‘我们仅仅注重后者，因为我们不打算参战。’”[1]P288同样面对日本在远东的步步进犯，美国也依然是恪守着“谨防与日本直接对抗”[1]P276的原则。

其次，1899年和1900年美国政府的两次照会，作为一种标志，“表明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正式形成”，即“门户开放”政策[2]PP178-179。其一直以来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核心政策，也是美国外交维护的核心目标之一。尽管美国一直以来都避免与日本产生直接对抗与摩擦，但一旦日方触及到“门户开放”政策的时候，美国立即是以强硬的姿态应对。当1938年11月，东京宣布要建立以日本、“满洲国”和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进行合作为基础的“东亚新秩序”时，美国国务院马上以口头和书面的形式提出了强烈的抗议，甚至华盛顿方面“指控日本的行动是单方面抛弃有约束性的国际公约，批驳了东京所谓的继续维护公约要取决于美国接受远东‘新秩序’的论点。”[1]P275美国要维护“门户开放”政策就必须阻挠日本所谓的“东亚新秩序”；日本要实现它的“大东亚共荣圈”就势必要使美国放弃中国和它的“门户开放”，这一矛盾难以调和——“日本试图逼迫美国撤出一个世纪以来一直致力开拓的中国市场，这对罗斯福来说，在感情上和事实上都是不可想象的”[3]P107；而美国早已被日本视为头号敌人，“因为美国阻碍他们进行民族扩张”[3]P107。

无论是避免战争还是维持“门户开放”，根本上是为了最大程度上的保障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基于此，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外交活动主要采取三种手段。

（二）三种手段

从整体上来看，美国在卷入战争前，其外交活动主要集中在援助、制裁和谈判上，其中后两者主要用于应对日本。

1.援助

参战前，美国在亚洲主要是针对日本援助中国，如1933年3月向中国提供了5000万美元的棉麦贷款；1938年罗斯福根据摩根索和财政部的建议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的贷款；1939年3月对华提供1200万美元贷款；1940年4月贷款2000万美元给中国；1940年9月25日美国先是对华追加2500多万美元的贷款，又在11月向中国进一步提供了1亿美元的贷款和50架新式战斗机；1941年1月美国再次提供5000万美元贷款给中国并在5月6日宣布中国为《租借法》受援国等[4]P70，P72。

在欧洲，美国主要是针对德国援助英国（英联邦），罗斯福所谓的“借水龙带给英国人，用英国抗击德国，转而保全美国”[3]P110。到1941年《租借法案》的出台，美国对英国的援助达到了一个顶峰。

然而从根本上说，美国参战前的这种援助是本着“助人即助己”的原则，企图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安全和利益保障。例如在1938年秋季在面对中国要求贷款的问题上，摩根索对罗斯福的说辞是，“只需拿出一笔不比一艘战列舰的价值大的钱来，我们就能使中国人恢复生气，奋勇而起。我们能收到的效果还不止这点。”[5]P29正是如此，使得美国的援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被法西斯侵略的国家有着一定的帮助，但实际上起到的效果却微乎甚微，既不能阻挡德国对欧洲的进一步控制，也不能遏制日本对中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蚕食。

2.制裁

相较于欧洲的大不列颠（至少它保住了英伦三岛没有被第三帝国吞并），美国在亚洲却没有拥有能够在武力上抵御日本鲸吞的国家。同时鉴于日本资源的相对匮乏及其对原料进口的极度依赖，制裁似乎就成为了美国对日的最佳方案。

制裁主要围绕着两点展开，一是禁运，二是资产冻结。1938年6月，罗斯福政府开始了它对日本制裁的尝试：禁止向从空中轰炸和平居民的国家出售飞机和制造材料。1940年1月《美日商约》的废止标志着美国正式对日实施的禁运制裁。到1941年7月，日本不顾美国的反对，派兵‘进驻’法属印度ZhiNA南部后，8月1日美国正式宣布对出口日本的石油实行全面禁运；8月15日，更宣布禁止一切货物运往日本。而早在7月26日美国就已经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产。至此，日美之间一切金融、商业活动完全停止，美日关系达到了断交的边缘。

