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于安倍倒下的，是那个不可一世的“日本制造”

67岁的安倍晋三倒在水泥地上，头顶是古都奈良湛蓝的天空。在这最后几秒钟清醒的时间里，不知道他有没有意识到一个冰冷的事实：那个曾经的美好时代，其实早就结束了。

几十年后，未来的历史或许会用浓墨记下2022年7月8日这一天。

在这一天，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进行选举演讲时遭遇枪手袭击。霰弹枪喷射出的弹丸在极近距离上命中了胸口和脖颈，安倍晋三于当日晚些时候死在了附近奈良县立医大医院的手术台上。

人死了，很多话也就可以“盖棺定论”地说一下了。

在我看来，日本国前任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是一个非常悲催的政治家——相比起菅义伟和岸田文雄这些人，安倍的家世最优越、野心最旺盛、目标最宏大，作为一个老东京正膏药旗，他的路本来应该很顺利的。

唯一的变数在于安倍的运气。如果现在安倍魂穿过来，我想他一定会效仿诸葛丞相，发出一声灵魂的呐喊：悠悠苍天，何薄于我？

是的，安倍的运气太差了——明明一手好牌，自己水平也不错，奈何却进入了“地狱模式”：遭遇了最令人恐惧的对手（国运上升期的中国），赶上了最惨烈的全球大环境（中美技术竞赛），甚至还撞上了最严重的全球事件（新冠疫情）。

而他终局则令整个故事都蒙上了一层黑色幽默——当街被人枪杀——一个堪称“斐迪南闻之落泪，肯尼迪见而胆寒”的悲催收场。

实事求是地讲，安倍虽然是个满嘴反华言论的右翼政客，但同时，他确确实实是一个有所作为的改革家。能搞这么多年的“安倍经济学”，在当代国际社会上勉强也算是一号人物了。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下安倍和日本产业困境。

安倍的野望

1954年9月21日，安倍晋三出生于日本东京。从出生开始，他就注定要和日本政坛产生联系。

安倍的父亲叫安倍晋太郎，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政治系。

安倍的父亲 安倍晋太郎

在日本，“东大法学部毕业”就等于你已经有一条腿踏入官场了——东大校友在日本政坛树大根深。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你是一个从东大法学部的毕业且从政的年轻人，那么你未来的上司、同事、盟友、政敌，大概率就是你曾经的那些学长学弟。

安倍的母亲叫安倍洋子，本姓一个“岸”字。她的父亲，也就是安倍的外公，便是曾经担任伪满洲国产业部次长、东条英机的“经济总管”、后来的日本首相，人称“昭和妖怪”的甲级战犯岸信介。

除此之外，安倍晋三的大外公、岸信介的亲哥佐藤市郎曾经担任过旧日本海军的中将；安倍晋三的三外公、岸信介的亲弟弟佐藤荣作也曾经担任日本首相。

这种家庭里长大的安倍，基本上注定了从政的人生。

不过，安倍晋三并不是那种“传统的日本政治家”——传统的日本政治家大多数都有一张闪亮的名校文凭，小泉纯一郎毕业于庆应义塾，再之前的森喜朗毕业于早稻田，安倍的父亲和外公则都是东京大学的毕业生。

安倍本人就不太行了，他估计是真的不太会读书，以至于很多人称他为“历届首相中学历最低者”。东京大学就不说了，哪怕是“早庆同立”这四所常规的名牌大学他也没能力进去——要不是家里人安排他进了成蹊大学法学部，安倍估计连大学都没得读。大学毕业后，家里把他送到了美国南加州大学深造。结果安倍读完语言班就回来了，连正规的入学考试都没经过，更别提接受正规的学校培训了。

一流的家世，二流的学历，或许这种基础条件也就决定了安倍的作风：他的家世决定了他必然站在保守派的立场上，但他个人必然不会像传统政治家们那样“循规蹈矩”。

果然，安倍一上台，就开始搞起了“新朝雅政”——“安倍经济学”。

安倍将他的“安倍经济学”描述为了“三支箭”：

“第一支箭”是积极的金融政策——实施史无前例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简单来说就是印钞机满负荷运转，故意造成日元贬值。原来1美元只能 换100日元的东西，现在1美元能换200日元的东西了，等于变相降低了日本产品的价格，打开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销路。

“第二支箭”是灵活的财政政策——即政府砸钱刺激经济，同时从税务手段上想办法，解决政府的债务负担和财政赤字。2013年安倍政府提出的预算方案总额高达92.6万亿日元，是有史以来日本最大规模的预算案。有意思的事，这份方案减少了给予贫困者的最低生活保障，却大幅度增加了包括基建在内的公共事业投入——很多人将此举称为“从人转向了水泥”。

