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列强中，英国可谓一个非常重要且独特的国家

二战前夕，英国首相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可谓二战外交史中最具争议，也最遭后人抨击的一个政策。

世人由于知道了历史的结局，所以往往自认为高明地指责张伯伦内阁的愚蠢，甚至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大肆批判张伯伦，将其描述成一个通过牺牲小国利益换取自身安全的损人终害己者。

更深一层思考，就会发现，这些观点都忽视了两个基本事实：

其一，大英帝国的外交传统向来不以道德准绳作茧自缚。英国的远东鸦片贸易道德吗？然而，这丝毫不妨碍其20年内连续两次打败清王朝。英国在印度的纺织品政策道德吗？这同样不妨碍帝国因此扫清障碍，成为全球性的纺织品出口大国。由此可见，道德本身不能解释大英帝国的政策选择，更不能解释其成败结果。

其二，张伯伦虽然在公开场合喜欢扮演一种忠厚有余的绅士形象，实则对现实主义外交熟稔于心。这一点，他留下的大量日记、信函、会议纪要可以证明。其倚重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绰号“圣狐”，同样是权力外交的超级高手。两人均把私德和事功分得一清二楚，往往在柔弱、高尚的外衣下，暗行力学外交的折冲樽俎。这样一个二人组合所推行的政策，显然不能等闲视之。

今日回顾历史，最引发后人感叹的其实在于，后人往往忘记前人进行政策选择的基本环境。这就好比溺水的人和船上的人虽然处在同一水域，感受却大不相同。所以，本文将首先还原张伯伦内阁所处的基本战略环境，继而阐明其对德政策的战略实质，以明张伯伦、丘吉尔时代英国国家战略之因革损益。

对张伯伦内阁而言，最头痛的问题在于大英帝国的持续衰落。这种衰落与德国的挑战可谓一体之两面，而这也是理解两次世界大战的关键因素之一，更是检讨英国二战大战略的起点。

究其衰落之源，大致可分为远、中、近三因：

远因：陆权复兴的冲击。英国的崛起是海权的崛起。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受制于低下的技术手段，海洋在人类文明史中长期发挥的是障碍职能。地中海沿岸虽有早期海洋文明出现，但严格来讲只能算是海文明，还称不上洋文明。直到大航海时代，人类才算是真正进入海洋时代。

随着海洋由交往障碍变成交通捷径，一个全球的资源、贸易网络浮出水面。在这个时代，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控制最多的市场；谁能控制最多的市场，谁才能得到最大的财富。有了财富，再培养国力，就产生了一条由海而富，由富而强的新强国之路。葡萄牙、西班牙得风气之先，荷兰、英、法紧随其后，最终由大英帝国集其大成。这首先得益于大英帝国是一个岛国，无须像半岛国家那样，始终在陆海之间挣扎。其位置又恰好位于欧洲大陆与海外市场的交会点上。这令英国海军不仅可以低成本捍卫国家安全，更可以轻易控制列强的命脉线。在此基础上，英国在外交政策、产业革命、国内制度、金融建设等多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其最终成为日不落帝国，操全球霸权之牛耳，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铁路的出现宣告了陆权复兴的福音。随着陆上资源的整合，德意志的统一和日后苏俄的崛起，均是把握这一时代机遇的结果。最终，终结这个时代的国家则是美国，它利用这一陆权复兴的风潮崛起于北美大陆，进而依托其“东西为大洋，南北皆弱国”的地缘格局，组建强大的海军向外扩张，从而形成了一条由陆向海的新强国之路，最终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既可以组建强大远洋舰队，又可以组建巨型陆军的国家。这就终结了传统的陆权、海权二元化格局，开启了超级大国的新模式。

作为上一轮地缘革命的受益者，大英帝国不免相形见绌，其本土过于狭小的弊端日趋明显，严重限制了其在大国棋局中的影响力。

中因：内部的离心力。大英帝国本土狭小，但海外领地广大，如能将这些海外空间充分开发，英国仍不失为一个世界超强。可惜，在民族解放风潮的激荡下，帝国的离心力越来越大。到1939年，加拿大、南非、新西兰、澳大利亚、爱尔兰已成为完全的自治领，印度和缅甸则被允许成为自治领。不仅如此，澳大利亚汲汲于成为南太平洋上的战略棋手，南非、爱尔兰内部反英情绪日渐高涨，印度和缅甸则谋求彻底独立。