美国制裁的失效，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大陆经略政策所确立的“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方针不容改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制裁本身的筹码相较于对方的所求不具备足够的制衡力。以笔者之浅见，制裁奏效的首要条件是本身的利益要足够大于对方的利益和利益目标。尽管美国的制裁已然触及到了日本的经济、军事等各项命脉，但日本独占中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所可以获得到的利益则会更大。单从这一层面来评判，日本值得冒与美国敌对的风险。

此外，由于美国一直都试图避免与日本的直接对抗和军事冲突，看似强硬的制裁背后显示出的其实是外强中干的本质。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缓和日本对石油的需要，稳住它不去荷属东印度夺取石油，国务院把总统（1940年，笔者注）7月26日的声明，即罗斯福在1940年7月25日批准了一项财政部的声明，宣布对所有的石油和废金属的出口实行限制。但在次日，也就是26日早晨罗斯福对记者解释为并不是“禁运”而只是把政府对出口商品的颁发许可证的制度推广到包括某些废金属和石油产品的项目而已[1]P348解释为仅限制出售高级辛烷航空燃料，于是，日本仍能购买到中级辛烷汽油，而这种汽油完全适用于日本的飞机。”[1]P349

3.谈判

20世纪40年代，随着日本亚太地区的持续扩张，相应的美国对日本的制裁也不断地加强，美日矛盾日趋尖锐。然而，日本一方深陷中国战场，动武存在着诸多困难；美国一方亦未做好相应的军事准备。因此，谈判成为双方共同具有的意愿。

由于两国紧张的关系，私人访问是开启双方谈判进程的最佳选择。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鉴于20世纪30年中期，地缘政治思想在美国的影响力颇大，其持有的观点使美国政府认为德日的联合将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巨大的威胁。因而，美国政府认为这是自身危险升级的信号，于是很快委托与政界关系密切的天主教神父德劳特和沃尔希访问日本，为美日秘密接触穿针引线。投桃报李，日本的井川忠厚与陆军省军事部长岩畔豪雄也于1941年初奉命赴美进一步同德劳特和沃尔希商讨两国关系的相关问题，达成了《日美谅解协定草案》。在此基础上，1941年4月1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和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分别代表美日两国政府正式开始了谈判。

但正如菜恩•帕尔桑斯评述的那样，“那年（1941年，笔者注）夏天和秋天进行的灵活外交活动都一事无成，当时别无他途，只有战争。”[6]P127美国在远东的“门户开放”与日本要在亚太构建“新秩序”是双方无法跨越的横沟。1941年11月26日，经罗斯福总统的批准，美国国务卿赫尔交给野村吉三郎和来栖三郎一份措词强硬的备忘录，即《赫尔备忘录》。“其要点是：为了签订新贸易协定和解冻资金，特提出以下交换条件，日美两国同意遵守美国历来主张的各项原则，两国倡议一切与远东有关的国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日、美、英、中、荷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日本从中国和法属印度ZhiNa撤出一切陆海空军和警察力量，日本撤销对汪精卫政府和‘满洲国’的承认，日本放弃《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3]P116日方在11月27日经过讨论后得出结论：“赫尔备忘录”是对日本的最后通牒，日本不能接受，诉诸武力已在所难免。

（三）两大特点

纵观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美国外交策略，可以明显看出其存在大特点：明显的地域政治心态和强硬与绥靖之间的摇摆不定。

1.明显的地域政治心态

一是体现在外交策略上对拉美有着不同于欧洲、亚洲的“特殊照顾”。

拉美在内的整个美洲大陆对于美国的特殊意义首要的是在安全保障上，罗斯福曾作过这番表述：“任何‘根据地理、距离和运输速度考虑问题的人’将不得不承认，国家的安全在于保卫‘从阿拉斯加、加拿大到合恩角的整个美洲大陆。’”[1]P307可以说，任何时期美国都会高度警觉本土和包括拉美在内的整个美洲大陆的安全问题。

