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次贸易战胜利了吗—中美贸易战系列研究（二）证券研究报告

李超执业证书编号：S0570516060002

作者：华泰证券宏观研究

内容摘要

从贸易逆差的角度出发，美国历次贸易战胜利了吗？

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地位决定美国需保持贸易逆差状态。通过对美国历次贸易战的分析，我们认为，贸易战可能会带来逆差缩小的短期收益，但长期美国贸易逆差仍处于上涨态势。贸易战后，美国的进口如愿下降，贸易逆差缩小。但是, 较少的进口使得更少的美元流入国际货币市场,提高了美元的相对价格。美元的相对强势反过来恶化了美国的出口，但与此同时，进口品对美国消费者更具吸引力。出口减少而进口增加, 贸易逆差再一次上升。因此我们认为，长期来看，美国历次贸易战并不会有效控制贸易逆差缩小，从这个维度出发，美国历次贸易战基本未取得过胜利。

联合盟友是套路，灵活多变是招数，当前中美贸易冲突处在雷声大阶段

特朗普为什么在当下疯狂打响贸易战？我们认为核心原因是两个字：选票。兑现竞选时提出的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打响贸易战是特朗普为赢得中期选举的必然选择。当前选票大于一切，也大于中美关系。根据过往经验贸易战一般会拉锯较长时间，这次贸易冲突很可能是前面雷声大，后面雨点小。当前处在雷声大的阶段，中美双方将开始谈判并进行斡旋。回顾美国历次贸易战，联合盟友是惯常套路，美国擅长灵活多变从多维度打击对手方痛点。此次美国全球征收钢铝关税但豁免盟友国，可以看出关税措施只是虚晃一枪。美国的真正意图是在交锋中进行沟通，为美国争取更大利益。

美苏：二战后争端更多的是政治角力，经济配合

我们认为，美苏贸易争端并不是典型的贸易战。美国在外交领域，政治层面，意识形态渗透等多维度对苏联进行包围，并且联合盟友针对性地对苏联的弱点进行遏制。第一，美国根据苏联是粮食贸易进口大国以及对石油出口依存度高的特点，针对苏联的痛点进行突破。第二，美国联合盟友开展包围战。美国寻求西欧等盟友国的支持，同时利用中国同苏联的矛盾来制约苏联，使美国在外交方面拥有更大的主动权。第三，美国从多方位进行制约，限制高新技术转让，利用“星球大战计划”拖累苏联经济等措施。美苏争端更多是政治角力，但体现出美国经济贸易遏制手段的灵活多变性。

美日：70-90年代多回合贸易战，美国贸易赤字短期缩小，长期上升

二战以后，日本确定了贸易立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对美贸易顺差快速扩大。1970年以后美国国内经济问题突出，美元走强进一步恶化美日贸易逆差。美国对日贸易战的诉求是缩小贸易逆差并刺激美国经济发展。从1968年到1991年的20多年间，美日签署了多个贸易协议。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推动日元升值，日本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资产价格泡沫。随后，美国进一步通过301条款迫使日本开放国内市场。美日争端的结果是美日短期贸易逆差减小，美国就业环境改善，净出口对GDP拉动率上升，但长期来看，美日贸易战并未缓解美国贸易赤字长期扩大趋势。

美欧：60年代-21世纪初贸易摩擦频发，钢铁贸易逆差在取消关税后反弹

美国和欧盟在政治上距离较近，但又因其发展阶段类似，在多种行业上存在竞争。自6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美欧贸易战持续了30余年，涉及农产品，钢铁，公共采购多个领域，双方争端不断。21世纪初，欧洲钢铁业经过产业调整后更具竞争力，不断侵蚀美国国内市场。 2002年针对欧盟、日本、韩国等8国的钢铁产品出口颁布 “201”条款，条款被 WTO判处保障措施违规，2003年底被取消。虽然表面上美国是迫于WTO的惩罚措施，不得不宣布取消钢铁保护性关税，但是在这两年中美国钢铁行业竞争力得以提升，钢铁贸易逆差持续下降，在取消保障政策后回升。

风险提示：美国国内政治诉求过强，贸易战持续时间拉长。迫于中期换届共和党希望连任的政治压力，美国不断主动加剧贸易摩擦。

从贸易逆差的角度出发，美国历次贸易战胜利了吗？

美国长期处于“经常项目逆差+金融项目顺差”的组合模式，主要有以下两大因素：第一、为使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美国需要从世界其他地区购买更多的产品，而不是美国向世界其他地方销售产品，从而使美元持续性流入其他国家，因而美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的状态。第二，美国国内的国民储蓄率长期低于美国国内的国民投资率, 国内储蓄不能满足国内投资的需求, 只能依靠“ 进口”储蓄来支撑国内投资需求, 这是国际资本对美国的净流入的根本原因。

