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师刘太格与柯焕章——城市仆人、无名英雄

每年西方金融机构和媒体发布宜居城市排行榜，俨如世界各大城市的体检报告。排名反映城市的政经实力，也代表居民生活幸福指数，乃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成绩单。城市宜居条件离不开城市的功能设计以及管理执行。

新加坡城市规划师刘太格和中国城市规划师柯焕章心目中的宜居城市，是一幅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立体生活全景图。柯焕章概括宜居为安居乐业，包含了良好生态环境，居住设施齐备，充分的就业机会，与时并进的公共服务配套。刘太格则提出做好规划需具备人文家的心、科学家的脑与艺术家的眼，既尊重人性，还要精算功能效率，爱护自然环境，珍视文物古迹。

刘太格认为城市规划师要有仆人的心态，虚心地了解城市里的人和土地需要什么。（叶振忠摄）

城市规划自古有之，但现代城市设计理论在20世纪中期才开始兴盛，都市再生课题是近二三十年亚洲城市发展的焦点。新中两国政经体制、发展阶段大不相同，新加坡从小渔村发展成为今日的花园城市不过是200年，而北京是数千年历史名城，如何保持城市活力，完善商务中心区内商住综合功能，挑战重重。柯焕章指出，近年中国，老城改建、新城建设、城市功能建设加强综合规划， 相信中国都市未来生活越来越美好。刘太格则以养育孩子比喻城市规划，先做好基本功能，学好数理科和语言，再考虑特殊功能，如学唱歌跳舞等才艺，孩子才会成器。中国政府近年主张兼顾大中小不同城市的开发，有望减缓大城市人口剧增，也有助发扬各地城市在地文化及少数民族文化，深化中国社会多元包容的人文风景。

柯焕章认为城市规划师应有甘当无名英雄的思想境界。（魏尧摄）

综述

刘太格与柯焕章同龄，年过八旬，童年家境清贫，青年刻苦用功求学，多年来在专业领域积累智慧才学，深受后辈尊敬。两位城市规划师不约而同地强调城市发展建设应以居民福祉为出发点，规划时尊重城市的自然生态和文化历史，优秀的城市规划师追求的是甘当无名英雄，把自己视为城市的仆人的胸怀。

两位城市规划师大学同样主修建筑学，毕业后却不建房子，而是从事城市规划，接受整合、打造城市生活机能与文化资产的挑战。两人相识于40年前刘太格受聘为北京市规划顾问之时，柯焕章时任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后来刘太格卸下职务，每次赴北京必与柯焕章聚餐畅谈。

有关城市规划的洞见，与规划师的生活背景息息相关。柯焕章在宁波乡村长大，以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荣耀到南京升学，长时间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宁波、南京和北京生活工作。刘太格高中毕业赴雪梨半工半读念完大学，再凭奖学金到美国耶鲁念规划兼交通，接着在纽约贝聿铭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工作，接受纽哈芬和纽约城市生活的洗礼。

两人一中一西的城市综合经验，思考城市规划，体验异中有同，说明不同城市做规划时离不开对文化特质的领会，兼顾发展建设需求，基本民生福利，还要为城市未来升级转型留有余裕。

柯焕章对不同城市的历史文化积淀有深切感受。宁波是中国对外开放较早的港口城市之一，融合了中国城镇的形态与外国建筑和文化；南京长时间是中国南方政治文化中心，六朝时期至近代民国政府定都南京，较早吸收西方城市的建筑规划与文化。柯焕章念大学时，学校的教授多从欧美与日本留学，为学生打开国际视野。

刘太格从小接触美术，耳濡目染，长大后曾用打工存下的积蓄买船票，准备赴中国读美术。他认为中国书法培养了他对建筑比例的敏感，“因为书法不只是写笔划，还要照顾笔划之间的空白比例。”艺术和书法的学养化为他结合功能与审美的慧眼。

刘太格对于城市规划的理想，播种于新加坡英殖民地时代。20世纪早期新加坡人口160万人，每四人当中有三人住亚答屋，恶劣的居住环境激发了他要提升国家生活水平的志向。在雪梨留学时，他为了深入了解当时相对先进的西方文明，每周从星期天到星期五不见亚洲学生，只跟当地人在一起，深入了解他们的思考方式。书香家庭的熏陶，加上西方城市的生活体验，使他到中国从事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既可用中国的角度满足建设的需要，发挥文化的优势，也能用外国的角度认识中国城市发展的局限和潜能。

