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投降仪式的台前幕后

1945年，日本投降仪式的台前幕后

9月3日

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

1

1945年9月2日上午8点10分，一艘小艇慢慢靠近了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

这艘小艇，是从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南达科他”号战列舰上放下的，而小艇上坐的人肯定身份不一般，因为当他和随行人员登上“密苏里”舰后，舰上随即响起了《海军上将进行曲》，同时升起了一面蓝色的“五星上将旗”。

小艇上来的人，是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太平洋战区盟军总司令：切斯特·威廉·尼米兹。

尼米兹。他去世后，美国第一艘当时最先进的核动力航母即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8点50分，又一艘小艇靠近了“密苏里”号。

这艘小艇，是从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布坎南”号驱逐舰上放下的。同样，这艘小艇上搭载的人物也不一般，因为当他登上“密苏里”号后，舰上又升起了一面红色的“五星上将旗”。

在一艘军舰上同时升两面“五星上将旗”，这在美国海军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

但是没办法，后一艘小艇上来的人，是美国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驻日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

尼米兹走上甲班，迎接麦克阿瑟，两人握手，谈笑风生地往船舱里走。

这幅画面在舰上的诸多记者眼中是如此和谐，但其实他们俩刚刚进行过一次幕后的大角力。

美国对日本的这场投降仪式，谋划已久。按照规矩，麦克阿瑟是驻日盟军总司令，投降仪式应该他来安排。而麦克阿瑟也毫不客气，决定把日本的投降仪式安排在美国陆军的控制范围内，首选地点是东京。

但这个方案一出台，立刻遭到了尼米兹的强烈反对：整个“太平洋战争”，是从日本偷袭珍珠港开始的，美国的“太平洋舰队”损失惨重，随后经过“珊瑚海海战”，“中途岛海战”等一场场硬仗，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付出了那么多鲜血和生命，最后的荣誉全都归到了陆军吗？

尼米兹在美国军队中是有名的好脾气，但面对这个方案，他做出的表态是：我肯定不会出席这个仪式。

堂堂太平洋战区盟军总司令不出席这个仪式，这不是开玩笑吗？但碰上软硬不吃的麦克阿瑟，也不肯退让半步：论海洋，“跳岛战术”是主要靠我想出来的，论陆地，我们陆军在东南亚尤其是菲律宾的血都白洒了吗？

两位五星上将谁也不让，最后矛盾一直闹到美国总统杜鲁门这里。新官上任的杜鲁门对于两位军中元老谁也不敢得罪，只能两手一摊：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两者最终因为“朝鲜战争”而翻脸——前者撤了后者的职

最后解决问题的，是美国海军部长福莱斯特。

福莱斯特经过深思熟虑，拿出了一个没有人愿意拒绝的方案：

投降仪式，就放在美国海军的军舰上举行，而整个仪式，由陆军将领主持；麦克阿瑟代表盟国签字，尼米兹代表美国签字；军舰上同时升海军五星上将旗和陆军五星上将旗。

这个方案一拿出来，尼米兹和麦克阿瑟都无话可说。而且明眼人一看都知道，福莱斯特还在这个方案里给总统送了一个“大礼包”：

投降仪式的举办地之所以选择“密苏里”号，不仅仅是因为“密苏里”号是美国海军最新的一艘战列舰，也不仅仅是因为它装甲厚，火力猛，更因为密苏里州是总统杜鲁门的家乡，“密苏里”号的下水典礼，也是杜鲁门的女儿主持的。

所以，从总统到两位五星上将，美国人对这次“投降仪式”算是摆平了。

2

8点50分，紧跟着麦克阿瑟登上“密苏里”舰的，是日本人。

确定谁来出席这场投降仪式的问题，同样困扰着日本人。

按道理，代表日本投降的，至少是日本的首相，即内阁总理大臣。但当时的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在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宣布“终战”后3小时，就立刻提出了辞职。他的辞职理由简单但坚决：他上任的任务，就是为了结束战争。现在战争结束了，他的使命也完成了。

这位在日本政界和军界都算德高望重的海军大将，带着“二二六事变”中留在他头颅里的那颗子弹坚决辞职（他在那次事变中身中三弹却奇迹般未死），连天皇都不敢阻拦，只能继续寻找继任者。