通过对美国历次贸易战的回顾与剖析，我们认为，贸易战短期可能会带来逆差缩小的短期收益，但长期美国贸易逆差仍处于上涨态势。美国发动贸易战，进口下降，但是较少的进口使得更少的美元流入国际货币市场, 无法满足国际货币市场对美元的需求, 提高了美元的相对价格。美元的相对强势反过来制约了美国的出口，但与此同时，进口品对美国消费者更具吸引力。出口减少而进口增加, 贸易逆差再一次上升。因此，从长期的角度来看，美国历次贸易战并不会有效控制贸易逆差缩小。

我们认为，二战后的美苏贸易战更多的是政治角力，不是一场典型的贸易战争，但体现出了美国经济贸易遏制手段的灵活多变性。二战结束后世界进入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美国在外交领域，政治层面，意识形态渗透等多维度对苏联进行包围，并且联合盟友针对性地对苏联的弱点进行遏制。美国联合盟友从多方位进行制约，采取粮食等战略物资禁运，刻意调控降低油价，限制高新技术转让等措施。美苏贸易争端并最终苏联经济困难日益加剧，争霸能力逐步削弱，虽然美国同样承受了相应的经济和外交损失，但贸易战一定程度上帮助美国实现了制衡苏联的诉求。

70-90年代美日多回合贸易战，美国贸易逆差短期缩小，长期上升。二战以后，日本确定了“贸易立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对美贸易顺差快速扩大。美日争端时期初始阶段，美国国内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美元走强恶化美日贸易逆差。从1968年到1991年的20多年间，美日签署了多个贸易协议。多行业的贸易谈判对美日贸易逆差的缩小确实起到一定的短期作用： 1979-1981 的汽车贸易谈判带来 1981年的美日贸易逆差缩小，1985 年的广场协议和 80 年代后半期的半导体贸易谈判则带来了1988-1990 期间 3 年的逆差缩小。但从长期来看，20多年间的美日贸易战中，美国贸易逆差总体呈现上升趋势。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推动日元升值，日本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资产价格泡沫。随后，美国进一步通过301条款迫使日本开放国内市场。最终，在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宽松货币政策的综合影响下，日本以失去的20年收尾。

60年代-21世纪初美欧虽为盟友但贸易摩擦频发，美国贸易逆差先收窄后上升。21世纪初，全球钢铁产能过剩。美国钢铁行业由于受到长期补贴，且自身产业结构存在问题，竞争力较弱，产业升级缓慢。小布什政府为赢得中期选举胜利，并为本国钢铁行业产业结构提供充足调整机会，在2002年针对欧盟、日本、韩国等8国的钢铁产品出口颁布 “201”条款。在此后的两年中，美国钢铁行业有效充足发展，竞争力提升，但是条款被 WTO判处保障措施违规，2003年底被取消。美国的保障措施在施行近两年后终止，美国整体贸易逆差小幅收窄后快速向上反弹。

国际货币体系地位决定美国需保持贸易逆差

作为重要国际货币体系主导货币的美元决定了美国需要与世界其他国家发生持续性贸易逆差。从理论角度来看，将一个国家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不可避免存在本国的利益与全球利益的潜在冲突。这种冲突也反映在当下美国，自特朗普上台以来，高举“美国第一”大旗，近期还频繁制造贸易摩擦力求减少贸易逆差，但此举的代价是势必降低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主导的地位，这也是美国国内反对特朗普贸易战的重要原因。

美国通过贸易逆差，向全世界输出美元，而金融账户口径，以及美国财政部TIC报告给出的跨境资本流动口径数据显示，美国通过信贷、投资、发债、外汇买卖、证券发行与流通等方式，吸收了大量的外部资本，金融账户持续顺差。美国“经常逆差+金融顺差”的组合保证了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以及全球对美元标价资产的大规模配置，其中重要部分是美国国债，美国相当于用低成本筹集财政资金改善福利和基础设施建设。

我们认为，美国不可能放弃美元的国际货币体系主导地位，这意味着美国必须与世界其他国家发生持续性贸易逆差，才能将美元持续输出，短期的贸易战可能会缩小逆差，但只要美国想维持美元的国际货币主导地位，美国存在贸易逆差的长期趋势就不会改变。

保持国际货币体系主导地位的诉求也是美元走势呈现明显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元不会一直升值，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美元需要贬值以保证货币输出，以维持其货币主导地位；作为净债务国，美国需要美元贬值以稀释债务；作为贸易逆差国，美国需要美元贬值以缓解外贸赤字压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美元走势呈现出规律的周期波动，且“牛短熊长”，历次贬值阶段都长于升值阶段。

回顾历次贸易战：联合盟友是套路，灵活多变是招数

我们分析无论二战以后美苏之间的冷战博弈，还是70-90年代美国日本多回合的贸易战，在对美国霸主地位构成威胁的时候，均可能表现为矛盾冲突的增加。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美国对中国的重视与警惕也在不断加强，尤其是美国精英阶层可能会对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影响力抬升产生越来越多的忌惮。我们认为，在中美之间差距缩小的过程中，两国关系总体表现为摩擦与冲突的加剧。自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中美大国博弈的力度有所上升，特朗普的对外、尤其是对中国这样持续崛起中的大国的整体态度，是在某种程度上怀有敌意的。