人生如戏，城市是展演生命力的大舞台；城市规划影响你我谱写生活回忆的风景。城市舞台可以包容多少可能？两位长者的深度对谈让我们看到美丽且值得期待的答案。

柯焕章在1990年代初就提出北京应建设具有相应功能和规模的CBD。（iStock图）

对谈录

问：两位分别在中国和新加坡的城市规划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众多企划案中，两位最难忘或引以为傲的有哪些？

柯焕章（以下简称柯）：我在北京城市规划部门工作了40多年，经历或主持过不少规划工作，确实难以忘怀，要选一个最难忘的案例挺难。就说说北京商务中心区（CBD）的规划建设吧。北京本没有CBD。上世纪90年代初，我具体主持编制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时，提出北京应像伦敦、巴黎、东京等首都城市，建设具有相应功能和规模的CBD，并正式纳入了总体规划内容。

1993年，国务院批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北京掀起了城市建设高潮，但北京CBD建设并没有被市政府有关部门和许多投资建设单位所认识和重视，许多商务设施建设项目，包括写字楼、酒店、高档公寓和商业服务设施等，在城市四处分散建设，没什么项目集中到规划的CBD。

1996年底，我们组织规划人员经调查统计，发现当时北京正在建设，以及已经批准将要建设的商务设施项目达2000多万平方米。如果集中四分之一项目到CBD，就相当于一个上海的CBD浦东陆家嘴的规模。我当时心里很是着急，因此1997年初给市政府写了《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建设北京商务中心区》的报告，市政府很重视，很快召开政府办公会讨论，当即决定全面启动CBD的建设。

新加坡金融中心新旧建筑并存。（档案照）

可是工作开展不久，却遇上了亚洲金融危机。受此影响，CBD商务设施建设处于停滞状态，而房地产开发势头不减，CBD内规划的商务设施用地单位纷纷要求出让土地，改为建设住宅。如果这样，规划的CBD就变成住宅区了。为此我们又很着急。

到1999年底我们看到亚洲金融危机有了转机，2000年初又给市政府写了报告，再次促请全面启动CBD的建设。市政府6月召开专题会讨论，决定重新启动CBD建设，并成立北京商务中心区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市长让我兼任CBD规划建设总顾问。会后立即组织力量开展各项工作，规划设计国际招标，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全面展开，一些建设项目陆续开工，一幢幢高楼相继拔地而起，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北京CBD已形成800万平方米规模的商务中心区，不仅促进了北京经济发展，而且成了北京的新地标，我由此感到很欣慰。

要说引以为傲的理由，就是城市规划工作真正发挥了促进城市建设发展的作用，这是比较典型的案例。

刘太格（以下简称刘）：每个项目我都带着热爱去做，做完后都是我的孩子。当父母的最喜欢哪个孩子？每个孩子都喜欢嘛。虽然这么说，有些成就还是比较特殊。

我自1969年到1992年前后在新加坡政府部门工作了24年，实现了新加坡“居者有其屋”的愿景，把新加坡的规划和市容提升到被公认的世界水平，这应该是我今生最受肯定的对城市规划的贡献。

我从1980年代开始受邀参与中国城市规划的工作，其中当了七八年的北京规划顾问，并因此认识了柯院长。之后数十年为中国城市做了许多规划方案，我想提提几个案例。

比如福州中心城的规划。福州是我母亲的老家，我小学上的是三山学校，三山就是福州，福州中心有三座山。我去福州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三山，但没路上去，很难看到。所以我在规划方案中加入上山的路。10几年后我去福州，说要看三山，当地接待人员说没问题。

福州是文化古城，老城区有个非常精彩的地方叫三坊七巷，虽然房子破烂，但建筑风格很独特，我非常喜欢。当时规划局说要把它拆掉，我说不行，坚决不拆。所幸他们最后接受我的建议。2015年，三坊七巷被评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5A级是最高的级别。我就是通过这个项目，很有幸地遇见了当时的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他对我的工作给予好评。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项目是规划整个厦门岛，包括古建筑的保留。当时的政府坚持要把厦门岛的骑楼拆掉重建，我再三尝试说服他们，最后说了“你们要拆就拆，不过拆掉就是把未来旅游业的金矿推到海里去，你们愿意吗？”这句话终于有效。现在一般人去厦门岛，第一件事就是去看这个老城区。

既然这次是和柯院长对谈，我也要提提1990年代，在新中政府牵引下，做了宁波中心城直到北仑港的规划。当时从市中心的三江口到北仑港，坐车要三个多小时。规划后许多年，我为了别的事再访宁波，最大的意外惊喜是通过新建的高速公路去北仑港，车程只需35分钟。这个经验间接显示中国城市最近几十年来的改变幅度。

