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问题上，英国是怎样“埋雷”的

作者：郝铁川（原载2013年3月27日香港《明报》），原题：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

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说过“四海之内皆兄弟”、“和为贵”、“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些箴言道出了我们中国人善良忠厚、悦远亲近、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

然而，近代以来善良的中华民族频被西方列强杀人越货、攻城略地、奸淫火焚的历史，使我们醒悟到人性的多变复杂、国家利益间的冲突对立，是无法抹去的残酷现实。因此，我们才在《我的祖国》里唱出了“好山好水好地方，条条大路都宽畅。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

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要“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引发香港社会的一些关注、讨论。西哲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回顾一下过去的若干历史，不能不令人对英国某些势力干预香港事务产生防范之心。

周南先生1983年起任外交部部长助理，1984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90年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长期参与外交活动，特别是亲自参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及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经历了中英及中葡谈判艰难曲折的进程，是香港回归全过程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先看《周南解密港澳回归——中英及中葡谈判台前幕后》一书透露的几段史实：

❶ 英国人曾考虑搞全民公决，把香港“独立”成第二个新加坡。

“撒切尔夫人并不想把香港交还给中国，……曾考虑过搞国际共管，考虑搞全民公决把香港‘独立’成第二个新加坡。”“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书中就有一段写到她曾考虑：‘开始在香港发展民主构架，必要时实现公民投票，以便像新加坡那样，达到短期内实现自治或独立的目标。’”

❷ 中英谈判中，英方要求在协议文件草案中删除香港特区“直接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的说法。

“中方提出的协议文件草案中，讲香港特别行政区‘直接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英国方面竟然要求删掉这种说法，周南觉得很可笑：‘不隶属于中国中央政府难道隶属于你大英帝国吗？’最后英方不得不放弃其无理要求。”

❸ 中英谈判中，英方要求让香港“完全自治”。

“中方说将赋予未来特区‘高度自治’的权力，英方就要求‘完全自治’。周南指出，两者的本质差别就是：如果是‘完全自治’，中央政府就不能管了。”“中方向英方反复说明‘高度自治’并不是‘完全自治 ’，英方又提出如果‘完全自治’不行，就要『最大限度自治 ’。中方问‘最大限度自治’和『完全自治 ’又有什么实质性区别？英方讲不出来。”

❹ 英方想在1997年6月30日把行政管理权直接交给特区政府，不想经过中央政府。

“英方说1997年6月30日要把政治、行政管理权直接交给特区政府，不想经过中央政府。中方不同意，周南认为“英方是想绕开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私相授受’，说到底就是想给人造成香港是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印象，这当然是中国政府不能容许的。所以1997年6月30日晚上，大家看到在两国交接仪式之后，中央才把高度自治权授予香港特区政府。”

❺ 英方提出要让中国政府保证中国大陆和香港“隔离和绝缘”。

“后来英方甚至提出了更荒谬的说法，‘为保持香港的繁荣，必须继续保持英国对香港的联系，并使社会主义的大陆同资本主义的香港隔离和绝缘。’……中方当然不会让步。”

❻ 英国想在回归后仍保持香港的英联邦成员身份，向中方提出在港不设总领馆，而设立只有在英联邦成员国才设立的高级官员公署。

对此周南批驳道：“你们提这个是何居心？我知道，你们只有在英联邦的成员国首都才设立高级专员公署，你能举出你们在非英联邦国家的外交代表叫专员或高级专员的例子吗？更何况香港未来只不过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又不是一个独立国家的首都。中国的首都在北京，不在香港。你们是不是想把未来的香港特区变成准英联邦成员国，或者是英联邦成员国？”

