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一直不来，泰国旅游业开始转向印度人了？

八月的芭提雅街头，仍然有不少餐厅和商铺关着门，贴着“招租”的启示，但在两年疫情之后，许多商铺已经复业，甚至还有新店铺开张，新开张的大多是印度餐馆。

自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泰国旅游业按下了长达两年的暂停键。在这两年中，泰国旅游业的主要业务是接待国内游客和长住的外国人。直到今年第二季度，随着泰国入境隔离和检测要求逐步取消，机场和旅游区开始恢复了生机。根据泰国官方数据，2022年的前六个月，泰国总共接待了超过200万游客。其中印度游客占比最大，超过了十分之一。排在后面的则是英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的客人。泰国旅游部门的期待是：今年全年的游客量能够超过1000万人次。

在疫情前的2019年全年，泰国接待了1090万人次的中国游客，占泰国当年游客人数的约四分之一。在绝对数量上，当前在泰国的印度游客，与高峰时期的中国游客相比仍然差距很大，但印度人“拯救”泰国旅游业的趋势和相关讨论，已经出现在了一些媒体上。如在美国《外交家》杂志六月份刊出的一篇文章中，泰国专栏作家桑利（Tita Sanglee）就表示，印度“壮大中的中产阶级和购买力”已经成为了高度依赖旅游业的泰国经济所“必须作出的选择”。

芭提雅“唐人街”商业项目的萧条（作者供图）

印度游客拯救泰国？

走进如今的芭提雅旅游区，仿佛进入了一个小印度，耳边充满印地语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印度语言。这里的印餐更是是门类齐全，口味兼备——只要你愿意付出游客价，就可以找到印度从南到北的美食——旁遮普大排档、古吉拉特素食套餐、孟加拉烤鱼、喀拉拉蒸米饼、泰米尔煎米卷……甚至还有吃面包配煎蛋和咖喱的孟买式早餐档——印度人饮食禁忌多，大多不吃牛肉，很多人要求纯素，也有人不吃猪肉。“吃什么”也是许多印度旅游博主会连篇累牍介绍的话题。有博主甚至告诉读者：“实在不行就吃面包加水果充饥”。因此，印度餐厅成为了印度游客们经常光顾的选择。

印度餐厅的招牌（作者供图）

“我有一个德国客人，之前每年都来泰国。前段时间他回到芭提雅，然后跟我说，天啊，我好像来到了印度”，来自孟加拉国的贾西姆（Jasim）在芭提雅经营着一家印度餐厅，他跟我绘声绘色地描述欧洲人回到这里度假之后有些夸张的感受。3年前，在泰国旅游的印度人开始变多，贾西姆嗅到商机，来到芭提雅做起了餐厅生意。2020年初的疫情冲击下，生意完全难以为继，房东给他减免了一半房租，他也暂时回了孟加拉国，直到今年五月重新开张。“我是这里复业最早的，五月份就重新开张了。”他说相比之前，今年少了很多中国和欧洲顾客。但因为来芭提雅的印度团客多，他和做印度人生意的旅行社签订了很多团餐合同，因此复业之后生意不错， “现金流稳定了，虽然离赚大钱还有距离，但起码交房租没有任何问题。”

除了整体的游客占比，印度游客的出行方式和规模，也让一些人看到了曾经中国人的影子。中国人李平在曼谷经营一家旅游公司，承接团客业务，他告诉我，“印度团的规模普遍都很大，一个团可以达到150人。在我们这行里，这么大的团客规模，只有中国旅游团刚进泰国的那几年才出现过。”看起来，印度旅游团似乎有机会在未来十年里复制中国游客进入泰国的模式——先是大规模的“新马泰”旅游团，然后随着出现更多定制化的小团和自由行业务。

开在泰国的印度餐厅（作者供图）

贾西姆的印度客人多，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对印度游客模式的理解：“曼谷和芭提雅基本是一条线路，以旅行团为主。南边的海岛，比如普吉，就更多自由行旅客。”他还认为不同地方旅行的印度客人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曼谷和芭提雅的印度人消费力不高，主要是小中产，而去普吉等地的印度人，更多是富裕阶级。”

