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贡献

来源：临夏党史网 作者：郭元年 马杰 毛月龙 浏览：1475次

【内容提要】1937年7月，卢沟桥的枪声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击日本法西斯侵略、全民抗战的序幕。在这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华各族儿女同呼吸、共命运，毅然奔赴抗日前线，加入救亡图存的行列，在中国现代史上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篇章。

回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也涌现出了马本斋等一批抗日英雄人物，造就了英勇善战的回民支队、马彪骑兵师等抗日队伍。白崇禧、马鸿宾、马鸿逵等抗日爱国将领在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黄河保卫战等著名战役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赢得这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从四个方面梳理总结了回族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贡献，供与大家交流探讨。

【正文】

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东方主战场，是近代以来中国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也对世界各国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场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是反法西斯正义力量与法西斯侵略势力之间的一场大决战，是文明与野蛮的一场大博斗。日本侵略者先后占领了中国、东南亚、南亚、大洋洲许多国家领土，杀害居民、掠夺物资、强征劳工，施放毒气，蹂躏妇女和儿童，毁坏和窃取文物，造成了大量人员和财产损失，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留下了巨大的创伤。

中国是受战争摧残最为严重的国家。从1931到1945年的14年间，日本侵略者先后占领了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大片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政治文化战略地区。在整个战争进程中，日军到处屠杀、焚烧、抢掠、奸淫，使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惨遭蹂躏；大量使用生化武器，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把大批中国平民和俘虏当作细菌和毒气的试验品；掠走大批中国劳工，强迫他们筑路、开矿、拓荒，从事大型军事工程，使其大批冻、饿、病、累而死；强征中国妇女作为“慰安妇”，严重残害妇女的身心健康；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政策，企图摧毁抗战军民起码的生存条件，在许多地方还制造了一系列触目惊心的大惨案。直到今天，日本侵略所造成的后果还难以完全消除，日军遗留的毒气弹还不时地威胁着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

一、积极宣传动员，引导同胞抗战

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各族人民群情激昂,纷纷组织游行示威。9月27日西安召开近七万人参加的反日救国大会，回族群众与各界爱国群众上街游行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积极对日宣战。回族爱国人士马德涵等人倡议成立“西安回民抗日救国会”，积极从事反日宣传。中共地下党员、回族人士刘格平积极领导陕西回族参加抗日，于当年成立“陕西回教抗日救国会”。10月，青海省学生抗日义勇军联合处在西宁县门街(今人民街)福神庙成立，创办《学生抗日旬刊》，登载省内外有关抗日运动的新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11月3日，西宁各学校的抗日义勇军在小教场举行誓师大会，表明坚决抗日的态度。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1935年12月，中共党员、回族学生马寅担任上海中等学校学生救国联合会主席、组织部长,组织学生参加各种进步读书会和救亡运动；1936年1月，北京著名回族女社会活动家刘清扬，领导北京各界妇女成立北平妇女救国联合会，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2月14日，回族同胞在西安召开 “全国回族代表大会”，呼吁全国各族人民加强团结，共赴国难。

在抗日前沿的中原大地，冀中回民提出“我们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我们有先天抗日任务”的口号。不久北京、天津等地散居的回族工人、商人、职员、学生以及宗教界人士也纷纷起来进行罢课、罢工，发表抗日宣言。1938年2月，全国回民抗日群众团体“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在重庆成立，协会理事长白崇禧发表《敬告全国回教同胞书》，提出国难当头之际回回穆斯林的使命。协会一成立，甘肃、山西等地均相继成立分会，组织回民抗日团体，参加各种救亡活动。各地回族青年还成立 “回民青年战地服务团”，“回教青年救国会”等组织，进行广泛宣传、动员和募捐活动及战地服务工作。

陕西回族于1938年9月13日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西北回民“献旗”大会。大会除了向政府献旗和共同声讨日寇，还电慰前方英勇抗敌将士，发布《告西北回民书》，呼吁全世界穆斯林兄弟起来共同“抵制日货”、“扩大援华运动”。回族抗日爱国知名人士马正卿与进步人士景梅九(《国风日报》社长)等创办《出路》周刊，与《西京日报》的郭英夫、《西京平报》的李志亭等人合作发表战斗檄文，鼓舞民众的抗日激情。

