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摩擦升级背后，美国在焦虑什么？丨思客问答

文丨王俊景 薛笔犁

眼下的美国，正为一种焦虑情绪所笼罩。

特朗普政府近来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维推出一系列经贸政策，剑指中国意图明显。深层次理解特朗普政府的动因，就需要对当下美国所面临的困境和焦虑有清晰的认识。

美国对华挑起贸易摩擦的背后，透视出大国兴衰起伏的缩影。美国的“焦虑症”正是来自对世界相对掌控力下降的不自信，来自对霸权地位和霸权红利的深深眷恋，以及对自身衰落的恐惧和担忧。

变局

美国突然发现，自己已无力掌控世界，衰落感在美国精英中蔓延。

回顾上个世纪的全球局势变化，二战以后，美国就是世界秩序的制定者、领导者，至今已超过70年。从基辛格的《大外交》可以看出，美国不容许其他国家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

然而，911事件后，美国深陷战争泥潭，不断消耗国力；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使美国病体初现。美国突然发现，自己已无力掌控世界，衰落感在美国精英中蔓延。与此同时，中国却一枝独秀，综合国力迅速上升，加速了美国对自身衰落的恐惧。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不断改变着中美经济实力比较格局。中国经济总量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后，近年展开对美国经济总量追赶，并且在一些重要宏观指标上超过美国。中国经济所迸发出的巨大能量，正对世界经济产生强大引力。

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发展呈追赶态势，且多项指标位居全球前列，挑战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据美媒报道，中国已在高压输电、高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核能、可替代能源汽车、可再生能源、超级计算等领域已经超越美国，大有重写全球技术创新版图之势。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进一步加深美国焦虑。随着特朗普上台，在“美国优先”的引领下，美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出现了180度大转弯，在国际责任上开倒车、推行反全球化等政策让美国解决国际问题愈加力不从心。与此相对的则是，中国与新兴国家及国际社会合作努力，从存量改革和增量创新两方面改进完善全球治理架构。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看来，早先全球治理体系中美国占据绝对支配地位，并享有超级特权情况在逐步发生变化，美国认为是对其“中心地位”的现实挑战。

困境

在经济长期增长动力不足和全球化的大环境下，美国社会矛盾日益激化。

外部格局的深刻变化让美国如坐针毡，但美国真正的困境在于自身的衰落。

美国年均经济增速从上世纪50和60年代“4时代”，回落到70年代到世纪末的“3时代”，进入新世纪后下降到“2时代”。即便是去年处于经济周期高点，全年增速约为2.3%仍处于“2时代”。卢锋分析认为，新世纪美国经济增速是在超常宏观刺激政策下达到的，与中性宏观政策对应的潜在增速可能更低。长期的潜在增速大幅滑坡，也引发美国学界关于“长期停滞”的讨论。

在经济长期增长动力不足和全球化的大环境下，美国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本世纪以来，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最深刻的社会问题，在于财富不平等日趋恶化。数年来，美国民众不断看到工厂倒闭，产业工人失业，以底特律为代表的传统工业化城市不断破产，社会福利转移到华尔街金融资本的手中。正如美国前财长、哈佛大学教授萨默斯所描述，“几千万美国人对就业保障、对孩子未来机遇越来越没有信心，这不是中国的错，但他们却把中国的成功，视为对美国构成了负面影响。这些观点很不理性，却不得不承认，这种情绪已产生深远影响。”

《纽约时报》此前就曾以《美国的新焦虑症》一文细致梳理这种社会情绪。在“政客选择选民”的美国政治模式下，这部分民众自然不会无人顾及，但瞄准这部分选民的政治人物，思考的问题并不是如何切实缓解其关切，而是如何调动其情绪、收拢其选票。特朗普政府深谙此道，将国内问题归咎于外部原因，对民众而言极富吸引力。贸易问题的符号化，正充分展现了这一逻辑。

基于以上种种，特朗普试图从调整国内经济政策与外部经贸关系入手，特别是通过调整中美经贸关系改变不利局势。

煽动

特朗普选择雇用与自己相似、明白其话语体系的人来执行“交易至上、实用主义”的信条。

华盛顿政策圈流传一句话：Personnel is policy.（人事任命即政策）。特朗普执政团队的一些重要成员，特别是财经和亚洲团队要员，大都秉持逆全球化观点，并对中国持较为强硬的立场，极力渲染“中国威胁”，加剧了美国对中国的焦虑。

这些强势保守派与“鹰派”对中国经济发展解读片面而消极，忽视中美合作共赢关系因素，对两国利益矛盾和竞争因素则刻意夸大，由此得出中美两国势不两立难免冲突的不正确结论。

仔细分析，特朗普的内阁要员可分为三类，深谙华盛顿游戏规则的政客、前军官和身家不菲的商界大亨。特朗普选择雇用与自己相似、明白其话语体系的人来执行“交易至上、实用主义”的信条。他坚信管治国家有如管理企业，让商界领袖担任政府要职可平衡国家预算，提高机构效率。他以交易思维思考国际关系，只要对美国“有利”，万事皆可交易。同时，内阁中多位退役将军也使政策倾向被染上更多军事“鹰派”色彩。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看来，在特朗普商人的决策模式和军人的决策模式双重影响下造成现在的结果，使他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自缚

在重重焦虑的影响下，美国单方面挑起贸易战，错把遏制中国当作是缓解焦虑的一剂“良药”，很大程度上是作茧自缚。

在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看来，特朗普大大高估了中美贸易逆差的数额，真正造成美国巨大贸易赤字的是其国内储蓄严重不足，这是美国自身结构的问题。特朗普提出的诸多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仅难以达到减逆差目标，而且会破坏原有的贸易稳态。

代表美国零售、科技、农业和其他消费品行业利益的45个行业协会也表示，加征关税会令美国制造业成本增加，扰乱现有供应链，降低美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从而影响美国就业。

美国消费者也很“受伤”。据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估算，美对华进口征收45%的高关税，这将导致：继续从中国进口，消费者增加45%的成本；或者从其他国家越南、印度、非洲进口。但这些地方的产品价格比中国贵，因此如果转移到其他地方进口，对中国的逆差会减少，但同其他地方的逆差会增高，消费者付出的价格也会提高。

特朗普政府的“任性”之举不仅伤及本国产业与民众，世界经济的良性复苏势头也将遭受严重挫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次警告白宫，任何保护主义尝试都会威胁到世界经济当前的短暂复苏。由特朗普任命的美联储新任主席鲍威尔近日也承认，贸易战是“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风险”。

《华盛顿邮报》分析，美国上一次征收全面关税是在20世纪30年代，其后果是延长和恶化大萧条，通过破坏进出口来赢得贸易战是得不偿失。

可悲的是，这一现代历史上惨痛的教训如今正面临被无视的风险。在焦虑情绪的裹挟下，特朗普政府失去了应有的战略理性，企图通过挑起对华贸易争端来遏制中国，维持其霸权地位，这反而会让自己失去发展的机会和道义的支持。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美国的“焦虑症”不仅难以缓解，恐怕会日渐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