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研究」云昌耀：反身性和多重自我——印尼田野经验的反思

【编者按】本次东盟快闪特邀西澳大学哲学博士、文莱大学亚洲研究院副教授云昌耀博士分享其在印尼田野的经验与心得。文字内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本次田野经验反思主要从如下四点展开：印尼华人的认同（2003年-2007年）；印尼多元文化政策与教育（2008年-2012年）；印尼基督教与宗教互动的关系（2013年-2016年）；中文关系、文莱社会问题以及华人性理论与文献（2017年-2020年）。

1998年，印尼华人经历了重大的种族暴动，许多华人遭受歧视以及暴力。随着1998年苏哈托专政的结束，印尼华人的许多条例得到解禁，掀起了再华化的热潮。所以，印尼华人的认同也是我博士论文研究的内容。之后因为我在澳洲就读的学校有一个大的研究项目：印尼多元文化政策与教育，所以我就开始到印尼一些多元文化的学校里面考察。因为这是一个小组项目，我个人从2013年就开始做印尼基督教与宗教互动关系的研究。2016年之后我到了文莱，就比较少做田野了，所以现在就做一些关于中文关系、文莱社会问题的研究。但是我还是会和一些印尼学者合作做一些印尼华人的研究。最近我也在写关于华人性的文章。因为现在我做的都是一些偏理论的研究，所以我主要与大家分享的是2003年至2016年的田野经验和心得。

在后现代的话语中，“我者”不是单重的而是多重的，并且“我者”是通过差异性来建构的，“我者”仅通过与“他者”的关系而定义。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描述印尼田野中我个人不断协商的“我者”。我作为澳大利亚、新加坡、文莱学者；马来西亚公民；文莱、澳大利亚、新加坡永久居民；印尼研究专家；男性；中产阶级；基督教徒；会讲英语、华语和印尼语，我本身是有多重性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多重性、多元化的。了解我们的多元性之后，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更容易和被研究者建立一定的关系。

我们做研究是建立在两者或者是二元论里面的，但两者或者是二元论其实是很模糊的。研究者是属于客观的，就像是拿着一个相机拍摄照片，研究者是不出现在照片中的。后现代主义告诉我客观是一种假象，这个照片反映出研究者的心情、角度，和用照片讲述的故事，虽然我不在照片里面，但是我的主观思想已经在照片里面了，所以没有完全的客观。主观和客观、我者与他者、局内人和局外人、本地人和外国人、家园和田野是完全分开的。我作为研究者，和被研究对象住了一年之后，我就成为了被研究的人，不止我研究他们，他们也在研究我。

主观和客观也是模糊的，例如我作为一个男性到伊斯兰的社会里去做田野，跟穆斯林互动去了解他们宗教、文化就比女性容易得多。我到雅加达做几个月的田野调查后，对这座城市的文化已经很熟悉，我的印尼语也成为雅加达腔的印尼语，并且我和雅加达中产阶级的年轻人都相处得很好。一个印尼人从棉兰、泗水或者加里曼丹到达雅加达，他的口音还是那个地方的口音，虽然他是本地人，我是外国人，但我和他相比，我就属于局内人，他属于局外人，所以局内人和局外人也是模糊的。田野调查经历丰富之后，学者就会理解这种模糊关系。我们以潘老师的经历来看家园和田野之间的模糊性。潘老师在中越边境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田野生活后，已经被当地人视为“女儿”，潘老师已经把田野当作了“家园”，回到真正的家园时反而感觉“生疏了”。因此田野工作者一定要有反身性的概念，去思索我们的身份在哪里？定位在哪里？

研究事实上是一种诠释或者说是“翻译”的过程，因为你是在以你的世界观来诠释世界和他人的社会行为。同样，当你去田野调查时，当地人也在“诠释和翻译”你的行为，因此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是双向诠释的。书写报道人的故事时，研究者也会重新探索和协商自己的认同。我在印尼研究海外华人时也会让我反思自己作为一个华人，作为少数民族的经历。因此当我在书写他们的故事时，同样是在书写我自己的故事。

以斯坦福大学出版的美国人类学者卢蕙馨（Margery Wolf）所著的《一个被阐述三次的故事》（A Thrice-Told Tale）为例。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卢蕙馨曾是一名记者，在台湾进行田野调查多年，对于驾驭不同的写作方式经验丰富。这本书包含了三种不同文本的田野故事，她把田野记录整理后，分别出版了一个人类学田野笔记、一个社会科学文章以及一篇虚构小说。这本书给读者的感观是让其无法意识到这是同一个作者在同一个田野点的写作，这本书的启示在于我们的主观认知很大程度上是被我们所阅读的出版物所构建的。同样的田野故事，当作者采用不同的角度、框架和写作手法后，就塑造出了完全不同的故事。因此，尽管人类学家力图想要客观地记录和表达田野生活，也难免不受其主观认知的影响。正是因为无法追求纯粹的客观性，因此人类学家更应当注重研究方法的训练，诚实的记录，坦诚地表达自己基于身份而进行的写作。