❼ 英国想推翻《中英联合声明》。

周南说他“看过英国议会外交委员会的一个内部文件，其中讲到：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现行政府能否维持到1997年，是很成问题的。因此英国的对华政策（包括香港）应有高度的‘灵活性’。这个‘高度的灵活性’是外交语言，说穿了就是要改变原来的协议。报告还建议英国政府加强与台湾和西藏的分裂势力联系，实际上就是企图鼓励台湾和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他们认为，英国与中国达成的香港问题协议，英国方面吃亏了。现在机会来了，可以利用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反攻倒算’为英国翻香港谈判的案。有的鼓噪应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要“同中国人对着干 ’，还有的直截了当主张修改甚至废除《中英联合声明》。”

柯利达爵士，GCMG(SirPercyCradock，1923年10月26日-2010年1月22日)，英国外交官及公务员，1978年至1983年出任英国驻华大使，是英方的"中国通"和主要参与草拟《中英联合声明》的英方人物。

柯利达的《是合作，还是对抗？——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的艰难历程和反思》里写道：

1984年的协定尽管如此成功，尽管是以那么巧妙的方法达成的，但在英方好多人心中留下的却是一种不安和负疚感。一方面他们承认，达成协议的理由无可挑剔，但是不合逻辑的是：他们总是不断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不能找到其它某种解决方法吗?1989年6月，在群情激昂的气氛中，新闻传媒全然把《联合声明》和中英合作的必要性置于脑后，一味沉浸在一种主观臆想中，（如果我们当时强硬些），事情原本会朝着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于是‘出卖600万香港人’、‘投降 ’、‘姑息绥靖’等论调一时甚嚣尘上。这时，以建设性的方式同北京打交道就受到了怀疑。”“10月，撒切尔夫人在吉隆坡召开了英联邦首脑会议，号召英联邦各国干预香港事务。”

陈佐洱先生曾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原常务副主任，现任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我们来看一下陈佐洱《香港交接：亲历中英谈判最后1208天》一书透露的若干史实：

❶ 末代总督彭定康动员政务官、公务员跟着他一起“握烂牌，打乱仗”，摆脱中英已经达成的所有协议。

1992年，彭定康上任伊始，就在港英政府内部作了一个“严肃的形势报告”，断言中央政府政权不到1997年就会像欧洲的苏联、东德和波兰那样垮台，以此动员政务官、公务员们就跟着他一起“‘握烂牌，打乱仗’，摆脱中英已经达成的所有协议、谅解的束缚，捞回10年前英国在谈判桌上想得到却没有得到的东西。”

❷ 在中英联络小组谈判中，英方想把中国的“国家行为”仅仅局限于国防、外交两项。

虽然双方均赞同香港终审法院管辖范围应符合香港作为地方行政区域的地位，不应包括对国家行为的审理。但对于什么是‘国家行为’的具体表述各执一词，中方主要要与《基本法》规定的提法相一致，即采用‘国防、外交等’的表述，而英方则认为应局限于国防、外交两项。”“对于‘国家行为 ’的表述是仅仅涵盖‘国防、外交’还是‘国防、外交等’，这是个反复多次讨论了几年的老问题，结果谁也不能否认除国防、外交外，的确还有一些中央管理的事务及中央和特区关系的事务属于国家行为，这个‘等’字不能省略。”

❸ 彭定康说：“英国在1997年以后仍然会过问香港事务50年。”

1996年5月11日，彭定康在北美说：“英国在1997年以后仍然会过问香港事务50年，中国人如果不明白这一点，那将大错。”还说，“不要让任何人都以为，一过了1997年6月30日，英国人就会‘金盆洗手’，丢下香港不管了！……”

我们从未否定过英国政府内部存在积极支持“一国两制”方针在港落实的健康力量，如英国前外交大臣贺维就曾指出：“把香港当做改变中国的桥头堡是非常不明智的，那样做会导致香港的毁灭。”但我们回顾历史、观看当下，也很难否认英国内部也有一些对中国很不友好、想破坏《基本法》实施的人士，他们的能量不可低估。“农夫和蛇”的故事告诉我们：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