联合盟友是美国的惯常套路。从美苏贸易战开始，美国组织成立“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该组织是二战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纠集起来的一个非官方的国际机构，限制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1985年后形势进一步发酵，美国将更多的第三方国家纳入经济禁运体系。另外，美国通过促使沙特阿拉伯增加原油产量，并且要求西欧等盟友，若油价上涨，采取抛售战略石油储备策略，以此来调控油价，控制住苏联的软肋。美日多回合争端时，1985年，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财长达成了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贬值的《广场协议》。日元的快速升值使日本出口企业受到较大的冲击。而英法德三国，由于对美国的贸易逆差较小并且持有美债规模远小于日本，因此在此次贸易战与美元贬值的过程中受到影响的有限。

美国对贸易争端采取的举措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美国擅长灵活多变从多维度打击对手方痛点。以美苏贸易战为例，美国根据苏联是粮食贸易进口大国以及对石油出口依存度高的特点，针对性地对苏联经济贸易的痛点及弱点进行突破。美国抓住一切机会遏制发达国家对苏联的技术出口，分别在高端技术、农产品、军事设备等领域实行禁止贸易、出口配额、中止投资等措施。以美日贸易战为例，美日贸易摩擦从60年代处开始，持续时间长达30余年，90年代中期后以日本经济迈入衰退而逐渐缓和。美国日本贸易摩擦的领域从轻工业、重化工业到高新技术产业，再到金融经济领域。贸易遏制手段也从强制性关税、配额、自愿出口限制为主拓展到汇率调控、自愿进口扩大、开放市场。此次特朗普全球范围内开征关税但豁免盟友国，可以看出关税措施只是虚晃一枪，美国在用钢铝关税政策打开一个缺口，通过高额关税政策向盟友国施压，暗示盟友借助共同针对中国以换取关税豁免。美国的真正意图是联合盟友在对华交锋中进行沟通，为美国争取更大利益。

当前中美贸易争端处在雷声大阶段

那么这一次，特朗普为什么在当下疯狂的打响贸易战？特朗普的诉求又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核心原因就两个字：选票。为赢得输不起的2018年11月初的中期选举，特朗普必须讨好美国的中下层选票。在全球化过程中，美国尽管也是受益方，但部分美国人将贫富差距扩大归结于此，富人全球配置资产和投资获得了新兴市场比较高的回报率，而便宜商品进入美国冲击了传统行业导致工人失业。特朗普之所以成功选举成美国总统，就是迎合了在全球化中利益受损的美国传统行业中下层民众的选票。

我们认为，在当前，选票大于一切，当然也大于中美关系。目前美国的参议院民主党与共和党票数对比是49：51，而从最近情况来看，民主党高度团结，一致否定特朗普议案，在先期选举的共和党从未输过的阿拉巴马州民主党获胜。特朗普认为这是其共和党中期选举可能失败的兆头。所以兑现其竞选时提出的贸易保护措施，尤其是对中国打响贸易战是特朗普赢得中期选举的必然选择。此前我们提出中美关系W型走势，现在仍处于下降阶段，尚未反弹。我们在报告《中美贸易战是雷声大，雨点小》曾提出中美利益互相制衡，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真正触发全面贸易战是两败俱伤，就算撕破脸皮如果中期选举获胜，仍然会致力于恢复建设中美关系。

根据过往经验贸易战一般会拉锯很长时间，因此这次的贸易冲突很可能是前面雷声大，后面雨点小。历次贸易战持续时间较长，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战持续了近30年，美日贸易摩擦在60年代开始，70-80年代升级，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入白热化阶段，最后以日本衰退而告终。最短的21世纪钢铁贸易战，小布什政府针对钢铁行业所颁布的“201”条款也实施了近两年。3月22日特朗普批准豁免欧盟、澳大利亚、韩国、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关税，3月23日钢铝关税措施正式生效。由此可见，全球范围内征收钢铝关税只是虚晃一枪，一方面特朗普对钢铁和铝制品征收高额关税是兑现此前竞选承诺，通过向支持者展现保护国内产业的强硬姿态，以巩固政治基础。另一方面，美国通过高额关税政策向盟友国施压，暗示盟友借助共同针对中国以换取关税豁免。美国的真正意图是在交锋中进行沟通，为美国争取更大利益。

当前处在雷声大的阶段，中美双方开始谈判并进行斡旋。3月22日特朗普签署针对中国“知识产权侵权”的总统备忘录，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15天内列出对中国征收附加关税的产品清单，授权美国商务部60天内出台限制中国投资的措施。当前贸易冲突预期升温，但是这或只是美国在制衡中国上的第一步，距离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仍有一段距离。特朗普在白宫声明中提到以下三点：第一，和中国领导人及代表均有认真沟通，正在进行一个大型的谈判。特朗普称不管是和NAFTA，中国，还是欧盟，每一次的沟通到最后都会达成协议。第二，这次“301调查”针对的是科技领域，特朗普称调查的结论是中国存在强迫技术转让的政策，美国将采取高新技术限制出口的举措，并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第三，征收钢铝关税是为了现在，而针对知识产权的是为了未来。特朗普称这两个举措缺一不可，另外美国会和对手方共同协商，而不是挑起战争。从特朗普的态度可以看出，进一步沟通达成协议才是他真正想要的。