1939年9月3日，在英法对德宣战的当天，罗斯福发表了著名的“炉边谈话” 。他表示美国将“置身于这次战争之外，美国将永远是一个中立国”，而美国的安全是“同西半球及其邻近海域的安全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美国必须“努力不使战争扩大到南北美洲，从而使战争不致蔓延到自己的炉边”[7]PP226-227。此次“炉边谈话”实质反应的是美国关于美洲大陆的外交方针，笔者将其称之为“打‘中立’之名，行‘非中立’之实”。美国先是在1939年9月23日召开的巴拿马会议上提出了有关“中立区”的建议并得到了通过。与会的二十一个共和国划定，在加拿大以南大西洋沿岸周围三百英里至一千英里的区域内，“不许有任何非美洲的交战国的任何敌对行动”。到了1939底，美国又实现同拉丁美洲国家一起联合巡逻。1940年，哈瓦那会议通过了“美洲国家防御合作宣言”，宣布“非美洲国家破坏任何美洲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性或独立等一切企图，都将被视为对签署本宣言各国的侵略行为。如果一个非美洲国家对一个美洲国家采取了或者正准备采取侵略行为，签署本宣言的各国将进行协商，以便达成制止该侵略措施的协议。”[8]P189到了年末，罗斯福接受了赫尔的建议，“根据事态的变化随时决定‘灵活性的安全地带’。”[9]PP209-210哈瓦那会议后，美国又根据自身的需要在1941年11月出兵占领了荷属圭亚那。

在欧洲确保不卷入战争只借“水龙头”于英国，在亚洲谨慎不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但在美洲，美国却已然“大动干戈”。

二是体现在对欧洲亚洲事务同等关心但却有着“先欧后亚”的思想上。

20世纪30年代，地缘政治思想在美国逐渐兴起，1937年出版的利文斯顿•哈特利撰写的《美国害怕吗？》（Is America Afraid？）是最早关于这方面的著述。该书的作者认为，“由一个国家控制欧洲（德国或者可能是苏联）和另一个国家控制亚洲（日本或者甚至是中国）会对美国构成威胁。这两种可能中的任何一种形势都会导致大不列颠和英帝国的衰落，其整个资源都会服务于霸权国家。美国会像三明治一样被夹在两个大陆国家之间：德国或苏联下的欧洲和日本或中国控制下的亚洲。特别当崛起在这两个地区最强国的德国和日本联手时，对美国安全构成的危险就会增大。”[10]P154哈特利的观点在美国的影响持续增长，加之欧亚两大战争策源地均已形成且德日扩张迅速，美国的政界和军界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上务必要对欧洲和亚洲事务抱以同等的关注。自此，地缘政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美国的立场、选择乃至方案。

然而，一国的实力毕竟有限，同等的关注并不一定能做到同等的侧重。站在美国人的视角来看美国在世界地理中的位置，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美国在地理上是被欧亚大陆以及非洲和澳洲包围的。在美国东部的西欧，就人口密度和机械能两方面来说，是一个实力中心。而美国西面的亚洲通过庞大的人口密度也成为了一个实力中心。这样就把美国包围在其中形成威胁。”[11]P63但若以美国人的视角来看世界的话，相比较而言，欧洲距离美国的“后院”更近，对美国安全所构成的威胁也就更大。所以“先欧后亚”的思想及其战略的产生是这种地缘政治心态的产物。

另一方面，德国对美洲大陆的威胁程度确实要相对更高。二战爆发前，德国就在拉丁美洲建立了所谓的“第五纵队”，从事情报侦察等政治活动。同时，德国还对拉美进行经济渗透，如企图用马克结算拉美的进口货物以达到把拉美纳入德国经济轨道的目的；二战爆发后，随着法国的投降，“轴心国为保护德国在南美日益增长的利益而沿大西洋南下的危险迫在眉睫”[1]P110。德国对美国安全神经的触碰，也直接促使了美国对“先欧后亚”思想和战略的固守——这种“固守”从根本上说是地缘政治性的。美国的这种地缘政治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的态度会呈现出摇摆不定的特点。

2.强硬与绥靖之间的摇摆不定

这一特点显著地体现在了美国对日的态度和外交策略的执行上。因为美国无论是要避免自身陷入战争漩涡，还是要付诸“先欧后亚”的战略意图，它在远东必须做到既能遏制日本的扩张又要稳住日本不产生正面冲突，因而只能采取不强硬、不绥靖的中间立场。虽然随着美日矛盾的不断升级，美国呈现出逐步强硬的过程，但在策略的执行上表现出的是一种摇摆不定。

