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所见：大导演为啥“怕”姜文

文/李西九

庄 子《达生》篇第十九节讲了一个木匠的故事：梓庆做了一个钟架，完全没有斧凿的痕迹，鲁侯便问道：

“你靠什么把它做得这么出神入化？”梓庆回答：“我做钟架前，先保全元气再斋戒三天，不敢存有受赏的念头。再斋戒三天，不敢有巧拙的念头。再戒七天，忘了我自己的形体。然后我才走入山林，观察有没有天然的钟架。如果形质不合用，我就不动手施工。我做钟架所以合于自然，不见斧痕，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吧!”

当代也是有梓庆的。

姜文与《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宁静、夏雨等剧组成员合影

正午，白太阳偏南，在北京恭王府花园山坡上的亭子里，我问姜文：“大家都称你为影帝，你怎么看？”姜文说：“我无所谓。这么叫大概是从我获得过最佳男主角过来的吧？这是我无法左右的。我生下来是个无名的人，有了名是不小心。我不能为身外之物所累，我不为名声奋斗。”说完，他又扒了两口快餐盒里的饭。这是我在9月3日于新华社举行的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新闻发布会上第一次与他相识后，半个月内，第五次“寻”到他。这次，他见面就说，你要的照片，我找着了。

说起照片，得从头道来。一年前，姜文拿起了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就再也放不下手。一夜未眠，脑海里翻滚着儿时在部队大院看到的哥儿们姐儿们的影子，一条军用皮带，一件洗得发白的军衣，当时是羡慕，现在感到亲切，还有回味。这些“革军”子弟也有少年维特的烦恼，却用另一种好勇狠斗的方式来渲泄，真有点像普希金诗里的茨冈——吉卜赛人，这实在是男子汉在成年前的演习。

小说给姜文带来的冲动，化作电影语言的溪流从心上汩汩淌过。刘晓庆第一个支持他把它拍成电影，并把原名改为《阳光灿烂的日子》，因为世界在孩子们眼里总是光明的，因为他们还要成长，还有时间去干他们想干的事，那怕当时天空有阴霾。

作者在新华社总社《北京人在纽约》新闻发布会上与姜文合影

姜文在新华社的《北京人在纽约》的新闻发布会下告诉我，拍《阳光灿烂的日子》使他没睡好，头昏昏沉沉。都不知说了些什么，好在他还记得给我留下剧组的电话号码。这样，我找到了圆明园西边的北京一O一中学，那是第一次到剧组。

摄影机架在屋顶上，我沿着几根钢筋爬上去时，姜文正从摄影机上下来。他说：“这是剧中人马小军撬开别人家的锁后，从窗口用望远镜看学校操场的主观镜头。刚才摄影助理摇过来太平稳，其实要有抖动感才真实，我就重摇了一遍。”我对姜文说：“你能给张照片吗，我们《电视月刊》想作封面。”他瞪着眼，有点诧异：“让我上封面，不怕刊物卖不出去？”我记得自己当时笑了，又正色道，“我们讲究的是档次。”他说，“好，给一张美国摄影家拍的，黑白的。”见我有点迟疑，又说：“黑白的档次挺高的呀!”我点点头。

姜文说，照片在家，得托人回去找。第二次到剧组见他他抱歉地说，托人不行，怕找不着地方呀！但实在说不准哪天能回去。我不能在京久等，已托一朋友等姜文找到后再寄给编辑部。在我临上火车回武汉前几小时，我到恭王府的拍摄现场，打算问他最后几个问题，却意外地知道照片已经找到了。

姜文说，是昨晚上回去找的，因为听说我要走。但黑白的没找着，底片也没见，有的是张1米见方的，他用手比划着，你在路上怎么带？就找了两张彩色的。他让制片主任二勇开车送我到剧组去取，并叮嘱只拿穿红衣服的那张，别的不给。在车上，我才知道二勇的父亲就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有名的演员张勇手。

张是电影《南征北战》里那位英俊的营长，现在他已离休。这次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演马小军父亲的首长。还有方化，这位《平原游击队》里的日寇长官松井，也在片中饰演角色。