二战后美苏争端更多的是政治角力，经济配合

二战后，为制约苏联经济发展，美国采取多维度经济贸易遏制战略

二战结束后，冷战是美苏争霸时期的典型特征，表现为以苏联为主、华约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主、北约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阵营之间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的争斗，双方避免武力冲突反而以意识形态进行碰撞和对立，通过局部代理战争、科技和军备竞赛、太空竞赛、外交竞争等“冷”方式进行相互遏制和相互竞争，两国贸易战仅是美苏争霸的侧面之一。另外，美国也存在两大经济方面的担忧，一是对国内自身经济存在担忧，军事订单消失，军人复员或造成大规模的失业，威胁社会安全。二是对于苏联这一强劲对手的担忧，担忧苏联或会以欧洲经济混乱为契机对欧洲进行经济渗透。因此，美国对苏联经济的遏制战略应运而生，一方面可以转嫁国内风险，另一方面可以制衡竞争对手。

美国采取马歇尔计划和东西方贸易管制来遏制苏联。其中，马歇尔计划是扶植西欧经济并促使西欧联合，使其强大到足以成为制衡之势，这一推动的直接结果是形成欧共体。为了反击“马歇尔计划”，苏联也推出“莫洛托夫计划”，与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等东欧国家签订一系列贸易协定。而东西方贸易管制表现为全面禁止战略物资，紧缺商品和战略物资有关的技术资料直接或间接输入苏联东欧各国。在1948年3月美国决定禁运战略物资，1949年《出口管制法》出台，1949年11月美、英、法、意等7国成立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委员会”的综合影响下，美国联合西欧等盟友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形成包围圈。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经济针对的对象转向中国，缓和了对于苏联的贸易管制。尼克松时期，美国苏联关系趋于缓和，并对苏联实施“诱导式经济外交”。在美国苏联关系的缓和方针下，1969年出台了《出口管制法》以高新技术转让限制取代了全面战略物资出口限制，放松了一般技术和商品的限制，并利用“巴统委员会”的例外条款扩大禁运物资和限运物资的出口。

进入八十年代，苏联军队武装入侵阿富汗，美苏争端进一步发酵

美国政府于1980年1月4日宣布对苏联实行经济制裁，首当其冲的就是粮食。粮食是世界性的战略物资，也是苏联的重要软肋。七十年代之后，苏联彼时称为世界最大粮食进口国，源于以下三种原因：第一、美苏的常年冷战导致苏联重工轻农，经济结构未健康发展。集体农庄甚至整个地区的农业处于半荒废状态，畜牧业发展滞缓，粮食较长时间内处于减产状态。第二，苏联的食物结构发生了变化，用大量外汇进口饲料粮，以保证畜牧业的发展，由此导致的饲料需求量增加。第三，苏联对经互会各国承担一定限度的粮食出口义务，尚不能自给还要服务其他国家，进口是唯一选择。与苏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贸易出口国是美国。二战过后，美国农业由机械化迈入全面现代化，粮食产量迅速提高。1977年美国粮食出口8500万吨，占世界粮食出口总量的52%。

美国前总统卡特针对苏联是粮食进口大国的弱点，对苏联入侵阿富汗实行“粮食”禁运制度。为应对“粮食禁运”，苏联采取优先从多国进口的方式减少对美国的过分依赖。1980-1981年苏联从阿根廷粮食进口量超过了美国，成为了苏联第一位粮食进口国。与此同时，苏联还扩大了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西欧的粮食进口量。1981年里根上台后，在3月24日部分取消长达15个月的对苏联粮食禁运，3个月后恢复对苏联大量出售粮食。虽然美国重新向苏联出口粮食，但苏联粮食从多国进口的政策仍在继续。美国的禁运使苏联和美国均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美国把苏联的石油产业作为打击对象，通过对石油价格的调控，冲击苏联经济根基。

美国首先限制了苏联天然气的出口量。80年代初，欧洲计划大幅度增加购买天然气的数量，里根政府担忧苏联或会借此机会抢占先机，坚决反对此项计划，并与欧洲达成一致，限制欧洲进口苏联天然气的数量限制在不超过天然气总量的30%。与此同时，美国鼓励西欧国家使用替代能源，减少对苏联天然气的依赖。

其次，美国刻意调控降低国际石油价格。苏联的弱点在于对石油出口依赖度较大，国际油价的下跌会导致苏联出口换汇的能力下降，这意味着苏联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贷款依赖性更强。美国通过国内和国外两手抓的措施来降低石油价格。一方面通过缩减本国需求和战略储备等举措进一步打压油价，另一方面促使沙特阿拉伯增加原油产量，并且要求西欧等盟友，若油价上涨，采取抛售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油价，阻止国际组织向苏联提供贷款。在美国的有意打压下，苏联的出口收入因国际油价下跌而大幅下降，美元贬值致使外汇所得缩水，经济受到直接的负面冲击。

