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那天晚上，我在国内忽然接到一位女士从印尼打来的微信语音电话：“丁老师您好！我是陈mzhi，我们xx读书会九月中旬要举办成立一周年庆典和读书活动，想请您参加。拜托您推介一篇小文章，届时领读并做讲解，您看可以吗？”
陈女士是雅加达华社的一位前辈，八十高龄，精神矍铄。她年轻时回国读书，毕业于南开大学，后来回到印尼做中文老师，几十年来桃李芬芳。她组织了一个夕阳读书会，每月借用某同乡社团礼堂聚会一次，由她带领一帮早年上过华校的老年“粉丝”，唱歌猜谜，朗读一些简短有趣的文章，做做保健操，吃点小食品，说说笑笑，算是为大家增添些许晚年乐趣。
这样一位令人尊敬的华人长辈，礼貌邀请我帮点小忙，自然不能推辞，于是马上答应。但老人并未放下电话，又郑重其事地和我进行了以下谈话：
“丁老师，我还想多说几句，请您认真思考一下，为我们的读书会提出切实可行的合理化建议和意见，帮助我们把学习活动引向深入。”
听这口吻，我不禁心头一愣，怎么有点像我当年在体制内做党的宣传干部——参加中心组政治学习时的语境呢！
我连忙客气道，“陈老师，您是夕阳读书会的主持人，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我真的提不出什么意见。”
“丁老师，丁老师，您听我说，我们读书会有领导班子成员。虽然我是会长，但是不搞一言堂，而是要自下而上，广泛发动群众，集思广益，献计献策，采取民主集中制的方式搞好我们的学习。您说对吗？”
老人仍然非常认真地给我启发和提醒，如同我过去在国内央企工作单位的党委书记一般循循善诱，语重心长。
该读书会雅加达的活动现场，老年华人朋友们正在倾听台上的老师朗读文章。
陈女士的一番谈话，使我有点小不平静，亲切还是陌生？
还有点时空错位的感觉。
说实在的，自我脱离体制远渡重洋到印尼充当“文化个体户”，对上述正儿八经中国特色的官式话语已经久违了十几年。忽然听到一位海外华人老太太这样说话，从小到大都在党的教育下成长的笔者，便不由想起了台湾电影《搭错车》的那首歌：“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身为一位上了年纪的印尼华人，陈女士之所以能够如此娴熟地使用这种典型的“红色语境”，是因为她曾有过回国学习生活的经历。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七十年代，一直处在激情燃烧的火红岁月，各级组织和大小官员（那时叫革命干部）都是用这种方式说话的。
陈女士年轻时回国内读大学正是那个年代，必定受到很深的烙印，即使她后来又回到印尼，每当与中国人打交道时，仍然会习惯性地用从前那种语境沟通和表达。
印尼汉语教学促进协会副主席陈女士在读书会演讲。
我发现，在印尼还有不少65岁以上的华人，只要小时候在华校接受过完整的中文教育，其实都会说不少“无产阶级的政治语言”，哪怕他们现在属于资产阶级的富豪或老板。
早在2004年，我因撰写著名侨领及工商企业家何隆朝先生初来印尼，除采访何先生本人，还访问了何家长女何巧玲大姐。
按年代推算，1963年毕业于印尼三宝垄华英中学的何巧玲，相当于国内文革前后中学毕业的“老三届”。有意思的是，何巧玲虽然是印尼侨生，但她和同学们从小接受华校教育，却和国内的“老三届”如出一辙。
那时候在印尼，凡是亲北京的华文学校，一律使用来自中国的教材，甚至包括政治课在内的课程设置也和国内一模一样。何巧玲学过《毛泽东选集》中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名篇章。我们这次去印尼采访，有一次与之闲聊，她一高兴，接连背了好几段毛主席语录：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再比如：
“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
1963年，何巧玲（后排中）在三宝垄华校高中毕业时与父母及弟弟妹妹的合影。
当时我曾感叹：即使在国内，如今与何巧玲同时代的人中，谁还能像这位印尼侨生一样，把毛主席语录记得如此真切呢？
