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狼式”恐袭不断 美国该如何应对？

【侨报网综合讯】赌城拉斯维加斯疯狂枪击案的阴云，尚未完全消散，时值万圣节，独狼式恐怖袭击又现美国。

10月31日，纽约市曼哈顿下城世贸中心附近星期二下午发生汽车撞人事件，一名被确定2010年从乌兹别克斯坦进入美国的男子驾皮卡连续撞击行人后又撞击一辆校车，共造成8人死亡10余人受伤。作案者下车后高喊宗教口号，后被警方击伤。

被撞毁的校车(图片来源：AP)

然而就在这次事件发生1天后，11月1日傍晚6点半左右，科罗拉多州桑顿市的一家沃尔玛超市又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经造成2死1伤。

11月1日晚间，科罗拉多州丹佛郊区一家超市发生枪击事件。警方确认，这起事件造成2名男子死亡。（图片来源：路透社）

原本应该是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却因恐怖袭击和枪击案引发人们担忧甚至是恐慌。

就反恐而言，虽然历经阿富汗等国际反恐战争，美国被称为陷入“越反越恐”的困境，但实际上对国际恐怖组织已经构成了重创。目前，国际恐怖组织基本已经没有能力，发起对美国本土的大规模袭击了，更多是在美国本土之外发起恐怖袭击，或是在美国本土组织“独狼式”恐怖袭击。

但如今“独狼式”恐怖袭击层出不穷屡禁不止，美国的反恐行动像是拳头打在了棉花上。人们不禁要问：美国到底怎么办？未来要何去何从？

美国如今怎样应对恐袭？

“9·11”之后，美国历届政府在反恐问题上态度强硬，人力、物力投入惊人，效果也很明显。但经过16年的不懈反恐之后，国际恐怖主义呈现出全球化蔓延、恐怖分子本土化、袭击形态碎片化、“独狼”化的新特点。

《新京报》指出，“独狼式”恐怖袭击对于任何国家而言都比较头疼，不光是美国，欧洲很多国家也深受其害。因为其原因缺乏规律性，对其防范也就非常困难。

就赌城疯狂枪击案而言，嫌疑人并没有被发现与任何恐怖组织有关，甚至要通过解剖其大脑来判断枪击动因。

不过，从其移民身份和宗教信仰来看，很有可能被认为和恐怖组织有关。

卡车撞人袭击案件发生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和声明，谴责这起恐怖袭击事件为“懦弱”之举，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并表示执法部门正在紧密跟踪事态发展。

在特朗普31日晚间发布的多条“推文”中，有这样一条消息格外引人关注。特朗普在文中称，他已经下令国土安全部加强“本已极端严格的审查程序”。

特朗普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提出“极端审查”(extreme vetting)程序。根据该政策，美国会对新移民采取更为严格的审查，筛查出那些同情极端主义或是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人，不予他们进入美国。

但大家都知道，特朗普上任后曾推行过针对数个穆斯林国家民众的“旅行禁令”，但国内阻力甚大。

而另一方面，几乎每次发生枪击案，控枪都会成为美国话题的焦点。但短时期内在美国实现全面控枪毫无可能。即便是对枪支进行限制，也无法全面杜绝枪击案的发生。更何况，数次恐袭事件证明，随处可见的车辆到了恐怖分子手中也可以称为发动空袭的武器。

控制移民做不到，控制武器也做不到，难道只能束手无策了么？有分析认为，美国还是应该挖掘恐袭频发的根本原因。

美国本土恐袭频发源于社会矛盾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徐长银表示，美国发生恐袭事件是由社会矛盾激化造成的。他认为，美国社会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矛盾。首先是社会政治观点极端化，许多不同的看法都比较极端，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矛盾。

第二是种族矛盾。作为一个历史问题，近年来，种族矛盾一直有不断激化的趋势。前不久，特朗普对“白人至上主义”的表态引起广泛争议，也成为导致种族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个是贫富差距。大部分美国人认为，美国的税改计划重点是让富人和大型企业获益，但对贫困人口基本上没有什么关注。因此这也使得贫富差距出现进一步加大的趋势。