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波兰危机两国对峙导致美苏争端进一步加剧。美国实行了“无例外政策”，停止履行此前批准的“例外”协议。同时，美国在1985年对《出口管制法》进行了修正：美国建立“类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管制”，以按照对巴统委员会成员国的方式来处理。美国先后将西班牙、奥地利、瑞典、印度、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纳入此体系。苏联经济受到较大冲击，争霸能力逐步削弱。

美国联合盟友从多方位，多维度进行包围战

我们认为，严格意义上来说，美国和苏联的争端并不是典型的贸易战。美苏争端在外交领域，政治层面，意识形态渗透等多维度进行包围。首先，美苏冷战期间的军备竞赛消耗了苏联的经济实力，导致了苏联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政府为了遏制苏联的军事扩张，推出了耗资上万亿美元的“星球大战计划”，把军备竞赛引入太空，试图通过太空武器竞争，把苏联的经济拖垮。美国的盟国，包括英国、意大利、西德、以色列、日本等，也在美国的要求下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这项计划。其次，在外交领域，美国承认西欧、日本同美国平等的地位，以此来获得盟友国的支持。同时，美国利用中国同苏联的矛盾来制约苏联，使美国在外交方面拥有更大的主动权。再者，从意识形态方面，美国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意识形态较为有效地渗透到了苏联。

美国联合盟友进行包围战，从多方位，多维度出发，针对性地对苏联的弱点进行经济贸易遏制。从美国和苏联的贸易争端发展可以看出美国发动贸易战的二大特点：第一，美国根据苏联是粮食贸易进口大国以及对石油出口依存度高的特点，针对性地对苏联经济贸易的痛点及弱点进行突破。第二，美国联合盟友进行包围战，从多方位制约苏联的经济贸易发展。美国组织成立“巴统委员会”，该组织是二战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纠集起来的一个非官方的国际机构，限制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1985年后形势进一步发酵，美国将更多的第三方国家纳入经济禁运体系。另外，美国通过促使沙特阿拉伯增加原油产量，并且要求西欧等盟友，若油价上涨，采取抛售战略石油储备策略，以此来调控油价，控制住苏联的软肋。

70-90年代美日贸易战，美国贸易赤字短期缩小，长期上升

美日贸易逆差较快上升是触发美日贸易战的原因

日本“贸易立国”，对美贸易顺差较快上升，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国内经济问题突出，美元走强进一步推升美日贸易逆差。二战以后，日本于1949年9 月公布实行的《经济复兴五年计划》中确定了贸易立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大力促进本国出口发展同时限制进口，对美贸易顺差快速扩大。由于美国国内需求消失，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美国经济无法恢复至之前高速增长的模式，通过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推动，刺激社会总需求过度扩张。与此同时，1978年底，伊朗政局动荡，之后又爆发两伊战争，石油供给量减少，石油价格在1979年开始暴涨，导致第二次石油危机。受石油危机影响和经济内生动力减弱叠加影响，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美联储大幅加息收紧货币，使得美元持续走强甚至脱离了基本面，美日贸易逆差进一步上升。

美国多回合贸易战应对美日贸易逆差

美日签订贸易协议涉及多个领域，日本自愿接受出口规模限制。从1968年到1991年的20多年间，美日签署了多个贸易协议，涉及领域包括钢铁、半导体、纺织、彩电和汽车等。由于出口和经济增长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较高，日本在与美国的贸易争端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因此，在早期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中，日本被迫签署多项出口限制协议。在钢铁行业，1974年，美国政府要求日本自愿限制对美钢铁出口量；1976年，美日签订特殊钢进口配额限制协定；1977年，美国对日本五种钢铁提出倾销诉讼。在汽车行业， 1979年，美国政府要求日本完全开放日本的汽车市场，日系汽车制造商在美国建厂以及自愿接受出口规模限制。1980年5月，日本政府统一减少对美汽车进口关税，并在1983年同意将对美出口汽车辆数设定上限，1981年的出口上限为168万辆，1991年为230万辆。1992年，布什总统访日后，日本将对美国汽车出口上限从230万辆下调到165万辆。1995年，美国根据《1974年贸易法案》对日本汽车征收额外关税。除此之外，七八十年代，彩电、半导体、电脑、电话等电子产品也被卷入日美贸易纷争。

为规避出口限制，日本企业选择对美直接投资。80 年代起，日本企业加大了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企图通过销售目的国自产自销的方式绕过出口限制协议。随着广场协议的签订，日元持续升值进一步推动了日本对外投资与扩张：1986-1987年，三菱公司收买了纽约洛克菲勒中心51%的股份；索尼公司买下了好莱乌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松下公司收购了美国环球影业公司。