从50年代起，巧玲和同学们最爱看中国的《人民画报》，那上面刊载的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以及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人物，每每令这些南洋华人子弟热血沸腾、无限神往。巧玲课余时间也看中国出版的长篇小说，她最喜欢看是《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还有那本苏联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据何巧玲说，她和华校的许多同学虽是富家子弟，但学校当时和国内一样提倡艰苦朴素。为抵制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校长甚至不允许同学们去看美国电影。巧玲由于学习成绩拔尖，少女时代也和爸年轻时的理想差不多，梦想当一个饱读诗书的女学者。可惜，印尼华校关闭了，国内又闹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颇有才气的何巧玲只得打消自己的愿望，结婚出嫁，为人妻为人母。后来也和丈夫一道创办了自己的经贸公司。她感叹道，命运真是很奇怪的东西！我是很喜欢文学的，可不知怎么搞的，慢慢就变成了一个做生意的女商人。
九十年代，何巧玲（前排中）与弟弟妹妹。
无独有偶，前几年我在泗水采访一位华人宗教界领袖——印尼三教庙宇联合会总主席王钦辉先生。王先生年近七旬，乃本地土生土长的侨生，知识渊博，口才一流。
他子承父业做了三十多年“三教会”掌门，但在言谈中却十分推崇中国巨人毛泽东：“你看红军当年长征流血牺牲多么艰苦，可是毛泽东大笔一挥：‘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因为毛作为翻天覆地的领袖人物，其胸怀眼光和气魄正像他诗词中写的那样高远：‘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所以他才能够‘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哇嘟！真是了不得啊！”
生活中的王钦辉先生。
我问钦辉：“这些都是你小时候在华校学到的吗？”
他朗声笑道：“当然学过。50多年前我刚进泗水新华中学念书。记得当时马上学习了一首革命诗篇——井冈山上红旗飘，阶级敌人在磨刀……哈哈！”
王掌门一席话，把我惊得目瞪口呆，怀疑自己遇到了一位假宗教人士，但此人平时虔诚礼佛拜神，确实是一位很有威望未曾出家的道教长老。
印尼三教庙宇联合会主席王钦辉（中）与三教道友在泗水古庙凤德轩敬拜诸神。
革命乌托邦被输出后的幻灭与思考
与前文所说的何巧玲、王钦辉一样，印尼华人文化学者孙爱玲女士也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华校学生。她在2006年发表了一篇内容翔实、颇有见地的论文《中国当代红色经典在印尼的传播和影响》。
孙爱玲认为：“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印尼，乃至对于整个世界而言，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都是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革命年代。与特定的文化政治形态相关，这一时期，大量的中国当代文艺作品进入印尼的华侨华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塑造了一代侨民的文化与政治认同。”
她指出：“如今，重新审视这一段被尘封的历史，将有助于我们对这个激情燃烧的岁月的重新理解和认知。尤其是在中国大陆的当代文学研究中，50至70年代的红色经典，通常被解读为政治制度与权力的产物，但这些作品在政治条件完全不同的印尼华人华侨中的传播，却为我们重新理解这些红色经典的价值提供了新的维度。”
华人学者孙爱玲是当年被中国红色政治及文学经典深刻影响的一员。她说，回溯这段历史，也是一种纪念和缅怀。
在孙爱玲看来，中国红色经典的传播与印尼华校的兴衰息息相关。