来到剧组驻地一看，姜文这张是夜间照的，而且是傻瓜机拍的。二勇说，这是姜文指定的一张，这你是听到的。我要看另一张，二勇又跑到楼上，拿给我看。我要两张一起带走，二勇说这得姜文本人同意。我看了看表，决定再返回拍摄现场。二勇说：他和姜文是多年朋友，还没听说过他把照片提供给人发表，特别是在剧组拍摄这么紧张的关头，两个月都没回家，专门给你找照片，这还是头一次。他又说，姜文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那是为满足新闻界的需要，他需要的是干活。

二勇的话使我想起姜文这位被导演郑晓龙称为“没有姜文，就没有《北京人在纽约》”的领衔主演，在新闻发布会上溜号的事。我问过姜文，姜文说，回剧组了，事多着呢，在台上坐不住，也没时间听首长一个个讲话。

又一次来到恭王府。姜文坚持要用穿红衣服这张做封面，说背景是黑的，可以写白字嘛，另一张身边有小狗的不给，是怕拿走后就掌握不住了。我让他放心。他事先说明，有小狗的可是做过明信片的。现在读者诸君看到本期的封面，就是他在美国拍摄的一张自我感觉良好的照片。

《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一角使夏雨一举成名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拍摄现场，我亲眼见到闻讯而来的内蒙古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记者分别采访他，从拍摄准备到采访结束，大概还不到三分钟。他应付着那些俗套的提问，对未见分晓的事含糊其词，他希望让观众自己去评价，让作品去说话，况且整个摄制组还在等着这位“票”一把的导演呢。说“票”一把，是因为他说拍这部电影，只是“玩玩”，没有目的，拍成什么风格也不知道。“票”， 自然是“票友”，也就是业余的。

看看面前如此淡泊的姜文，却难以抹去他在《北京人在纽约》中创作的那位音乐家形像：刚刚踏上美国领土的王起明，乘年通过纽约街头，潇酒的长发遮住半边险，他假想着灯火辉粕的幢幢高楼前站满了欢迎的人群，向窗外挥手致意，那得意劲儿，如凯撒大帝踏上被占领者的领土：“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

当王启明被解雇，身无分文，他又一次走上繁华的街头，如一头仰天怒吼的狮子，发泄着胸中的怒火：“美国，算个什么？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有钱么!”这情景，使人联想起当年闻一多在诗作《洗衣歌》中代表在美华人向这个金元帝国发出的质问：“耶稣的父亲， 不也是木匠么!”

在全剧的结尾部分，观众随着21集剧情，差不多已置身于美国的生活氛围之中，看到王起明从赌场输光后开车驰过曼哈顿的大街，这时汽车的收音机里传出藏族民歌《洗衣歌》的歌声，那是来自祖国的声音啊！“是谁帮咱翻了身，是谁帮咱修桥梁，是亲人解放军，是救星共产党……”这时。从利己主义冰水里被唤醒的音乐家，第一次伴随着节拍真挚地唱起这支熟悉的歌，泪水从铁石心肠的汉子眼中簌簌流出。海外游子内心的波涛，撞击着我的心……用“奔放”这个词来评估姜文的表演，我认为是确切的。

在辅仁大学，我又找到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剧组。“我说姜文。你在剧中演戏，使人想到庄子《逍遥游》里那只大鹏，人物、剧情、环境融为一体，真有点‘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味。”姜文听后连说“过奖、过奖”。

又说：“演时不吃力，准备时可吃苦。就像变魔术，你能让人看着你累么？如果吃力。不成傻子了？我是在不断地推翻自己的想法，我是我自己最大的敌人。我是在别人未看出自己毛病时，就已经把自己批倒批臭了。我不愿向观众记者诉苦我多么累，受多少累是活该，谁叫你当演员？ 我不喜欢这样。我觉得这有点撒娇，无聊。我也不会听到别人说几句好话就沾沾自喜。别人说我好话，没边，我反而反感。”

难怪我到剧组驻地海运仓时，姜文的铁哥儿们对我说，导演——我们指的是像谢晋、张艺谋、谢飞这样的大导演都“怕”姜文。

姜文对自己角色提出的想法，有些都是导演自己没想到的，但又不得不佩服。谢飞这位导演在电影《本命年》获国际大奖的领奖会上就说，没有姜文，就没有《本命年》，这种导演有胸怀呀!

