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最后的外交：带病建交马来西亚，谈判时思路清晰到让人心碎

新中国的外交是绕不开周恩来的。

这几天我写建国初期各个外交官的风采时发现，无论是哪位外交官，包括霸气的陈毅、恃才狂傲的乔冠华以及早已形成自身外交风格的王炳南，他们的外交生涯中都或多或少有着周恩来的影子，或是因为周恩来而从事外交，或是因为周恩来而有辉煌的外交成就。

周总理是卓越的外交家，我曾不止一次的沉浸于他在万隆会议以及日内瓦会议上展现的大国风采之中，但我没想到的是，新中国的外交与周恩来的已然羁绊如此之深。

出彩的外交官一个接一个，但周总理一直都是外交战线的定海神针。

即便在重病缠身时，周恩来也依然是卓越的外交家，他最后一次的外交是在1974年主持我国与马来西亚的建交。

在这次外交会谈中，周恩来强撑病体，却逻辑清晰，在谈判时不落下风，最终成功成功建交，留下了他最后的外交风采。

一、带病召开预备会，思虑周全迎接特使

1972年秋冬，病已很重的周恩来还拼命地工作。中南海的医生很焦虑，向中央反映情况、提意见，最后就连毛主席也干预了起来，让他停止工作，开始休养。

关于周恩来此时的身体状况，《周恩来年谱》中作了这样的记载:

“(1972年)11月11日，中南海门诊部卞志强，张佐良写报告给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汪东兴，详细汇报自5月份以来周恩来心脏病发展情况，并列出血压、脉搏、心电图和便血等检查数据。

报告说:经过组织专家会诊，一致认为‘恩来同志的心脏病发展是比较严重的’,‘要及时注意’。报告建议周恩来“要特别注意休息，增加睡眠，采取减轻工作和其他一些可行的办法’。叶剑英等阅后均同意报告所提意见，强调对周恩来的健康应加以保护。

12日,毛泽东阅完报告后批: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见众人都来劝，连毛主席也开口了，周恩来只好遵照医嘱于11月12日开始进行休养。

然而，还没休息几天，他就得知马来西亚总理特使将11月中旬来访的消息，此次来访对我国至关重要。

自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世界上许多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然而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东盟各国却一直没有什么反应，马来西亚是东盟国家之一，也是我国近邻，国内华人有好几百万。

在当时国际大环境下，若是能与马来西亚实现建交，令其承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无疑能够进一步扩大我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影响力，也会为东盟其他国家与我国建交提供很好的示范。新任总理拉扎克此次派特使来华，无疑存了尼克松派基辛格来华的心思，对是否与中国建交做一番考察。

念及此次来访的重要意义，周恩来顿时无心休养，于11月14日就又投入了繁忙的工作之中。

11月19日下午,周恩来去首都机场欢送尼泊尔首相比斯塔和夫人前往南方访问。当晚回来后，就决定在马来西亚拉扎克总理的特别顾问莫哈尔来华之前,与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 及亚洲司的有关同志开预备会。

会议一开始，周恩来就问:“东盟组织的成员国在去年第26届联大表决中国代表权问题时,投的是什么票?”

亚洲司的同志给周总理与马来西亚总理特使会谈准备的材料中,只写了马来西亚联邦国家的政治制度,执政党与在野党、人口与民族、经济与地理等简况资料,其中提到了马来西亚在第26届联大给阿尔巴尼亚等国联合提案投赞成票,给美、日等制造“两个中国”联合提案投反对票。

由于没有思想准备，对东盟其他国家的投票状况，亚洲司在场的同志只回答了:“新加坡也给我们投了赞成票”，其余东盟国家的投票状况就没能准确地说出来。

然而，周恩来却自己说了出来:“新加坡对美、日等国提案投反对票,印度尼西亚对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投弃权票,对美、口等国提案投赞成票;菲律宾对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投反对票,是美、日等国提案的联合提案国;泰国虽然是美、日等国提案的。联合提案国,但是对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投弃权票。”

