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失灵”如何使美国变成“冲动的社会”？

美国国会大厦遭暴力示威者冲击是美国现代史上权力移交过程中的“第一次”。那天，无数个冲动的美国人越过警戒线，翻越国会大厦围墙，打碎窗户，与警察混战……这个场面震撼了许多美国知识分子的心灵。

特朗普时代虽然已经结束，但“特朗普现象”背后的成因依然存在。“特朗普现象”让许多美国知识分子掀起了反思美国社会的潮流。美国知名记者保罗·罗伯茨将美国两党的冲突所造成的混乱现象归结为美国人的“冲动”。随着社会撕裂，美国社会变成了一个“冲动的社会”。为何美国社会变得如此“冲动”？

保罗·罗伯茨认为，“冲动”只是一个表象，“冲动的社会”源自美国人对全社会的不满，这种不满源自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医疗体系崩溃、环境恶化、政治瘫痪等问题。许多美国人已经开始反思并翻盘这个“冲动的社会”，但由于个人力量无法与强大的社会机器相抗衡，个体的反叛显得停滞不前。因此，美国社会需要从根本上进行变革，尤其在美国社会的经济模式上。以下经出版社授权，摘选自《冲动的美国》，有删减。

原作者 | [美]保罗·罗伯茨

摘编 | 徐悦东

《冲动的美国》，[美]保罗·罗伯茨著，鲁冬旭/任思思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4月。

对“冲动的社会”的反叛一直停滞不前

在某些层面，对冲动的社会的反叛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在某些社区中，不管是一周中的哪一天，你都可以看到有些人正在努力地（甚至经常是拼命地）试图在自己和将效率与高速回报凌驾于其他价值之上的社会经济体系之间寻求一点空间。这可以表现为在街上散步的一家人，他们决定能有一天远离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站的控制，重新获得一些家庭的亲密氛围。或者超负荷工作的软件工程师向上司请假，为的是能与上幼儿园的孩子共度温馨的亲子时光。对冲动的社会的反叛还可以表现为某位女士决定停止网购和使用信用卡，因为她再也不希望自己的个人信息被第三方营销公司或来自俄罗斯的黑客所窃取。

对冲动的社会的反叛可以表现为热衷政治新闻的网民最终决定戒掉福克斯新闻频道或者 Daily Kos 网站，因为这些媒体发出的声音正在摧毁他对民主制度的信念。当然，对冲动的社会的反叛还可以表现为下定决心让自己脱离数字世界的控制。这些反叛者也许从未对冲动的社会正式宣战，但这些反叛行为随处都在发生，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美国社会的经济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就像一台无人驾驶的巨型跑步机一样，如果不能让自我与这台机器的惯性、预期和价值观保持适当距离的话，我们会失去某些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东西。

我们对美国社会的这些反叛行为源自内心的绝望与愤怒，同时也来自信仰的丧失。在金融危机和政治危机发生以后，很多美国人已经不再信任冲动的美国的基本结构及其隐含的一些假设。不但我们对美国政治体系的信心达到了历史最低点，而且我们中的很多人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美国的经济体系正在以极高的效率摧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经济体系早已被追求高速回报、赢家通吃的短视思维彻底腐蚀，因此收入的不平等、商业界的冷酷与野蛮以及周期性的市场崩溃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新现实。

事实上，我们还看到其他各种市场失灵现象。我们看到，公司对成本压缩的狂热追求已经达到了一种非常荒谬甚至极具破坏性的境地——由于施工方在构筑混凝土结构时偷工减料，孟加拉国的血汗工厂发生了垮塌事故；石油公司为了节省运输成本而导致1亿加仑的原油泄入海湾之中。

我们看到，大数据和其他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大公司提供了一种新工具，有了这种新工具，它们便可以利用国家安全技术来悄悄追踪并操纵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仅看到了效率市场的垮塌，甚至见证了整个“市场社会”的崩溃。这样的“市场社会”号称可以通过鼓励个人追求自身利益而增加全社会的共同财富，但“市场社会”过度鼓励对即时满足的追求，并因此掏空了我们所有的传统价值和生存意义，把我们的主流文化变成了一种支离破碎的文化。消费者经济不断向我们提供我们想要的东西，却无法真正产出我们需要的东西，这种深刻的鸿沟正变得越来越宽。面对这样的现实，很多政治立场中立、对极端思想怀有高度警惕的美国公民已经觉醒。