甘肃兰州回族民众在地下党员杨静仁、吴鸿宾等人领导下，先后在兰州大、中学校回族学生和其他知识青年中发展会员70余人，出版《回声》杂志，积极宣传抗战。之后又在兰州、榆中成立中国回民抗日救国会甘肃分会和甘肃回民教育促进会榆中分会。平凉著名阿訇穆忠阳、马鸣鹤、郭志善、丁占学等在重大宗教活动场合宣传抗日，鼓励群众抗战到底。

临夏作为回族比较集中的少数民族地区，自抗战爆发以来，采取各种形式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从政治上、舆论上积极支持抗战。康乐县各学校普遍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编演文艺节目，投入抗日救亡宣传。新治学校师生排练《放下你的鞭子》、《松花江上》、《木兰从军》等节目，在新治街、党川铺宣传演出。临夏中学进步师生为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和妥协投降的卖国政策，掀起声势浩大的学潮。1938年，国民党决议在临夏中学成立三青团，发展国民党员，并委派军事教官对学生进行反动教育，借以遏止学生的抗日活动。为此，学生向当局进行坚决斗争，后学校英语教师杨毅和（共产党员）被县政府无理绑架，更激起学生的愤怒。为抗议暴行，学校各年级纷纷罢课，组织宣传队，走上街头，高唱《保卫黄河》、《流亡三部曲》等抗日歌曲，公开大力宣传抗日救国，迫使县政府公开释放了杨毅和。1939年，和政县在县城东门口滴珠山建立《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一座，上有“青山埋战骨，白石慰忠魂”的对联。1941年9月18日，云亭中学（韩集中学）学生自治会组织部分学生举行“九•一八”事变十周年纪念活动，青年教师马国春向在场学生讲述了“九•一八”事变的经过，更加激起了学生对日本侵略者的义愤，大家高唱《流亡三部曲》等抗日歌曲，强烈声讨日本侵华罪行。同时，广大老百姓还用民间小调传唱《新编十二月》、《收复失地歌》等抗日歌曲，鼓励妇孺老少积极支援抗战。

宁夏著名阿訇虎嵩山号召回族穆斯林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正义行动中，他用汉文和阿拉伯文撰写题为《致全国穆斯林同胞抗战胜利祈祷词》，不断鼓舞回族穆斯林的爱国热情，坚定中国必胜的信念。

各地回族团体利用报刊、杂志、通讯广播等多种方式，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真理，通过舆论呼吁，唤起民众投身抗战。冀鲁边区回民抗日救国会出版的《正道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出版的《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和《回教文化》，四川重庆回族创办的《回民言论》，甘肃伊斯兰学会创办的《回声》等，纷纷发表正义呼声,宣传抗日救国。回族爱国文人杨玉书主办《绿旗》杂志,揭露日寇侵华罪行和诱降阴谋,宣传抗日救国。上海《申报》总主笔、回族著名爱国人士伍特公撰写多篇社评,鞭挞日寇罪行,宣传抗日救国。上海沦陷后,日寇威胁利诱哈德成阿訇,妄图使他就范,但哈德成阿訇决然离开上海,到达云南，并在途中多次发表演说,号召国内回胞团结一致,抗日救国。日伪继而又企图“聘请”伊斯兰教著名学者买俊三阿訇出任伪职,买阿訇举家离开上海,出走内地,绝不当民族败类。

二、主动捐资捐款，支援抗日前线

处在后方的回族同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捐资捐款，与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共同构成了全民抗战的局面。新疆回族文化促进会在祖国边陲积极组织抗日救亡运动，马良骏大阿訇号召教民踊跃参加抗击日本侵略的战斗，全疆回族积极捐款，购买一架飞机，支援政府抗战。1938年11月23日，日军对西安回民进行轰炸，造成重大伤亡，激起全国回族同胞的极大愤慨。西安骡马市的回族同胞先后给陕北购买粮食驮骡、军马等，有力地支援了陕北红军。1940年，平凉大寨乡、康庄乡的许多回族青年奔赴延安，走上抗日战场，如回族青年王明军在抗日战场上屡立奇功，后被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选拔为中共领导下的空军司令部首批飞行员。平凉许多回族商人组成马帮，把丝绸、布匹、盐茶、面粉、印刷文具等急需物资源源不断的驮运到抗日根据地。回族商人、地下党员丁信真，多次率领回族商队，把物资驮运到老区，在民间留下了“丁胆大走红区”的美谈。