铁哥儿们又说，《北京人在纽约》拍摄时，剧组曾放假三天让大伙儿歇息歇息，上街逛逛，可姜文找到两位导演，要谈自己对角色的新的设计，你想导演有这种演员能闲着吗？

我问过姜文，你认为一个好演员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姜文说：“标准是各式各样的。我看主要是看成功率。从最高档次的演员来看，就是要有对事物有特殊的理解力，演技是次要的。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请的都是业余演员。”我反问一句：“那还要艺术院校干什么？”姜文说：“可要可不要呀!”“北京儿影有小演员培训班，为什么不从哪儿挑演员？”姜文又来一句：“老实的孩子没创造性。”

看来这句偏颇之词积郁已久，这也许可以追溯到他报考电影学院碰壁的那一年。当时，被某种程式化表演理论搞得晕头转向的考官武断地说他当不了演员。若干年后，那位考官碰到姜文时后悔不已，连连叹道：差点埋没一位杰出的演员。

我又问：“特殊的理解力。你指的是什么？”姜文看了看面前的监视器。洗脸间的现场还在布置灯光，还可以再讲两句：“比如大款有钱，这是顺着的，也就是按所谓舆论导向来的，大都不独特。

像毛主席说的，不破不立；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还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在当时就是超常的思维，你可以理解到常人未曾理解到的层面。干任何东西。只要干得出色，就具有独特的思维方式，追随者永远是走狗，不能成为先驱。

追随者最安全，有人铺路，透着时髦，但并不感到自己变成了哈巴狗。”这当然是姜文的偏颇之词，但我却很少看到有演员像姜文这样，与毛泽东的思维方式产生共鸣，平常他注意读有关毛泽东的书，包括毛选四卷。

他认为我们能如此接近这位同时代的巨人是一种幸运，研究毛泽东就是研究中国历史；他认为对他的评价和结论还远远没到盖棺定论的时候，有人往往用最浅薄最符合套路的语言去评价根本没有资格评价的人，犯这种错误不好。

我同剧组的小演员和其他创作人员交谈，我对照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和姜文写成的刚本《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是要找到一把钥匙，打开一座迷官：由香港和台湾制片商投资100万美元，刘晓庆任监制。

由号称“亚洲一号”的摄影师顾长卫任摄像，拍一部背景是文革，主人公是一群“革军”子弟的电影，姜文竟称拍片无目的，风格不知道？连王朔看了剧本，都吃了一惊：怎么感觉比我还准确，剧本比小说还长？于是他便说，姜文，你别拍电影了，改写小说吧，明年准爆。

要不了很久，中国甚至外国的电影观众将会看到，影片以Mr·Mr（马先生）的画外音为线索，回忆他们中学生时代的那段特殊经历，时空交错以感情为流程，似梦非梦语焉不详。

我印象最深的是马小军梦中荒诞的镜头：看到自己的意中人成了冬妮亚这位资产阶级小姐远离自己而去，于是高喊着：“保卫列宁”去挡住女特务射向领袖的有毒的子弹；扛着炸药包的王成和跳着芭蕾舞的红色娘子军也走进他们的课余生活……

我读着剧本，如读现代派小说，我感到朦胧中那个时代青少年对中国和世界的使命感扑面而来；我感到人性中的原始力量带着野性，冲击着现代生活方式带给现代人的萎靡；我感到人类那种渴望复归精神上的家园的“乡愁”；我感到编导者对时下像浮萍一样缺少根底的年轻一代的忧患意识，真是斩不断，理还乱……

难道这就是我要寻求的答案?也许姜文确实不是在引而不发?正像梓庆做钟架的态度：“不敢庆赏爵禄”，“不敢怀非誉巧拙”，直至“辄然忘吾有四肢形体”。这实在是一种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是无功利的功利性。即不抱任何功利目的，但最后却在审美中得到最大的享受和乐趣。

作为演员的姜文，让那个在《芙蓉镇》里的右派，把被罚扫地当作练习舞步，乐在其中，幽默感一扫政治的高压气流；让那个《北京人在纽约》中的音乐家，在使人性扭曲的社会里，发生感情错位，视妻子为女儿，视女儿为情人，视情人为母亲。作为第一次当导演的姜文，改原作“动物凶猛”为“阳光灿烂”，还加上看似荒诞的梦幻，实则是揭示美好崇高心灵的镜头语言，这些都说明了什么?