天皇找到的新首相，是自己叔叔，同为皇族的东久迩宫稔彦亲王。

东久迩宫稔彦亲王最后比自己的侄子还要长命，在1990年逝世，活了103岁

东久迩宫稔彦亲王虽然在侵华战争中同样上蹿下跳忙得不亦乐乎，不过在日本宣布投降后，还算是帮自己的侄子天皇擦了屁股：当时日本在本土、中国、太平洋诸岛以及东南亚尚有700万全副武装的官兵，要说服他们抛弃之前“一亿玉碎”的洗脑教育而放下武器，难度其实是非常大的。好在东久迩宫稔彦亲王本身是皇族身份，又是天皇的叔叔，所以他只用了短短几十天，就完成了天皇交给他的任务。

但是，当天皇向东久迩宫稔彦亲王提出带团去“密苏里”号上代表日本投降的时候，却再次遭遇困境。

东久迩宫稔彦亲王的祖上曾在当年日本被迫打开国门的“黑船事件”中担任过与美国讲和的代表，结果饱受国内批评，下场悲惨，所以他坚决不肯。

当天皇好不容易说服他这位叔叔时，东久迩宫稔彦亲王又提出另一个不可更改的条件：“接洽投降可以，但我绝对不去美国人的军舰，如果一定要我去，我肯定辞职！”

无奈之下，天皇只能再觅人选。

在接连找了几个军部的重要人物均遭到拒绝后，天皇也有点恼火了，但同时又有点无奈——因为日本官兵一直信奉这样一段话：

“投降两个字，在日本军人的词典上是没有的。武器失去了，就用手战斗，手不行了，就用脚，手脚都不能用了就用牙咬，实在不行的时候，自己咬下舌头自杀。”

这段话是谁说的呢？是当时的日本军部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说的。

天皇一拍大腿：好吧！那就你去吧！

梅津美治郎在战后最初没有被美国人列为战犯，但在苏联人的坚持下还是成为甲级战犯（他当过五年关东军司令）。但当时他已经得了直肠癌，所以最后他只是被判处无期徒刑。1949年病死在狱中

光去个武将不行，还得搭配个文将。选来选去，天皇选中了认同投降是“日本民族复兴”重要前提的外务大臣重光葵。

于是，曾在上海被抗日志士炸断一条腿的重光葵，成了日本代表团的团长，带着全权代表梅津美治郎等一干日本文武官员，在1945年9月2日上午登上了“密苏里”号。

重光葵。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在虹口公园出席日本军界举办的庆祝天皇生日的“天长节”时，被朝鲜志士尹奉吉扔出的炸弹炸伤左腿，终生残疾

3

在日本代表团登上“密苏里号”之前，中国代表团已经上舰了。

中国代表团是与同盟国代表团一起，在8点30分乘坐“尼古拉斯”号驱逐舰抵达“密苏里”号的。

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是徐永昌。

从北伐战争到军阀混战再到抗日战争，徐永昌并不是一个让人非常熟悉的名字，很多人都会很诧异：这个人为什么能代表中国参加受降呢？

事实上，徐永昌之所以能够入选，正是因为他军阶高，但为人低调务实。

论资历，当时国民党的军人中没有几个人比得过徐永昌。徐永昌1887年生人，陆军大学毕业，经历过辛亥革命，参加过倒袁运动，40岁时是“北方国民革命军东路总指挥”，在“中原大战”时是统帅20万人马的晋绥军主将。

论品格，徐永昌一直反对军阀混战，主张与民休息。在1928年北伐结束后，各大军阀巴不得拥兵自保，只有他反其道行之，自解兵权，出任绥远省政府主席，主动要求不再带兵，并在之后主动请缨屯垦戍边。但蒋介石这样倒反而主动几次约他谈话，和他探讨治国治军的理念，徐永昌的观点深得蒋介石的首肯。

论军阶和官阶，徐永昌是陆军二级上将，抗战时期一直是军委会军令部长，主管作战。抗日战争期间，他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军训部长白崇禧、政治部长陈诚并称为“军委会四大巨头”——从名义上说，他是中国战区军事指挥中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

徐永昌

这样一个有资历，有军阶，没派系，没党争的人，蒋介石自然不会错过。

从参加日本投降仪式的各国代表来看，美国派出了两个五星上将，中国如果只派一个中将参加，无疑有承认自己在抗日战争中出力不多的嫌疑，无论如何必须要派一个上将以上的人选，才能以正视听。

徐永昌确实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4

1945年9月2日上午9点整，投降仪式正式开始。

日本代表团一行十一人出现在了甲板上。以重光葵为首的日本外务省代表都穿了正式的燕尾服和条纹裤，而以梅津美治郎为首的七名军官都穿了没有熨烫过的军服和没有擦洗过的军靴——想来毕竟也不是参加什么光荣的仪式。