徐长银说，这三方面的矛盾不断激化，导致整个美国社会的矛盾也在不断激化。只要这些根源性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美国的恐袭事件就不会停止。

新华社认为，随着“伊斯兰国”在中东溃败，恐怖主义向欧美等地区的外溢效应值得警惕。极端主义思想借助新技术、新平台加速传播，给各国防范本土“独狼”式恐怖分子加大难度。一言以蔽之，国际反恐不能局限于一时一隅，国际反恐合作需要诚意和行动力。

中国外交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中心秘书长凌胜利对《新京报》表示，无论是有限控枪、移民管理、还是打击犯罪，都是美国国内安全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美国自诩为一个开放国家，其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依然很大，因而美国不可能通过切割与外界的联系来加强反恐，唯有加强国内安全治理能力，才是防范恐怖主义的核心。比如，在重大节日期间加强安全保障，对枪支的杀伤力进行限制等等。

也只有国内安全治理大幅度改进了，美国才能告别对独狼式恐袭疲于应付的局面。

美国未来政策将会因此改变？

那么本土“独狼”式恐怖袭击频发，会对美国的战略制定造成什么影响？

《环球时报》指出，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美国的国家治理战略把重振经济和加强军事力量当做了重点，对缓解社会矛盾、帮扶弱势群体则有所疏忽。比如白宫把军费一下子提高了500多亿美元，如果把这笔钱用于帮贫扶困，缓解少数族裔与主流社会之间的矛盾，效果将截然不同。

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雨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起事件与“9·11”的性质一样，都是基于仇恨、极端原教旨主义的恐怖主义。这次事件等于给特朗普提供了一个得民心的理由——收紧移民政策，之前他的一系列举措在美国法律体系面前遭遇重挫，现在他可以重新捡起来。但一部分美国人还是会反对收紧移民政策。因此，这次事件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对美国社会目前的极化状态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社会两极的认知差距越来越大，等于深化了国民之间和政策之间的分歧。

如何透视伊斯兰与恐怖主义？

对历史稍有了解的人同时也非常迷惑，就是从历史上看，伊斯兰教曾经一度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宗教，好莱坞大片《天国王朝》中，穆斯林的军事领袖萨拉丁攻下了圣城耶路撒冷，非但没有像基督徒攻下耶路撒冷一样屠城，反而是宽容了基督徒们，并且让两种宗教的信徒在圣城和平相处。这一事件是历史上被多方确切记载的史实。同时，历史上处于全盛时期的阿拉伯帝国内部也并没有禁止其它宗教信仰，而是仅仅在税收政策上对不同信仰者有所不同。这就让很多人非常不解。同样是伊斯兰教，为什么在数百年前是宣扬和平包容的，在数百年后却成了极端，杀戮和恐怖主义的思想来源？

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首要的原因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目的驱使下对《可兰经》的翻译与解释存在着巨大的偏差。或者说，人们经常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解读经典。另一个造成穆斯林几百年来体现出巨大反差的原因则是《可兰经》的解释有极大的灵活性。

郑永年指出，伊斯兰教作为一个文明，在当下的国际社会既没有强有力的政治核心，也没有进步的经济核心。穆斯林国家在政治上的“失败”也与西方强国的干预有关。经济和政治上的失败是穆斯林政权难以进行自发的宗教改革的根本原因。

郑永年认为，目前世界各国对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处理方法是错误的，对于有暴力倾向，搞种族认同，搞极端化的穆斯林群体，以欧美为代表的各国政府往往以人权和言论自由的名义纵容和退让甚至保护。另一方面，那些真正想找工作，融入社会，可被进一步世俗化的温和穆斯林却要承受网上和现实生活中由自媒体引发的无休止的各类歧视。

各国政府应该做的，是严厉打击聚众闹事，暴力倾向的穆斯林极端团体；同时也要保护温和穆斯林免于受到舆论暴力的嘲弄和攻击，让他们有机会进一步世俗化与社会融合。那些以民族团结为旗号对极端穆斯林暴力团体的纵容与那些煽动大众泛化的仇恨穆斯林的舆论暴力其实本质都是穆斯林激进化的帮凶。

（编辑：勉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