即便是在帝国的核心——英伦三岛上，形势也不容乐观。一战的惨重代价，让大多数国民将战争视为畏途。“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很大一部分精英（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还有政界和统治阶层）已转而确信大战没有胜利者，所有参战国都失败了。这一观点的必然推论是在一场未来战争中也不会有胜利者——事实上任何原因、任何冲突都不能使得牺牲一国青年成为理由。1934年的‘牛津决议’（当时牛津大学学生拒绝在任何情况下为‘英王和国家’而战）突出了英国的‘出类拔萃之辈’在多大程度上认同于这种世界观。”在这种乌托邦式的国际和平主义泛滥大潮中，一战的原因被简单归结为秘密外交，推波助澜者认为，只要让外交公开透明，内受民意、外受国际舆论的制约，自可将战争消弭于无形。

事实证明，这是个一厢情愿的幻想。希特勒巧妙利用了这一点，他充分煽动战败国民众的复仇情绪，对内塑造好战的民意，同时又高摇橄榄枝，专用和平攻势瓦解敌对阵营的抵抗力量。这种宣传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英国内部舆情普遍同情德国，认为德国不过是要拿回不公平的《凡尔赛条约》剥夺的正当权利。各自治领更是一副作壁上观的态度。当捷克危机一触即发之际，南非总理赫佐格公开宣布，如果英国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卷入对德战争的话，他不能担保他的国家会给予支持。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对于又一场欧洲大战丝毫不感兴趣，后两个国家更担心的是迫在眉睫的日本威胁，为此，他们不惜向美国靠拢。这就极大削弱了英国一致对外的战斗力，甚至让领导者不得不再三扪心自问，对外战争会否加速大英帝国的解体？

近因：中等强国的群起挑战。国际政治有其残酷的一面，霸主国在其强盛之时，往往宾客盈庭、供奉不绝。一旦衰落，则每每引发中等强国的纷起逐鹿。

一战时，英国在远东有日本为盟友，在欧洲则有法、俄、意为盟友，并最终得到大洋彼岸的美国相助，这才得以击败德奥联盟。但是，就在一战期间，陆权复兴的影响已展示出来，英国对欧洲大陆均势的维持、塑造能力已遭到质疑。日本趁机在远东全面扩张，日渐扮演起英国远东殖民体系掘墓人的角色。沙俄则变身苏联，摆出与整个西方世界对抗的姿态。德国虽沦为战败国，但国力和民众素质不变，复仇情绪日强，再度挑战英国霸权只是时间问题。美国虽与英国同用一种语言，却一直标举反英、反殖民的旗帜。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陆海军仍在以英国为假想敌制订战争预案。世人受日后美英特殊关系的影响，往往认为两国之结盟为必然，实则只是诸多机缘聚合、外交努力的结果。

面对德、日、俄、美四强的纷起挑战，英国的盟友只有一个半，一个是可靠但力量持续衰弱的法国，半个是力量更弱却更不可靠的意大利。法国可靠，是因为法国更需要依靠英国去对抗德国。意大利算半个，是因为它既准备与英国为友，又准备与英国为敌。为友为敌，全看收益。此时的大英帝国可谓危机暗伏、强敌环伺，应对稍一不慎，内则树倒猢狲散，外则墙危众人推。这就是张伯伦面对希特勒崛起时的基本背景。

“绥靖”的战略真相：

面对咄咄逼人的希特勒，张伯伦内阁显然嗅到了新一轮大战的气息。此时，留给该内阁的选择只有两个：力争避免新一轮大战，或力争赢得新一轮大战。而这两个选择本身是针锋相对的。稍一不慎，就会满盘皆输。

后人当然可以根据结果假定，二战不可避免，只有尽早备战，才能尽量降低损失。但是，就算有一两个当事的战略家看清这个结果，也很难让当时的大众接受这个判断。

1938年3月21日，在德奥合并已成事实的情况下，英法均已意识到下一个目标将是捷克斯洛伐克。这一天，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将一份关于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评估报告送到了外交政策委员会。这份报告的结论引发了轰动，以至于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在第二天的内阁会议上郑重将之宣读：“我们断定，无论海上、陆上或空中，我们和我们盟国所能施加的压力，既无法阻止德国侵略和蚕食波希米亚，也无法防止捷克军队不遭决定性的失败。因此，我们必将为恢复捷克斯洛伐克已失去的领土完整而进行一场反德战争，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打败德国，只有经过长期战争。我们认为，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如果发生这样一场战争，意大利和日本大有可能乘机向各自的目标推进，结果，我们必须面对的，不是一场有限的欧洲战争，而是一场世界大战。”