反身性是一种自我批判的实践，它把个人当作客体而非主体。反身性允许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定位他们的“我者”。民族志学者和其研究对象在田野的互动会影响民族志怎么被记录和建构。报道人会受到研究院的身份中的性别、年龄、社会阶层、教育程度、语言、种族和宗教信仰等多方面影响。运用反身性可以帮助研究人检查他们的假设和盲点，尤其是报道人所持有的特权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学者彼得•麦克拉伦（Peter Mclaren）说过，“田野工作者参与的不仅仅是对田野点的分析，他们也积极活跃参与田野资料的生产”。这意味着研究者本身也成为他们研究的主题和课，这也打破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间的本体论区别。人类学家在研究的时候很常用的方法是“参与观察”，即参与到被观察者的活动中去，并把自身经验记录下来。在这其中我们需要不停地思考，到底我们要参与多少，什么时候要抽身，这是很不简单的问题。比如说，你到了一个田野点，但你的观察者跟你所持的观点是完全违背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处理呢？是在当下跟他辩论，或是不掺杂私人感情，单纯记录，还是假装跟他抱有一样的观点，从而激发对方的倾诉热情，获取更多的田野资料呢？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的答案，而是要根据不同的田野点的实际情况去做决定。

学者约翰·万·曼伦（John Van Maanen）说过，“田野工作者的工作日程……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非自然的，或者是不寻常的：到处闲逛、窥探、参与看似无聊的闲谈、做笔记、问奇怪的问题……诸如此类。”比如我在雅加达做田野的时候整天在外面闲逛，我的朋友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不呆在办公室里，他们都觉得我很像无业游民。

为了获得进入研究地点的许可，并确保与当地人的合作，研究人员要学会呈现自己的特定形象。这种形象不能提前设定，而是需要视田野中的情况锁定。此外，正如田野调查所证明的那样，假定的角色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演变的。相似的，在不同的环境中也要选择你跟观察者说什么语言，或是在不同的宗教场合中呈现什么形象。

社会资本和田野投资：社会资本的概念侧重于个人通过参与群体而获得的利益；以及为了创造这种资源而可以构建的社交互动（社交、人脉和网络）。“社会网络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投资策略来构建……”。研究者需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够建立起和当地人的关系。研究者在这些（智力、道德和情感）领域的投资与他们正在建立或使用的社会资本类型是相互构成的。做田野是很辛苦的，不仅在生活上需要调整，同时在情感层面、精神层面和道德层面都需要根据所在地区的不同来进一步调整。研究者拥有的社会资本或网络将使他们能够进入某些圈子，也需要进一步的投资来培育这样的网络和渠道。

研究者的位置（局内人或局外人的动态）：例如：研究者的“我者”----分别从种族、阶层、宗教、教育、性别等方面来定义自我；部分局内人或部分局外人的状态-----即做田野的人当自认自己是局外人的时候，已经通过建立信任和其他的密切的关系，已经变成了“部分局内人”同时也是“部分局外人”；通过感同身受“少数人”的受困心态建立信任和密切关系；安全和道德的问题：人身安全、保密和匿名；“他者”可以与谈者位置转变，这种位置转变是一直存在的，取决于自身的被认同度；因此研究者要懂得如何去读懂文化代码和标志，这些是在课本上是无法得到的知识。当研究者在田野调查所处之地停留的时间比较长之后，就会有一种一切尽在不言中的目标感和体验感。

局部的和多重的归属感：“家”的概念有时候是局部的。“家”对于一直生活在一个国家和环境中的人来说，是一个长久的地方。但是对于受全球化和移民影响的人来说，“家”就不是一个长久的地方了，很多人都是四海为家。我个人就是一个“多重主体”，对于田野研究来说，如何利用反身性去了解我们的主观，以此出发，利用材料去了解田野到底是怎么回事。

【主讲嘉宾/云昌耀】

【整理/白燕、刘金萍、刘晓健、罗涵今、贺枝子】

【责编/阳阳】

【《东盟参考》新媒体工作室出品】

注：文字内容仅为学术讲座整理稿件，主讲嘉宾并未对稿件内容进行修订和审核，仅用于学术交流。

文/《东盟参考》2020年第7-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