广场协议签订推动日元升值，日本对外投资急剧扩张。尽管已经对外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但美国贸易逆差仍在高速扩张，对此美国将原因归结为美元汇率过高。1985 年，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高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广场协议的签订一方面缓解了美国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吸引资本流入日本催生了较大的经济泡沫。广场协议两年以后，五国汇率对美元大幅升值，其中日元升值最高，达86.1％，直接导致日本出口业被摧毁。日本日元升值导致其持有的美元资产大幅贬值。

日本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引发资产价格泡沫。1986 年以日元计价的出口贸易金额出现了两位数的降幅。另一方面，由于日本拒绝对外开放农业、建筑业和金融业，因此同期美国施加的外部压力就转而要求日本扩大内需以减少贸易顺差。两方面的原因共同促成日本采取刺激内需的经济政策。由于大藏省对政府债务规模扩大的担忧，对于使用财政政策来扩大内需持否定的意见，以及其在政治上的强势地位，央行的货币政策成为刺激内需的首选方案。但由于贸易战，日本出口受到冲击，影响经济增速，实体对资金的吸引能力不足，导致资金大量涌入房地产及股票等资产市场，造成楼市3年暴涨2倍，股市持续上扬，到80年代末，东京交易所的总市值是其GDP的1.3倍，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股票交易所，形成资产价格泡沫。1989年日央行开始短期提升利率，从1988年末3.8%到1991年8%以上，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破裂。日本政府被迫抛售海外资产来补充国内流动性，这进一步导致对外投资亏损。

301条款迫使日本开放国内市场。301条款是来自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和1988综合贸易法案的加强性补充，允许美国贸易代表处就私营部门的申诉展开调查，并以总统权力内一切合宜可行的方式包括贸易报复来处理案件。截至1989年，美国贸易代表总计向日本发起了24例301条款案件调查，几乎均使得日本政府做出相应让步。

美日短期贸易逆差减小，美国长期贸易逆差赤字持续扩大

多行业的贸易谈判对美日贸易逆差的缩小确实起到一定的短期作用： 1979-1981 的汽车贸易谈判带来1981年的美日贸易逆差缩小，1985 年的广场协议和 80 年代后半期的半导体贸易谈判则带来了1988-1990 期间 3 年的逆差缩小。但从长期来看，20多年间的美日贸易战中，美国贸易逆差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我们认为，从长期来看，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是：自从 1970 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国内的国民储蓄率长期低于美国国内的国民投资率。国内储蓄不能满足国内投资的需求，只能依靠“ 进口”储蓄来支撑国内投资需求，这正是国际资本对美国的净流入的根本原因。美日贸易战后，美国的进口如愿下降。但是, 较少的进口使得较少的美元流入国际货币市场, 无法满足国际货币市场对美元的需求, 提高了美元的相对价格, 造成美元的强势，又反过来抑制了美国的出口，同时，进口品对美国消费者更具吸引力。出口减少而进口增加，贸易逆差再次一次上升。

日元升值、出口下降，经济短期遭受冲击。签订广场协议后日元持续升值。到卢浮宫协议时期，日元已经升值到150日元/美元。受日元升值的影响，广场协议签订之后的 5 年里日本出口下滑。据Wind统计，1985-1990 年，日本净出口从顺差 6.7万亿日元降至逆差 3.8万亿日元。日本净出口对GDP的拉动率从1980年后呈波动式下滑，尤其是1985年到1990年间，净出口对GDP拉动率骤降，给日本经济短期造成冲击。

美国短期就业环境改善，美国净出口对GDP拉动率上升。1981年美日达成日本对美国汽车出口自主限制的协议。之后日本减少了对美国的出口，美国贸易逆差短期得到改善，从1987年1516亿美元贸易赤字缩小到1991年的311亿元贸易赤字，共缩小1200亿美元的贸易差额。同时，净出口对GDP同比拉动率上升。就业方面，美日贸易战迫使日本对美国出口的下降，促进了美国本土实体企业的生产，非农部门就业从1982年9.56亿人增加到1989年11.46亿人。

60年代-21世纪美欧贸易摩擦频发，钢铁贸易逆差在取消关税后反弹

美欧60-90年代农产品、钢铁、公共采购领域数次交锋

自6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美欧贸易战持续了30余年，涉及农产品，钢铁，公共采购多个领域，双方争端不断。在农产品领域，欧洲农产品产量提升挤压美国市场，美贸易优势受威胁。欧共体主动挑起贸易战，对美国冻鸡等农产品进口征收差价税。美国态度强硬，利用WTO规则强硬报复，提高从欧共体进口的卡车、酒类的进口税。之后双方在小麦，粮食制品，香蕉，牛肉等农产品激烈交锋，最终美国逆转了贸易逆差发展态势。

在钢铁领域，美国钢铁产量下滑，同时受到欧共体征收差价税的威胁。70年代末期，西欧国家经济滞胀加重，国内市场扩张速度明显放缓，因此，经济增长更加依赖出口，加之欧共体想要建立煤钢单一共同市场，于是率先对美国输往欧洲的进口钢铁征收差价税，美国为了保护钢铁产业和本国利益正式向西欧提出控告，要求废除“启动价格机制”，并且对进口钢材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本国制造业，但是是以财政赤字持续扩大作为代价。

