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专家点破各国抗疫谜底：如果疫情没发生在美国大选年…

北半球的盛夏，说好的新冠疫情拐点并没有到来。

截止7月14日，全球确诊人数已经达到13133765人，较上日新增4857059人。

伴着感染人数走高，有的国家忙着祭起“甩锅”大招，把注意力放在指责他国成为全球的害群之马，国际新闻被迫成为了大型辩论赛。

实际上，国际上已有许多独立第三方机构，包括独立调查机构和大学，对各国抗疫的措施和效果进行数据收集和评价排行。

早在4月3日，独立调查公司黑箱研究（Blackbox Research）和市场咨询公司托鲁娜（Toluna），就联合对全球23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进行抽样调查，共计在线调查了12592名18岁至80岁的受访者。

同样在4月，总部设在中国香港的咨询公司深知集团（Deep Knowledge Group）发布报告，对20个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安全进行评估。在6月，深知集团又发布了第二版评估，在其中被评估的国家和地区扩大到200个。

在这两个排行榜中，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以越南为例，在黑箱发布的排行榜上位居第二，而在深知集团的排行中则排位二十。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一直关注各国政府的抗疫表现和排名评价研究。

如何更科学、客观地评价一个国家的防疫措施？政治因素对领导人的干扰有多大？文化是否是决定性因素？健康界与马亮教授，就相关问题展开对话。

不同的国家抗疫水平排行榜，哪个更客观？

健康界：目前针对各国疫情应对的评价都是从哪些维度进行的？除了您曾撰文提到的“深知”和“黑箱”，还有其他机构进行相关的排行吗？

马亮：不止深知和黑箱两个机构，很多第三方机构都进行了类似的排名，比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牛津大学。

排行维度主要可以分成以下几类：首先是结果导向，统计各个国家有多少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死亡病例，并进行排名。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每天都会发布相关的数据。政府采取任何措施，最终结果都是为了保障民众生命，所以从抗疫成果的角度来进行评价是有合理性的。

其次，有的机构会按照政府采取措施的严格程度进行排名。牛津大学政府学院利用校友资源开发了一个评估体系，主要关注从去年底到现在，政府有哪些政策在不断推进，比如居家隔离、关闭边境和学校、研发疫苗和特效药的投入力度，以及对中小企业的财政补助等等。政策严格程度的考量包括政策的覆盖范围是全国还是部分地区。但是，他们不去评估措施的效果。

第三个评估指标是本国民众对于该国抗疫水平的满意程度，“黑箱”的排名就是按照这个方式进行的调查。荷兰一家机构和美国的皮尤研究中心也在做类似的调查。这种指标主要依据受访者主观的评价，就是问老百姓：你觉得是不是有信心、你对当前的防疫措施是不是比较满意、你在哪个方面不满意，等等。

还有的评价指标主要关注政府的投入，比如有多少资源投入到疫情防控、财政拨款、政府人员投入，等等。

健康界：如何界定这类排行榜是否客观、是否可信？

马亮：第一，我们必须要关注不同排名的依据是什么，是客观信息还是主观信息？“黑箱”的排行就是依据问卷调查得出的主观信息，而“深知”依据的是客观信息。两相比较，后者的可信度相对较高一些，因为它依据的是可追踪的信息、客观的资料。

依据主观信息进行的调查，相对来说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黑箱”的排名同被调查者是否接触到全面的信息、政治立场等指标相关。

第二，看不同排名的透明度。所谓透明度，一定程度是说可重复性，即其他人是否能按照你的评估程序把全过程重复一次，并且结果一致。这是很关键的一个指标。在这一点上，“深知”和“黑箱”的排行都没有做到，因为它们都没有给我们提供原始的资料。

反倒是牛津大学政府学院主持的政策严格程度评估，任何人都可以下载其所依据的原始数据，每一个数据的来源都会在Excel中附上，这就增强了评估的科学性。虽然在评估框架或者说深度上，它可能不及其他的排行榜，但是透明度可以得到保障。

健康界：民众如何借助这些排行榜去评价各国的抗疫策略？

马亮：首先肯定是看结果。首先，当然是看民众的感染率和死亡率，还包括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程度。抗疫结果是一个客观的成绩单，无论是感染率、死亡率，还是经济受波及的程度、失业率，等等。

民众的生命肯定是最宝贵的。同时也要兼顾对社会的影响，要看达到这样的抗疫效果，是否也通过科学手段尽可能降低了社会付出的总成本。比如，其他患者的救治也要保证。

第二个方面，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各个国家在作出任何防疫举措背后，都有复杂的考量。

在国内一谈起英国的“群体免疫”，很多人就觉得这是完全非理性，或者说是不可思议的。其实并非如此，英国政府之所以这么做，也是有理论依据的，也得到过相关公共卫生专家的支持，而不是凭空而来，甚至说拍脑袋而来的。

我们要更关注的问题是：不同政府的不同防疫策略的出发点是什么？是政治上的考虑？还是以民众的生命安全作为主要因素？还是说以当地的资源和能力的条件作为主要出发点。

如果不是大选年，特朗普还会如此“偏执”吗？

健康界：有的政府被批评为无能或者失职，您同意吗？

马亮：每个政府在应对疫情的时候，都有一个从混乱到有序的过程。这一次疫情是史无前例的，人类对病毒的认识也是从未知到模糊、再到逐步清晰的过程。我们现在真的不必做“事后诸葛亮”，苛求各国政府的表现要万无一失。

我们接受到的信息，可能只是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新闻报道可能很短，很多信息都被过滤掉了。它会下一个结论，我们接受了，这个过程就结束了。