上海回族人士哈德成、达浦生、沙善余、伍特公等发起成立上海回教难民救济会,先后在徐汇区清真别墅等7个回民难民收容所,收容3000余难民,解决衣、食、住等困难,并进行抗日救亡运动教育,为抗日救亡服务。回族人士马天英多方募捐,营造平民屋,建造学校和清真寺,解决了一批逃难无家可归回民的住食问题。 1940年后,华北、华中各铁路沿线被日寇占领,抗战物资紧缺。安徽蚌埠、安庆、定远等地一批善于长途贩运的回民,将食盐、布匹、百货、西药、土硝等紧缺物资运往游击区,支援前线抗战。

河南南阳的水子立、李平甫在石桥组建“石桥回教战地服务队”,中共早期党员沈荣田、沈虎田兄弟俩(南阳回族人),先后来到石桥对队员们进行军事训练。江苏六合县，回族武铁肩组织成立 “商民抗敌协会理事会”,自任理事长,积极带动群众捐粮、捐款、购买枪支弹药及医药用品支援抗日。回族蒋长泰富甲江南，积极动员子媳、女儿,赶制丝绵背心分送抗日将士,其妻杨氏变卖金饰以助军用。竹镇清真寺阿訇李叔度在共产党领导下组建 “回民抗日独立游击大队”,配合新四军五支队主力,在津浦东南段地区打击日寇,牵制顽军,为抗日救国事业作出贡献。湖南回族爱国人士刘达三、高生俊等在长沙成立“中国回教救国会湖南分会”，次年在邵阳成立“中国回教救国会邵阳分会”。 “分会”从成立至1944年秋邵阳沦陷的五年里，一方面积极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另一方面为抗战士兵和难民募捐寒衣，为部分难民介绍工作、寻找职业，还捐款购买飞机等。四川回族爱国志士成立 “四川回民抗敌后援会”，向各界发出通电表示“为争取抗战胜利，誓率全川回民枕戈待命”。阆中回民首富之子唐梦吉，1938年春到陕北延安，要求加入红军。他参加抗日青年训练班，组织派他重返阆中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及抗日救亡运动。回到阆中后，唐梦吉出资订购《新华日报》等多种进步报刊和抗日宣传资料，创办 “战时书店”，广泛宣传抗日主张，并先后建立3个党支部，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在甘肃临夏，为了支援抗日救亡，各级职员按照薪额比例连续6个月为抗日救亡运动捐款。临夏县商会自1937年起连续三年捐献白洋约1500多元。

三、广泛参与抗战，捍卫国家主权

一是冀中回民支队的抗日活动。冀中回民支队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一支重要抗日武装。1938年马本斋率冀中游击军回民教导队与冀中军区回民干部教导队合编为回民干部教导总队，马本斋被任命为总队长，党组织委派东北回民丁铁石到冀中回民教导总队担任政治部主任，随后丁铁石与刘世昌介绍马本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冀中回民教导总队改编为冀中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1939年冬，马本斋利用一批由二人抬的大土炮，“在无极公路等地段打击外出抢粮的千余日寇，歼敌300余人，毁敌汽车8辆”[1]。1940年日伪军疯狂“扫荡”冀鲁豫边区，冀中回民支队坚持战斗52天，使得日军极为惊恐，先后调集1万余日伪军配以300余辆汽车进行合围。回民支队巧妙作战，歼敌300多人后跳出敌人合围。这一年，回民支队在深南地区先后作战30余次，毙伤俘掳日伪军近千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1940年5月30日，回民支队在康庄成功进行了一次伏击战，这场战斗除少数敌人逃跑外，其余全部于半小时之内被歼灭在衡安公路上，并缴获加农炮1门，九二式重机枪2挺，轻机枪2挺，步枪150余支，还有许多弹药及军用物资。康庄伏击战的重大胜利，受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高度赞扬，冀中军区授予锦旗 “能征善战的回民支队”。