而美国人对服装也动了一些脑筋。参加受降仪式的美军军装虽然都是新的，但却都是制式衬衫的军便装，自尼米兹和麦克阿瑟以下，全都不系领带不佩勋章，完全不是出席正式场合的装扮——美军想通过这种打扮，表达对投降日军的一种轻视。

以徐永昌为代表的中国代表团中规中矩，一律正式军装。

密苏里”号甲板上当时能坐能站的位置都被占满了

作为仪式的主持人，麦克阿瑟走了上来，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看到他后同时向他致礼，但麦克阿瑟并没有回礼。

不回礼是麦克阿瑟故意的，但事实上他那个时候也不太好受。尽管这次投降仪式的安排最终让他满意，但经历过那么多大风大浪的他，在今天这个重要的日子也难免有些紧张——之前在舰长室的厕所，他忍不住呕吐起来。

在军舰牧师做过祈祷之后，麦克阿瑟走到麦克风前，开始宣读宣言：

“……今天，我们各交战国的代表，聚集在这里，签署一个庄严的文件，从而使和平得以恢复。涉及截然相反的理想和意识形态的争端，已在战场上见分晓，我们无需在这里讨论。作为地球上大多数人民的代表，我们也不是怀着不信任、恶意或仇恨的情绪相聚的。我们胜败双方的责任是实现更崇高的尊严，只有这种尊严才有利于我们即将为之奋斗的神圣目标，使我们全体人民毫无保留地用我们在这里即将取得的谅解，而忠实地执行这种谅解。

……在这庄严的仪式之后，我们将告别充满血腥屠杀的旧世界，迎来一个十分美好的世界，一个维护人类尊严的世界，一个致力于追求自由、宽容和正义的世界，这是我最热忱地希望，也是全人类的希望！”

宣读完之后，他指着桌子前的椅子，冷峻地说：

“现在我命令，日本帝国政府和日军总司令代表，在投降书指定的地方签字！”

在一旁的长条桌上，已经放好了两份早已准备好的投降书文本。同盟国用来保留的文本，是墨绿色真皮封面；日本方面的文本，封面是廉价的黑色帆布。

这份投降书，是同盟国方面拟定的，因为之前他们吃了一次亏。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下诏投降，普天同庆。但很快同盟国方面发现，日本天皇的这份所谓《终战诏书》中，全文没有一个“降”字，只是说“停止作战”。

于是，同盟国方面再次拟定了一份“诏书”，不再让日方参与，而是让天皇直接签字——这份诏书中，两次明确提及是“降伏”。

天皇的第二份投降诏书，里面明确写到了“降服”

不过，由于日本方面一直喜欢搞小动作，尤其是在太平洋战场上出现过多次“诈降”事件，给美军造成过不小的损失，所以美方甚至担心：这次的“密苏里”号战舰投降仪式如果也是一次“诈降”，万一日本人再来个什么“神风”或“玉碎”怎么办？

所以，当时在附近海域还部署了一支美军舰队，由斯普鲁恩斯上将统领。一旦“密苏里”舰上发生什么意外，就立即对日本人发动攻击。

5

投降书放好后，就应该签字了。

重光葵第一个走了上来，摘下礼帽和手套落座，但坐下的时候，手杖滑落倒了地上。周围的人都没有帮忙捡的意思，而随从人员还在远处，腿脚不灵便的重光葵只能自己捡了起来。

面对投降书，重光葵又犹豫了起来——不是不想签，而是不知道签在哪里。

麦克阿瑟对自己的参谋长说了一句：“告诉他签在哪儿！”在旁人的指点下，重光葵很快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重光葵签字

然后梅津美治郎走了上来，并没有落座，而是站着签字，而且完全没有看投降书一眼，签完字后即迅速退下。

麦克阿瑟随即宣布：“同盟国最高统帅现在代表各交战国签字！”

说的其实就是他自己。随即，他邀请乔纳森·温赖特少将和亚瑟·帕西瓦尔中将陪同签字——温赖特是麦克阿瑟当年撤离菲律宾后最后坚守后被俘的美国将领，帕西瓦尔是新加坡沦陷时被俘的英军将领。两人都是刚从沈阳的战俘营里出来，经历了三年战俘的折磨和摧残。

一向善于公关和宣传的麦克阿瑟随后拿出了六支笔，分别用每支笔签下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以及军衔、时间和地点。他把第一支和第二支笔当场就送给了陪同签字的温莱特和帕西瓦尔，后面几支笔分别送给了自己的夫人、美国国家档案馆、西点军校和海军学院。