这个结论毫无疑问是正确的。问题是大众普遍厌战，帝国又处在衰落期，如果英国率先锁定德国为对手，必然将把选择的主动权拱手让出，令其他中等强国坐收渔利。因而，假如英国真的采取了报告开出的药方，无疑等于变相践行了俾斯麦的名言：因为害怕死亡而选择自杀。

而不愿意再打一次世界大战的人，绝不仅仅只是处江湖之远的人们。会议记录显示，“外交大臣提出并得到首相支持的政策，在当时情况下是最可行的政策，这一观点随着讨论为多数人所同意，而且赞同的人数越来越多”。

无独有偶。就在一周前，法国国防委员会也进行了一次听证会。甘末林将军就捷克问题进行了汇报，结论是法国陆军远未做好战争准备，援助捷克斯洛伐克抗击德国的成功率极低。

正是前述环境，极大限制了张伯伦内阁的选择自由。而希特勒的高明就在于，他充分利用了一战后英法内部的厌战情绪和理想主义思潮，入室操戈，把德国打扮成“十四点建议”的弃儿、《凡尔赛条约》的受害人，进而树起德语族裔大统一的旗帜，以实现不流血征服。假如英法过早备战，只能强化希特勒的道德优势，更进一步增强英法内部的裂痕。

张伯伦夹在好战、狡黠的希特勒与厌战、单纯的大众之间，竭力寻找政策的平衡点，其难度超乎后人想象。他最终的选择是摆出“顺应”民意、舆情的姿态，默认乃至协助希特勒拿回应得之物，从而将德国的扩张限定在一定范围和一定方向上。这个策略如果成功，将规避新一轮大战。但如果失败，则等于以粮资敌，自掘坟墓。如果说，该政策的目标在于“一定范围”，其保险措施就在于“一定方向上”。

任何政策都有风险，最高明的战略，总是在阳谋中暗藏阴谋，预留下随时转向（乃至转向反面）的弹性和暗中保险的措施。张伯伦内阁推行的“绥靖政策”，同样要作如是观。

1936年10月，德、意秘密签订了《德意议定书》，形成了“柏林-罗马轴心”联盟。11月，德日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一年后，意大利也加入这一协定，德、意、日三国轴心正式形成。对于这个三国阵营的出现，英国可谓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这个阵营至少按其纲领是针对共产主义阵营的，显然对英国有利。但是，国际政治有其现实一面，理想、纲领、原则往往只是挡箭牌、遮羞布、迷魂汤。三国轴心可以对抗苏联，也随时可以转向对付其他国家。

张伯伦要做的就是“祸水东引”，让德国的扩张方向不断偏向东欧，加速与苏联形成面对面的地缘碰撞。大英帝国则作为平衡砝码，坐观德国在法、苏之间重演两线作战的困局。不仅如此，张伯伦奉行“绥靖政策”的另一层含义还在于，他要极力避免英国在苏联参战前先陷入战火之中。

至于远东，奉行的同样是此种策略，只要日本还没有直接对大英帝国图穷匕见，英国应竭力克制，争取让美日、苏日矛盾先激化。英国在一战后忽然斥巨资实现新加坡的要塞化，表面上是防御日本南下，实则暗藏立足马六甲海峡闭关自守之意。至于海峡以东的事务，就让中、苏、美、日四国去纠纷吧。其基本战略构想，极其类似法国的马其诺防线，本质上都是一种挤压战略，缩小对方的战略空间，改变对方的扩张方向，从而扩大自己的选择弹性。

从这个角度讲，英国的“祸水策略”是囊括整个欧亚大陆的。

与马其诺防线一样，大英帝国的挤压战略同样有其阿喀琉斯之踵。

将苏联作为制衡德国的砝码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要想让苏联按照英国需求发挥作用，则必须进行外交经营。可是，张伯伦半是出于害怕刺激希特勒，半是害怕开罪国内的反苏派，在改善英苏关系的问题上，始终表现得非常消极无为。

“绥靖政策”在慕尼黑达到顶峰。张伯伦刻意将美苏两国排斥在和会之外，从而形成了一种英国主导下的四强（英、法、德、意）协商机制。墨索里尼获得了荣誉，希特勒得到了实利。张伯伦满足于希特勒“在欧洲不会再提出领土要求”的表态，认为自己业已赢得了“我们时代的和平”。法国虽然将信将疑，却仍希望希特勒能言而有信。