接着，周恩来开始根据投票情况，分析此次建交的可能性。

周恩来说道：

:“从投票情况看,马来西亚、新加坡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印度尼西亚、泰国对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投弃权票，毛主席说了，弃权也是一种支持。紧跟美国的只有菲律宾了。这些情况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了马来西亚、新加坡两国都有可能在最近与我们建交。所以,拉扎克总理在今年9月份出访欧洲的时候,就设法与我们驻维也纳的使节作了秘密会晤,提出了让这个特别顾问作为总理特使,访问北京。"

周恩来说话时,注意到张佐良大夫与护士来到了门口。他边说话边朝门外微微点头,护士进来给他递了药片和温水。他服了药,还很高兴地继续说:

“从去年10月25日夜里第26届联大通过我国重返联合国,到今年今天11月19日晚上,一个年头过去了,我国在这一年里,与21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冯明后天将发表与牙买加建交公报,就有22个了,其中包括墨西哥、阿根廷、日本、德意志联邦,也包括与英国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同志们,四邻安,国乃兴啊!前月与东邻的日本国建交之后,我们现在得重视与东南亚邻居的关系了。”

周恩来对于建交工作侃侃而谈，妥善布置，其思路之清晰，思虑之全面，丝毫不像一位病人。

二、充分了解马来西亚的建交顾虑，给莫哈尔留下深刻印象

自1972年中日建交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就十分羡慕田中角荣能去北京爬长城，因为是他现在国际上表示要和中国建交的，没想到日本却抢先与中国建了交，这让他感到耿耿于怀。其实，拉扎克迟迟不与中国建交，是因为马来西亚有自己的顾虑。

在与中国建交这件事上，马来西亚与日本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与日本相同的情况是,他们都必须解决承认“一个中国”的问题，才能与中国建交，这个问题马来西亚早在一年前,在第26届联大对中国席位问题投票时,就已经解决了。

但与日本不同的情况是,马来西亚与中国之间存在着另外两个复杂问题需解决:一个是华人问题,另一个是马共问题。

拉扎克明显感觉到,马来西亚的华人问题与中国有关,因为居住在马来西亚的具有中华民族血统的人即华人,也称为华族,占马来西三大民族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中居第二位。华人之中的大多数在二战以前就拥有中国国籍,也称为华侨,新中国成立后,马中两国之间有关于华人的双重国籍问题需要解决。

由于马中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此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就会影响到马来西亚社会的稳定。1969年在马来西亚爆发了震惊全世界的“5·13”种族骚乱流血事件，华人店铺遭袭击、汽车被烧,大量华人家庭与财产被毁,造成150多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华人。

为处理这次骚乱，拉扎克被从原来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职务推至“全国行动委员会”主席的重要位置上。从处理事件过程中，他深感该次事件是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种族矛盾激化与冲突的结果。

“5·13”骚乱事件是马来西亚历史上痛苦的一页,它促使拉扎克思考马国向现代化社会推进中所需解决的这些迫切问题,最终他确定，要解决好华人问题就必须解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只有与中国建交，两国共同处理华人问题才能稳妥。

因此，拉扎克出任总理之后,多次表示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这需要进行接触，需要谈判。拉扎克决定采取主动，在出访欧洲时，请欧洲朋友帮助，在奥地利约见中国外交官，促成了委派总理特使访问北京。

周恩来显然早就知晓了马来西亚的建交顾虑，所以在和特使进行会谈时，就给他吃了定心丸。

11月19日晚上，周恩来从9时至11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马来西亚拉扎克总理的特别顾问莫哈尔，商谈两国障建交问题。双方都表示了建立外交关系的意愿。

莫哈尔问:“总理先生，中国方面对两国速立正式外交关系有什么问题需要提出来吗?

