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的南洋情结，《奔马》诞生于马来西亚

《奔马（题第二次长沙会战）》创作于1941年，

徐悲鸿当时客居马来西亚槟城。

《愚公移山》、《田横五百士》、《徯我后》这些耳熟能详的徐悲鸿巨作，一一亮相1月25日开幕的“民族与时代——徐悲鸿主题创作大展”上。这三件国家一级文物的同台展出还是第一次。徐悲鸿为它们绘制了大量图稿，此次展出的六十余幅中，有二十多幅图稿是首次面世。本文作者邵晓峰是大展的项目统筹，曾出版专著《徐悲鸿画传》，此次研究并梳理出徐悲鸿与艺术生命的重要转折点南洋结下的不解之缘，以飨读者。 编者

十余次过新加坡

《奔马》诞生于马来西亚

当我们深入研究徐悲鸿，将进一步发现，徐悲鸿不但是杰出的书画家、教育家，而且是优秀的策展人。从1933年到1934年，徐悲鸿亲自策划并操办的中国绘画欧洲巡回展，不但对中国画在世界的大规模推广意义重大，而且对于徐悲鸿自身艺术的发展也影响深远。1939年3月至1941年3月，徐悲鸿在南洋策划、举办了四场“筹赈画展”，并在那里留下了千余幅作品，使一系列筹赈画展取得辉煌业绩。作为一位艺术家，他为国内抗战捐款做出了积极贡献，他在策展工作中整体构划、不辞辛劳、亲力亲为、大量奉献。

值得关注的是，论其源头，“民族与时代——徐悲鸿主题创作大展”实际上与徐悲鸿的南洋情结密不可分。徐悲鸿一生十余次过新加坡，与南洋结下不解之缘。他四次在新加坡做了较长时间停留，即1926年1月下旬至1926年初夏；1927年4月至1927年8月末；1939年1月9日至1939年11月18日的新加坡时期；1940年12月13日至1942年1月6日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时期。这四次中，前两次徐悲鸿是为了筹措留学经费，后两次则主要是为了国内抗战的伤员与难民举办筹赈画展，捐助了巨额钱款。

马来西亚的民间组织霹雳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颁发给徐悲鸿感谢状“仁风远播”。

根据广洽法师提供的弘一法师照片，徐悲鸿画了油画《弘一法师像》。

南洋是徐悲鸿的人生福地，也是其艺术生命的重要转折点。当他身处困境，来到这个南洋小岛，就会打开另一番天地。我们设想一下：徐悲鸿若非1925年在新加坡得到资助，他在法国的学业就难以维系；徐悲鸿若非1939年再到南洋，不会有著名的南洋四场筹赈画展的举办，也不会有《奔马（题第二次长沙会战）》等杰作的诞生。

《奔马（题第二次长沙会战）》创作于1941年，他当时客居马来西亚槟城。徐悲鸿用酣畅淋漓的笔墨精准地画出马的头、颈、胸、腹和四肢，再用奔放的笔触猛扫出颈部的鬃毛和尾巴，雄肆潇洒，动感强烈。整体的笔墨干湿相间，对比分明。徐悲鸿笔下的这匹马的角度几乎接近全正面，这是一种极难把握的视角。在整体上看，画面前大后小，透视感较强。奔马骨骼坚韧，健壮有力，神采奕奕，似乎要奔出画面，给人以空前的震撼。

徐悲鸿曾说：“余爱画动物，皆对实物用过极长时间功力，即以画马论，速写稿不下千幅。”为勤于练习，徐悲鸿还曾在其南京傅厚岗家中（即著名的“危巢”）养了一匹小马以供写生之需。可见，其扎实的画马基本功源自其过人的造型训练。徐悲鸿笔下的马不但运用了科学的透视解剖，还结合写意的中国传统笔墨精华，而且从一定意义来说，他画的马是其理想的体现。对于徐悲鸿来说，一幅马的画稿画了七八次是常有之事，有的甚至多达二十余次。

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科的学生们看到徐悲鸿画马好像不假思索，呼之即来，一挥而就。于是请教徐先生对于马写生过多少次？他笑着说：“记不清了，我怎能记得画了多少次。那时我在巴黎和马场交上朋友，经常一去半天，甚至一整天，速写马的各种动态。总之，在旅欧8年之内，素描稿不下数千张。除此还必须熟悉马的解剖，如马的周身骨骼、结构，单知道还不够，还要牢记于心，那才能运用到具体的画中去。”