“五六十年代印尼华侨华人人口总数大约为200多万，中国籍占了60%，华校师生总数三四十万，约占全印尼华侨华人的四分之一。五六十年代是印尼华校的兴盛期，二战结束后，印尼华人华文教育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蓬勃发展，全印尼华侨学校最多时候将近2000所，学生人数近40万，亲北京的人数占了60%以上，这些学校采用的教材全部来自中国大陆。当然，这些教材当时都得到了印尼教育部当局的审查批准。”
据孙爱玲回忆：
“那时候在印尼华侨华人中传播的红色经典作品。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出版物，主要通过书商输入，这在当时的印尼是合法的。当年
传播红色经典的书店，最有影响的有两家。一是位于雅加达班芝兰唐人街的南星书店，老板姓翁，后来离开印尼回国。南星不但售卖革命小说，同时输入中国电影。二是位于快乐世界的欧凯书店。老板名叫方定勋，这是一家售卖运动器材体育用品的商店，同时出售红色经典图书。
这两家书店是当时华校师生消费的场所，教师的月薪、学生的零用钱都不惜花在购买红色经典上，一本书的读者不只是买主一个人，大家都会不停的传阅。当时人们阅读红色经典情绪高涨，比后来青少年不惜花钱买光碟，动漫、游戏连续剧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着迷的状况丝毫不亚于阅读金庸武侠小说。
不管书上是否如某些人说的是靠“吃爱国饭”从中牟利，但他们对五六十年代红色经典在印尼的传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那时的华校老师，大多是左翼知识分子，他们热情宣传介绍这些革命书籍，使印尼华侨华人心目中的祖籍国成为实现崇高理想，走向美好未来的向往之地。”
所谓红色经典，泛指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精神指导下创作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普通工农兵生活的典范性作品，形式多样，包括小说、戏曲、电影、歌曲等。
其中流传甚广的红色文学经典主要是长篇小说《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山乡巨变》、《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被合称为“三红一创，山青保林”）。
在孙爱玲记忆中，六十年代很多印尼华侨耳熟能详的红色经典还有《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迎春花》、《苦菜花》、《战斗的青春》、《乘风破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边疆晓歌》等；此外，还有《儿童团的故事》、《像他那样生活——纪念越南英雄阮文追》等等。连环图画兼电影小说如《带兵的人》、《生命的火花》、《草原雄鹰》、《红色娘子军》、《农奴》等等。
似笔者这般国内的六零后人士，对以上作品也不陌生，只是没有上一代那么刻骨铭心的印记而已。
然而大部分印尼华人并不知道，到七十年代，在中国国内，由于翻来覆去的政治斗争，上述曾经风靡海内外的红色文艺作品，又大部分被当时把持宣传思想战线的“四人帮”莫名其妙地定为“大毒草”而打入冷宫。导致笔者这代人直到“四人帮”一伙1976年倒台之后，这些红色经典重见天日，才有机会一睹为快。
红色经典的流行，那个时代在中国官方和民间，也建立起一套“红色语境”的话语体系。比如本文开始讲到的华人陈女士对笔者所说的那番话，就是这套话语体系的一个分支。
而在印尼，这种红色语境也开始成为华校老师教导学生的说词。一位苏南巨港的华人朋友告诉我，他当时还在上小学，同学中如果有人调皮捣蛋，学习不认真，老师就会一本正经痛心疾首地教训道：“你看你成什么样子，对得起祖国吗？对得起毛主席吗！对得起党吗？！”
他说，那时候我们还小，心里面已经有祖国的概念，也知道毛主席是个伟人，但是不懂得党是什么人。所以每次听到老师这样教训学生，我们就躲在后面偷偷笑，感觉很好玩。不过，还没等到我们小孩子学会说这种上纲上线的语言，华校就被政府关闭了。