还是拿英国来说，英国进行了几轮行政改革以后，政府在目前的状态下应对这种危机，多少有点力不从心。政府想让大家居家隔离，大家不听，都跑到公园里去。政府就派人去巡逻检查，但是又不能抓人，而且关键是巡逻人手还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采取的策略就会跟中国的不太一样。

当然如果说理想状态，那就是每个政府在面对疫情的时候，都要变成有为政府或者说是主动担当的政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有些已经在收缩的政府，现在也在考虑怎么样去扩大政府的权力，让政府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疫情防控期间，医疗机构和相关的物资保障应该是最关键的。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保障医疗资源，用于最需要救助的患者？这应该是政府最优先考虑的问题。

健康界：美国政府的抗疫不力，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马亮：疫情防控的政治化或过度政治化，让很多国家的抗疫效果不是很理想。美国就是这样的。

因为今年是大选年，特朗普在谋求连任，他需要去争取选票，这个时候是非常敏感的时期。所以，这个时候他采取的措施，更多地是从选民怎么样能支持他连任的角度来考虑。换言之，如果疫情发生在特朗普任期的第一年，美国政府采取的措施可能就会不太一样。

另外，如果现在民主党是执政党，美国政府的行为可能完全不同。美国的低收入人群，包括有色人种人群，特别是黑人，无论是感染率还是死亡率都远高于白人。从共和党角度而言，它可能不在乎，共和党服务是高收入人群，或者说是社会精英群体，对自己的选民阵营影响不大。

健康界：还有哪些因素会让政府宁愿“消极”？

马亮：每一个国家在决策的时候都会面临一些两难、甚至多方角力的境地。最后的结果就是妥协，出台了策略却没有效果。

比如巴西，不同的政治力量可能都会有不同的考虑。为了让政府运行下去，最后政策就会考虑到不同的政治力量，但是本质上却是无效的策略。

对于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政府没有充裕资源，无论是金钱还是物资都捉襟见肘。政府很清楚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疫情，它可能就会采取一些消极的策略。因为它知道，积极的策略可能反而会让物资短缺更凸显，最后的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反而会更差。

健康界：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和民众之间总是存在信息差。政府如何让民众信服、执行自己的政策？

马亮：在疫情初起之时，往往是老百姓或者说吹哨人掌握更多的信息。在政府充分介入之后，这个结果就反过来了。

政府想要取信于民而言，说到底最重要的还是看政府的行动。政府的行动实际上是在告诉老百姓，自己是如何思考问题的。

要想让民众相信政府，老百姓首先会看领导人是怎么做的。比如，特朗普之前见谁都不戴口罩，美国民众会觉得：你不戴口罩，我为什么要戴？那么，这个政策就是没有任何说服力。

东西抗疫有分野，文化是不是决定性因素？

健康界：东亚和欧美为什么在抗疫举措方面出现较大分歧？

马亮：这背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东亚和欧美之间，在人与政府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有较大差异。

西方社会有更多的个人主义倾向，每个人可能都是相对独立自由的；东亚地区则有非常明显的集体主义倾向。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会考虑作为一个集体该怎么办，或者说绝大多数人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

反映在执行政策层面，在东亚，大家是非常配合的，愿意去牺牲个人的一些方便，甚至是个人利益，去执行一些政策。

但是在西方国家，老百姓长久以来就很担心政府公权力过大，会对私人领域产生侵犯。他们就不愿意配合，或者配合程度没有那么高。这不仅仅是对抗疫情，而是会反映在方方面面。

打个比方，政府有个工具箱，它可以从里面挑出各种工具来，去跟病毒抗争。但是，有些工具老百姓不支持，政府拿出来也没用，这个时候就会影响防疫的措施选择和效果。

但是，我认为文化不是决定性因素。

新加坡也和我们同属东亚文化圈，起初都觉得他们很得力，但是客工人群的感染暴发了。所以，我觉得文化有一定关系，但是不是决定性的。

健康界：还有哪些因素导致了东亚和欧美的巨大差异？

马亮：疫情防控效果和不同国家的危机管理经验也有关系。香港非典时期有过惨痛的教训，2003年后不惜余力地去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但是有些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老百姓，很久都没有经历过类似的危机，出问题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此外，还有很多客观因素的影响。比如，我国城市都是可封闭的小区，管控起来难度相对小，在入口设置检查岗就可以了。

但是，大量发达国家是没有小区概念的，都是开放式的，就没有办法采取我们的策略。有的国家没有基础信息采集系统，就没办法实现网格化管理。所以，客观因素也决定了抗疫策略的选择和最终的结果。

这次疫情，会给国家间朋友圈造成多大伤害？

健康界：您认为在这次抗疫中，各国在国际合作上做得如何？

马亮：全球合作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很典型的就是疫苗研发，实际上到现在为止，不同国家之间也没有形成一个合力。

目前，全球基本上是属于无领导的状态。一方面，世界卫生组织受到美国一些国家的攻击；另一方面，各国其实都有一些不同的考虑。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同床异梦”，很难找到平衡点。

健康界：在一个大的趋势上来讲，未来全球化的脚步是否会就此中断？

马亮：全球化正在朝着一个比较危险的方向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有增加的势头。有一些国家因为防疫压力比较大，会想办法把国民的注意力转移到国际问题上。

但是，短期内摩擦的增加，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从长期来看，我对全球化还是非常乐观的。

但是，未来可能会是一种区域化与全球化叠加的局面。每个国家可能都会参与不同的“朋友圈”，至于哪个朋友圈做得更大、更有影响，可能还要长远去看。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最终做到一个大的朋友圈，让每个国家都参与进来。这是我的一个初步判断，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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