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三位“融侨”

辛亥革命时期，“融侨”（福建福清籍华侨）约10万人，聚居在日本、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在辛亥革命中，他们和其他地籍的侨胞一样，踊跃参加革命组织，开展革命工作，热心捐筹革命经费，为推翻腐朽的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作出了贡献。他们当中，最早追随孙中山进行辛亥革命的是薛永龙，革命最坚决的是林孝楼，此外还有南洋华侨俞兆复，他们都是革命“融侨”的杰出代表。

1 薛永龙：最早追随孙中山

福建省福清县的旅日华侨主要集中在高山地区（今高山镇一带），这里位于福清县东南沿海突出部，历史上这一带就以海舶之利，行贾四方。

历史上的福清高山半岛的地理条件十分险恶，明清以后直到民初，除了血吸虫危害外，对当地人生存影响最大的便是旱灾了。另外，这一地区地处沿海，山秃、土薄、风沙大，土壤多沙碛，大半土地用来种红薯，以作口粮。而水稻种植面积奇少，虽然明末清初引种了红薯，当地居民仍不乏靠讨小海度日者。此域另一可堪果腹的食物是花生，它也是清初才引进推广的。尽管有这两种作物，可因土瘠天旱，常常是种花生“放空炮”（不实），种地瓜“穿心臭”（遭受象鼻虫病），收成极差。以前的福清人以红薯干为食，甚至烧草根、牛屎，所以尽管这里的人民以吃苦耐劳著称，但仍是全福清最穷困的地区之一，迫于无奈当地人为谋生计不得不远涉他乡。

高山乡薛港村薛永龙1909年去日本时，是从当地薛江码头下海乘英轮“新福州”号经马尾、上海赴日本长崎的，其路线是：福清薛港——马尾——上海——长崎。

长崎是日本东海岸的一个大城市，交通方便，工业发达，商品经济活跃，就业机会多，容易谋生。旧中国农村宗族聚心力强大，当时赴日谋生者中有相当数量是由亲族关系互相牵引去日的，因此在侨居地不同程度上形成了一些以村、姓氏等为联络和纽带的华侨集中点，如高山镇薛港村的薛姓华侨多集中于长崎等城市。薛永龙的宗亲都在长崎一带谋生，他去长崎便是投亲靠友。

薛永龙初到日本后是靠背着布篓，做小布贩谋生的，这是一种低下的职业。为何福清华侨多以流动贩布为生？原因如下：首先，清末民初，上海的纺织业已相当发达，福清龙田、高山一带不少人赴沪采购棉布、丝绸之类运回福州贩卖，其中不少小贩赴日后仍重操旧业。其次，由当时日本的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的。日本在20世纪初期，棉花种植业和消费量均达到较高水平，人造绢丝业也发展迅速。据昭和七年（1932）统计，当时全日本拥有纺纱工人约13万人，织布工人约3.2万人，有东洋纺织、富士纺织等6大工场和另外55个会社（公司）。纺织品成了日本经济中的主业和大宗出口品。其发展的结果使布匹不断涌入市场，这就急需有一批经营者和推销者，于是在流通领域出现了由布匹批发商、布店到流动小布贩这样一批推销者。而旅日“融侨”初抵日本时，由于人地生疏，要寻求合适的职业并非易事，而流动贩布虽较辛苦，获利也微薄，但无需专门手艺和大笔资金，对文化程度和语言要求也不高，因此对出国前种地为业或经商贩布的“融侨”来说是较适宜的。最后，导致旅日“融侨”大批从事贩布业同日本的华侨政策也有极大关系。据不少归侨回忆，当时日本政府只许华侨在服务性行业内选择职业，如薛永龙于1909年抵日本时，在海关填写入境登记表时，只许在职业一栏中填从事贩布业，否则不予入关。

薛永龙在做了流动贩布一二年后，稍有积蓄，便开了一家小切面店，资金逐渐雄厚后，便开了布店、杂货店、贸易商行，生意越做越大。他急公好义，为人慷慨大方，深得人心，成为长崎著名的侨领。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中国同盟会，总会设在东京。当时不少福清籍华侨追随孙中山，成为同盟会基层组织的骨干。从现存资料看，薛永龙是最早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的福清人。

2 革命最坚定的林孝楼

清末光绪五年(1879年)农历十二月九日，林孝楼诞生于福清东瀚镇东瀚村。幼年因家庭穷困仅读了几年私塾，从小就从事放牛、砍柴等劳动。因为生存环境恶劣，林孝楼于宣统三年(1909)三月，横下一条心携带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漂泊到日本仙台县谋生。