“第三支箭”是经济再生战略——可以理解为是放宽日本国内民间投资的种种限制，同时还在就业、医疗等领域进行一些结构性的改革。他甚至想改革日本雷打不动的“终身雇佣制”，加快劳动力的流动，并且在日本设立一个吸引国内外企业投资的“国家战略特区”……

显而易见，安倍经济学的核心就在于重新提振日本的经济——印钱、搞基建、开放投资——他想让日本品牌再像当年那样杀遍全球，他想让日本居民的消费欲望回到那个“一亿总中流”、“四个男朋友”的80年代。

总而言之，安倍的野心就是希望能让日本经济重回青春，跟上世界的节奏。

为什么安倍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日本已然一派暮气沉沉之象。

1995年世界500强企业榜单初次发布的时候，日本有149家企业上榜，仅次于第一名美国（151家），而当时的中国大陆仅有3家企业上榜。

但今天，日本已经颓丧了。世界五百强的榜单里，只有53家日本企业，中国则以143家企业成功登顶，大比分超越了美国成为第一。

根据欧盟委员会出品的《全球企业研发投入2500强》，2021年日本ICT行业的前十名分别是：日立、佳能、三菱电工、软银、富士胶片、东京电子、瑞萨半导体、TDK、住友电工、NEC。

在所有上榜日本企业中，研发投入最高的是日立和佳能，超过了20亿欧元，研发强度最高的是瑞萨，达到了18.6%。

看上去还不错，但相比起中国，日本的成就顿时黯然失色——仅华为一家的研发投入就超过了“日本十强”之和，高达174亿欧元。紧随其后的阿里巴巴和腾讯的研发费用也分别在70亿欧元和48亿欧元的量级。

研发强度上，中日两国的差距就更大了。瑞萨能拿出18.6%的收入做研发已经很了不起了，同为半导体类企业的、专注于AI芯片的寒武纪科技研发强度达到了惊人的143%。

事实上，中国研发强度超过20%的企业总计有37家企业。

论投入，“日本十强”加起来打不过一个华为。论强度，“全日本最高”在中国也就排个中上水准，压根儿混不进第一梯队。

局长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在今天这个时代，你不拼命搞研发，你是不是活腻歪了？

日本的困境

安倍晋三的理想很丰满，但他面对的现实更加骨感。

中国，就是他面前“骨感的现实”。

面对中国和韩国，日本是不幸的。中韩两国在产业上对日本形成了完美的替代：

你有汽车，我也有汽车；

你有电子，我也有电子；

你有造船，我也有造船；

你有高铁，我也有高铁；

你有材料，我也有材料；

……

实际上，如果你关注最近几年的一些新闻，你会发现一个可怕的事实：中国的工业能力仿佛是一个黑洞，吞噬了一个又一个日本擅长的产业。

家电是日本传统优势科目，但2022年4月日本最畅销的12种型号的电视机基本都已经成了中国产品——要么直接是TCL和海信造的，要么就是被中国公司收购的日本品牌造的。

资料来源：日经中文网

鳗鱼本来是日本料理的重要食材，中国只在少数地方有食用习惯。后来日本人吃光了自家的鳗鱼，就偷偷跑来中国进口。这几年遍地开花的日料店又在中国带火了鳗鱼，于是中国搞水产的那帮人纷纷下场——今天，中国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鳗鱼养殖国，养殖量占了世界总量的80%以上——日本企业暗搓搓地把中国生产的鳗鱼贴上“爱知县生产”的标签拿出去卖，结果还被人曝光了。

圆珠笔的笔尖钢，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细分市场，本来是日本和瑞士几个家族式小工厂的自留地。但不知道怎么，这个话题突然在国内就火起来了。太原钢铁厂花了几个月研究了一下，直接一次性出了一大炉，搞出了足够全球圆珠笔用好几年的量。然后，进口笔尖钢的价格就从12万一吨跌到了9万一吨——我们这里一时兴起炼了一炉钢，日本那边几十年积累的小生意就被冲垮了。

……

这种例子很多很多，我们没必要一一陈述。

不过，最可怕的是，相比起日本，中国产业经济的气象要“年轻”的多。

以日本最引以为傲的汽车行业来看，根据“财富世界500强”的结果显示：中国车企从2010年前后开始密集进行冲刺。

2010年时，东风汽车排行182，一汽排行258，北汽和上汽集团尚未成型。而日本方面，丰田排行第5，日产排行63。

但到了2016年前后，情况大为逆转，上汽直接冲到了46位，东风冲到了83，一汽冲到了130，北汽冲到了160。日本方面，丰田仍然领先在第8名，本田仍然领先在36名，日产却落后到了53名。