根据泰国旅游局的数据，疫情前的2019年，有近两百万印度游客到泰国旅行。他们人均在泰国停留七天，人均消费4.5万泰铢（约8500人民币）。据世界银行数据，到2030年时，印度的出境游市场将达到年均8300万人次的规模。“印度有超过6-7亿人口在29岁以下，这是一个高价值的旅游市场。”泰国旅游业协会副会长萨查披穆（Somsong Sachaphimukh）在年初告诉《曼谷时报》。根据旅游协会的数据，泰国的印度游客绝大多数是25到35岁的年轻人，和朋友或家庭一起旅行。

曼谷街头的越南旅行团（作者供图）

不过，相比中国游客，印度游客的钱有些“难赚”。一位不具名的泰国酒店业从业者向我抱怨，印度人会以旅行团的人数作为压价筹码，让本地旅游业者相互竞争。比如，印度旅行社收到团客后，会开出一个上百间房的大订单，吸引好几家酒店竞价，用一些酒店开出的优惠价格去压另一些酒店给出更低报价。李平的一些酒店业朋友跟他形容：“在印度客人面前，我们简直就是待宰的羔羊”。

搜索印度旅行网站的信息，一些旅行社的价格压得极低：曼谷和芭提雅五天四晚，四星级酒店包早餐的旅程，不含机票只需1万印度卢比（约人民币848元）；而6天5晚的普吉岛双飞团，包括机票也只需3.6万卢比（约人民币3500元）。贾西姆说他认识的很多印度公司，都会订购低价的泰国旅行套餐，作为给自己员工的福利或奖励。

作为餐厅经营者，贾西姆也体会到了印度游客带来的压力， “他们太能压价了。”而且，和以前的游客不同，印度团的停留时间比较短，一般都是曼谷两晚，芭提雅两晚，然后就飞回印度。“你今天看到的这几个印度游客，可能明天就去下一站了。”对他来说，周转快，停留短，意味着更辛苦，更难积累熟客。

芭提雅的一家餐厅把原先的中文和俄文换成了“印度菜”（作者供图）

在不少泰国旅游从业者看来，印度团的这种经营模式并不理想，相比中国团客，他们的消费仍然偏低。因而，对当下的泰国旅游业来说，转型做印度游客的生意，多少是因为疫情后的债务、欠款、维护成本和资金回笼等需求之下，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就像李平说的：“那些拥有四五百间客房的酒店也需要生存。”

而中国游客迟迟不来，旅游业者也不可能无限等待下去。“年初我到泰国的时候，出租车司机和餐厅老板都问我，中国游客什么时候能来？这个月的时候，已经没人问我这个问题了。”居住在泰国的中国留学生张辉告诉我。

转型并不容易

刚刚过去的七月是泰国的传统旅游淡季，但泰国在七月内的游客入境量超过了100万，达到了整个上半年的一半。这使得泰国官方1000万人次游客的年度目标有机会在下半年实现。

芭提雅最著名的两处变性人艺术表演秀场，目前已经有一处复业，流量虽未恢复疫情前的水平，却也几乎场场满座，人气颇为可观。8月11日，我购票观看了其中一场表演。

在表演开始前的傍晚，我看到场地外停满了旅游大巴，秀场门口挤满了一群印度面孔和一群东亚面孔的游客。我不禁好奇：他们是泰国人，韩国人，还是哪里人？在节目中段，这群游客揭晓了身份：剧院安排了一场表演：一面印着越南红星的布景板从空中缓缓降下，演员们穿上越南长衫，随着越南流行乐翩翩起舞。观众席上立刻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欢呼，许多人随即用掌声打起了节拍。

（作者供图）

这几天在曼谷的各大景区，我也见到了许多举着“西贡”标识的越南游客。他们和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地的游客一样，也在泰国旅游业的复苏中扮演起了新的角色。新兴市场国家国民经济和消费能力的提升，使得泰国旅游业在疫情前就已经开始寻求客源和旅行服务的多样化。