“艺术无定规。 每一次都是新发现新发明，我决不重复自己。”这就是他要说的。

影帝上荧屏，是件有影响的事。我要他从电影的角度，来谈电视的要害。他直言不讳，很有见地。他说，拍《北京人在纽约》，就感到一种威胁。20集的长度，就自己在那儿晃荡，真担心观众会烦他。两口子在一起生活久了，还想离婚呢！

他还有一比，更叫人哭笑不得：电影是相亲，见一面就走，印像好坏你自己决定。电视是包办婚姻，你不看也得看，强迫你接受。晃荡的时间长了，家喻户晓了，就成了名演员。有些明星就是这样被炮制出来的。

播音员天天见面，但没有创造，能算艺术家吗？那仅仅是熟悉。巨片不在时间多少，而在质量。这种鱼目混珠的现象，会导致表演、导演水平的下降。要提高整个中国电视艺术的水平，必须在提高质量上采取措施。

姜文说，有人说我演王起明对《北京人在纽约》的成功有作用。说句不谦虚的话，这正说明电视剧目前还不能吸引更多的优秀电影演员。我问他这次拍电视的感觉，他说，拍完就没时间看，只知道拍时很地道，但不能因为好就上瘾，今后有好本子，还可以参加。

《北京人在纽约》中王起明大骂西方文化对女儿的不良影响

最后我问道，为什么中国的电视节奏比欧美国家的电视要慢几拍，他说，因为中国的生活节奏慢。那《北京人在组约》为什么节奏快?因为那是在美国拍的。姜文认为电视的优点是传播快和广，但缺点也由此而生：太通俗太广泛了。格律诗短，难做；长诗，就容易失之粗浅。电影、电视的关系也和这差不多。如果用电影的要求来剪辑现在的一些电视剧，不会有几部成功之作。

现在中国人还不富裕，如果每家有三、五台电视机，就会厌烦这种快餐式的文化。我到过法国、美国，很多家里就没有电视机。只有普及到一定程度，才会有提高。

正像贝利是为足球而诞生的一样，姜文是为拍电影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而电影今天在全世界都受到冲击，那么，电影和电视这两种血缘相近的传播媒介，它们的竞争与互补的历史，必将延续到未来的世纪。

《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姜文执导的第一部电影，不久就获得5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台湾电影金马奖和新加坡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电影正拍着时 ，我就坐在现场的水泥台阶上看他们的工作台本。这能拍吗，反正我是不会这么写的，但毕竟他们审查通过了，在国际上还获了奖。

有一次，我问演曹操的鲍国安怎么看，他很不以为然，说文革十年，有多少冤假错案，可在这些革军子弟眼中，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他不说了，饱小子不知饿汉子饥，我在心里说。

姜文很忙，他的铁哥们二勇倒是跟我说了些事儿。这次还请了电影《平原游击队》里日本鬼子松井的扮演者方化参演，只是因为他们小时候老学着鬼子进村的音乐玩惯了。果然，电影放映时，方化有一个镜头，演的是一位红领章的老军人，他见军队大院里的孩子们混入放内部电影的剧场，便转身站起来赶小家伙出去。还有一个花絮，是“老鬼子”在病中，一听是姜文拍电影，病也好了，要为影帝壮一行色。

能够采访姜文，是作者像狼跟踪猎物一样，有着异乎寻常的耐心。

新华社新闻发布会一完，北京的哥儿姐儿们嘴巴一抹，带上印有《北京人在纽约》字样的纪念品一个小钟回去交差了。剩下从天津赶来的《天津日报》《今晚报》和上海《文汇报》的已有些岁数的一位女记者，还有狼性十足，眼睛放着绿光的“老九不能走”。

三男一女“四人帮”纠缠了姜文一阵子，“卫嘴子”步“京油子”后尘当天打道回府了。我和上海来的约定第二天在北京友谊宾馆接着谈，这次是找的美国人，说着比较流利的普通话，他在剧中扮演王起明在爱情和生意上的竞争者。

采访完，女记者也走了。这样，我就开始吃“独食”。因为下了功夫，所以回武汉写的文章被上海的《报刊文摘》摘要刊登。当我带着那期用姜文作封面的杂志再次来京见到他时，他问，是不是抢疯了？又假惺惺地问，没挤死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