然而，事态迅速急转直下。希特勒不顾自己画下的红线，公然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彻底破坏了之前十余年德国苦心经营的和平崛起形象。当希特勒又将手伸向波兰时，英法内部的民意、舆情终于发生了逆转。

在这种逆转下，张伯伦内阁急于在民众面前改善形象，竟相继对波兰、罗马尼亚、希腊的安全作出公开保证，这3个国家也相继接受了英国的保证。其中，波兰和罗马尼亚是德、苏的共同目标，希腊则是墨索里尼的目标。张伯伦对这3个国家的安全进行公开担保，等于同时开罪德、苏、意三国，尤其起到助推苏、德合作的客观作用。

张伯伦当然也在考虑与苏联合作的问题，却又将合作基础建立在苏联能公开保证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安全之上。这就等于既要借助苏联的力量对付希特勒，又预先剥夺苏联的胜利果实。只有具备高度利他主义情怀的国家才会接受这样的联盟，苏联从来不是这样的国家。它的外交继承自老沙俄帝国，有着浓烈的强权政治基因。

丘吉尔看到了危险，在下院大声疾呼：“……我请求英王陛下政府从这些严酷的真理中汲取一部分，牢记在头脑中。没有任何有效的东方防线，就不可能令人满意地保卫我们在西方的利益，而离开俄国就不可能有有效的东方防线。如果英王陛下政府已经长时期地忽略了我们的防务，已经抛弃了捷克斯洛伐克及它在军事力量方面意味着的一切，已经使我们承担了保卫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义务，而未检查在技术方面的困难，现在又排斥并摒弃了必不可少的俄国的援助，从而以最糟糕的方式引导我们陷入一场最糟糕的战争，那么，这个政府就是辜负了同胞们所寄予的信任，我还要加一句，就是辜负了同胞们对它的宽大。”

相反，希特勒虽在《我的奋斗》中，对苏联和斯拉夫人展示了刻骨铭心的仇恨，却在最后时刻向现实低头，以闪电般的速度改善苏德关系，抢在德波战争爆发前与苏联结成同盟，并达成了瓜分波兰，进而瓜分整个东欧的秘密协定。大英帝国作为最后保险栓的东方战线，随之灰飞烟灭，反而为纳粹德国加持了一个巨大的资源后方。

今天回头看去，张伯伦的悲剧就在于，过度为民意所裹挟，初则过于谨慎，坐失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终则过于冒进，因担保波、罗、希三国而自我孤立。力量消长之关键，与其说是张伯伦高估了希特勒的善意，不如说是他低估了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理性与智慧。

在苏德联盟的保障下，希特勒火力全开，先是在28天内消灭了波兰，接着又将死神的镰刀挥向北欧和西欧。大英帝国的国运进入一个空前残酷的寒冬期。

临危受命

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对西线展开全面进攻。同日，大英帝国内阁送走了张伯伦，迎来了一位新首相——温斯顿·丘吉尔。

正如日后任丘吉尔秘书的约翰·科尔维尔指出的那样，此时的丘吉尔“年过六十五岁，已有资格领取养老金了。他充沛的精力和雄辩的口才依然不减当年，但是他的许多同胞，不管其政见如何，都认为他声名狼藉，而不是大名鼎鼎，对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好感大于对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好感”。总而言之，“在他就任首相之前的四十年中，有许多人是支持他的，然而反对他的人更多”。

但是，在此后的“二十五年余生中”，“他却誉满全球，并得到世人的尊重和爱戴”，以至于今天的世人，已很少有人记住作为畅销书作家、艺术家、砌砖爱好者的丘吉尔，记住的是作为大政治家、大战略家的丘吉尔。

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巨大的逆转，留下这样一段大器晚成的传奇，缘于丘吉尔在恰当的时间遇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机遇。

如果将丘吉尔与张伯伦做一个对比，我们就会发现：张伯伦处处高谈理想、原则，实则却是一个务实主义者。所以，他才会对民意舆情高度敏感，处处竭力维持内部团结，同时以有限的资源维护江河日下的老朽帝国。而丘吉尔则截然不同。在他的世界里，凡人皆碌碌于当下的尘埃之中，英雄却乘风于历史的长河之上。他在外交领域虽然同样务实，但在国内政治中却有着十足的堂吉诃德气质。他向来只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成败利钝则非其所论。对于女性主义、反精英论、虚无主义，更是一贯嗤之以鼻，不假颜色，因此为大众所不喜。他又文从古风，好起高论，言必忧患，论必备战，更不免逆时代之潮流，为舆情之公敌。所以，丘吉尔从来不是一个善于在和平年代说服大众的政客，却是一匹识途老马，一个可以在危亡关头临危受命、力挽狂澜的政治家。