在公共采购领域，欧共体持续打击美国公司市场占有率，美采取贸易制裁手段反击。90年代初，美国与欧洲多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其中法国与德国两个欧洲经济大国经济陷入负增长阶段。出于打压美国公司在欧洲通讯、能源等多个公共采购领域市场占有率提高态势，欧共体在公共采购领域推行了系列法令，设立贸易壁垒。虽然这次贸易摩擦中，美欧双方一直保持着势均力敌的状态，但是美国在公共采购领域公司以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市场控制力使其在这次贸易摩擦中承受了较小的压力。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美欧采用多种手段相互牵制。贸易战期间美欧贸易出口金额均呈上升趋势，双方都开拓了新的市场，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缓解了经济通胀。但美欧均无法避免从贸易战受损。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对美国从贸易逆差转向贸易顺差，贸易市场不断进化升级。欧洲频繁地使用出口补贴政策也使欧共体蒙受一定的财政压力。

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本国制造业，但是是以财政赤字持续扩大作为代价。1986年财政赤字高达2212.3亿美元，达到了60年代至90年代最高值。从政治层面上来看，美欧之间有着共同领域的利益争端，贸易战才持续爆发，但并未深入发展到更多经济贸易层面。直至全球经济增速恢复，贸易战逐步降温。从措施途径角度来说，此次贸易战出现了新型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等反制手段，加之差价税和出口补贴等传统手段，较二战以前贸易战更加多样化。

21世纪初美国钢铁贸易战

2002年3月5日，美国总统布什公布进口钢铁201保障措施调查案最终救济方案，同年3月20日起，美国将对板坯、板材、长材等12种进口的主要钢铁品实施为期3年的关税配额限制或加征8%到30%不等的关税。

美国发动钢铁贸易战的初衷在于解除本国钢铁行业发展困境

美国钢铁行业由于受到长期补贴，且自身产业结构存在问题，竞争力较弱，产业升级缓慢。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长期对进口钢材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同时对本土钢铁产业大力扶持。在这样充满保护性的环境中，美国钢铁公司产能落后。而产业中传统的大型钢厂由于退休金负担沉重，技术较为落后等原因，在竞争中落后于小型钢厂。保障措施颁布前，美国有多家钢厂宣告破产，其中不乏像国家钢铁集团公司这样的大型企业。钢厂破产导致钢铁行业失业人员急剧上升。

经济增长减缓，市场需求受影响，能源价格上涨推动成本提高。2001年，美国经济增速大幅度下滑，GDP从2000年第二季度5.27%下降到2001年第四季度0.21%，受经济增长放缓拖累，钢材的市场需求减弱。另一方面，能源价格上涨也导致钢铁行业成本上涨。名义原油价格从2001年的24.44美元/桶上涨到2003年的28.83美元/桶，涨幅达到18%。美国钢铁行业利润空间受到进一步挤压。

总统受迫于中期选举压力。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定于2002年11月举行。由于美国工会力量强大，且钢铁工人数量较大，其选票对选举结果会产生一定影响。于是，在2000年大选中，布什和他的副手切尼就曾向美国的钢铁工人保证，不会像前总统克林顿一样置他们于不顾。为了争取选票，2002年3月5日布什政府在选举之前颁布对出口的限制措施，旨在赢取在产钢州(如西弗吉尼亚、俄亥俄和宾夕法尼亚)选民的支持。小布什在2002年中期选举中成功连任，打破了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历来势均力敌的政治传统，实现了共和党一党同时占领参议院、众议院。目前，特朗普同样又是共和党人，再次采取了类似措施为赢得中期选举。兑现其竞选时提出的贸易保护措施，尤其是对中国打响贸易战是特朗普赢得中期选举的必然选择。

世界主要产钢经济体受到冲击并采取反制措施，WTO裁决美国违规

美国此次发起的进口钢铁保障措施是基于美国201条款，该条款存在强烈单边倾向。201条款是指美国1974年贸易法201-204节，这4节总的题目是“受进口损害的产业的积极调整”。根据201-204条款的规定，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对进口至美国的产品进行全球保障措施调查，对产品进口增加是否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做出裁定，报告总统后由总统做出最终措施决定。与其他贸易保护条款不同，发起201调查并不要求存在补贴或倾销，因而程序更加简单，单边主义色彩浓厚。

美国将钢铁行业的困难归咎于进口增加，并且对进口采取限制措施，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应。俄罗斯、欧盟、日本等国纷纷展开报复。其中，欧盟反应最为强烈。欧盟认为，欧洲钢铁行业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是痛苦的优胜劣汰的重组过程，包括通过较为严格的政府资助管理规则和竞争规则，树立了市场化的竞争环境。欧盟不应该承担美国钢铁行业改革的代价。欧盟主席普罗迪明确表示，欧盟别无选择，只能采取报复行动。欧盟从2002年3月28日开始对部分关税进口产品进项保障措施调查，并于同年3月29日起的180天内，对15种产品实施进口配额，配额外产品加征特别关税。但欧共体措施所适用的产品范围，超出了美国产品的范围。此外，还提出对美国进口产品的报复性关税清单。180天结束后，欧委会宣布对其中钢铁产品采取关税配额，配额外加征关税，而声明这一措施在美国关税措施废止后即废止。