周恩来说:“马来西亚在第26届联大否决了美国和日本提出的‘两个中国’之提案，投票支持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提案。你们投票很公正，我们很感谢，我方无需再提出什么问题了。

莫哈尔说:“拉扎克就任总理以来，提出严格奉行不结盟的国对外政策，积极倡议东南亚成为中立化和平区域，主张进一步机发展马中两国关系。”

周恩来回答道:

“我们已经注意到了拉扎克总理的主张,他在就任总理前夕在卢萨卡不结盟国家会议上就在演说中说道,关于中国存在的事实和它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不是那些反对它的人所能轻易抹杀的’。

我很欣赏他说的这段话,还有别的场合所说有关的话。请你转告总理阁下,中国政府支持东南亚中立化。早在50年代万隆亚非会议期间,西哈努克亲王就提出柬埔寨要实行中立化,我国就一直表示支持。”

这一番话下来，周恩来不仅准确地说出了拉扎克曾经说的话，表明了他作为中国政府首脑对马来西亚的重视，同时也释放出了诚心建交的善意，足以让莫哈尔放下戒心。

果然，莫哈尔开始袒露心扉，他说:“拉扎克总理这次委派我访问北京,探询建交谈判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我方有两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个是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华侨问题,另一个是要求中方公开否认同马共的联系。”

周恩来早有准备，当即阐述了新中国建国之后的关于华侨问题的一贯政策,不主张海外的华侨享有双重国籍,加入了驻在国国籍的华人,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为建设这个国家做出责献。

在谈到与马共的关系时,周恩来说:“思想没有国界之分,但革命行动不能输出,中共与马共有道义上的关系,这并不影响中马两国之间的关系。”

这样,经过特使访华治商,双方准备开始进行建交的具体谈判。根据马方的建议,中马两国建交谈判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莫哈尔回到吉隆坡,向拉扎克汇报北京之行。拉扎克提起莫哈尔对周总理的印象。

莫哈尔说:“阁下,周总理是个很诚挚的有心人,很有魅力。他很关注你说的话,甚至能够引述得很准确。比如,你在卢萨卡说的话,他能整段引述。“

拉扎克听了很高兴,笑着说:

“委屈你了!美国总统选了能够进出北京而不让人觉察的基辛格做特使,前往北京探路之行,很快就因公开揭密让其在世界上名声大噪;你作为马来西亚的基辛格’,尽管也没人觉察你进出北京,可惜还需要你继续保密。可是,相信不久有一天会公开的。”

莫哈尔的访问有了成果，马中两国实质性的建交谈判商定在纽约举行。1973年6月20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马来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扎卡利亚，两人代表各自国家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了建交首轮谈判，最终，在1974年4月,经过14轮会谈，马方同意断绝与台湾的领事关系和官方往来，废除与台湾的官方条约和协议，关闭台湾驻马的官方机构。

并作出一定让步，即：不再要求在建交公报中提马共问题,也不再坚持单独签署关于华人、华侨问题的协议。

就这样，中马双方最终达成了建交协议，并在纽约草签了协议文本，双方商定，正式的建交公报将由下月拉扎克总理访华时，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签订。

此事告一段落后，一直勉强支撑的周恩来终于再次住进医院。

三、在医护人员眼前进行谈判，顺利与马来西亚建交

1974年5月28日下午,拉扎克率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飞抵北京。此时周恩来实在太虚弱了,已经不能像往常那样前往首都机场迎接,只能委托李先念副总理接机。

当晚,周恩来出院与拉扎克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会谈,双方对中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表示高兴,这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中马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双方都希望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保持和进一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5月29日下午4时10分，周总理陪同毛泽东会见了拉扎克总理。随后，周恩来身体已经极度衰弱，但是仍然以极大毅力坚持按原定计划，在当晚6时30分与拉扎克总理就两国建交问题进行实质性会谈。医护人员守候在会谈的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外，随时准备抢救。谈判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的。

会谈中。拉扎克有提出华侨问题，周恩来说:“我一贯主张中国血统的人凡已取得或将取得当地国籍的人,即成为当地公民。我不赞成‘双重国籍’，早在1955年4月间的万隆亚非会议期间，我国就与印度尼西亚签订了两国之间有关双重国籍的协议。

拉扎克说:“据我们统计，在马来西亚的约300万有中华血统的华人中，大部分已经加入了马来西亚国籍，尚未加入的约有20万人。”

周恩来说:“对这20万尚未加入马国国籍的华人,如有愿意加入马国国籍的,中国政府表示鼓励,并希望其成为马国守法公民,为当地建设和发展做出贡献,如有要求保留中国国籍的,原则上可以回意发护照,但要在使馆建立之后,经过调查研究再解决。”

