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在美国,“9·11”创伤仍未痊愈
参考消息特别策划:“9·11"二十周年反思录
【原标题】在美国,“9·11”创伤仍未痊愈
本报驻纽约记者兴越 刘亚南
刚刚经受飓风“艾达”席卷的纽约市,迎来了初秋明朗的阳光和湛蓝的天空。20年前,同样的蓝天下却弥漫着硝烟和眼泪。“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距今已经20年,触目的血迹已经淡去,新的摩天大厦在瓦砾中拔地而起,但它给纽约市乃至整个美国造成的创伤却并未痊愈。
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遗址“9·11”纪念广场南倒影池四周的青铜板上刻着遇难者的名字(兴越 摄)
游客在遗址缅怀遇难者
20年过去,袭击中严重受损却坚强存活的“幸存者树”伫立在世贸中心双子塔遗址“9·11”纪念广场西南侧,如今已枝繁叶茂,重建的1、3、4、7号大楼也已拔地而起,融入这片摩登都市的钢铁森林。但“归零地”即双子塔遗址的两个黑色深坑如同空洞的眼眶,池中汩汩流水声掩盖住城市的喧嚣,似乎在为逝去的生命悲泣。
水池四周的青铜板刻着2900多名罹难者的姓名,上面插着美国国旗和人们献上的鲜花,不少游客静静地靠在池边,既有纽约当地人,也有来自外州甚至英国、以色列、罗马尼亚等外国的游客,他们默默地注视着流水和铜板上密密排列的姓名,不时拍照留念。纪念广场上,安保人员来回巡视,街角处停放着两辆纽约市警察局的巡逻车。
已经进入退休生活的丹尼尔7日早上与远道而来的朋友一起来到纪念广场表达敬意。提起当年,他说,事发当天也是星期二,天气也像今天一样好,他当时在纽约市布朗克斯的一个卡车公司工作,飞机从头顶飞过的声音至今还记忆犹新。
丹尼尔把记者带到“归零地”南倒影池的一角,他指着铜板上一个遇难者的名字曼努埃尔·莫伊察说:“这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一个消防员,当天死于世贸大楼的高空坠物。”莫伊察去世的时候才30多岁,而他的叔叔同样是消防员,当天也在恐怖袭击现场殉职。
从路易斯安那州到纽约度假的玛丽·奥尔雷德今年32岁,袭击发生时,她正在上7年级的美国历史课。奥尔雷德说,她的很多朋友们并不知道被袭击的“双子座”是什么,而自己曾在1999年到纽约旅行时参观过世贸大楼。谈到当时的感受,她说:“我知道就是那幢大楼被袭击了,但直到第二架飞机撞击大楼以及第三架飞机撞向五角大楼时,才真正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随后的一整天都在恐惧和不安中度过。”
今年17岁的弗朗西丝卡·内马蒂就读于世贸中心几个街区外的高中,事件发生时她还没有出生。内马蒂告诉记者,关于“9·11”事件,她的很多信息来自于自己的母亲。袭击发生时内马蒂的母亲身处纽约下城,当时道路封锁,手机没有信号,无法回家。“她失去很多朋友,所以不太愿意谈起这件事。”每年9月11日前后,学校里会举行默哀仪式,老师会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多么悲惨的事件,当时发生了什么,但是相关讨论并没有那么多。
9月7日,游客在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遗址“9·11”纪念广场南倒影池参观。(兴越 摄)
美国人生活和心态被改变
“9·11”事件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以及数百亿的后续处理开销,并重创美国股市,对美国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破坏。在政治上,直接促成美国成立国土安全部,通过《美国爱国者法案》,并促使打击恐怖主义也成为美国乃至西方社会的优先事项。对美国普通民众来说,他们的生活和心态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丹尼尔表示,美国在这一恐怖袭击发生后创设了非常大的安全机构,每个人都因此而改变,包括人们的想法和做事的方式,“9·11”事件对美国经济也带来糟糕的影响。
安检的程度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奥尔雷德说,她甚至已经不记得之前的航空旅行安检是什么样了,恐袭发生后,尤其在纽约这个城市,人们进入大楼和相关场所携带的东西受到了更多关注和检查。内马蒂说,“9·11”之后,人们开始对恐怖主义等外部威胁有了更多意识,并且认为这些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强大的优先项。
美国应反思“根本性错误”
“9·11”事件发生几个星期后,美国于2001年10月7日以反恐之名发动阿富汗战争,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进行了报复性打击。而就在事件20周年纪念日的前两周,拜登政府完成撤军并宣布结束了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一切看似回到原点,但阿国内局势的骤变,美方混乱的撤离,以及13名美军在8月26日喀布尔恐袭中身亡,使拜登政府饱受国内舆论和美国盟友的批评。皮尤研究中心8月31日公布的民调显示,近七成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未能在阿富汗实现目标。
此前,一些学者分析认为,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失败,其深层次的原因是错误地认为通过军事干预可以促进有效治理。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和历史荣休教授安德鲁·巴切维奇表示,美国真正的失败在于美方官员反复谎称美国在阿富汗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和军队取得进展。美国智库昆西负责任治国研究会研究员亚当·韦恩斯坦表示,军事干预后的混乱和撤军后的混乱都源于同一个根本性错误,美国认为可以利用军力来实现被占领国的社会和政治的永久性变革。
●亲历者说
恐怖主义如同病毒,不会轻易消失
——一位英国安全问题专家的回忆与思考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刘品然
“直到上了高速公路并驶向家的方向时,我才感觉到可以呼吸了。”亚历山大·尼尔与记者分享他20年前遭遇“9·11”恐怖袭击的经历时如是说。