1992年，刘太格（右一）参观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展览，副院长董光器（左一）为他介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柯焕章（中）在旁聆听。（受访者提供）

社区防疫 综合功能之必需

问：宜居城市的建设发展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具体体现。两位如何定义“宜居城市”？城市宜居指数和人口多寡是否有关系？

柯：让我定义宜居城市，简单说是安居乐业的城市。称得上宜居城市的应有优良生态环境，不仅居者有其屋，而且应有舒适的居住空间和设施；有相应的产业和就业岗位；有便捷的交通通讯设施；有完善的文化、教育、医疗、商业、休闲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以及安全和谐的社会环境。当然，随着时代进步，现代城市功能和科技的发展，其内涵或目标会相应发展和提高。

我想城市的宜居指数与城市人口不一定有直接关系，当然城市规模大人口多，尤其对大城市或超大城市来说，其复杂性和难度会大些，但宜居城市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

2006年，刘太格（右）与柯焕章在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庆2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见面。（受访者提供）

刘：宜居城市的规划有三个要点。首先要有人文家的心。做规划是为提升城市的宜居性和社会的坚韧性，为土地提升其功能和生态保护。其次要有科学家的脑，把城市规划成完善的生活机器，精确地把城市设计到功能高度完善。每个地块多大多小比例合适，每条路要多长，路与路之间的距离要多大，这些都要考虑。第三要有艺术家的眼，知道如何跟土地谈恋爱，因为生活的机器不能就这样“砰”一声放下，还须考虑天然环境和文物古迹，顺着地势，调整这部机器，小心翼翼地摆放在地上。我经常把上述原则总称为明智化的规划，介绍给中国城市的领导们。

人口是大问题，也很难掌控。例如中国有户口制度，如果离开户口登记地到城市里住，未必能享受大城市的福利，但人们还是会去，因为有工作机会，而且工资比较高。因此即便有户口制度，中国的大城市还是越来越大。城市经济发展顺畅，就业岗位增加，就需要人来就职，城市人口就会增加。

如果坚决要控制人口，须下决心放缓经济建设，才能控制工作岗位和人口的增加。现在中国很多超大城市在考虑“减量”，就是减少人口。我不看好这个想法。城市的问题不是人口多少的问题，不需要靠减量来解决。城市规划就是怎样在不能控制人口增长的情况下，找出合理、科学、优美的解决方案。

问：刘太格在2016年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曾以炒饭和西餐为比喻，“中国城市规划像是西餐式做法。一堆马铃薯、一堆菜、一堆肉，提倡的是功能分区。我的做法是炒饭，马铃薯、菜和肉都切小。我把新加坡炒成一碟饭，一个综合性功能的环境。”对于这个比喻，柯焕章有何想法？刘太格是否仍抱持相同意见？

柯：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前几十年，城市规划很大程度上是做空间布局规划，总体规划层面主要是功能分区的布局规划，就如刘先生的形象比喻——“做西餐”。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出现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科技园区、高教园区等新形势。起初我们用原来的规划思路和方法，做了一些功能单一的产业园区规划，后来发现这类功能单一的产业园区不能适应园区运营和发展的需要，意识到必须是综合配套，设施比较齐全的复合功能区，而且应是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就如刘先生比喻的“炒饭”。期间我们咨询过一些国外专家，包括刘先生给了我们很多建议。

近年来，中国机构体制改革，国务院成立了国家自然资源部，下层机构相应做了调整，将国土规划与城乡规划整合，拓宽了规划领域和内容，尤其增强了国土利用和综合规划的意识，强调多规合一的要求，从规划思路到方法都带来了新变化。

刘：规划的学问难懂，所以要用比喻。很多城市是一碟碟杂菜，想建什么就找块地把项目丢进去。以前的新加坡是这个样子，中国很多城市也是这样，一般说法是见缝插针。所以很多规划专家会劝导城市领导考虑功能分区（zoning）。例如我在中国做规划时听过这种说法：“北边是文化区，东边是商业区，西边是教育区。”这种功能分区对城市不好，因为商业、文化和教育要有互动关系。按照这个做法，就是把这碟菜做成西餐。西餐就是一堆马铃薯，一堆菜，一堆肉，分开放在碟子上。我建议把这碟杂菜变成炒饭。烹煮炒饭，首先要决定需要什么材料，材料之间的比例，切得多大多小，最后怎么炒起来。