林孝楼东渡日本后，经过几十年的惨淡经营，居然积财致富，但他虽是发家了，却一生崇尚节俭，厌恶奢侈。他赤手空拳漂泊日本，靠的是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财富。初到日本时，他肩扛贩布，终日走街穿巷叫卖推销，妻儿就沿街叫卖糍粑，在艰苦糊口度日之中，一个子儿一子儿地积攒本钱，然后开设布店、搞房地产业、经营餐馆业，这样从小到大、一步一脚印地发展起来。人家称赞他生财有道，他说：“如果说有道，就在于节俭”，又说：“没有节俭，就没有积累，没有积累，就没有将来。”这种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很值得称道的。

此时，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逐强，但走上侵略道路；而清政府却更加腐败，阶级矛盾非常尖锐。林孝楼亲历了两个不同的世界，对清政府的黑暗统治极为愤恨，思想上萌发了反清情绪。正好他所经营的“四海楼”餐厅，常有流亡日本的同盟会人士来往，他耳濡目染，心扉顿开，深深感到唯有推翻清政府，才能走上兴邦救国的道路。他毅然加入同盟会组织，开始投入革命斗争。他的餐厅成了同盟会党人聚会的联络点，他自己担任了同盟会仙台地区的联络员。为了防止日本当局的迫害，他秘密掩护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并且发展了仙台地区一些爱国侨胞加入同盟会组织。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林孝楼欢喜若狂，更加积极开展革命活动，自己出资护送流亡日本的同盟会成员回国斗争，他也被委任为同盟会海外仙台支部的负责人。

为了更好发挥侨胞支援国内革命，在同盟会的领导下，成立了旅日华侨同志会，林孝楼被推选为委员。通过“同志会”组织，带领各地旅日侨胞开展声援国内革命的各种活动，其中筹募资金是该“同志会”的主要工作。经过他的努力，筹措了巨额款目资助同盟会。由于他的功绩卓著，不久被选为“同志会”委员长。

袁世凯篡权后，中国革命发生逆转，林孝楼痛恨袁世凯，骂他是“国贼”。不久“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残酷镇压革命党人，妄图复辟帝制，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林孝楼等旅日侨胞也声讨袁世凯的罪恶。1914年7月，孙中山流亡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发表《讨袁檄文》，林孝楼坚决拥护孙中山，仙台支部成员全部加入中华革命党（后来又称为中国国民党海外直属支部）。这次会议，孙中山亲切会见了林孝楼，并与他合影留念。此后，孙中山发动的“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以及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等伟大革命运动，林孝楼都积极拥护。由于林孝楼追随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作了许多的贡献，他被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监察委员会执行委员。但他无心于政治舞台，每次会议仅例行出席罢了。

林孝楼出身农家，虽然被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要职，但他始终保持劳动者的本色。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的种种倒行逆施，使他甚为不满，后来他无心于政界活动，转而致力从事在日本的商业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林孝楼无法容忍日本发动对中国东三省的侵略战争。他不能沉默，要起来抗争。他通过昔日旅日华侨同志会的关系，四出宣传抗日救国活动，组织募资会，向各地旅日侨胞筹募了巨款寄回国内支援抗日战争，他还经常到各地召集爱国侨胞聚会，宣传国内抗日斗争的情况，揭露日本侵略军在东北三省残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以唤起侨胞的爱国热忱。他对侨胞们呼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没有国，哪有家!国家亡了，华侨无家可归，就成了任人宰割的孤儿!”他的呐喊和宣传，唤起了广大华侨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林孝楼的反战活动，引起日本政府的仇视，下令通缉他，在危急的关头，幸得日本友人的掩护，林孝楼于1936年9月，携带妻室急促脱逃回国。路经上海、南京时，国民党政府隆重迎接，并且留他在政府任职，但他根本无意涉足政坛，执意要回福清故里过农村生活。

