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新加坡学什么？

沈大伟（David L. Shambaugh），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之一，现为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教授以及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在奥巴马提名洪博培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之前，沈大伟曾是驻华大使候选人之一。

　　近年来，西方学者越来越注重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沈大伟的《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是值得关注和阅读的。但本书毕竟是西方学者的著作，其中的一些理论和概念未必适用于中国，一些看法和结论我们也未必会赞同，想必本书的读者也会有此同感。

　　中国共产党对许多亚洲国家的政党具有浓厚的兴趣，对其中每一个政党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对新加坡始终抱有特别浓厚的兴趣，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不断派遣代表团前往新加坡，研究人民行动党执政方法的方方面面。对中国的观察家特别有吸引力的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低调但又全面控制。在谈到中国对“新加坡模式”的兴趣时，新加坡国父和资深政治家李光耀评论说：“他们对人民行动党如何能够做到看不见但又无处不在感到特别地好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得出结论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人民行动党通过政府、职工总会和人民协会等实施对全国的控制：政府内阁成员均为人民行动党党员，党通过他们以及党的其他高级干部，牢牢把持着司法机关、军队、警察、重要的国营企业、金融机构、高等院校、大众传媒和宗教团体等。

　　中国学者还推崇新加坡廉洁高效的政府、社会秩序、法治、道德教育、高等教育和高水平的科技。他们当然知道新加坡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他们认为新加坡的民主是一种“指导性民主”，并且把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原因归结为：(1)成功的政策；(2)同反对派的合作。发展党员和持续的政府官员在职培训也是人民行动党体制的力量之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李文则把人民行动党的成功归因为：(1)建立行政国家；(2)党政合一；(3)把某种西方文化作为“必要的恶”加以容忍，但不容许色情、批评政府、攻击领导人和政治颠覆。

　　2005年，蔡定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研究4个月后，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新加坡模式”提出了不同寻常的看法。他更深入地研究了人民行动党的运作方式，发现民主在新加坡也发挥了作用，因而应该在中国发挥某种作用。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人民行动党的睿智看法值得大段地引述，即：

　　我认为，新加坡的成功并不在于它的权威体制，而在于它充满着深深的忧患意识和发奋图强的精神，特别是人民行动党在民主制的框架下，全心全意为民服务，以争取人民支持的结果。……新加坡到底是一个什么制度?是民主制还是个专制政府?它有一个完全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制度，而又有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

　　文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些评论是对人民行动党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得比较：

　　人民行动党有很多与中国共产党相似的地方，它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有严密的党组织并有党的外围组织职工总会、青年团和妇女团，特别是在基层有党支部。有一套像中国共产党早期严格发展党员的制度，党有很强的组织动员能力。但是，它与中国共产党有根本不同的地方，它不是一个以劳动者为基础的政党，而是一个精英分子政党……它是一个议会制政党，而不是一个革命党。它是通过多党竞选上台的，并且必须赢得五年一次的国会选举才能执政……人民行动党作为执政党，利用手中的权力，制定选举规则、运用财政和政府资源、操控选举程序、掌控媒体舆论，甚至最后不惜用司法手段打压反对党。但不管怎样，它形式上还是多党制，党还是要靠打“选战”，最终要靠多数人民的投票支持才能执政。党不能强迫人民投票，而只能靠讨好人民、取信于人民才能执政。正是这一点，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并被人们和国际社会承认其合法性的基础……它虽然有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但它一直保持着党内民主、党内的开放思想和不同观点……所以，由上述而判断，新加坡基本是个民主政体，但实行权威统治。人民行动党执政基本上还是建立在人民支持这一合法性基础上的。正是这一点使新加坡权威统治具有了合法性。

　　在这些说明和分析的基础上，蔡定剑认为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应该向新加坡学习：

　　新加坡的成功主要不在于它的权威主义，而是真正“为民服务”。如果只讲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权威统治一面，不讲它时刻为民办事，为争取人民支持和选票的民主基础，只讲严刑峻法的管理，不讲它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和娴熟的法治水平，就是对新加坡经验的极大误解……新加坡是个民主制政体。但缺乏充分的政治自由(社会自由还是有的)；有严格的法治，但并不充分保障现代人权；有成熟的市场经济，而政府控制无所不在。

　　中国向新加坡学什么?是只学上述的后者，不学它如何在民主制度基础上，通过政权途径打造民心基础，那就是对新加坡经验的极大误读，会把人引向歧途。

　　随后，蔡定剑得出了他的主要结论：

　　要知道是人民行动党建立在民主制度和民心基础上的执政，才使它有权威的统治和立于不败之地。而五年一次的大选是一把悬在人民行动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有失去政权的危险，使它一直充满着危机感，督促它时刻不忘记人民。这才是它认真为民服务的、内在的永久动力。

　　笔者之所以这么大段大段地引述蔡定剑的分析和看法，不仅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新加坡模式”的长期兴趣，更多的是因为蔡定剑关于民主的结论。

　　在中国学者的眼中，马哈蒂尔时代的马来西亚是一个稍微不同的例子。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是一个强人政治和选民分权的古怪混合物，由竞争的派别提名官员的候选人(尽管马哈蒂尔是最终的决定者，从而确保巫统对政治过程和政府的支配)。巫统长期执政的其他根源据说包括强大的爱国和道德教育、对政府财政政策的控制和反美论调。

　　（摘自《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