麦克阿瑟签字

之后，是代表美国签字的尼米兹上将，随后是中国代表——中国代表排在美国代表之后，列整个同盟国代表团的第二位。

徐永昌将军在商震将军的陪同下出列，代表中国在受降国代表一栏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徐永昌签字

当时重庆《大公报》的记者朱启平就在舰上，全程目睹了签字过程。在他的长篇通讯《落日》中，他这样写道：

“这签字，洗净了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这一幕，简单、庄严、肃穆，永志不忘。”

6

等各国代表都签完字之后，简短的投降仪式已经进入了尾声。

按照尼米兹的命令，等仪式一结束，就可以给日本代表团提供咖啡和香烟了。在此之前，同盟国代表上船都有无限量的咖啡和香烟供应，但唯独日本代表团没有——美国人认为，咖啡和香烟是招待朋友的。

麦克阿瑟最后登台，做了最后一句总结发言：

“我们共同祝愿，世界从此恢复和平，愿上帝保佑和平永存！现在仪式结束。”

他的话音刚落，400架美国B-29重型轰炸机在1500架美国海军舰载机的护航下，集体掠过“密苏里”号上空。

在巨大的轰鸣声中，美国人似乎想传递给日本人一个信号：

““对不起，你们连“玉碎”的资格都没有。”

而当时也在舰上的桂林《大公报》的记者黎秀石，却在这时候低头看了看表：

一分不多，一秒不少，正好是上午9点18分。

那一天在“密苏里”号上的中国代表团，其实非常低调。但当时《大公报》的记者黎秀石，还是记录下了徐永昌的一段话。

当时的徐永昌其实是拒绝接受采访的，但想了想之后，还是对中外记者说了这样一段话：

“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也可同样地回想一下过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当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

当时很多在场的人听了这话，都觉得莫名其妙——除了战败国日本需要忏悔，我们需要忏悔什么？　　

但后来细想，徐永昌的话，话中有话。

首先中国自己就需要总结教训。自清末以来，泱泱天朝大国，固步自封，相互倾轧，错过多少次改革良机，导致东瀛近邻迅速崛起之后，入侵如入无人之境，最终只能用自己军民的血肉之躯去抵挡侵略者的钢铁大炮。

其次，英国难道不需要反省吗？最初对日本不断忍让，怕引火烧身，从小方面来说，应日本要求软禁了谢晋元撤入英租界的“孤军营”，从大方面来说，还应日本要求关闭过中国抗战的生命线“滇缅公路”。而自己在香港，在缅甸，在东南亚也是一触即溃，在缅甸战场更是拿中国军队做垫背，始终没有把中国当做真正的盟友。

第三，苏联难道不需要检讨吗？尽管苏联也在抗战期间默默支援过中国不少军火物资尤其是空军，但在1941年，在中国已经抵抗日本到第十个年头的时候，苏联却和日本签下了《苏日友好条约》，以承认对方“伪满洲国”换取对方承认本该属于中国的外蒙独立，让日本心无顾忌地放心“南下”。虽然是从为了避免自己国家两线作战的角度出发，但牺牲的却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利益。

最后，美国人当然也需要反思。诚然，整个二战，论歼灭日军的数量，美军确实遥遥领先，几个给予日军重创的关键性战役，也是美国人打的。但同样要承认的是，日本也是美国给“养”起来的。自1931年起，在日本人明显的侵略事实面前，美国人却装聋作哑，还依旧对日本进行石油、废铁和钢的交易，那都是维持日本对中国实行侵略的重要支撑。直到1941年下半年，意识到问题严重的美国人才开始对日本施行禁运，到了珍珠港被日本人打脸，才开始加大对中国的援助，希望用中国战场拖住日本的陆军主力。

所以，徐永昌说每一个国家都需要忏悔，从某种意义上说并没有说错——日本军国主义这个恶魔，从呱呱坠地到露出爪牙再到嗜血杀人，一步步都有各国的绥靖和退让。

1946年4月，中国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将庆祝胜利的9月3日，定为中国的“抗战胜利纪念日”；

1951年8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通告，将“抗战胜利纪念日”改定为9月3日（1949年后曾定在8月15日）；

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再次延续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的规定；

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经表决通过：每年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纪念这一天，是纪念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纪念这一天，是纪念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齐心协力，取得最终胜利。

但纪念这一天，也是在告诫我们自己：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延续和发展，固然需要开放和朋友，但在最危难时刻能拯救我们的，还是我们自己。

愿永远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