在一些从业人员看来，疫情只是加速了这一长期趋势：传统的中国旅行团业务越来越不好做了。

传统上，旅行团业务的盈利模式在行内称为“赌团”——旅行社开出极低的价格，甚至是完全倒贴成本的“零元团”，吸引游客参团，再通过自费项目和消费提成赚取收益。利润高低取决于旅客的额外消费情况。这也使得旅行社之间产生了包机、酒店和各类项目上的恶性循环的价格竞争。2017年，泰国政府以影响游客体验，损害泰国名声为由，对“零元团”和低价团展开整治。但紧接着的2018年，在普吉岛发生了造成47人遇难的惨烈的沉船事故，那次惨剧仍然和“零元团”模式有关。

当地时间2022年4月29日，泰国曼谷，大批游客抵达曼谷素万那普国际机场。此前，泰国政府宣布将进一步放宽入境条件，自5月1日起，已完整接种疫苗的国际游客入境泰国后无需进行核酸检测。（图|视觉中国）

兴起的互联网旅游平台和自由行，也对传统的接待团客的旅游业者构成了冲击。“自由行业务的逻辑完全不同。”李平介绍说：“你需要帮游客安排他们想玩的不同项目和不同目的地。但这就有一个问题：泰国旅游业有很重的圈子文化。比如帆船项目是韩国人在做，一些海岛是俄罗斯人在运营。要打通这些资源，是很困难的。”因而，对传统旅行社来说，业务重点仍然在团客，但团客的模式已经很难有新的突破了。

另一重挑战是，同质化的海岛、度假旅游项目，近年来在东南亚各地崛起，印尼的巴厘岛、龙目岛、越南芽庄都成为了强力的竞争对手。在疫情前，泰国的中国旅游团人数和营业额虽然都在上升，但行业的盈利效率却在下降。

或许是沉疴已重，泰国官方也希望调整旅游业的方向，疫情因此反而成了一个契机。在今年5月18日的一场旅行推荐会上，泰国旅游局的营销主管佩素万（Tanes Petsuwan）对媒体介绍说，“泰旅局尤其希望增加休闲旅游团、家庭团和千禧一代的市场比重，以及细分市场项目，比如结婚、蜜月、奢侈游、健康旅游和高尔夫旅游。”

一个正在观光的马来西亚旅游团（作者供图）

作为从业者，疫情前，李平已经开始探索新的国际化业务，主要方向是开发柬埔寨和越南市场。之所以选择这些地方，李平说 “越南、柬埔寨和新马市场虽说也不容易，比如需要靠小圈子和熟人介绍，但它们的采购线路和运营模式，和之前的中国市场是类似的，因而是有商机的。”相比之下，李平直言印度旅游业的圈子更难打入，他暂不考虑。

和先前的中国旅行团类似，印度和其他东南亚旅行团，也采取了类似的低价引流，加上自费项目和购物的商业模式。但是，这不意味着之前的产业链就能够和新的客源对接。先前中国客人往往购买金银首饰、药材和滋补品、以及乳胶床垫枕头等等。但据李平的观察，印度和东南亚客人的消费目标有所不同。比如他们更热衷于购买低价电子产品。从中文导购到地接的链条也需要重新调整：“之前对接中国游客的项目，估计80%都无法承接，供需关系基本是重建了。”

当地时间2022年5月1日，泰国曼谷，游客参观玉佛寺。泰国即日起取消入境当天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要求。（图|视觉中国）

李平还希望未来能和酒店行业合作，在泰国的国内个人游市场，乃至泰国和东南亚赴海外出游的市场中都占据份额。“转型非常尴尬，也非常痛苦。内心也会想回到过去的‘好日子’。” 但在新的模式下，业界不可能再指望单纯依靠庞大的中国旅行团市场就“躺着把钱赚了”。要实现长期的商业价值，只能采取更多元化的经营模式。

习惯的力量依然强大

在曼谷从事导游业务的马芳依然还在期待中国游客回来。马芳是定居泰国的缅甸华人。之前一直都是“赌团”的导游。在马芳的印象中，这一行收入取决于如何和游客推销自费项目和购物，甚至有时候还要自己倒贴赔钱。