冠病疫情突显防疫规划的重要。柯焕章说，北京正在编制防疫规划，今后防疫规划必须与其他防灾规划一起纳入城市规划。刘太格指出，城市的功能配套和活动应分散到社区，

避免人们大小事往市中心跑，城市规划今后会更重视加强人群疏导，完善社区生活机能。

问：要炒好这一碟炒饭的城市规划师应具备哪些特质？两位对城市规划的前景有何展望和期待？有什么话想告诉新一代城市规划师？

柯：城市规划师不仅要有坚实的专业功底和相关知识，还要有相应的精神素养。既要立足现实，又要放眼未来；既要考虑城市的整体布局和合理运营，又要考虑市民的便利生活，兢兢业业做好各项规划工作。城市规划师不同于建筑师，没有自己的纪念碑，应有甘当无名英雄的思想境界。

城市规划既宏观又较微观，难以短期见效，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城市规划多为集体创作，规划师要做好综合协调工作，应有多一点付出。

中国历经了近70年的发展，已形成比较系统的城市规划体系及相应政策法规，城市规划对城市建设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建设规模迅猛扩大，某种程度上城市规划跟不上建设发展的需要，有些城市建设尚显粗糙，还不尽人意。相信未来城市发展将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学习国外有益经验，城市规划将做得更加理性，更加精细，更加切合实际，城市建设将进一步走上稳健发展的轨道，城市将越来越美好。这也是我想对年轻同行们说的话。

刘：允许我重复这几句话，做好规划要有人文家的心，规划的真正目的是为人民和土地服务；科学家的脑，把城市设计为完善的生活机器；艺术家的眼，与土地谈恋爱，在尊重自然生态与历史文脉的前提下，搞新建设。

图为北京鼓楼景观。冠病暴发后，北京城市规划部门迅速反应，及时组织力量开展工作，现正在编制城市防疫规划。（iStock图）

再者，我们去欧洲会觉得老城区非常美，因为他们有城市的文化，而且老城没有建筑师或规划师，老城有的是建筑工匠（craftsmen）。如今，建筑教育和规划教育把建筑师和规划师培育成创意人士，越标新立异越好，所以很多建筑师和规划师会急着表现创意。但无论建筑师或规划师，都不应该是城市的主人。我们应该是城市的仆人，最重要的责任是研究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才知道规划方案里要放进什么东西，生活的机器才可设计好。我们要有仆人的心态，用为人类服务的立场做规划，以人和土地为本，虚心地了解城市里的人和土地需要什么。

我们做规划是在配合政治领导的政策的大前提下，做好城市环境，提升城市经济。这些愿景都很重要，但是我认为做好城市规划的最高境界，是让世界各地的人来到我们的城市时，感觉十分敬佩，从而提升我们的民族尊严。此外，规划做得好，城市的功能效率提升，塞车问题减少，可对减缓地球暖化带来贡献。我就是为了这两个愿景，才会还在这个年纪仍从事规划工作。

问：冠状病毒在全球散播会如何影响城市规划？两位对中国和新加坡城市规划有何心愿？

柯：面对这样重大的疫情，对城市和城市规划势必带来一定影响，须积极应对。北京城市规划部门很快有了响应，及时组织力量开展工作，现正在编制城市防疫规划，进一步加强社区相应的管理工作。今后防疫规划必须与其他防灾规划一样纳入城市规划的内容。

刘：近期在媒体上，很多专家认为冠病会对今后的城市带来相当大的变化，我不以为然。首先，世界至今到处都有城市，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类生活和工作上的需要，几千年来如此，不可能为了冠病而有所改变。我认为医学界迟早会找到治疗冠病的有效方法。

刘太格在中国多个地方设计了不少建筑项目，例如珠海的华发新城，是个具备可持续性的高水平住宅区。（受访者提供）

不过，我过去在新加坡政府部门边做开发边做研究时，取得一个重要的结论——城市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家庭。市底下有区域分区、城镇、小区、组团，正如家庭里有祖父母、父母、孩子、孙子、曾孙。超大城市就如一个家族，祖父母上面有曾祖父母。我们可以按级别高低，把城市的功能配套和活动分散到社区里。这个理念的好处是城市里的居民不必事无大小都到中央商务区去，从而解决中心城区居民超度集中的问题。新加坡就是按这个城市家庭的理念建设的。冠病疫情目前蔓延全球，这种城市家庭或族群的理念，今后应会更受重视。