到了2021年，格局又不一样了。虽然丰田仍旧领先在第9名，但中国车企基本已经全部杀入前100名。

到现在，我们甚至还没有谈新能源汽车的事情。

2022年2月，比亚迪汽车全球销量高达87906辆，已经成为了全球销量的第一名。实际上，今天的比亚迪已经成为了世界头号新能源汽车生产商。2022年4月，比亚迪销售出了超过10万辆汽车，已经和第二名的特斯拉形成了数量级上的差异。

2022年5月 全球新能源车销量排行

而在这场车企盛宴中，前二十的玩家里，没有哪怕一家日本企业。

汽车在日本经济中是绝对的支柱性产业，全日本1.2亿人口，其中有524万人都在从事和汽车相关的工作。可以说，如果汽车产业衰落了，那么整个日本的经济都将受到严重的影响。

日本人并非没有注意到新能源汽车的大趋势，但日本应对新能源汽车的“姿势”多少有些奇怪。

你说日本人想发展新能源汽车吧？以丰田为代表的传统大厂展示出了教科书般的“日式顽固”，丰田章男多次在公开场合批判新能源汽车营销太过同时还指责日本政府2030年碳中和目标不切实际。

你说日本人不想发展新能源汽车吧？日本的配套厂商却在新能源领域表现积极，松下、住友化学、日立化学、三菱化学等企业都是特斯拉电池包的供应商。

新能源汽车的最大瓶颈就是电池问题，而研发动力电池所必需的化学工业又是日本的强势领域。日本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有非常深的技术储备，但日本竟然连一家拿的出手的新能源汽车品牌都找不到。

这就是日本特有的“拧巴感”。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日本遇到了很严重的困境。

最要命的便是老龄化——绝大多数的老人都“念旧”，并不喜欢“更新换代”——年长者不会想换掉他们的汽车和电视机，他们不会购买新的西装或者高尔夫球杆。他们已拥有所需要的一切，并且几乎不到高级餐馆用餐。

如此老龄化的日本社会，断然不会产生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

日本人口结构变化：65岁以上的人会越来越多

其二则是日本对于新兴产业的初创公司并不算友好——在主流的几个经济体中，中美两国的大环境对于初创企业是比较友好的。创业者们在北京或硅谷都能以较为低廉的成本获得股权融资，而日本则不同，日本的股权投资相当不发达，初创企业们能获得的往往是债权融资。

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债权融资，企业的大股东往往是银行，只要企业正常运行便对企业不闻不问，只有在企业陷入危险境地的时候才会出手。对日本企业来说，外部投资人起到的主要是“稳定器”的作用，如此一来，企业的管理者自然也乐得“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股权融资则完全不同，尤其是美国，美国初创企业的股东往往是投资机构或者个人，投资的总额不像银行那么巨量，因而导致股权分散，每个投资方都只持有较少量的股份。这种结构的优点就在于，由于每个投资方都不可能大比例持股，所以大家都知道自己“用手投票”的赢面很小，于是纷纷选择“用脚投票”——疯狂寻找那些朝阳行业、新兴产业——企业管理者因此也有更大的动力来攻关创新。

现在回头看“安倍经济学”，我们就能感受到安倍的“悲催”了——安倍其实也看到了问题所在，第三支箭显然就是希望日本能多发展一些民间投资。但很可惜，晚了，市场环境已经变了。2000年那时候搞说不定还能成功，2013年再搞，就只能被中国的强大工业实力教做人了。

一句话概括一下吧：

安倍晋三想振兴日本产业、拉高日本出口、改变日本资本市场环境的初衷很好，他只是不走运，碰到了国运上升期的中国——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是安倍经济学的无解难题。

尾声：最悲催的结局

大阪，Osaka，是日本仅次于东京的第二繁华的城市，大阪的道顿堀、心斋桥是全球闻名繁华商业街。在关西泼辣热烈的民风加成之下，局长的很多朋友都认为大阪的道顿堀和心斋桥比东京的银座和新宿要好玩得多。

除了道顿堀和心斋桥，大阪的另一个标志性景点就是位于更南边一点的通天阁——这座观景台不止一次地出现在包括《名侦探柯南》在内的各种日漫日剧中。

大阪 通天阁

按说这种地方，应该是非常繁华、一派歌舞升平景象。但实际上，就在通天阁往南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却藏着一个被日本政府抹去的地方——釜崎。