今年年初特朗普支持者冲击美国国会山事件，图片来自Samuel Corum/Getty Images

然而，面对冲动的社会这台强大的钢铁机器，我们的各种反叛努力一直停滞不前。我们可能已经意识到重建更人性化的价值观的必要性，然而，那些孕育了冲动的社会的结构性推动因素目前仍然大行其道，完全未被我们的不满所撼动。全球化的经济现实以及高速运转的科技创新机器继续粉碎着各种形式的低效率元素，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仍把快速高额的回报当作最高追求，季度利润和股价哲学仍然控制着管理者的薪酬系统和公司战略的制定过程，美国的政客和政治机器继续靠追求极端主义和快速胜利获取丰厚的回报。与此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文化继续向我们灌输这样的信念：只为自己而活和活在当下的理念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任何想要脱离这种人生哲学的努力都只会增加失败和落后风险。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消费者文化也许是正确的。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我们中的很多人早已对冲动的社会提供的种种便利与满足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因此任何远离冲动的社会的可能性都会使我们产生被流放般的痛苦。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我们也担心脱离冲动的社会意味着极为严厉的经济惩罚，而这样的恐惧显然并不是我们的妄想。现在的社会已不再是我们的祖辈所处的社会：当时的美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实现了空前的物质繁荣；当时的社会文化是宽容和激励性的，因为前几代人创造的繁荣允许个人和社会进行适度的冒险。然而，今天美国社会的风气远比那时更加谨慎且充满限制，甚至是充满恐惧。在目前的就业市场上，甚至对冲动的社会的短暂背离（比如拒绝7×24小时待命，或者成为那种“多嘴”的员工）也可能导致我们永远被就业市场所抛弃，这样的风险绝对是真实存在的。

因此，即使我们希望在冲动的社会和自我之间创造一些空间，这样的反叛也常常是温和而隐秘的——我们更倾向于悄悄进行某种日常的“自我保存”活动，而不会奢望某种根本性的社会变革。这种小心翼翼的态度存在于我们的整个文化中，劳动者不敢离开那份每日杀死他们灵魂的工作，公司的CEO以及华盛顿的政客不愿承担他们应负的责任。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行为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但这也反映出我们对冲动的社会的全面屈服和投降：在这些可悲的行为中，仿佛每个人都相信，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从短视行为到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从个人的过度消费到极度的自我中心主义，以及使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的文化氛围——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些元素都是社会经济体系进化的必然逻辑结果，顾名思义，这种高效率的社会经济体系应该产出最优的结果。简言之，冲动的社会是社会进步的成果。

但是，我们可以清晰地论证出，这样的逻辑显然是错误的。显然还存在其他可能的经济后果以及随之产生的社会和文化后果。我们可以看看西欧的经济模式，以及亚洲部分地区的经济模式，比如德国和新加坡的情况。在那些社会中，人们对经济体系的预期与美国显著不同，那里的人们对过剩现象及不道德现象的容忍程度显著低于美国，而今天的美国人却把这些负面的东西当作不可避免的。在这方面，我们甚至不需要借鉴别国的经验，只要回头看看美国自己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民完全有能力选择一种更好的经济模式，让我们的经济产出对个人和整个社会来说真正必要的东西。

美国的保守派人士常常拒绝承认其他经济模式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不管这些例子来自国外还是来自美国自身的历史，他们常常将这些情况归纳为自由主义的过度扩张或定性为政府对市场的不正当入侵——当然，他们的这种说法并非全无道理。然而，即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可能造成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的基本结论——我们完全有可能也应该采取行动，让我们的经济变得更可持续、更平等、更人性化——仍然成立，而且这一结论未必就是一种“自由派”的主张。

碎片化的文化却腐蚀了“整个社会的安全”

早在工业革命开始时，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商业社会”（“商业社会”是亚当·斯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称呼方式）必须不断接受敲打和管理，才能保证它的高效率让尽可能广泛的公众受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这样写道：“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决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今天，美国的保守派人士常常搬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来论证不受任何管制的自由市场才是最优的经济形式。然而事实上，亚当·斯密本人早已认识到，市场需要受到一定程度的管理和限制。

亚当·斯密。

在亚当·斯密所认可的一系列管理措施中，他尤其支持对富人征收累进税，并对金融板块实施比较严厉的管制手段，以防止经济权力被一小部分富裕阶层的人士所垄断。亚当·斯密认为，这些管理性的干预手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银行家和其他拥有经济权力的人的天赋自由权”，但如果一个国家确实希望保护“整个社会的安全”，那么这种对少部分人自由的限制是一项我们必须采取的手段。正像荷兰经济评论家托马斯·韦尔斯所指出的：“对亚当·斯密来说，商业社会是一项道德工程，要想取得最大的潜在收益，我们就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韦尔斯写道：这项道德工程的成功“绝不是事先注定的，必须经过努力才能实现。”而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定义这一工程的成功与否？在冲动的社会的经济环境中，我们希望取得怎样的“产出”？ 为此我们该如何迈出第一步呢？