除了上述文学艺术类的红色经典，中国当年也直接向海外输出政治读物。
有关资料记载：
1966年10月，中共中央要求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革作为驻外使领馆的主要任务。为贯彻这一精神，中宣部随即批准向海外出口毛泽东语录。根据新华社统计，从1966年10月到1967年11月，共有25种外文版毛选著作，共计460万册发行到世界14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以华人较多的东南亚国家为主。新华社说这一宣传攻势“将使毛泽东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从而唤起世界广大劳动群众，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旧世界发动声势凌厉的总攻击，争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彻底胜利”。
红色经典在印尼华人中的传播，随着印尼政局改变戛然而止。
1965年九卅事变之后，苏哈多集团于1966年3月11日逼迫苏加诺总统交出政权，从此印尼进入白色恐怖，实行戒严，禁止五人以上聚合。印尼共产党人几近被歼灭。
紧接着，当局于1966年4月6日封闭全雅加达华校，在一两天内又封闭全国各地所有华校，解散社团和侨团。一夜之间几十万名华校生失学，上万名华校教师及其行政工作人员失业。苏哈多军人集团制定各种手段，从颁布禁令到挨家挨户的“清乡”活动，以销毁中文书籍、报刊、商牌等等。中文被定为政治语言，其生存土壤完全被破坏，以致成为三十多年沉默缺氧的语言。
来自中国的红色经典书籍在印尼军人挨家挨户进行清乡活动时，大都被彻底销毁。
照片上的九名华侨少年是印尼东爪哇外南梦县中华学校的高中生。1966年4月学校关闭时他们都还没有毕业。1967年6月27日，这九位同学相约在照相馆，用各自的头像合成了这张“心向祖国，敬仰伟大领袖”的历史性照片。
孙爱玲说：“从1966年华校被封闭至今已经半个世纪。要寻找红色经典的残遗极其困难，要找前文提到的那两家书店的蛛丝马迹几乎是海底捞针。唯一尚可寻找的便是当年顾客，当年最年轻的学生现在也都年过六旬。我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采访了雅加达许多不同华校校友，他们都谈到了这两家书店。证明雅加达华人对两家书店都有着一致的记忆。”
五六十年代中国红色经典在印尼华人中如此普及，很多人都能回忆起家里曾经拥有过的红色书籍，甚至成为他们爱国身份的象征。红色经典政教合一的效果影响着两代印尼华人，也感染激发了他们的凝聚力，使他们携手度过黑暗时期。孙爱玲说，即使是抱着受骗上当观念的部分人士，经过比较之后，也没有完全否定红色经典对个人、族群、社会的教化作用。
2004年，孙爱玲老师就当年在印尼华人社会中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红色教育问题，进行过一次细致而广泛的田野调查，并且做了真实生动的记述，叙述客观，富有史料价值。包括孙老师在内，以及其中一些被访谈者也是笔者认识的朋友，几位年事已高的前辈现已去世。
（笔者在印尼某自发表的这篇文章里，曾摘录引用了孙老师的访谈录。该文发出后被某些当事人看到，尽管文中已对访谈者的姓名进行过模糊处理，但还是引起部分人的不满。有人打电话强烈要求删除访谈内容，虽然岁月已然过去五六十年，印尼国家也大踏步转型实现了民主改革，可是不少华人仍然对他们年轻时代那早已翻过的一页心有余悸，一看到“红色”二字就会惊恐不安。一些朋友也知道有关访谈录属于珍贵的历史资料，写入文章本来是应该的，但还是希望我“分门别类简单概述即可，最好处理的更模糊一些，免得惹来麻烦。”）
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并尊重他们的意见，决定把上次发的孙老师的访谈录全部删除，现重新整理概述如下：
接受访谈的对象其实是两代人，年纪比较大的，出生于上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相对年轻的出生于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