当拉扎克谈到马共问题的时候,周恩来说:

“马共与政府之间的冲突是你们的内政，中国不进行干涉。但是，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同外国共产党保持联系，党与党的关系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区分开的，希望这个问题不要妨碍中马之间的关系。”

5月31日晚7时，周恩来，李先念在人民大会堂又与拉扎克总理举行了会谈，周总理和拉扎克总理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建交联合公报上签字。双方将5月31日定为中马两国建交日。

此次会谈中，周恩来充分做到了求同存异的原则，他并没有为了结交而单方面的对马来西亚承诺什么，也没有因为本国自己的利益而去非议其他国家的党员同志，真正做到了兼顾两国利益，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同时又保证了同胞与统治的主权独立，最终实现双赢建交。

这种在外交中展现的思路清晰与逻辑分明一直都伴随着周总理来，即便此时的他已经是个年过花甲，重病缠身的老人，在如此庄重的场合，在紧张的氛围下，能然他依然保持的这份清明与冷静的怕是只有那为国为民的信念了吧。

此时的周总理，让人尊敬，也让人心碎。

次日，拉扎克飞返吉隆坡，刚下飞机，就宣布马来西亚全国放假一天，举国同庆马中两国建交。在马国城市及交通要道上，挂上了拉扎克总理与毛主席、周总理见面握手的巨幅照片。

不久，在全国大选中，拉扎克以极高威信“秋风扫落叶”似地获得绝大部分选票，继任总理。

就在6月1日马来西亚全国放假的这天，周恩来住进了北海公园西侧养蜂夹道的解放军305医院，进院当天，大夫们就给他做了第一次大手术。

1974年5月，马来西亚成为东盟中第一个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国家。紧接着，受马来西亚的影响，在1974/1975年间，东盟成员国东盟成员国菲律宾和泰国也先后与中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即便病体缠身，他依然是那个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意气风发的周恩来，一如当年在万隆演讲时与走进日内瓦时。

与马来西亚总理进行的会谈，是周总理生前最后一次与外国首脑举行正式会谈。在这次会谈中，拉扎克总理邀请周总理在方便的时候回访马来西亚。周总理点着头应允,这是无法由他本人实现的允诺了。此后，他病情愈发严重，再也没能返回西花厅。

周恩来于1976年1月8日逝世。六天之后,1976年1月14日,拉扎克也因患白血病医治无效,于英国伦敦去世。毛泽东为拉扎克去世发去慰问电报。

结语

周总理去世两年后，1978年11月9日，邓小平抵达吉隆坡，访问马来西亚。这是中国高级领导人首次访问马来西亚。1978年11月11日上午,邓小平来到吉隆坡的国家清真寺,来到已故总理拉扎克的陵墓前表示他的敬意。

自1974年中马两国建交之后，关系发展基本正常，但是，马来西亚在华人、华侨以及马共问题上仍然对中国存有疑虑，怀疑中国与马共的关系，因而持有一种戒备心理。马国政府对中国采取一种“维持关系、保持距离”的政策，只开展官方交流，严禁民间往来，这就使两国交往不多，关系进展缓慢。

邓小平和夫人在马来西亚还特别拜访了拉扎克总理的夫人,捎去了邓颖超的问候,并感谢拉扎克夫妇对中马友好所做的贡献。在与侯赛因总理会谈时,应对方的要求,邓小平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对马共问题的立场。他说:

“中马已经就马共问题达成谅解,创造了条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中国政府遵守联合公报,不会干涉马来西亚内政。双方继续坚持达成的谅解,两国关系才能更快地发展。”

其后，邓小平在最后的告别酒会上发表了公开讲话，他的这次公开讲话,受到了十分热烈的欢迎。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70—1978)》上记载着这样的文字：

中马建交后,邓小平副总理是中国访问马来西亚的第一位高级领导人,这次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为以后的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起了重要作用。从此以后, 马来西亚领导人未再与中共就华人、华侨问题和马共问题进行纠缠。后来,马来西亚政府与马来西亚共产党签订了和平解决的有关协议。

这盛世，始终如周总理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