平心而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即便由丘吉尔掌舵，亦不可能比张伯伦做得更好，反而可能激怒大众，自乱阵脚。后人应当庆幸张伯伦有效地压制了丘吉尔，让其得以与当时的外交政策彻底撇清关系。后人更应当庆幸，关键时刻，大英帝国还有这样一个识途老马堪当大任。

丘吉尔出任首相仅仅7周后，法荷比卢四国已悉数战败，只剩下英国一支孤军，独自面对如日中天的第三帝国。而这支孤军的状况实在是惨不忍睹。在外围，它已然孤立无援（美国总统罗斯福虽然已决意变美国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但毕竟远水不解近渴）；在内部，在经历了敦刻尔克的大撤退后，装备损失殆尽，国内只能保持一个师的完整武装，且机械化运输装备奇缺。该师师长蒙哥马利为了保障自身的机动战能力，被迫强征当地的公交车充军。因为此举过于扰民，引发强烈的舆情弹劾，直到丘吉尔亲自出面支持，才勉强保住了这个师的机动性。

而在海峡的另一边，第三帝国可谓兵强马壮，士气如虹。尤其在法荷比卢四国全部战败后，德国彻底控制了大西洋沿岸地区，对英国本土安全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更将中西欧之工业区连成一片，其潜力之大，绝非经生腐儒所能想象。当时之德国根本无须征服大英帝国，只要迫其握手言和，则全球风云尽在其叱咤之中。即便如此，希特勒仍迫不及待地发表了一个和平呼吁，给予英国极大的尊重，开出极其优渥的和平条件（与其对法国的苛刻形成强烈对比），大有雅利安-盎格鲁共治天下之雅量。

说来耐人深思，早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就表达了一种强烈的亲英情绪。取得政权后，希特勒又多次在公私场合表达其对大英帝国的敬意。他认为，西方世界的振兴，端赖于海上强权英国与陆上强权德国的联盟。这也是张伯伦对德政策的一个重要判断前提。虽说张伯伦并不真想与希特勒联盟，共治天下，却很希望能利用此种心态，逐渐将德国变成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平衡器，从而在法俄之间维持一种对英国有利的均势。

在英国经历了1940年夏季大惨败之后，希特勒居然仍不忘初衷，旧案重提，一时不免在英国内部引发出强烈的议和暗流。绝大多数主和者，都是被希特勒的赫赫武功吓破了胆，先认定抗德不过是重蹈法国覆亡的旧路，担心真等到本土沦陷再谋和局，结果必不如当下有利。

对这一类人，丘吉尔嗤之以鼻。

回顾大英帝国的历史，不难发现，比起当年无敌舰队来袭、拿破仑横扫欧陆，目前这种局面尚称不上最糟糕。何况希特勒的背后，也正如当年的拿破仑，都潜伏着一只巨大而敌友不明的“北极熊”，以及一个志不在小的“老熊王”。而今日大英帝国的身后，却即将多出一个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以及一个同样志不在小的“罗厂长”（编注：北极熊指俄罗斯，老熊王指当年的沙皇亚历山大和当时的斯大林；罗厂长指罗斯福，因其称要把美国变成世界民主力量的兵工厂）。并且，英德之间尚有一道令无数英雄折腰的英吉利海峡，这道海峡一向被大英帝国当成天然的护城壕，退可划水而治，进可开关击敌。陆上狮虎，其奈我何！

反之，若仅仅因为法国战败，就急不可耐地接受希特勒恩赐的和平，则大英帝国将自此沦为德意志的一个地区副官。如果大英帝国本来就是个副官，则在彼处为副官还是在此处为副官，本无可无不可。然而，大英帝国本是霸主，铁甲成行，封疆万里，廉颇未老，周郎犹在，反要屈尊以事新主，这才是辱没了列祖列宗。丘吉尔又一向自诩马尔伯勒（编注：英国历史上伟大的军事统帅）之后，有决胜疆场之志，自然是要振臂一呼，以背城借一。