尼尔是一位来自英国的亚太安全问题专家,他曾为英国政府工作,此后长期供职于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和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他目前在新加坡经营一家战略咨询公司。
2001年,还在英国政府工作的尼尔被借调至美国国防部参与亚太安全问题的分析工作。9月11日当天,尼尔在五角大楼附近一处国防部的办公楼上班。
8时46分,美国航空11号班机撞上位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世贸中心北楼。尼尔和同事们挤到电视机前,他们很快意识到这显然不是一次意外事故,紧接着电视画面显示另一架民航客机撞击了世贸中心南楼。
“所有人都被这一画面完全震惊了,接下来一切彻底混乱。”他说,“20年前的老式电话上装有一个灯,所有电话上的灯都亮了,我们得知五角大楼也遭到了客机撞击。”在紧接而来的混乱中,谣言四起,尼尔和同事们陷入恐慌,没人知道是否还会有下一波袭击,白宫和国会显然会受到威胁,而他们所在的国防部办公楼也可能暴露在危险之中。“那一刻可能是迄今为止我能感受到的最大的人身威胁。”尼尔说。
随后,尼尔得到了非必要人员撤离的指令,同事们以相对有序的方式疏散,尼尔很快开车准备离开,但此刻他内心的恐慌并未消除。美国政府机构周围通常都有一大片停车场,在刚刚发生的袭击中,飞机以较低高度飞过停车场撞击了五角大楼,而当时汽车正排着长队等待疏散,一旦再次出现类似袭击,堵在停车场上的人们或许很难幸免。“我在上高速公路前一直都觉得不安全,直到上了高速并驶向家的方向时,我才感觉到可以呼吸了。”
尼尔在暂时安全后开始担心他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汉娜。9月11日是汉娜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新闻部工作的第一天,联合国总部也在曼哈顿岛上。
当天的恐袭导致华盛顿和纽约之间的通信一度中断,尼尔无法通过电话与汉娜取得联系,两人是分别与正在波兰出差的汉娜父亲通话后才确定对方的平安。尼尔直接联系到汉娜已是9月12日,她在电话中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的上帝,我无法相信发生的一切”。
袭击发生后数日,尼尔和汉娜重新开始工作,那时华盛顿和纽约上空已有F-16战机巡逻。他本应感到一丝安全和宽慰,但他后来意识到这些战机拥有击落任何将被用于恐袭的民航客机的权限,这让尼尔感到不寒而栗。
2001年9月20日,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对国会的演讲中正式提出将进行“反恐战争”。
尼尔认为小布什总统宣布的“反恐战争”融入了美国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以及对本·拉丹和“基地”组织的报复诉求。20年后,塔利班从这场战争中获得了胜利,而美国不得不在混乱中撤出阿富汗,而且“基地”组织依然存在。
在尼尔看来,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陷入持久的反叛乱战争,或许是美国在开展“反恐战争”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或转折点。他对美国在缺乏明显证据的情况下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定感到震惊且困惑,美国在两条战线作战使反恐局面变得更复杂,分散了本应集中在本·拉丹及其组织上的战略关注度。而发动伊拉克战争还使该国逐渐演变为无政府的状态,这为“基地”组织提供了庇护所,并最终导致更极端的“伊斯兰国”的出现。
在他看来,一个更大的问题是美国宣布开展“反恐战争”,而战争又与美国有关自由、民主和自由主义的愿景混为一谈,战争被这些观念所支撑。
“恐怖主义不会轻易消失,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正如现在的新冠疫情一样。不幸的是,恐怖主义正如一种病毒,它会想尽办法击败对手,而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他说。
华人报刊发行人朱立创:
“9·11”后美国人不再那么自信
本/报驻纽约记者 刘亚南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来到纽约市定居的华文报人和旅行社老板朱立创,曾在2001年目睹美国世贸大楼因恐怖袭击而陷于火海,他自己经营的报纸也对“9·11”事件进行了深度报道。
反观美国在过去20年里的反恐表现,朱立创认为,美国在对待其他国家的傲慢上没有变化,对于恐怖主义缺少真正的反思;另一方面,美国也因恐怖袭击而变得不再那么自信和大度,类似阿富汗战争这样的情形还会再现。
“9·11”事件发生时,朱立创从位于皇后区法拉盛的办公楼顶清晰看到世贸大楼升起的滚滚浓烟,也看到塔楼倒下的瞬间,感觉触目惊心。
朱立创说,自己从1987年以来就在坚持出版中文刊物《亚美时报》,当时以周报形式运作的《亚美时报》对“9·11”事件也进行了重点报道。朱立创同时经营一家旅行社,“9·11”事件发生后,由于美国收紧入境管制,旅游业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受到一定影响。
朱立创说,“9·11”之前美国表现得大度、开放、潇洒,或者说比较自由。在此之后,这些都大打折扣。因为“9·11”的问题,可以感觉到对外来人的容忍度,以前的宽厚和比较能够兼容并蓄的这些特质大都消失了。“美国人再也不是那么自信了,再也不是那么大度。”
虽然美国强化了国内的反恐,朱立创表示自己对美国国内的治安感到更为不安全。到了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方,自己作为一个大男人都需要前瞻后顾,尤其作为少数族裔的亚裔,需要培养逃避抢劫的敏感性。“坐地铁的时候,坐巴士的时候,走在比较黑暗的街道的时候,我都觉得有一种恐怖。”
来源:参考消息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苏琬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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