被抹去的原因很简单，釜崎的存在，就是日本的污点——釜崎，现在叫“爱邻”，是日本最著名的贫民窟之一。

出了“新今宫”车站，就是釜崎的核心地带。这里的空气中弥散着一股难闻的腥臊，这是尿骚味和呕吐物混合的气味。和宣传中日本干净整洁的街道不同，釜崎的建筑破落老旧，车站的墙壁上永远挂着褐色的流锈，路边的牌子上甚至常常见到“禁止随地大小便”的涂鸦。

一个釜崎人的典型人设是这样的：男性，50岁以上，曾经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美满的家庭，有不少人甚至在大型企业中担任过要职，泡沫经济破灭后，他们选择将房产转移给亲属，自己背上债务离家出走，来到釜崎开始了流浪生活。

为什么会这样？

根子还是出在了日本社会的经济制度上。

中国和美国的商界人士里，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的不在少数——没失败过几次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经验丰富，我们所熟悉的“懂王”特朗普就是此中老手，“行业冥灯”罗永浩老师欠了6亿人民币照样还能在抖音上直播还债。俞敏洪老师的教培行业被爆锤之后，旋即也搞起了电商直播。

但在日本，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银行作为主体、“债权”大于“股权”的日本社会对风险极为厌恶，这种对风险的厌恶甚至已经延伸到了人的身上。

生意失败、债务缠身，在中国和美国可能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在日本就是社会问题了——不仅本人会身败名裂，甚至老婆孩子也会受到波及受尽欺凌，曾经的朋友也只会对你避之不及。

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生意破产的日本男人们宁可选择流浪街头也不愿意和家人一起面对难关——他们不想给亲人带来麻烦。

当这些有能力有希望“重振日本”的社会精英们成为了流浪汉，日本就只能迎来随后的“失落的三十年”了。

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决定了一个国家未来的命运，他曾经从这个角度预测过日本的未来，他认为人口老龄化是日本最大的问题。

李光耀

1950年，每个日本老者由10名劳动者供养，到2022年，这个数字将减少到2名，2060年可能减少到1.3名。生育率的持续降低使得整个国家看不到未来。我们以新发明专利为例，日本曾经是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专利申请国，但是近年来已经越来越乏力，因为新发明来自年轻一代而非年长一代。就拿数学领域来说，一个人会在大约20岁或21岁时达到巅峰。没有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在过了这个年纪以后，还能取得更了不起的突破。

日本本来有机会通过引进外来移民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美国和新加坡就是通过这个方法很有效的解决了人口老龄化问题。然而遗憾的是，日本是很典型的单一民族国家，其文化具有很强的排外性。在日本生活着数以百万级的朝鲜族和华裔外国人，他们早就在文化上被同化并且渴望加入日本国籍，但是他们始终无法真正融入日本主流族群。甚至当年移民南美的日本人后裔，在上世纪想大规模移民回日本，也在文化上遭到排斥而失败。

日本的现状同样非常值得中国警惕，因为中国也在迅速面临着日本一样的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同时，中国是否能像美国和新加坡一样有效吸引外来移民，比如吸引海外的5000万华侨当中的年轻人回中国，也是一件非常有挑战的事情。

日本是高福利社会，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导致政府和企业都有巨大的财政负担，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在半导体、面板等需要高投入产业上的竞争力。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日本在半导体和液晶面板等新兴产业上具有绝对的世界级竞争力。然而韩国企业从90年代开始在政府的扶持下，在大规模引入外商投资的金融政策下开始了大规模的投入，而日本政府则难以在这些极其烧钱的产业上予以其本国企业以有效支持。

与此同时，日本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企业的股票市值暴跌，导致日本的半导体和面板企业无法有效在资本市场上股权融资，这也导致了其资本投入乏力。最终，韩国的三星、LG等半导体和面板企业后来居上，取代了日本在这两个重要产业上的地位。而半导体和面板宝座的失去，直接导致日本企业在智能手机、家电、电动汽车等相关产业上的竞争也出现乏力。

1980年代 东京街头的潮流一族

客观来说，安倍晋三的确也算是有所作为了，安倍经济学确实让日本获得了一些活动空间。但很遗憾，时代的大潮汹涌而来，靠这些小动作是没办法翻盘的。

经济发展时，大问题也是小问题。

经济下行时，小问题也是大问题。

不过，这一切似乎都已经不重要了。

2022年7月8日中午时分，近畿铁路大和西大寺车站外，41岁的山上彻也掏出了他自制的土枪，让安倍和他的一切都归零在了这声巨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