相比之下，还有少部分主和者，如哈利法克斯，虽同样不认为德国真能在短期内占领英伦三岛，但在经过了深思熟虑后，仍认为有必要与德国媾和。原因即在于，这一派人士认为，如坚持抵抗，必然形成英国孤军作战的不利局面，等于是为他人做嫁衣。再者，波兰的亡国，虽说是同盟阵营的一大损失，却因此让德苏两强成为邻国，爆发冲突的可能大大提升。如能利用希特勒的亲英心态，谋得短暂的和局，则大大有利于国际形势的转圜。法国的沦陷和英国的妥协，可让希特勒无后顾之忧，全力东进。这就等于仍回到“祸水东引”的老路上。不要忘记，当年拿破仑战争不也是打打和和，前后经历了多次反法同盟才终于取得胜利吗？在当下这种困窘局面下，哪怕只是用和谈拖延下时间，对英国也是弥足珍贵的，又为何不谈呢？

对这一类人，丘吉尔则哀其算路（编注：算路，围棋术语）一间未达。

邻近性大国间的地缘关系，无外乎4种：面对面、背对面、背靠背、手牵手。

面对面者，即扩张方向相对，猎物处于二者之间，如猎物过强，尚可结盟于一时；猎物一旦消失，二者早晚必起冲突。

背对面者，扩张方向相同，但一国在前，一国在后，为“背”之一国，往往在收获战利品时占据重大优势。但为“面”之一国，则占有黄雀在后的优势，可以伺机背上插刀。此种情形下很难形成对等的联盟关系，而更多的是形成一主一从的关系，否则就会引发冲突。

背靠背者，扩张方向相离，又能互通有无，最易于形成互补性联盟。

至于手牵手，则属于扩张方向相平行，只要能协调一致，仍可形成竞争性联盟。

德国与苏联，在东欧存在面对面的冲突隐患。但如背对面，则德国不放心，如背靠背，苏联又不甘心。德国不放心是害怕苏联做在后之黄雀，等德国与英美两败俱伤之时，突然袭击。苏联不甘心则在于，德国西进消灭英国后，将实现工业化欧洲的大一统，而苏联在远东的扩张只能收获落后的农业地带。只怕不等苏联发展起来，就要先被德国兔死狗烹了。故而，苏德联盟要想稳固长久，只有开拓出第三个战略方向，形成战略手牵手。

回顾前一阶段的历史，苏德联盟能够形成，固然有张伯伦未能充分离间苏德关系的因素，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个重大诱因，即绥靖略暴露了帝国的虚弱和畏战，从而让苏德看到了联手瓜分大英帝国的美好前景。只要这个前景存在，苏德关系就可以维持联合。如按照哈利法克斯的策略，等于继续示弱，只能引发更大范围内的瓜分行动。到时候，不仅苏德联盟，日本、意大利也会加入，从而形成四强手牵手南下，全面瓜分大英帝国的灾难性局面。

事实上，这个危机已经出现。墨索里尼已经磨刀霍霍，准备在希腊、埃及、苏丹全面扩张，一举变地中海为内湖，进而控制苏伊士运河-红海出海口。日本则紧急调整战略部署，一面缓和对苏关系，一面谋求自中国战场进行战略收缩，削尖了脑袋挤进瓜分大英帝国的行列。

因此，此时言和就是言降，必致生不如死，最终死路一条。只有坚决主战，方能死里求生。一旦消除掉瓜分大英帝国的愿景，苏德都将被迫改变扩张方向，东欧将成为点燃苏德战争的导火索，手牵手一转为面对面，两强开战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至于意大利，胃口虽大，然牙口不好，不足为虑。日本虽然胃口、牙口俱佳，但西有中国苦撑待变以掣其肘，东有美国虎视眈眈以逼其腹，亦不足为虑。所可虑者，唯苏德耳。只要能促成苏德开战，则大局逆转，指顾间事。全球格局，又开一大新局面也。

所以，丘吉尔坚决反对议和，力主抗战到底，苦撑待变。他要变英吉利海峡为一道坚强而充满弹性的防线，将德国的战争机器弹回东线。同时，他还要用孤军奋战来挽回绥靖政策在国际上造成的负面影响，重塑大英帝国的道德形象。正如他日后在下院的发言：

“两年或三年，时间并不算长，即使在我们短暂不定的生涯中也不算长。而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中，就更不算一回事了；当我们在从事世界上最美好的事业，有幸成了整个欧洲自由的唯一捍卫者时，我们切不可因艰苦奋斗度过这些岁月而有所抱怨或厌倦……通向胜利的道路或许不像我们所估计的那样长。但是，我们没有权利去指靠这一点。这条道路，长也罢，短也罢，崎岖也罢，平坦也罢，我们一定要走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