大部分年长者仍然对当年的教育持肯定态度。
有一位女士即使在白色恐怖时期，也曾是红色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夜深人静时常坐在收音机旁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录新闻和歌曲歌词，传播给学生以及身边人。今日反思，毫不后悔，反而觉得自豪和欣慰。”30多年之后，印尼华文教育重见天日，该女士虽已年迈，仍老而弥坚，积极走向社会，成为新时期的华文教师。
还有一位从前华校高中的男老师，现已耄耋之年，乃德高望重的文教界人士。他对红色经典具备较深刻的了解，对理论的把握比较全面。没有否定红色经典的论点。他曾因善于讲述红色经典情节而受学生的爱戴，成为他壮年时代美好的回忆。在政治逐鹿中生活受到颠簸。后积极办学，为华语在印尼的长远地位，努力寻求一个定位。
另有一位年长女士，教师兼社会活动家．中印复交后积极推动华文教育，是厦大在雅加达办学创办人之一。她至今自称为中国人，对中国客人以亲人待之，强烈反对否定红色经典的言论。她50年代末出生的女儿，在华校封闭时读幼稚园，至今也仍然自称为中国人。
一位五十年代就当过华校教导主任的客家人长辈，年轻时的理想是为印尼华侨华人的教育事业而献身。在印中断交的黑暗时期，他经商；印中复交之后为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常客；苏哈多倒台后创办“成年大学”，当教授。对当年红色教育不褒不贬。对负面评价意识形态之说，沉着稳重地报以苦笑。虽然基本上不同意否定红色经典，却没表现激烈地反应，而是耐心地解释当年，表现了中庸之道。
还有两位老人，一男一女，皆前华校中学教师。女老师终身献身华文教育事业，即使在最黑暗时期也从未间断过。九十年代以70高龄第一个考上厦门大学函授班本科，后为厦大在雅加达办学创办人之一。男老师系社会活动家，后以经商营生。他们不约而同，都强烈反对否定当年教育。
1958年印尼棉兰椰华中学高三毕业班纪念册。图片来源：国际日报
另一位男士，前华校初中教师，雅加达“巴中”60年代毕业的校友，在思想意识的影响下．当年决心献身华侨教育事业，放弃父亲为他铺的经商发财之路。对接受红色意识形态一事不褒不贬。无怨无悔，后又积极于办三语学院。
还有一位文化老人，华中校友。曾在印尼大学升学，并留学于美国。后入籍为新加坡公民，精通印尼文和英文。他积极于印尼文教界与作家协会。出版刊物书籍。他认为学校封闭后拒绝就读于当地学校者，乃愚昧、不成气候者、眼光短浅者。他本人五六十年代写的中文“习作”全被烧毁无存。
曾经被捕，而感到自豪的高中生(3人)
一位1966年华校封闭时的华校高中男同学，封校初期被捕入狱。对当年红色经典所导致的偏激影响不持负面态度，客观坦率地接受历史给他“布置”的一切，如今围在他身边的，仍然是当年和他一起接受红色教育的人群。
另一位男同学，华校封闭时亦为高中生，身怀武艺，当年血气方刚，封校初期被捕入狱。对当年接受红色教育没有负面的评价，坦率接受自己为历史产物，总是准备用自己的武艺抵御暴力压迫。
还有一位当年是华校积极分子的高中生，封校初期被逮捕入狱一年。为此他感到骄傲。在经历一番世态炎凉之后，对华侨领袖有所怨恨。现为同化积极分子，把当年对祖籍国的赤胆忠心完全付诸于所在国。反对印尼华人与中国大使馆人品来往而妨碍同化进程。
曾经被捕，出狱后恨中国的高中生(1人)
XXX，男。父母为侨领中模范夫妻积极分子。家道富有。1966年印尼政变时期，其父被捕入狱数月。他本人在一次散发传单的夜晚被逮捕，入狱三年，被流放到努沙柑榜安荒岛。为使父子俩在牢里少受皮肉之苦，亲人几乎倾家荡产。这位男同学出狱后显得比同辈更成熟。更有智慧，也更令红色女生仰慕(但他第一次娶的是混血姑娘，七年后离婚，再娶就选择完全彻底的原住民女郎)。他出狱后主张走与印尼民族革命相结合的道路。完全放弃侨民意识，与主流华人社会对立。我采访他时，他问我一句话：“你现在回顾不觉得当年受骗吗?”我犹豫地回答说：“有一点吧。”紧接着他又问：“何以见得?”我说：“后来看资料。”接着他咄咄逼人地说：“如何证明这些资料没有再次欺骗你?”
