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小伙儿专录上海人聊天,为图名不为利,究竟要干什么?
建筑师罗天瑞从纽约老家回到上海的工作单位,决定辞职。
几天前,他拉着箱子回老家纽约。某次外出,站在人行道前,看车来车往,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陌生。
“这是我记忆中的纽约吗?”
汽车引擎的嗡嗡声、疾驰行走的脚步声、风吹过树叶的嗖嗖声、边上一对男女说着情话,眼前逼仄拥挤的空间,搭配出杂乱的纽约。
从小,罗天瑞就喜欢音乐,置身陌生的纽约,他觉得看到的纽约配不上听到的纽约,索性闭上眼。他感受到熟悉的曼哈顿。
突然,想到了一个从未想过的问题。
“为什么我要创造声音?“
换个角度“听”上海
Terence LLoren是罗天瑞的英文名,菲律宾裔美籍,他丈母娘给取的名,爱音乐,想着可以创造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声音,并为此不懈努力。
可惜,因为天赋,他说“对我来说太迟了,即使我再努力。”
他没能成为音乐家,而是当了建筑师。
现在,罗天瑞长居上海,上海的朋友们喜欢叫他特仑苏。
十年前,罗天瑞来到上海东华大学校区的新加坡学校教室内设计。
他从小就喜欢音乐,但是却并没有很大的天赋,但多年的训练,让他对声音尤其敏感。
于是他一边做建筑师一边学习录音,用设备把声音录下来。钉子落地的声音、人轻声的叹息,他都能敏锐的听到。
有次,他回到老家纽约,觉得陌生。但当闭上眼睛,竟从声音中找到归属感。
“最复杂最有生命力的是真实的声音,已经存在的声音是如此美妙。”
他决定不再创作声音,他要去寻找声音。
2009年的时候,他告别建筑设计工作。辞职后的第一天,他就发现,他只走过从家到学校之间的那一条路。
“两年了,我不太认识上海。”
他脑子里冒出个想法,要记录上海的声音。
辞职前,他对上海的生活感到困惑,虽然工作安稳,可总觉得在漂泊。那段时间,罗天瑞总是自问:“我在上海,难道只为在此工作?”他要找个留在上海的理由。
那次从纽约回来,他终于找到那个理由。
跟成为建筑师的初衷一样,他并不只为建筑本身。
“我喜欢的不是一幢楼,而是整个城市的历史、规划与环境,上海这么大,有太多新的变化。我喜欢看到人们的生活是如何改变的。”
他喜欢的是赋予在个体上的厚重感,寻找的是个体与整个城市的关联。
他拿着当时所有积蓄换来的录音设备,记录真实的声音。
罗天瑞找到自己的朋友Maggie,两人来到Maggie曾经在徐家汇的老房子。那里现在没有人住,一直空空荡荡的。Maggie拿起录音机,边走边讲着属于她的故事。
宜山路上的虹桥路289弄,一楼的棋牌室曾经有很多男人进进出出,这是他们搓麻将的地方,经常被警察敲门。从二楼窗子望出去的几棵枇杷树下,她当年在这里埋下了一个小乌龟的尸体。
从广元路一路往西,这里有Maggie曾经看病的卫生中心。这以前有一个26路的车站,但现在已经消失了。
罗天瑞说:“我录的时候听不懂她的故事,只是听环境的声音和她的声音。”
但是他听着那些沙沙作响的树叶和吱呀吱呀的旧木地板声,混杂在Maggie 温柔的讲述之后,他兴奋的叫了起来,“Wow!我喜欢这个声音!”
“当时只是录下来,放在网络上给大家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城市为我打开了。”
当他知道Maggie讲述的故事时,极度震惊。
这就是他一直想寻找独一无二的声音,没有人拥有过没有人听到过没有人创作过的声音。
记录上海的声音,成为罗天瑞留在这里的理由,当然还有老婆。
他决定开始做《与沪成长》,一个方言声音记录项目。
录完Maggie《徐家汇》的当晚,罗天瑞复制粘贴了近四千条微信给认识的上海朋友,邀请他们参与《与沪成长》项目。
有些朋友觉得有趣,有些朋友觉得有价值,纷纷给罗天瑞发来自己的声音故事。
《与沪成长》的困境
罗天瑞声音低沉,穿梭在老旧的上海弄堂,黑色帽衫,帽子必须扣在头上,包裹住降噪效果极好的耳机,肩上挎着录音设备,眼神失焦,神情专注。
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他开心的不得了,但就像他一样,除了上海坐地户,很少有人能听懂沪语。
这是《与沪成长》遇到的最大问题,没人能听懂录音里人们在说什么。
罗天瑞生在在美国,只是能听懂常用的普通话,根本听不懂本地方言,更别说一些生僻的名词,比如“yhakwhuzy”是“药胡翅”的意思,一种青色的小蝉。
怎么更好的传播?罗天瑞想到的办法是录成文字版。
可这同样困难。方言写就的小说不是没有,金宇澄的《繁花》便是用上海话写成,虽精彩绝伦,但其极具地域特色的语言,对许多人来说,读起来还是困难,况且沪语里某些发音,很难找到简体字对应,只得掺杂着用。
把在嘈杂环境中不是特别清晰的发音录成文字,难度可想而知,压根就没有对应的音节和字。
在听这些录音时,罗天瑞真是犯难。声音是美妙的,情感是美妙的,那些背景里叮叮作响的环境音,也是美妙的。可是他就是听不懂讲述者讲的那些故事。
姚星宇从伯克利音乐学院毕业后,成为职业作曲家,对声音研究项目非常感兴趣,偶然发现《与沪成长》,便联系到罗天瑞。她知道罗天瑞的困境,便为他介绍上海本地的阿姐,张依群后来成为《与沪成长》项目翻译。
“把沪语录音翻译成文字,必须由上海人来做。”张依群很快接过这项工作。但远比她想的难,短则20分钟,长则两个多小时的录音,因为背景嘈杂,她有时候得断断续续挺好几遍,一个多星期才能整理完一段录音。
缓慢,但罗天瑞从来没想到停止,他也找过好多人帮着一起整理录音,但多数都坚持不下去,有些志愿者的热情抗不过一段录音,前面还认真,后边就开始敷衍。
每段录音整理好后,罗天瑞还会带着沈祎重走那条路。
沈祎是罗天瑞的朋友,职业摄影师,循着声音的指引,他们走在大街上,路过,走进故事,把镜头对准阳光下晾晒的旧衣服,或是卖臭豆腐和麦芽糖的小店铺。
但城市在变化,他们拍下的画面,已不再和故事中相同。
城市在生长,人群在流动,尤其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因为某个人的决定,或许某个融洽的群体就会分崩离析,埋藏一段故事。
当罗天瑞意识到这点时,他觉得这其中有种魔幻感,给人以启示:究竟,这座城市属于谁?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跟城市的关系是什么?