冀中回民支队从成立到抗战胜利的6年中，历经大、小战斗870 多次，消灭日伪军36700余人，战功赫赫，受到中共冀中军区的表彰，成为回族人民武装抗日的一面旗帜。中央军委颁令嘉奖马本斋，毛泽东称其率领的部队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 。

二是渤海回民支队的抗日活动。1940年8月,在今孟村回族自治县新县镇清真寺宣告成立冀南抗日六分区回民大队。最初只有30多名回族干部战士。回民大队则在一年内由刚成立时的几十人发展到四百多人，随后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1941年9月，冀鲁边区党委根据斗争形势需要，将这支“ 回民大队”扩编为冀鲁边区回民支队，刘震寰为支队长。回民支队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津浦铁路以东华北南部大平原坚持对敌斗争，作战百余次。粉碎敌人多次扫荡，攻克60多个据点，歼敌达3500多人，缴获轻重武器不在少数，为扭转边区抗日局面立下汗马功劳。1944年冬，冀鲁边区与清河军区合并为渤海军区，冀鲁边区回民支队改称为“渤海军区回民支队”。渤海军区回民支队在敌后频频出击，围歼罗寨，占领捷地，拔除大姚庄、小山、苏基、辛店、小白兔等据点，并在花寨战斗活捉日本军官森田，还成功地进行了吕家桥、齐家坞、崇望、李村战斗，胜利解放了阳信、惠民、庆云、无棣、黄骅、新青等县。

三是回族将领白崇禧指挥的抗战重大战役。回族将领白崇禧协助李宗仁指挥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这次战役共歼灭日军1万余人，击毁战车10余辆，重炮10余门，俘获战利品不计其数，矶谷师团主力彻底被歼灭。台儿庄会战中，滇军回族将领马继武率183师542旅奉命支援，马继武在旅长阵亡的情况下，乘敌人立足未稳之际，率部猛攻，夺回火石埠阵地。是役，马继武部有130余名回族官兵壮烈牺牲。台儿庄战役是中国抗战以来正面战场上的第一次空前的重大胜利，这一捷报得到国内外舆论的一致好评，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和信心。

1937年12月，在徐州失守后，国民政府先后调集约50个军130个师和各型飞机200余架、各型舰艇及布雷小轮40余艘，共100万余人，利用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地区有利地形，组织防御，保卫武汉。白崇禧代理战区司令官。日军投入总兵力达12个师团，共35万人，并配有舰艇120艘，飞机500余架，分五路攻打武汉。武汉保卫战从日军攻占安庆开始到武汉失守为止，持续近五个月，大小战役数十次，歼敌5万以上，击沉敌舰过百，毁敌机百余架。武汉保卫战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打破了日本妄想迫使中国屈服、早日结束战争的计划，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转折点。以武汉会战结束为标志，中国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四是高原铁骑马彪骑兵师的抗日活动。1937年秋，蒋介石电令青海马步芳组建骑兵部队，参加对日作战。马步芳、马步青分别从自己的军队中抽调精锐部队，并征调甘肃、青海的回、汉、东乡、撒拉、保安族青年组编了暂编骑一师，共8000多人，由甘肃临夏籍的马彪任师长，开赴抗日前线。1938年初，骑一师进入河南，布防陇海铁路沿线。4月，骑一师奉调黄泛区的扶沟、鄢陵、西华等县，担负河防任务。不久，日军一中队及伪军千余人，侵入骑一师防区，马彪指挥两旅兵力三面围歼，全部歼灭了来犯之敌。1939年2月，改番号为骑八师，分驻西安以东、河南陕州以西的陇海铁路沿线，担负防守铁路、保卫公路安全的任务。骑兵师在马彪率领下东征，转战陕豫皖诸省，在豫东皖北一线与日军作战，成为中原的一支抗日劲旅。