刘问柯：中国最近几十年做了许多规划，请问有哪些好经验想跟新加坡或国外人士分享？

柯：中国近几十年确实做了不少规划，通过实践与探索，总结积累了一些经验，我就说说感受较深的几点吧。

一是城市规划加强了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衔接，改变了“规划规划墙上挂挂”“规划建设两层皮”“规划难落地”的问题。尤其近年来，中国政府十分重视经济社会规划，不仅有长远发展战略规划，还有五年建设发展规划和年度建设规划，城市规划基本相继或同步进行，各阶段规划得以有机衔接，城市规划不再感到很虚，而且越来越得到市政府的重视，对城市建设的实施和推进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二是城市规划进一步重视和加强了对历史城市和文化的保护、利用与发展。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丰富的历史建筑遗产，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毁掉了不少，近几十年由于经济建设和城市建设快速发展，建设过程中先后又拆毁了一些。我们从教训中加深了认识，城市规划逐步重视并加强了对历史城市建筑和文化的保护，从国家到地方逐步建立了历史城市建筑和文化保护的法规体系及具体保护要求，包括历史名镇名村以及近现代建筑的保护等，都已成为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并得以较好的贯彻实施。

再说一点就是前面说过的，改变了过去空间规划和专业规划的思路和方法，加强了城市规划的综合性，我们的老城改建、新城建设或城市功能区的建设，规划特别强调并体现这一思路和做法，促进了城市建设总体水平的提升。

柯问刘：你多年来在中国城市做过不少工作，在中国新的发展形势下，对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有什么新建议？

刘：要把规划做好，首先政府执行力度要大，再来要有足够国有土地搞公共建设，最后就是好的规划理念。中国政府力度大，土地是国有的，规划理念技术累积了相当好的经验，不过还是有改进空间。例如对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中国人口是美国的三四倍，但农田只有美国的80％，所以一定要把基本农田做好。

第二，主张多规合一，就是各种规划包括交通和城市综合起来。新中不同的是，新加坡只有一个政府，中国城市里还有区县等各级政府，各有不同规划，现在的高级领导要求多规合一，这些都是好的趋向。中国政府最近也主张不能单把注意力放在大城市，还要关照大中小不同城市的开发。这个理念一方面有助于减缓大城市人口的剧增，同时为中国各城市增添多元化的形象，有助弘扬各地在地文化，包括少数民族的文化。

此外，中国政府最近几十年不断大量推动城市开发，累积了许多好经验，近年提升力度，推动“一张蓝图干到底”。过去，新领导上任后经常取消上一任的规划，重新做一个，现在则要根据已批的方案做到底。不过，如果坚持把不好的方案做到底，城市发展可能做不好。坚持做好好方案当然最好，所以慎重做好蓝图十分重要。

还有一点建议。城市规划首先应了解城市的基本功能，先把这个交代清楚，才加上特殊功能。就好像养育孩子，首先要给他基本学问，语言、数学、科学、历史等。如果基本功能或学术都缺乏，就学唱歌跳舞，难以成器。城市规划也是如此，先规划好基本功能，才考虑特殊的、引人注目的功能。希望各地政府别为了拿出政绩，偏重特殊项目，而忽视了城市基本功能。

刘太格

1938年2月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麻坡，父亲是新加坡先驱画家刘抗，舅舅陈人浩是书法家。

在新加坡政府部门工作近24年，曾任建屋发展局首席建筑师和首席执行官，负责监管23个新镇和50多万套住房及相关配套的开发工作。之后担任市区重建局首席规划师和首席执行官，领导市区重建局制定1991年概念总体规划。

1980年代开始受邀参与中国城市规划的工作，此后40年为中国40多个城市做规划方案及建筑设计。1992年加入多领域咨询公司雅思柏，担任高级董事，除新加坡的建筑项目，还应邀在全球50多个城市提供城市规划及建筑设计服务。2017年末创办墨睿（Morrow）设计事务所，现任董事长。

同时担任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宜居城市中心（CLC）咨询委员会的创会主席（直至今年6月底），也是新加坡公共事务对外合作局的董事会成员。曾荣获新加坡设计委员会金禧大奖及新加坡规划师学会杰出终身成就奖，被誉为“新加坡规划之父”。

柯焕章

1938年8月出生于浙江宁波，1962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现为东南大学）建筑学专业，后任职于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此后40多年一直从事城市规划设计研究工作，是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1983年8月出任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1986年至2001年任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先后参与或主持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卫星城建设规划，市区土地利用分区规划，旧城改建规划及大量居住区、工业开发区、科技园区建设规划等。其中最知名的项目是用了近10年时间一再推动北京的商务中心区（CBD）建设企划。

担任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和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近20年，卸职后继续为中国和北京的城市规划效力。曾任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副会长，以及北京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目前是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专家顾问，以及国家建设部专家委员会委员。

记者：陈映蓁 摄影：叶振忠 魏尧 责任编辑：赵琬仪 美术设计：黎巧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