1944年11月5日，林孝楼未能看到山河光复，不幸逝世，享年64岁。

3 支持革命的俞兆复

由于荷兰殖民政府的禁令、华侨社会中保皇改良势力的流毒、以及孙中山被限制入境等原因，直到1907年，印尼爪哇岛的华侨才接受革命思想，组织了“寄南社”。1908年，汪精卫到达印尼巴城后，各个城市的“寄南社”与华侨书报社合并，并以华侨书报社的名义向殖民政府立案注册。书报社为同盟会工作，实际上是同盟会的分支机构。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福清海口里美村人俞兆复看到同乡张某从南洋带回大洋100多元，认为“过番”是出路，于是只身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在印尼泗水俞宏瑞的拉链店内打工，后与俞建鋆在三宝垅埠合营布业。

俞兆复看到侨胞被欺凌而诉告无门，听了同盟会的革命宣传，毅然加入同盟会——泗水华侨书报社，并担任干事。他用亲身经历、目睹的事实，向同侨揭露清政府的反动腐朽，并带头剪掉辫子，鼓动侨胞与清王朝决裂。经过他与其他侨领的奔走呼号，联络印尼各埠华侨反清志士，开展革命活动，同盟会在泗水发展了不少会员，影响不断扩大，泗水遂成为印尼华侨反清活动的中心。

1911年，闽都督府成立后，经费十分困难，福建都督府交通司司长兼筹饷局总办黄乃裳向南洋各埠华侨求援，海外闽籍华侨纷纷响应，福州籍华侨也不落人后，积极捐输。俞兆复在印尼泗水发动“融侨”为福建军政府捐款，俞宏瑞独捐1万银元。旅居印尼望加锡的福清镜洋乡洋尾村侨胞、福州会馆首任总理王月俊四处奔走为革命劝捐，功绩显著，先后荣获中华民国临时革命政府颁赠的4枚金质奖章。

辛亥革命后，俞兆复热心华侨公益事业。在1912年l0月15日，福清溪前村归侨吴延宁、吴海珊兄弟发起组织“福清旅洋公会”，此为福清侨联的最早组织。次年7月1日，旅居印尼泗水的乡侨在侨居地创立“泗水玉融公会”，率先与国内的“福清旅洋公会”取得联系，并按月汇回银票50元，作为“旅洋公会”经费。1918年夏，俞兆复特地从印尼归来，对“旅洋公会”进行了改组，更名为“福清县华侨协会”。该会为了接待出入境的侨胞，保护乡侨利益，在福州马尾设立“福清华侨协会马江客栈”，为回乡和出境的福清籍侨胞服务。上世纪30年代末，印尼东爪哇归侨戴祥滋先生被推选为“福清华侨协会”会长。1941年日寇侵占福清县城，戴祥滋转移到云中洋游击区，将会务工作交俞兆复负责。俞兆复在艰难的环境里坚持开展工作，在城关开办旅馆、浴池，为归国省亲的侨胞服务。

抗战时，俞兆复不但出洋筹集巨款支援抗战，还接待了来访的陈嘉庚，向他反映问题，为民请命。华侨领袖陈嘉庚于1940年10月，亲率南洋华侨总会组织的“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一行55人，到重庆、延安及海防前线福建慰劳视察。他在福州会晤了当时的省政府主席陈仪后，回到了他阔别多年的福清县。那天清晨，陈嘉庚与俞兆复散步于西园模范村，并顺便同游瑞云塔，一直攀登到七层，全城景色尽收眼底。陈老吃过了自备的早餐后，在俞兆复陪同下，到福清县参加在河前街明伦堂召开的“欢迎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大会”，发表了著名的演讲。

陈嘉庚后来在报纸上揭露了陈仪治下的福建五大苛政。这些情况，都是由俞兆复向陈嘉庚反映的，旨在为民请命。结果，福建当局打击报复，要罗织罪名判他死刑，后在抗战县长俞肇兴等人的救助下获释。

解放不久，俞兆复担任了福清海口公社里美华侨果树场场长。他对种植热带作物有浓厚的兴趣。他非常满意政府给他安排的这个合适的工作。他担任场长后，一直得到政府和当地乡亲们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援和帮助，逐步地把荒凉的虎头山变为四季花香的美丽果园。到1960年，虎头山上已经有了230亩地，种上了20多种果树，当年产水果3.5万斤；椰子、油棕、菠萝、剑麻等十种热带植物已经试种成功了。1959年，全场的果树加上大规模种植果苗、养猪、养蜂等收入，达到了1.9万元。俞兆复决定在7年内利用大片荒山发展果树4000亩，成林后，仅此项年产值就可达160万元；还要大量养猪、造林、办工厂……俞兆复说：“看到祖国越来越灿烂的前景，更觉得祖国太可爱了！”（赖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