1939年春，骑兵师又调驻周口至界首一带的黄泛区，防御淮阳一线日军。骑兵师进驻不久，马秉忠率二旅立刻围攻淮阳城，经过激战，攻占了淮阳西关，日军退守淮阳内城，与二旅进行对抗。当时开封日军调集一支机械化部队，乘100多辆卡车和装甲车，载10门大炮，突破国民党七个主力师的防线，兵临淮阳，日军里应外合，骑兵师腹背受敌，双方展开厮杀。战斗中二旅旅长马秉忠手持大刀与日军拼杀，后中弹身亡。日军用重炮连续向骑兵阵地发射，骑兵死伤无数。马彪急撤出城外，重新集结队伍，让团长韩有才接任二旅旅长指挥战斗。淮阳之战，骑兵师消灭日军1000多人，俘虏20多人，而自身伤亡也达2000多人。不久，骑兵师又歼敌骑兵500余人，获战马数10匹，沉重打击了侵略者。日军恼羞成怒，又抽调重兵，配备先进武器，向骑兵师宝塔一线阵地实行强攻。马彪组织反攻，迂回冲杀，以血肉之躯与敌奋力拼搏。但因敌我力量悬殊，骑兵师主力迅速撤退，留百余名战士阻击敌人，他们背水一战，直至弹尽粮绝，不愿被俘受辱，乃全部投水自尽，显示了回族抗日壮士宁死不屈、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

1940年5月，骑兵师奉命调赴豫西叶县、舞阳一带，7月又调至豫皖边界的临泉、沈丘两县，8月驻守在涡河以南、淮河以北的三角地带，以牵制津浦铁路蚌埠沿线的日军。1940年9月，骑兵师在皖北涡河北岸的龙岗镇，又炸毁敌坦克1辆，打死日军三、四百人，被日军称为 “马胡子军”。 1945年8月，抗战胜利，骑兵师奉命接受徐州日寇的投降。在这场反侵略战争中，骑兵师转战陕西、河南、安徽等省，前后补充兵员23000多人，其中3000多名回、汉、东乡、撒拉、保安等民族健儿英勇献身。

五是马鸿逵、马鸿宾指挥的抗日活动。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活动。国共两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使马鸿逵的抗日态度逐步坚定。此时日本特务在阿拉善旗活动非常猖狂，马鸿逵认为达理札雅是西北的一个隐患，若不及早看管起来，将来一定要给日本当“傀儡”，坏国家大事。1938年2月，马鸿逵以换防为名，派兵将定远营团团围住，强行把旗王达理札雅“请”到银川，看管起来，并赶走了日本特务，在定远营设立“宁夏省政府驻定远营办事处”。直到抗战胜利，才把他放回阿旗。1937年春，马鸿逵命宁夏省民政厅厅长李翰园再次取道兰州、酒泉，前往额济纳旗取缔日本间谍机关。同年7月7日，李翰园抵达东庙，拜访当地首领图王和塔王，说明来意，对二位头人晓以民族大义，请他们协助将当地日本间谍彻底肃清。当天夜里，江崎寿夫带领秘书大西俊三和一名日籍司机乘汽车来到李翰园处。双方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执后，江崎寿夫答应让秘书乘车接回6名日籍特务，回来后被李翰园解除了武装，连同先期捕获的松本平八郎，全部逮捕关押。第二天，李翰园率人马由江崎寿夫等人带路，搜查东庙日本间谍机关及红柳窝仓库，并逮捕5名主要汉奸，日寇东庙特务机关被全部肃清。