他想不通,可艺术家的敏感让他觉得这值得记录,他要用声音抢救这些随时可能消失的故事,也像所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故事要有听众,如此小众,谁会去发现呢?
罗天瑞只能自己来,他现在自己的朋友圈内推广,但这远远不够。
罗天瑞把每段录音制成电子版书册,其中包括手绘路线图、照片、上海话及普通话文本以及音频的英文翻译,为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人提供指引,帮助人们更好地跟随每一个收录地点的故事路线。
2009年夏天,罗天瑞把这些故事整理出版成集,每本一个街道故事,他花了很长时间,做出近20本薄薄的书。
他建立专门的网站,在微博、喜马拉雅FM、虾米、推特开设账号、专栏,努力维护。
很少有人关注这件事儿,但依然不妨碍罗天瑞的热情和坚持。
他还给自己定下目标,录满100条街道,发现100段故事。
这期间,罗天瑞有了儿女,生活稳定,他跟上海的联系已不再只有工作,除了记录上海的使命,他的家在上海,每天发生的事儿,也在丰满着上海这座城市。
可《与沪成长》依然不温不火,直到今年4月份,姚星宇受邀参加阿布扎比首届全球艺术家领袖峰会,谭盾也在嘉宾行列,他向峰会推荐《与沪成长》项目。他说:“这是个用艺术文化的影响力,来推动和改变世界的创造性项目。”
中央电视台也在报道《与沪成长》,报道罗天瑞,给他安上“来自美国的艺术家”的头衔。
即便如此,《与沪成长》在国内各平台的传播效果依然不容乐观,喜马拉雅FM上每段声音的播放量不过100。
但罗天瑞知道,自己做的事儿意义非凡,他不仅是在记录上海,更是在探讨人与城市的关系。
当然,他自己并不觉得自己是艺术家。
理想再丰满,现实也骨感
有艺术家的病,却没有艺术家的命,《与沪成长》几乎是公益项目,只有投入,没有产出,不往里投钱就算不错,指这个养家是不可能的。
但对有儿有女,有妻有家的罗天瑞来说,摆在面前的是切实的生活问题,虽然生在纽约曼哈顿,家底不薄,但也不能总指着长辈接济,女儿7岁,儿子5岁,把他们养这么大实在是不容易。
辞掉建筑师工作,他操起录音设备,Title是“自由录音师”,到处接活,除此之外,也帮忙拍摄真人秀、纪录片和企业视频,一般是一边干着《与沪成长》,一遍录音拍片赚钱。
当然,这远说不上多么辛苦,罗天瑞始终享受其中。
“自由职业的好处,是可以选择休息一段时间专心做我的项目,我很高兴到了38岁,还能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有些想给罗天瑞说故事的人问他,录音前会问需要做什么准备?罗天瑞总是回答,你只需要知道我们从哪里开始走,故事才是最重要的,声音只是载体。他希望所有参与者,在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开口,这最真实。
“有的人很害羞,但当他们站到街口,话语就像泉眼般汩汩流出。”
罗天瑞更喜欢的是一种未经安排的桥段,比如偶然遇到旧时的朋友,或是前来搭话的陌生人:“我喜欢看他们亲自探索自己成长的地方。”
2016年开始,罗天瑞经常跑到崇明岛,用一年时间录下这里的声音,他每个月在那里待一些天,记录整个岛的变化,堡镇码头的日渐萧条,农家乐的兴起,人与自然的拥抱。
处于黄浦江心,这里橡胶上海,发展略显迟钝,但随着隧道、大桥的通车,这里变化剧烈,仿佛浓缩着过去30年上海的变化,罗天瑞要记录下这些。他拿起拿着一块“镜子”,对着停留在上海的人,逼他们近距离看这座城市的历史、未来。
“有时人们只关注自己的生活。”他想这里的人看到这座城市,并感受到他们和城市之间最深切的联结。
“我只是一个翻译者,连接人与城市的一根线,”
现如今,罗天瑞还会背着录音设备,穿梭在上海狭窄的弄堂,记录下琐碎而又真实的声音。
他立下的100期的目标,还剩20期。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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