《奔马》画幅右侧有题跋：“辛巳八月十日第二次长沙会战，忧心如焚，或者仍有前次之结果也。企予望之。悲鸿时客槟城。”槟城，亦称槟榔屿、槟州，马来西亚十三个联邦州之一，位于马来西亚西北部。当时的徐悲鸿正在那里举办赈灾画展。他先后在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槟榔屿、怡保举行画展，盛况空前。他将画展的全部收入捐献，以救济祖国的难民。马来西亚的民间组织——霹雳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有感于此，颁发给徐悲鸿感谢状“仁风远播”。这一时期，也是徐悲鸿创造力最旺盛的阶段，《奔马》等很多优秀作品出自这一时期。

本次大展的核心展品——油画《愚公移山》与中国画《愚公移山》虽然画于印度，但源自南洋。1939年1月9日，徐悲鸿由香港抵达新加坡。1939年7月2日，徐悲鸿在新加坡应当地华侨领袖李俊承的邀请，出席了欢迎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之素宴。也正是因为这次与谭云山的见面，奠定了徐悲鸿与谭云山的深厚友谊。谭云山与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交情甚深，于是很快有了泰戈尔邀请徐悲鸿前往印度举办画展与讲学的异域之旅。在印度，谭云山为徐悲鸿的作画、采风、展览、讲学提供了大量帮助。1939年11月18日，徐悲鸿由新加坡赴印度；1940年12月13日，徐悲鸿由印度返回新加坡；1942年1月6日，徐悲鸿登上开往印度的轮船，途中弃船经缅甸仰光转滇缅公路回国。这以后，虽然他与南洋的一些友人一直保持通信，也屡屡计划再来南洋，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再也没有成行，殊为可惜。然而，徐悲鸿在南洋留下的大量作品与故事，为我们研究他的艺术及其精神发挥了巨大作用。

应广洽法师之邀

为弘一法师画像

2017年11月10日至12日，笔者作为中国美术馆的代表受邀参加在新加坡国家美术馆举行的国际现当代美术馆专业委员会2017年会。会议期间，有幸在友人指引下参观了薝蔔院（新加坡广洽法师纪念馆所在地）。广洽法师纪念馆展出了印光大师、弘一法师、马一浮、徐悲鸿、叶圣陶、丰子恺等人赠予广洽法师的书画作品百余幅。正是由于此次参观，笔者对于徐悲鸿与弘一法师、广洽法师的认识又有了新的体会。

广洽法师（1900至1994年）师从弘一法师学律10年。抗战爆发后来到星洲，1948年在新加坡芽笼建立薝蔔院，教化一方。

机缘和合的是，一代美术宗师徐悲鸿与弘一法师、广洽法师均结缘甚深，其主要的缘起还在于徐悲鸿来到南洋为国内抗战伤员与难民举办一系列的筹赈画展。

1939年，广洽法师迁居新加坡的第二年，徐悲鸿来到新加坡举办画展，以义卖所得支援抗战，广洽法师给予他较多帮助。为祝恩师弘一法师六十寿辰，广洽法师邀请徐悲鸿为弘一法师造像。徐悲鸿早已深知弘一法师，并在留法期间与法师的侄子李麟玉相交甚厚，并得到他的帮助。1926年，徐悲鸿作《画稿二十一》，并在上面题跋曰：“当日见巴尔堆农（今译作巴特农）旧册以价重不能购，今又遇之矣，价尤重过之，只有看他绝版而已，呜呼。”同稿又记曰：“李君圣章（即李麟玉）为吾购之，实没齿不忘之大德也。”李麟玉，1915年毕业于法国杜陆芝化学院，1921年获巴黎大学理学硕士学位，之后任教于北京大学。1927年获法国骑士勋章。虽然徐悲鸿从未见过弘一法师，但是他敬仰大师的品格，便欣然接受广洽法师的请求。根据广洽法师提供的弘一法师照片，徐悲鸿画了油画《弘一法师像》。弘一法师朴实谦和的神采跃然于上。

1947年初秋，他又为《弘一法师像》补写了一则题记，表达了对大师的景仰之情。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值徐悲鸿诞辰100周年之际，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先生携徐悲鸿作品在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展览，共展出100幅作品，其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徐悲鸿绘《弘一法师像》被留在了泉州开元寺弘一法师纪念馆内，诚可谓两人56年后的再次因缘会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