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后打工人变懒了吗？“躺平”背后的深层社会问题

“躺平”背后的深层社会问题

文/闫肖峰

发于2021.8.9总第1007期《中国新闻周刊》

一边是就业市场恢复不尽如人意，一边是大量岗位招不到工，这就是北美劳动力市场的现状。比如美国要推出的“大基建”就因为没有合适的工人而引发担忧。加拿大的情况也类似，一些行业复工复产后招不到工，尤其是服务行业。有老板称，员工拿CERB（紧急救济金）或失业救济拿上瘾了，不想回岗位了。

疫情之后打工人变懒了吗？不尽然！

右派舆论认为，失业救济造“懒人”。仅拜登政府的1.9万亿美元救助计划，就向每名纳税人直接支付1400美元，无论该纳税人是否失业。为了激励领失业救济的人回去工作，俄克拉荷马州州长宣布对前2万名找到新工作的人提供每人1200美元的“奖励”。加拿大紧急救济金（CERB）计划，每人每月可领2000加币，一领就是四个月，之后还可转为申领失业救济金。

通常，北美华人第一代移民支持特朗普，认为他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人必须得工作，这是所有社会政策的出发点。勤劳的华一代认为保障人的生存权不是养懒汉，人得奋斗才有未来。群里美国的老同学说，“前几天在洛杉矶downtown看到一个流浪汉帐篷门口，一左一右放了两个花瓶，里面插着向日葵，我就在想了，既然那么热爱生活，干吗不好好去找份工作像像样样过日子！”

左派舆论则认为，人们不愿意回去工作，一方面还存在对疫情的担忧，另一方面是因为收入太低，钱让资本家赚走了。据统计，几十年来，除了富裕阶层外，其他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都很缓慢甚至不增长。难怪北美青年“躺平”了。北美房地产市场一年之中增长了20％~30％，原本就买不起房的Z世代只有望房兴叹，不少年轻人因为支付不起房租又回归大家庭。有些北美青年搬到爷爷奶奶家的小城市去住，因为老人走后可以继承房产。

为何“躺平”？“K型分化”是原因之一，即人工工资的增长，远低于房价和富人资产的增长，比如房价增长30％，而收入只增长3％。向上突破的通道不畅因而产生无可奈何感。关于“躺平”国内年轻人只是吐槽一下，而西方国家Z世代则是真就“躺平”了。

宁当流浪汉不肯工作可能还有更深层原因，这是福利社会也解决不了的问题。西方一些分析认为当前社会的分化很像“二战”前，日益分化的两极社会是各类危机的温床，类似“黑命贵”运动只是预演。像桥水基金瑞·达利欧这样的投资者就押注中国股市，以便能对冲美国社会危机引发的风险。

西方国家的困境是，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有想法、没办法，或者党派争执不下，政府换了一届又一届，可问题依旧是问题。拜登政府上台后就酝酿出台增加企业所得税和个人资本得利税，但遭遇强大的阻力。其实，美国应该学习新加坡为年轻人提供上升通道和培训费用，加大高等教育、职业培训投资和扶持。

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对自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的财富分配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了财富不平等的加剧，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他建议通过民主制度制约资本主义，以有效降低财富不平等现象。工业革命加剧贫富分化，如今信息革命更甚，皮凯蒂的书好读，而实施社会变革难。

兼顾公平与效率，在多数国家是一个待解的难题。如何让年轻人乐观向上，不真的“躺平”，值得深思。

（作者系本刊学术召集人，趋势观察家，著有《少数派》《在大时代，过小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