多国亦对钢铁及其他产品采取报复行动。2002年3月6日，俄农业部副部长丹科维特表示，俄将从同年3月10日开始禁止从美国进口禽肉。同年5月17日，日本决定对美国实行的钢铁进口紧急限制采取报复措施，从6月18号起对美国的钢铁等产品提高关税；11月20日，我国外经贸部宣布对5类进口钢铁产品实施最终保障措施。欧盟、日本、韩国、中国、挪威、瑞士、新西兰和巴西等国家将美国保障措施提交WTO审理。经过2002年4月11、12日和6月13日的两轮磋商，争议并没有解决。DSB（WTO争端解决实体）同意设立专家组对此案予以调查。2003年7月，专家组认为美国保障措施不符合WTO协定。美国提起上诉，上诉机构全面维持了专家组的裁决。2003年12月4日，美国总统签署总统令取消保障措施，次日生效。

美国表面上迫于WTO裁决，立即废止保障政策，但两年的时间使钢铁产业重获生机

美国看似遵守WTO要求，立即废止违反规定的贸易政策，实则是已经达到发动贸易战的最终目的。美国贸易代表指出，ITC提交的保障措施中期评审报告是总统做出决定的重要依据。美国保障措施虽然受到反制提前终止，但这已持续一段时间，为美国钢铁行业提供复苏机会这一目的已经实现。因保障措施发挥作用，美国钢铁产能有效重组或清理，恢复了竞争力。从2002年3月20日保障措施生效，至2003年12月5日保障措施终止，期间经历了将近两年的过程。采取保障措施后，美国钢铁产业进行了重大的重组合并，钢铁工人和公司谈判达成了新协议。2003年9月，ITC向总统和国会提交的中期调查显示，多数钢铁消费行业在保障措施施行后价格回升，更多厂家转向国内供应商购买钢铁，导致近半数公司获得同质量钢铁产品趋于困难。受多重因素影响，美国钢铁产业得以重现生命力。

贸易战后，美国钢铁产能恢复，因此次贸易战仅持续近两年，通胀上升幅度有限。2003年12月贸易战结束之后，美国经济表现良好，经济快速从贸易战前的衰退中复苏。贸易战前，美国经济增速不到1%，2003年第一季度增速1.63%，之后经济增速持续一年上扬，最高在2004年第一季度达到4.41%。通胀水平在贸易战期间由2002年3月1.5%上行至2003年2月3.00%，同年12月回落至1.90%，与贸易战前基本持平。进口水平下滑，美国GDP商品和服务进口同比增长率从贸易战前的高点14%回落至2003年第四季度5%。美国钢铁行业产能增加，钢铁出货量和新订单都在贸易战结束后明显上升。

与70年代末钢铁战对比，21世纪初的美国抓住产业升级机会主动挑起摩擦，为美国本国钢铁行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喘息机会。70年代末，全球钢铁产业中心由欧美向日本转移，美欧贸易战并未带来一方制造业的强盛。从60年代末期开始，美国、欧盟钢铁产能逐渐下降，日本钢铁行业受益于70年代产业重组，竞争力大大增强。在整个70年代，日本在全球钢铁十强中均占有4成席位，超过欧美。在美日贸易战中，美国亦对日本钢铁采取配额限制、倾销诉讼等多种限制出口手段。70年代末期美欧钢铁战中，欧共体在钢铁领域挑起争端，美国被动迎战。由于70年代末钢铁产量逐年减少、缺乏产业升级等内生动力，欧共体以及美国的财政负担代价没有换来制造业显著发展。而在21世纪的钢铁贸易战中，欧洲钢铁业经过90年代产业重组大大提高竞争力，领先于美国。贸易战初期，美国经济增长缓慢，全球钢铁供应供大于求，在此情况下美国主动发起贸易战利于钢铁行业发展。

钢铁贸易逆差也在保障措施废除后立即反弹。在贸易战发动之前，尽管总贸易逆差上升，美国钢铁贸易逆差呈现下降趋势。而在2004年，贸易限制措施刚一结束，美国钢铁贸易逆差迅速反弹，甚至超过原先水平，由2003年的7,115百万美元快速扩大166.5%至18,961百万美元。原因有两点：1）尽管美国在进行钢铁产能重组过程中提高生产效率，但与当时主要产钢经济体相比，其产量是日本的不到1\2，是欧盟的不到1\3，加拿大等贸易伙伴相比之下亦产量微弱；2）经济快速发展对钢铁需求要求较高，在2004年可以看到钢铁需求量存在明显反弹。美国钢铁自身供给远远跟不上需求量。面对刚性的发展需求，向其他更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进口仍然是最佳选项。

风险提示：美国国内政治诉求过强，贸易战持续时间拉长。迫于中期换届共和党希望连任的政治压力，美国不断主动加剧贸易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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