非常幸运的是，亚当·斯密关于“整个社会的安全”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冲动的社会中，由于效率市场的价值观已被充分内化和制度化，美国的文化仿佛一团由无数相互分离的个体组成的电子云。这些个体既包括消费者，也包括美国的公司，甚至包括美国的政党。这些相互分离的个体都在追求自身的个体利益。这种碎片化的文化形式对个人（至少对某些个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成功，因为这种文化鼓励并促成了更多的个人发展：更多的个人财富、更多的个人消费、更多的个人满足以及自我表达的机会。

然而，这种碎片化的文化却逐渐腐蚀了“整个社会的安全”，因为这种文化重塑了个人存在的意义。曾经，每个人都是以“整个社会”一员的身份而存在的，如今，个人之间的关系从合作变成了竞争，为了获得个人的满足，我们需要随时与社会其他成员为敌。如今，在这种达尔文式的、赢家通吃的竞争环境中，社会目标，甚至共同财富的概念都已经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因为这种共同财富已不再是一种全社会成员可以分享的财富了。

因此，我们的社会陷入了一种极度不可持续的状态，最能精确体现这种不可持续性的现象便是我们把经济增长率当作衡量社会健康程度的唯一标准。只要我们的经济能以更低的成本创造出更多的产出——更多的工厂、更多的商品、更多的回报，我们便告诉自己：一切都在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当然，这样的信念具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因为从历史上看，更大的蛋糕确实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分到更多。尤其是在美国战后的经济繁荣时期，迅速、高效的经济增长不仅带来了更多的财富，还带来了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工资，带来了更多新颖、实用的产品，以及更高的社会理想，这提升了整个美国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水平。

然而，自冲动的社会诞生以来，更多与更好之间的联系逐渐断裂了。最近几十年来，我们看到，虽然美国的GDP在高速增长，整个社会却在不断沉沦。这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增长的成果越来越多地被一小部分精英阶层通过高效的金融板块和裙带资本主义所垄断，还因为我们的市场已经重塑了整个社会经济体系的价值观。于是，经济的成功不再必然意味着社会的成功。

事实上，由于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具有一些相当奇怪的特点，社会的失败常常是GDP高速增长的源泉。在我们的商业环境中，公司文化日益偏向对快速回报、季度利润以及股价的追求，因此公司（及其管理者）的成功（以及GDP的飞速增长）可能意味着一些严重伤害员工和整个社会的商业策略。

正因如此，虽然美国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长期停滞不前，雇主对劳动者技能培训的投资不断下降，公司在长期基础研发方面的支出也自由落体般地飞速下跌，美国的公司却可以每年花费5000亿美元的巨资用于回购本公司股票，并以此获取巨额利润。在冲动的社会的经济模式下，真正有意义的生产活动和仅仅能为资本提供高效回报的活动没什么区别，因此，虽然每年劳动者在马斯洛的需求层级上逐年下滑，股东却继续享受着人为创造的虚假利润，然而没有人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张力。

这种经济增长与社会沉沦之间的矛盾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于商业世界。事实上，在冲动的社会的各个方面，这都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在冲动的社会中，一位重病患者比一个健康人更有价值，因为前者能为医疗系统创造更多的利润。小镇凋敝的商业区比繁荣、富有活力的商业区更有价值，因为前者意味着全球化的零售供应链又成功消除了一处低效的商业区。

森林的过度砍伐、过度的信用卡消费、不断上升的碳排放量、处方药滥用现象的盛行，这些都被算作经济净增长的一部分，因为在一个只关注短期利益而忽视长期成本的系统中，这些活动都意味着更多的产出。同样不合理的是，这种一味追求经济增长和效率提高的经济模式不仅不能正确计算各种活动的社会成本，还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很多在正常经济渠道之外创造出来的真正财富。只要不涉及商业交易的活动，一概不被计入GDP的增长，这些活动包括在老年中心的志愿者活动，在家教孩子们烹饪而不是外出就餐的家庭活动，晚餐后陪孩子们玩耍而不是让他们一直抱着电子设备——虽然这些活动对经济的健康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这些活动不是可以被购买的商品，它们便不能被计入GDP的增长。