他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个台湾人因航海时遭受暴风雨袭击而翻船，漂泊到关他的荒岛海滩上，海浪把伙伴与船只都卷走了，唯他一人侥幸被印尼海警发现，由于无法出示证件，与他被关在同一牢里。他语言不通，只能和他这个华侨学生沟通。当局因无法掌握此人犯罪的证据，逐渐对他放宽监视。华侨学生的妈妈认他为干儿子，替他寻找门路进行营救。因台湾在印尼没有领事馆或大使馆，那个台湾人便托来华侨学生的父母帮忙找日本大使馆。
日本官方交涉要求放人无效，便安排在恰当的时间把他“虏走”。当他平安抵达台湾之后，他写信向向曾经的难友——华侨学生的爸妈报平安。此事使华侨学生又感动又愤恨。感动的是日本政府竟然如此对待台湾殖民地子民，愤恨的是中国政府对他这个侨民的命运竟然不闻不问。他的兄姊也都抱着满腔爱国情怀回国，不久哥哥经不住折腾而患了精神衰弱症，于70年代离开大陆迁居香港，接着姐姐也离开。他在满腔怨恨的心态下，与祖籍国说声再见。他的怨气传至华人，华人把土人称之为“番鬼”，他便把华人称之为“唐鬼”!华人的一切陋习他了如指掌，无比厌恶，但对穷人他非常关心。他目前的职务是一家机械厂老板兼技师，已经成功地自我同化了。
未曾被逮捕的，抱着“无怨无悔心态”的高中生(1人)
某男。1966年华校封闭时为高中生。侨领子弟。是当年红色经典忠读者，红色思想传播者。积极投入团结、教育华侨子弟的行列。今日为技术师。他的口头禅是“无怨无悔”。他不但正面评价红色经典，而且感谢红色经典的文化浸润，使华侨华人子弟之间得以培养天长地久的友情，培养出了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为朋友、为社团工作不计得失的精神，培养了人们在逆境中求生的毅力，以及始终具备助人为乐的入世精神。
未曾被捕，有抱怨心态、今日拥抱宗教的高中生(1人)
这是一位当年勤读红色经典的高中男生，语言能力极强。当时坚决远离资产阶级习性与观念，全面彻底地贯彻落实意识形态。今掌握日文、英文、中文、印尼文，担任翻译要职。这次他回答我的第一句话：“当年信仰意识形态浪费我的时间。”
接着，他要求我给他时间细细琢磨，一周后便写了一千多字回答我的问题，以下便是摘录部分：“书中英勇的共产党员被‘神化’到完人的地步，当年的‘红色经典’的忠实读者，共产党的狂热崇拜者，今天差不多都会嘲笑自己当年幼稚、无知，甚至会有受骗的感觉。但更糟是，‘红色经典’让青年读者都‘目无上帝’不知道世人尽都是有罪的，有朝一日离世之后灵魂往何处去?唯有信靠基督耶稣，这又真又活的救主，才能得永生。这是‘红色经典’戕害青年的最大罪状⋯⋯”另一方面，他说“写完这篇答卷，是拜了当年勤读‘红色经典’之赐⋯⋯”
未曾被逮捕，今日彻底经商、意图忘却过去的高中生(1人)
1966年华校封闭时的一位高中女生，当年主张走与印尼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坚决反对走侨民意识的革命道路，认为华侨选择的是走资派路线。她具有顽强的、分秒必争的学习精神，善于团结群众，有较强的分析事物、洞察人心的能力。与家人划清界限。在“进步”队伍提倡“化整为零”的时候，她选学中医针灸学，成绩出色。在当今物化时代里，她加入多元壹销商业集团，在组织性、网状型的商业团体里，她找回了自己，再次用思想教育和宣传鼓励的方式启发与推动下线们的积极性，解决和分析他们的生活难题、鞭策他们进取、努力、坚强地克服困难。她的领导才干得以在这领域里发挥，终于成为成功的直销商。她有忘却过去的倾向。没把孩子送往中国升学，而是选择美国。
侨民意识仍然较强的高中生(1人)
另一位女生，父母靠勤奋节俭起家。她海枯石烂坚决保持侨民身份，家人却反对，因此常受家人讽刺，不得不忍气吞声。在今日手握印尼护照的客观条件下，其侨民意识丝毫不减当年。当年常背着家人送东西给穷学生，穷同学。封校初期，积极进行地下教学活动，团结华侨华人。今努力经商，努力赚钱，颇有成就，在物化时代的今日生活作风仍然保持“艰苦朴素”，不曾跟上时髦潮流。左派红色迹象在她身上保留得较多。一贯热情接待中国文化界人士。
回国后再回印尼，保持沉默的高中生(1人)