1939年9月随着二战的全面爆发，美国将可能直面东西方法西斯的双重威胁，特别是日本更是力图此时迫使英法退出中国。“就罗斯福的个人愿望而言，他想对日本采取严厉的态度。他曾在1939年夏季谈到，如果日本舰队南下进犯印度ZhiNa或荷属东印度群岛，美国就予以截击”。[1]P344然而，美国在对日策略上的摇摆不定，最终采取的是介乎制裁和和解之间的中间立场，罗斯福甚至接受了赫尔提出的在美日商约中止后不予制裁的建议。

同样的摇摆不定还出现在1940年。日本乘法国战败和英国受挫之机于6月重新提出同盟国撤出中国的要求，还进一步迫使法国关闭印度ZhiNa边界，威逼英国封闭中国经香港和缅甸的供应线，并宣称‘南海区域’为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一部分。7月近卫内阁在《基本国策纲要》中，把“东亚新秩序”扩大为“建设以日本皇国为中心，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主干的大东亚新秩序”。其方针是南进政策和强化与德意的政治联合，把英国、荷、法的太平洋属地，以及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囊括在“大东亚共荣圈”里。[12]P610“法国人要求华盛顿反对日本把他们逐出中国，并向印度ZhiNa提供武器；中国人敦促美国发表声明，支持维护印度ZhiNa现状；英国则建议要么对日本实行禁运，要么美国派一支舰队到新加坡。伦敦还建议，唯一可供选择的办法是争取同日本进行全面谈判，以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并保证西方国家在太平洋属地的安全。”[1]P346但是，罗斯福的回答，实行强硬措施会引发军事上的摩擦和对抗；实行绥靖政策又会怂恿日本提出新的要求或者采取新的行动，因而美国政府拒绝了英法等国的要求和提议并表示将继续采取中间立场。

所谓的“中间立场”，实质反应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既拒绝放弃‘门户开放’政策，又没有决心使用武力来保卫这个政策”[3]P116的矛盾心理。它同样作为当时美国的外交思维，影响着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军事战略。

二、外交策略影响下造成的美国在远东军事战略的短板

现代战争就实质来说是国家综合实力和战争资源的对抗与较量。需要首先指明的是，二战时期基本上是以钢铁产量决定战争潜力且普遍用工业产值来衡量一国的经济实力。因此本文认为，比较美日两国的综合实力，选择工业产值指数为参考比选择GDP指数 更加客观。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为时间点，当年的工业产值日本约为90亿美元，美国约为2000亿美元；年产钢量日本约为580万吨，美国约为3300万吨。 换算下来可以更清晰地显示出日本与美国之间存在的国家实力的极大差距：美国的国民收入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钢铁产量是日本的5倍。其次，再看战争资源则更突显出日本在这方面的脆弱。“1937年前后，日本铁的87%、铅的82%、石油的92%、棉花、羊毛、橡胶的100%均依靠进口，而且主要依靠美国和英美控制的地区、企业供应。”[13]P68

然而，国家的综合实力和战争资源的优势在军事对抗以及战争中不是一定就能转化为胜势的。一如上文所述，在笔者看来，美国正是因为来自外交策略的影响使其在远东的军事战略上存有“硬伤”和“短板”，从而造成了太平洋战争前期的军事失利和被动局面。

（一）“中间立场”导致的军事战略“硬伤”

美国既不强硬又不绥靖的中间立场首当其冲的是对自身在军事战略制定的束缚。它的军事思想正像一本书里描述的那样，“当德国和日本的扩张主义者有所图谋，英国和法国政府决定在战场上对入侵者作出软弱的反应时，美国这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仍做着幻想不参战的美梦。”[3]P106其结果直接导致了战略选择上没有了足够的余地，以至于在欧洲只能借“水龙带”帮人救火，在亚洲威慑战略成了唯一的选择。

由于英国（以及后来的苏联）仍具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和优秀的军事素养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美国对欧的“水龙带”战略，从而很好地掩盖了战略本身所潜在的可能问题。然而，在远东却没有足以对抗日本的军事力量来增加美国在这一地区单一军事战略的胜算筹码。美国在针对日本的威慑战略实际上沦为了其参战前军事战略方面的“硬伤”。