记者兼政策专家乔纳森·罗曾这样讽刺道：按照目前衡量经济成功的标准，“美国最差的家庭反而是那些真正以家庭的方式运行的家庭，他们自己烹饪餐食，在晚餐后外出散步，他们进行真正的交谈，而不是在商业文化中放养自己的孩子。在家就餐、与孩子交谈、用散步取代开车，这些活动都不需要花钱，因此这些家庭会比其他更为商业化的家庭支出更少。良好的婚姻关系意味着在婚姻咨询及离婚官司方面的支出更少。因此，按照目前的GDP标准，这些良好的家庭关系都威胁着经济的健康。”

应该放弃目前以经济增长为唯一指标的评价标准

几十年来，各领域的积极分子不断呼吁放弃目前以经济增长为唯一指标的评价标准，而代之以新的经济度量指标，这种指标应该能够反映被效率市场所忽视的各项成本与收益。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经济学家曾建议以一套更复杂的度量系统取代GDP指标，这种更复杂的度量系统将各种非金融化的社会成本和收益列入考虑。这些经济学家希望，这种新的度量系统能够逐渐鼓励国家和公司以更宽广的视野审视经济成功的定义。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曾参与过这方面的研究，他在事后曾这样解释道：“你的衡量标准会影响你的行为。如果你的衡量标准不对，你就不可能做正确的事。”然而，这些学术上的早期努力并没有获得什么政治方面的支持。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当某联邦机构试图研究一套新的GDP衡量标准时，国会甚至以取消给该机构的资金支持相威胁。然而，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关于新的经济度量标准的观点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关注。我们的经济究竟应该以什么类型的产出为目标？ 这种新的、生产力更高的经济究竟应该以怎样的形式存在？关于这些问题，目前已经展开了非常广泛和必要的讨论。虽然这些讨论尚未完全切中问题的关键，但是，在这场我们重新掌握自己命运的斗争中，这一讨论的展开无疑标志着我们已经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在这场讨论中，已经涌现出一些很有价值的提议，而这些提议显然不是为那些胆小怕事的人准备的。另一位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目前是环境经济学领域的教父级人物。戴利提出了一种新的经济模式——“稳态经济模式”，在稳态经济模式下，整个社会积极而细致地使用管理、税收和其他政策杠杆对经济活动进行调控，目标是将经济活动“限制在生态系统能够承受的可再生、可降解的范围之内”。将经济增长控制在自然极限的范围之内，这一概念在环保主义者的努力下继续发展。

在这批环保主义者中，比尔·麦吉本提出了深度经济的概念，在这种深度经济模式下，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将目前GDP度量指标没有考虑的三种产出最大化：一是生态的长期可持续性，二是收入的平等，三是人类的幸福。几年前，麦吉本在接受《沙龙》杂志采访时曾这样表示：“这样的经济更关注质量而不是数量。这样的经济将人类的满足看得与物质富足一样重要。这样的经济除了重视规模的增长，也非常重视经济的持久性。”

还有很多类似提议，这些提议的共同特点是它们或多或少地要求我们必须彻底重组目前的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完全拒绝资本主义制度的继续存在。因此，这样的提议很难得到主流文化的支持。我们的文化之所以拒绝这类提议，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从未真正尝试，甚至从未考虑过市场经济以外的任何经济模式。我们目前的文化虽对经济模式的现状越来越悲观，却仍然认为可以通过小打小闹的修补而改善。我们更愿意接受那些贴着自由派和渐进式标签的改革提议。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一些规模较小、政治上较为可行的修补性措施来修正经济体系的前提假设和目标，从而把现存的社会经济体系推向一种更可持续的、更人性化的轨道。

比如，很多关心环境问题的经济学家（以及比较有经济头脑的环保主义者）都希望在现有的为了限制对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盲目追求，戴利提出了一系列的管理手段。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一是对原材料课以重税，以限制经济活动过度耗能的问题；二是通过税收和补贴的方式降低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在戴利看来，最富裕阶层的收入与中位数劳动者的收入之比永远不应该超过100∶1。戴利认为，在这样的理念下，我们才可能创造出一种合理的经济模型，这种经济模型“能够对真正的创造和贡献进行奖励，而非不断扩大特权阶级的特权”。

GDP指标中加入一个度量碳排放量的指标——这一指标度量的是美国经济每产生一美元的经济产出会造成多少二氧化碳排放。很多人希望，在引入这一碳排放度量标准后，可以对碳排放进行征税。从理论上说，通过提高碳排放的成本，市场就会自动寻找碳排放量低甚至无碳排放的新技术。