尽管工作本身充斥着不确定性，但她那时收入不错。如今，她认为自己无法转型做其他行当，她说疫情这两年，自己“几乎都没什么事情做，主要做些代购，赚些零花钱，物流也不稳定。”

在整个泰国，和马芳一样，不愿或无法转型，还在等待中国游客的人不在少数，在他们看来，中国游客是泰国旅游业，乃至泰国经济不可或缺的增长和复苏动力。毕竟在疫情前，旅游业一度占据泰国国内生产总值近20%。

泰国街头的中国餐馆（作者供图）

“旅游业对中国游客的显著依赖意味着，如果中国的防疫政策不发生变化，（泰国）旅游业要恢复到疫情前的数据，还需要花费不少时间。”星展银行的分析师蔡汉长（Chua Han Teng，音译）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对《曼谷邮报》表示。

不过，在泰国旅游业的水面下，仍然有一股强大的惯性：整个产业链条上的人，无论是愿意转型，还是不愿意转型，无论是是转到什么方向，都没有触及泰国旅游业中的灰色地带。

这些灰色地带，包括了性产业和外籍劳工。

泰国一直被很多游客视为获取性服务的目的地。根据一些非政府组织在2013年的估计，到访泰国的西方男性游客中，70%有购买性服务的计划。其后的亚洲游客也或多或少复制着这种模式。“印度游客甚至喜欢一群人一起去找同一个小姐”，餐厅老板贾西姆告诉我。

当地时间2022年6月4日，泰国沙没颂堪府，一列客运列车穿过美功铁道市场，游客和摊贩站在一列旅客列车附近。（图|视觉中国）

但在夜店经济背后的问题是：性产业在泰国并未合法，甚至法律上对性产业有严格的惩罚条款。这使得性工作者往往暴露在各种暴力、罚款、限制人身自由的问题之中。但泰国旅游业，尤其是芭提雅这样的城市，又高度依赖这样的灰色地带产生的吸引力。在泰国民间，围绕着性产业是否应该合法化，或是否应该加强规管，有着诸多辩论。但在先前的“成功”和新出现的旅游市场面前，惯性的力量是巨大的。“旅游局告诉我们要依赖高质量的增长”，《芭提雅邮报》在2021年刊出的一篇为芭提雅旅游模式辩护的文章写道，“但你不能把孩子也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事实上，除了旅游业中的灰色性经济，整个泰国的经济发展，都伴随着难以忽略的灰色地带，比如泰国的劳工市场就高度依赖廉价移民工人。而其中很多人因为债务或其他问题而陷入“现代奴隶制”的生存状态——丧失人身自由，被强制捆绑在特定的工作岗位上。2014年的《卫报》报道结合官方和民间数据认为，泰国存在的“现代奴隶”人口在20万到50万之间，其中很多是缅甸或其他外籍工人。这些工作条件恶劣的劳工支撑了包括海产工业在内的多个基础部门，使得泰国可以维持低廉的物价和生活开支——这也是旅游业的重要吸引力来源。

当地时间2022年4月29日，泰国曼谷，大批游客抵达曼谷素万那普国际机场（图|视觉中国）

在缅甸形势恶化之后，在泰国打工的缅甸人更多了。今年五月发表在半岛电视台网站的一篇调查报道显示，疫情叠加政治动荡下，在泰国工作的缅甸工人的工作环境和报酬水平维持在了很低的水平。“现代奴隶制”的问题更为突出。与此同时，商界则认为引入更多缅甸外劳是经济复苏不可或缺的部分。据路透社报道，泰国商会七月初的测算认为，还应该再吸引超过五十万缅甸劳工。

就像印度旅行团仍然在延续着先前的旅游消费模式一样，已经形成的经济惯性和供应链模式，并不像泰国政府所希望的那样能够轻易改变。而当下，对泰国旅游业者最大的吸引力，莫过于是尽可能快地实现复苏。任何抓得住的模式，恐怕都会有人尝试——无论是印度客人，还是性产业。七月底，部分议员提交了一份博彩合法化的提案，旨在吸引更多游客到访，而泰国政府此刻正在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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