从结果上看，美国对日本的威慑战略并没有达到它既希望遏制日本在亚洲的扩张又避免与日本爆发战争的战略目的。“1939年，罗斯福总统下令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詹姆斯•O•理查德森率舰队从圣迭戈转移到珍珠港。与此同时，美国加强了在菲律宾的海军和空军力量。”[14]P124美国希望借此对日本起到震慑的作用，使其停止扩张的步伐。然而事实证明，这种威慑战略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加剧了美日之间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例如前日本总参谋长、海军上将加藤就声称美国上述的行为如“在邻居家的门前拿出了一把利剑”。[15]P55

从过程上看，美国对日本的威慑战略呈现出了己消彼长的恶性发展。一方面是日本随着扩张，既能从占领区掠取所需的军事资源以增强军事实力，又能在征战中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作战素养和军工水准等。另一方面是出于服务“先欧后亚”战略的需要，美国不得不削弱其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上面提到的转移到珍珠港太平洋舰队“到1941年末，这支舰队的实力由于需要支援大西洋海区而减弱，以致在各方面都不如日本的联合舰队。”[6]P127

美国对日本威慑战略的无效，根本原因是美日无法调和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但美国在远东地区实际上长期只保持一支小型舰队，这样薄弱的军事力量，使其难以提供威慑所必需的前提——力量保证。这其实折射出的是美国在远东军事战略上巨大的一块“短板”。

（二）地缘政治心态导致的军事战略“短板”

如前文所述，美国对欧洲和亚洲都需要保持近乎相等的关注，这种地缘政治思想加之两大洲安全势态的同样严峻，就给军方特别是抵抗外来侵扰首要屏障的海军出了一道难以解决的命题——如何以只能保护一个海洋的海军来保护两个海洋的问题。

尽管1933年美国开始大踏步地武装海军，特别是通过1933年和1938年两次扩建海军的《文森法案》，使自己的海上力量已经初具世界第一流海军的规模。但罗斯福无力批准耗资2.38亿美元海军建造计划，美国打造不出一支足以对付德意日三国联合舰队的庞大海军，对上述问题解决的方案只能是落实在军事力量的分配，这是美国在参战前军事战略上难以弥补的“短板”，因为欧洲或者说大西洋、亚洲或者说太平洋，至少有一个地区会出现军事力量相较于敌对势力薄弱的局面，笔者称之为“区域性军事力量不足”。而这“区域性军事力量不足”的“短板”最终出现在了亚洲、太平洋上。

1934年，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和菲律宾驻军司令提出的一项绝密报告已经开始清晰地表达出了这块“短板”的存在及其危害。他的报告这样陈述道，“日本的海上和空中力量的增长惊人，已经使美国的现有力量保不住马尼拉湾和科雷吉多尔。”[3]P107虽然经过上述的两次海军扩建，美国在1939年，海军的实力达到了与日本持平：“美国战列舰15艘、航空母舰5艘、巡洋舰36艘、驱逐舰104艘、潜水艇56艘。日本战列舰10艘、航空母舰6艘、巡洋舰37艘、驱逐舰122艘、潜水艇62艘。”[3]P106可是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如此美国也根本无法做到像日本那样可以把海上的全部力量集中在太平洋。这就意味着，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美劣日优的局面便会一直存在。

欧战爆发后，美国军事力量的分配和部署更显得捉襟见肘，尤其因为法国的投降而不得不做出抉择：是实行大西洋防御计划还是实行太平洋防御计划。从太平洋抽调军舰加强大西洋舰队称为了最终的回答。1941年初，在美英军事领导人之间进行美英第一次会谈后，美国确立了把主要的军事努力放在首先打败德国政策。“先欧后亚”在军事战略上的进一步扩展，让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实力更加孱弱，区域性军事力量不足的“短板”更加明显。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远东地区的海军军事力量日本对美国已经呈现出近压倒性局面（见下表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军事力量对比），美国在太平洋上舰队的各型舰艇至少在数量上逊于日本。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海军军事力量对比[16]P135