当然，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下，对碳排放税的构想仍然处于初始阶段。很多经济政策方面的专家，包括一些著名的保守派经济学家（如里根政府的顾问阿瑟·拉弗和罗姆尼的顾问格里高利·曼昆）都表示，他们认为碳排放税最终会成为控制碳排放最切实可行的方法，而且他们相信这样的政策可以促进下一代能源技术的发展和突破。

除了碳排放税，经济学家们还提出了其他一些渐进式的改革方针，例如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考虑这些经济增长为人类带来的福祉，并引入一些具体的指标来度量这种福利效应。比如，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及其同事阿马蒂亚·森提议，我们应将那些直接影响人们真实生活水平的指标作为经济活动的目标，这些指标不仅包括个人收入，还包括人们能够获得的医疗服务水平以及教育的质量和普及程度。

度量标准应该与新的、更具社会进步意义的目标相适应

另一些人则认为，我们应该对目前的政府度量标准（比如美联储的通胀目标）进行调整，使得这些目标能与新的、更具社会进步意义的目标相适应。比如，迪安·贝克和保罗·克鲁格曼等自由派经济学家认为，目前央行过度强调保持低通货膨胀率，并因此对政府开支进行了很多不必要的紧缩性削减，这正是目前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迪安·贝克说：“自然失业率并没有上升，目前失业率之所以居高不下，是因为我们的财政政策有问题。”

保罗·克鲁格曼。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重点是，我们完全有能力影响很多经济产出（比如失业率，比如人们能获得怎样的医疗服务），而不是像很多自由市场支持者及媒体所宣称的那样对这些情况无能为力。政府手中握有各种杠杆（比如税收、补贴、管理措施等），通过调节这些杠杆，完全可以改变经济的社会“产出”，使其更符合民众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偏好。

然而在过去40年的大部分时间中，美国政府选择性地使用了这些杠杆，错误地让市场决定社会产出的最优组合以及各种互相竞争的社会目标的最优平衡点。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把一切交给市场的哲学已经行不通了：如果我们任由市场自由发展和选择，市场就会变得越来越腐败，也会越来越倾向短期的、不公平的、不可持续的产出模式。如果我们希望获得不同的结果，就必须将经济从自动驾驶的模式中解救出来，重新掌握经济活动的方向盘。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认真讨论我们的经济究竟该走向何方，以及经济的重点和价值何在。在目前的经济模式下，经济产出的成果日益偏向资本一方，我们对这样的现状满意吗？我们是否觉得应该重新向劳动者一方倾斜？我们是希望技术创新的永动机致力于渐进式创新以及高速的回报，还是想投资于风险更高的技术研究，以催生新的产业，并解决一些严重的资源问题？我们是否应该容忍现存的经济模式，继续让越来越多的人无法保护那些我们真正珍视的东西，还是使劳动者享有与他们的父辈、祖辈同样的机会、安全感以及对美国经济的信心？这些问题显然不容易回答。这些问题非常复杂，要想给出合理的答案，我们必须做出实质性的取舍。要处理好这些取舍，我们不仅需要足够的耐心，还需要有思考和妥协的意愿。但美国目前的政治文化（甚至整个冲动的社会）不仅不能对这些行为予以奖励，还将它们视为低效率的元素，想方设法回避甚至淘汰这些元素。

但不管怎么说，设计出一套新的度量标准可能成为我们远离冲动的社会控制的第一步。因为有了这些新的度量标准，我们才可以不仅仅着眼于GDP，不仅仅计算公司的净利润或净亏损，转而更全面地评价整个社会的健康程度。这套新的度量标准将迫使我们展开一场更广泛、更社会化的讨论，探讨我们将采取怎样的价值观，以及为了支持这套价值观我们必须做出何种取舍。

更重要的是，有了这套新的度量标准，我们才能采取追求这些价值的实际行动。而这样的实际行动是极为关键的。可能会有人认为，因为这样的行动最终必然要依赖我们的政治体系以及民主过程中的各种妥协让步，因此我们应该在政治领域中迈出第一步。然而，由于冲动的社会的主要驱动因素是经济方面的，更具体地说是公司方面的，因此我认为从逻辑上说，我们远离冲动的社会的第一步甚至最初几步应该在商业领域进行。（事实上，这一点目前已经在讨论了。）面对整个社会的总体问题，我们应该首先从商业领域入手，改变商业机器的前进方向。

编辑｜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