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建交30周年，为什么新加坡是东南亚与中国最后建交的国家

为纪念新中建交30周年，我国总统哈莉玛、总理李显龙、副总理王瑞杰和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分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副总理韩正以及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互致贺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新加坡总统哈莉玛就中新建交30周年互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强调，过去30年，面对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新两国相互理解支持，与时俱进推进双边关系发展。两国合作超越双边范畴，在地区和国际层面发挥示范效应。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各国面临抗击疫情和复苏经济的双重挑战。我高度重视中新关系发展。中方愿与新方共同努力，继续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哈莉玛在贺电中表示，新中关系30年来蓬勃发展，务实合作持续推进，人文纽带日益密切。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两国互施援手，共同促进经济复苏、维护贸易畅通和供应链稳定，还开辟了许多新的合作领域。我坚信两国关系将在下一个30年取得更大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互致贺电。李克强在贺电中表示，中方愿同新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0周年为契机，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助力两国及本地区战胜挑战，迎来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

李显龙在贺电中说，新中两国多年来打造了强劲和互惠的关系，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保持良好合作。新方愿同中方共同巩固维系当今世界的国际多边架构，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哈莉玛在致习近平的贺电中表示，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与当时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早在上世纪70年代展开互访，为两国双边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哈莉玛说，30年来两国关系蓬勃发展，双方人民交流密切，务实合作不断深化，在苏州、天津与重庆展开的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以及在广州的国家级双边合作项目，不断取得良好进展。两国合作还进一步扩大到智慧城市、金融、司法以及“一带一路”等新领域。

做东南亚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1961年，在新加坡总人口中，华族占75.2%，马来族占14%，印度族占8.4%，其他种族占2.4%，这样的结构至今没有太大的变化。如何处理好内部的族群关系，同时又与周边国家搞好关系，这是新加坡建国之初需要谨慎处理好的问题。

1965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分离出来时，李光耀曾掩面大哭。因为新加坡乃弹丸之地，没有自然资源，甚至没有水源，兵力空虚，国力不足，与马来人分家，马来西亚不会让它好过。南面又有印尼觊觎它，有人形象地把新加坡所处的地缘环境比做“一头猛虎(印度尼西亚) 和三只狼狗(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 ，而新加坡只是一只小猫”。正如李光耀所说，独立后的新加坡是国际海洋中的一条小鱼，在印尼、马来西亚夹缝中求生存。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中国国内“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东南亚国家都惧怕本国内部有共产主义背景的党派与中国关系紧密，同时又因为华人华侨问题，对华人华侨的打压愈演愈烈。而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体民族的国家，这无疑引起了周边国家的警惕与戒备，特别是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它们视新加坡为“第三个中国”。当时，印尼和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强国，来自这两国的武力威胁和国内少数族裔所施加的压力，使新加坡的国家安全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20世纪60至70年代，马来西亚一直推行马来人优先的政策，维护马来人在政治、经济和文教方面的特权，压制排斥华人。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分离出去的原因之一，就是马华种族之间矛盾突出。而在新加坡周边的其他国家，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政府把印尼公民分为原住民和非原住民，颁布了一系列维护原住民经济、政治利益的法令，将华人的产业和华人善于从事的零售业重新掌握到政府手中。1965年“九三〇”事件后，以苏哈托为首的军人集团大规模迫害华侨，监禁和杀害了数以万计的华侨，反华排华浪潮高涨。菲律宾则严厉限制华侨入籍和中国移民入境。越南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强迫华侨入籍，1978年公开排华，大规模驱赶华侨，造成几十万华侨难民。泰国针对华侨发动所谓的经济总攻势，通过各种立法限制华侨经济活动；柬埔寨和老挝也曾一度追随越南采取限制华侨华人的政策。

面对如此严峻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外交生态环境，新加坡在处理内政、外交事务时，格外地小心谨慎，步步为营。首先要平衡好国内族群的关系。为获得国内各个族群的支持，构建稳定的国内局势，新加坡首先要做的是安抚好马来人，通过立法保障马来人的诸多权利，马来语被确定为官方语言，国歌用马来语演唱，国旗也具有伊斯兰的特征。第一任国家元首优素福是一名马来人，政府内阁成员也有多名马来人。其次要跟周边国家搞好关系，并得到大国的庇护。这就意味着，新加坡必须妥协于外部环境，以另外一种“一边倒”的形式同邻国和周边国家搞好关系，从而赢得一个稳定的环境来建设自己的国家。新加坡曾是英国殖民地，独立后选择加入英联邦，国防安全由英国驻军提供保护。在对外政策上，新加坡鲜明地反对共产主义，由此而快速融入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

新加坡独立之初，中国领导人就提出希望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当时中国受到了西方的封锁，再加上意识形态的不同，李光耀选择在政治上回避中国。新加坡声称，要做东南亚最后一个跟中国建交的国家。

20世纪70年代，中国打开了外交新局面，中新关系开启了“伟人模式”。这一时期李光耀开始与新中国的领导人们互访，为中新建交夯实了政治基础。

1975年3月，应中国邀请，新加坡外长拉贾拉南访华，出于对新加坡外交策略的尊重，周恩来总理并没有提及建交一事，而拉贾拉南主动转达了李光耀的意见，表示新加坡不能走在邻国前面，新加坡要等到泰国、印尼与中国建交或复交后才能与中国正式建交。

1978年，中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对尚未建交的新加坡进行了首次访问。据中国驻新加坡第一任大使张青回忆，邓小平时任政府第一副总理，新加坡在接待中给予了高规格的礼遇。这次访问中，李光耀向邓小平详细介绍了新加坡独立之后的发展进程和经济策略。经济学家吴庆瑞作为副总理陪同邓小平实地考察了新加坡裕廊镇工业园区、港口、居民区。回国后，邓小平即在当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

1990年7月，李鹏总理访问印尼，签署复交协议后，顺访新加坡。李光耀表示，“今年底我将卸任总理一职，希望今年10月访华，会见中国新一任领导人。我衷心希望在此之前，无论如何也要完成两国建交的历史使命。”经过两国的共同努力，中新建交谈判在很短的几个月内高效完成。1990年10月3日，中新两国外长钱其琛与黄根成在联合国总部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宣布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李光耀终于在其总理任期的最后时刻，实现了这一重要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