这是一位1966年华校封闭时的高中男生。学校封闭不久回国，自愿去北大荒。后因家庭问题重回印尼。对祖籍国抱有感恩心态。八十年代当直销商，今当华文教师。
回国经历文革而被华校教师误导的高中生(1人)
七十年代后期由大陆迁居香港的人们当中，曾有一人千里迢迢回到印尼雅加达找当年华校“算帐”，意图对当年华校老师们的“误导”提出“控诉”，认为当年若非意识形态宣传所致，他会选择去西方国家深造，不至于自毁前程。此事曾于20多年前引起一场印尼华社小风波。据说此人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叶落飘零”。(待查。)
定居香港的(2人)
这是一位六十年代新华日新学校的高中生，父母及家庭成员都是进步的爱国中产阶级，当年满腔热情回国。偶然看到某地档案写着“华侨可以利用不能重用”字条，亲身经历“文革”，在改革开放之前离开中国迁居香港，不曾再回印尼。对意识形态制定者极其反感。
另一位男 生，侨领子弟，充满理想，回国后投笔从戎。他对我说：“我告诉你，印尼华人是最爱国的!”后在香港为国家办事。埋怨老师当年不好好教他一些性知识。
当年初中生(4人)
一位1966年封校时的初中女生，红色经典是她唯一的精神粮食。她恨美帝国主义，使得她不愿让子女去美国升学，理由是不愿把钱财花在美国国土上让美国致富，而把子女都送到上海升学。反对人们讲中国的坏话，侨民意识强烈、爱国情操明显。对中国客观现实的复杂性认识较少，手持印尼护照在上海发现中国人不把她当中国人，无法接受这残酷的现实，愤愤地决定把以往爱中国的情操转向爱印尼。
还有一对兄弟，同为1966年初中生，对《红岩》印象最深，回味无穷地说他们总共读了两遍。因为当年老师要他们写读后感，当作正规作业，使红色经典人物形象深刻地印在他们的脑海中。
另外一位1966年初中女生。今日全神贯注于华文教学，对方块字情有独钟，对意识形态不太感兴趣。“我们中国人”这样的表达方式常出自她的口中。
当年小学生(4人)
一个1966年封校时高小女生，侨领子弟，最听毛主席的话。看到同学穿高跟鞋、涂指甲油、唱黄色歌曲等“走资派”行为，就“看不惯”地大力批评，告状，务必让同学自我检讨不可。然而在红色女少年大唱禁欲主义而主张独身时，她大力主张结婚。一味地想当革命模范人物，不停地帮助贫下侨胞，得人们的赞扬便务必要人们感谢毛主席，全力学“大公无私”。今为针灸师。
另一位1966年封校时小学男生，今为较成功的企业家。他的成功秘诀很简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赚更多的钱!”
有人称他为爱国商人。侨民意识末冕。虽未直接阅读红色经典，却在意识形态氛围下受到熏陶，雷锋精神鼓舞、支撑他战胜贫穷困境，培养了他坚强的意志和坚韧的毅力。今天回顾，他肯定地说：“天欲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肌肤”。已故母亲非常感激红色思想帮她培育出刻苦耐劳、勤俭出色有孝心的儿子。
他的一位小学同学，当年最听毛主席的话，天赋较少，但老三篇却背得很熟。至今还记得毛主席的话：“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奋斗下去!”
我问他：“现在你为什么目标而奋斗?”他“啊?”了一声，无从回答。
1966年封校时还在读高小的另一个男孩子，属于没落的大资本家子弟。红色抗战小说《烈火金刚》给他深刻的印象，《迎春花》的黄色情节更使他毕生难忘。当年曾因这一情节产生激烈的生理反应，现在回想他笑得合不拢嘴，回味无穷!
他对红色经典传达的价值观给予正面的评价，认为自己的许多知识包括汉语水平都是拜红色经典所赐。他觉得充满口号的日子比现在没有口号的日子更为充实。记忆中的往事：六十年代十七岁患血癌的陈YX，临死前高喊“毛主席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一页风云散啊，变幻了时空！”
注：乌托邦（utopia），指“不可能出现的理想社会和事物”，兼有不存在、完美社会两个意思，源于托马斯·莫尔所著的《乌托邦》一书，在这层意义上，天堂、伊甸园、桃花源等宗教或世人的美好愿景都能概括为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