正如菜恩•帕尔桑斯所论述的那样，“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掌握全部优势。”[6]P127因此，在美国的制裁行为升级后，日本敢于在太平洋上爆发战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该地区的军事力量所直接决定的。笔者甚至认为，即便珍珠港未遭到日军的奇袭，太平洋战争前期也将呈现的是美军被动的形势和局面。

三、结语：太平洋战场转折的基础

美国外交政策对军事战略的消极影响可以解释为，罗斯福的战略思想不能与将舰队和军队全球部署相适应。然而，战争的爆发却在客观上解决了这个矛盾，并进而解决了美国外交策略上的摇摆不定和军事战略上的“硬伤”、“短板”。

珍珠港事件对于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来说，就像罗斯福形容的那样，是一种如释重负。要和平还是要战争，已经“完全不由他来作主了，因为日本人已替他作了决定”[1]P447此为霍普金斯的回忆。美国从而摆脱了“中间立场”对于自身策略制定的束缚。同时，战争的爆发，日本上升成为了美国的第一安全威胁，美国人最关心的地缘视角立刻从欧洲转向到了亚洲，“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的整整六个月内，美国人不顾一切地牺牲包括给予欧战优先考虑的计划在内的一切长远战略，匆匆拼凑资源以支撑太平洋防线，以对付日本人在任何特定时间和地点所发动的最强大的攻势。这种临时凑成的防御终于挡住了日本人的进攻浪头。”[17]P331

外交策略和思想上的改变促使美国强大的国家综合实力和战争潜力被开发了出来。1941－1945年日本共生产了航母17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9艘、驱逐舰63艘 、潜艇147艘。而在同一时期美国生产了航母（包括护航航母在内）131艘、战列舰10艘 、巡洋舰48艘、驱逐舰355艘、护卫舰498艘、潜艇203艘。 这对对军事战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以“约克城”号航空母舰为代表的一批现代化的高级舰艇从大西洋调到太平洋，军事力量不足的“短板”被弥补。

可以说，二战太平洋战区转折点的中途岛海战，美军之所以能够有效实施“反制”作战并取得最后的胜利，除了国家的综合实力、情报等因素之外，这批高级舰艇的参战是战役获胜的直接来源。美国太平洋的海军正是因为增强了军事力量才具备了完成尼米兹所要求的“倘若出现或者有可能创造歼灭敌人舰队主力的机会，这种歼灭即成为首要任务”[17]P326的基础性条件。

中途岛海战最大的价值在于促使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对比逐渐得到改善，加之美国也积极修正自身兵力部署所存在的欧强亚弱的问题。1942年末美国“在太平洋集结了其一半以上的海外陆军师和三分之一的航空大队；1943年9月，对付日本的美国陆军师与对付德国的美国陆军师在数量上相同，各为十三个师——而当后来美国在欧洲投入的陆军总数超过对付日本的陆军人数时，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兵力仍使太平洋成为美国投入人力略多的地区；1943年12月31日，美国用来对付日本的兵力为1,878,152人，而对付德国的兵力为1,810,367人。”[17]P327美国在亚太区域性军事力量不足的“短板”已不复存在。伴随着战局的发展，美日间军事力量的优劣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至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之后，美国的军事力量已处于绝对优势，这是构筑起太平洋战场迈向反法西斯胜利的根基。

The Influence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Far East Military Strategy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Pacific War

Abstract: "Pearl Harbor" event opened the prelude of the Pacific war in 1941, when the United States suffered a heavy blow from Japan.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war, the United States put itself at a disadvantage against Japan.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e-war diplomacy and military strategy is an important reason. Before the war the United States aimed to avoid war disputes and undertaking any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tried to maintain "open door" policy and safeguarded their own economic interests in the Atlantic Ocean and the Pacific Ocean to the greatest extent, which caused a swing in diplomatic strategy by geopolitical mentality judgment. "Middle ground" led to a shortage of U.S. military forces in the Pacific Ocean. In the irreconcilable contradiction and conflict which has upgraded to the sharp period, the deterrence strategy has no effect. The United States failed to get rid of the shadow of war and caused the extremely passive military position.

Key words: Foreign policy; Military strategy; Geopolitical mentality; insufficient regional military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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