1938年5月，马鸿宾率陆军八十一军和马鸿逵派来的两个骑兵旅、一个警备旅驻防绥西，任务是阻击日军向西进犯。1939年夏，日本坂垣师团一部，配置汽车、坦克、装甲车，企图消灭八十一军主力部队，一举侵占绥西。马鸿宾长子马惇靖命令部队利用防御工事，沉着应战，充分发挥火力，消灭敌人，夺取胜利。这场战斗，缴获敌人2辆汽车，100多发炮弹，几十箱子弹和军用物资，首战告捷。1940年2月，日寇3万余人，在1500多辆汽车、装甲车、坦克和数架飞机的掩护下，分两路进犯绥西。马鸿宾部在五原一带激战三昼夜，后因日军飞机的疯狂扫射和施放毒气，牺牲了千余人，艰难返回驻地磴口休整。1942年，马鸿宾部为配合傅作义友军收复五原，率部在伊克昭盟北达拉特旗修建工事，阻击包头增援日军。马鸿宾部英勇抵抗闻讯渡河的日军，把日军引向沙漠，转入运动战，有效损耗了日军战斗力，迫使日军放弃增援计划，为收复五原争取了时间。日军东撤后，马鸿宾率部反攻黄河以南的伪军据点，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清除了日伪势力，收复了伊克昭盟东北大面积失地。为了表彰马家军的抗日功勋，国民政府给马鸿宾颁发“忠勤勋章”，同时也先后给马鸿逵颁发“一等云麾勋章”、“胜利勋章”等。

四、开展民间外交，寻求国际支持

为了扩大国际宣传、揭露日寇在近东和南洋各国中颠倒是非、歪曲侵华真相的欺骗行径，配合国内抗战，“中国回民救国协会”还组织“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和“中国回教朝觐团”、“西北回胞朝觐团”，利用出访、朝觐之际，揭露日本侵华事实与罪行。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 我国近代著名回族伊斯兰教“四大阿訇” 之一的达浦生教长得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东各国开展颠倒是非的反华宣传,致使中东一些国家的穆斯林对中国抗日战争产生错误认识,决定利用参加埃及王子结婚盛典，中东、近东各国元首云集开罗之际,赴埃及向他们揭露日军侵华真相,进行抗日宣传。当埃及国王接见他时,他说:“我整个中华民族上下一致,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共赴国难,咸存玉碎之心,不为瓦全之念,日本虽强,亦不能占我片土,制我民心。中国的回教徒,也如非回教徒一样的热爱祖国,抗御暴敌,不愿为日寇之奴隶。”埃及国王当即表示支持中国抗战。达浦生阿訇还奔赴麦加,两次会见沙特国王伊本• 沙特,阐明中日战争的真相。在伊斯兰世界大会上,又向15万与会者揭露日寇侵华罪行，介绍中国穆斯林与全体中国人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事迹。他在埃及期间撰写阿拉伯文的《告全世界回教同胞书》,印发给各伊斯兰国家的政府及相关部门,并在埃及《金字塔报》上全文连载发表，被译成印度文、英文,在中东和南亚地区引起重视和关注,赢得全世界穆斯林的理解和支持。

北京回族人士马天英等人先后组织 “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和“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赴埃及、沙特阿拉伯、伊朗等中东国家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揭露日寇暴行,号召华侨团结起来,抵制日货,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近东访问团一路访问中东和南亚八个穆斯林国家，行程近五万公里。他们拜见各国政要、名流，接触许多重要的党派、团体，公开发表演讲。还以阿拉伯文、土耳其文、英文三种文字编写《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敬告世界回教教友书》，广为散发，并在《孟买新闻》、《伊拉克泰晤士报》、《印度星报》、《伊朗日报》、《埃及邮报》等国外报刊上发表大量宣传中国抗日文章。南洋回教访问团由香港出发，先后到达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进行长达一年的抗日宣传，引起东南亚穆斯林对中国抗战的极大关注，使之组织赴华亲善访问团，来华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

回族各民间出访团通过大量的外交活动，使得穆斯林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了解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正义性，赢得了这些国家道义上的同情和支持。1938年4月24日，《 新华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评道：“ 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组织，到海外的回民（穆斯林）中，去进行国际宣传，使近东和全世界的回民，都同情和援助中国的抗战。”

总之，在这场战争中，回回民族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显示出了空前的爱国热情和自我牺牲精神。回族同胞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们的抗日救亡运动,对于促进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加深各民族间的了解,促进民族间的团结与协作,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参考书目】

1、《回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主编：喇敏智，执行主编：马明良，2006年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

2、《甘肃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2014年8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临夏地方党史简编》，1987年，中共临夏州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辑。

4、《临夏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载，郭山吉、韩文惠著《跃马中原共赴国难——简介抗日战争中的国民党暂编骑兵一师》，1990年由政协临夏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杨策：《少数民族与抗日战争》，北京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