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付宝的人就开始给戴威打电话，（问）什么情况。”据知情人士透露，支付宝方要求ofo撤下微信小程序，并示意戴威赶走滴滴：“阿里的人就和戴威说，把滴滴的人弄走，我们就投钱进来。”
ofo总部的会议室，以全球的地点命名，除了北京、纽约、圣何塞，还有斯瓦尔巴德、乌斯怀亚——世界最南端的小城。这背后蕴藏着ofo的愿景：“让世界没有陌生的角落。”
如今的ofo已在破产边缘。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从誓言改写全人类出行方式到濒临解体，从资本竞相追捧到避之唯恐不及，只是3年时间。
这个时代擅长并渴望创造商业神话。神话瓦解的速度正如它崛起一样快。我们用过去6个月的时间试图解答，一个庞然大物为何倒下，最终发现，这个故事暗合了时代的某种情绪，聚集了人们的野心与欲望。它因狂热而生，也因狂热而死。
戴威低下了头
2019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戴威走进北京金融街丽思卡尔顿酒店，早早地在这里等候程维——作为中国当下出行领域里的领军者，程维掌管下的滴滴同时也是ofo的最大股东。过去两年间，滴滴曾至少3次对ofo提出收购，但都在关键一步遭到戴威的否决。
今非昔比。窗外是北京的春天，原本是共享单车活跃的季节，街面上却再难找到ofo的影子。在寻求多方融资未果后，对戴威而言，眼前的困局或许只有滴滴能解开。
程维留给戴威的时间不多，一会儿在楼上还有个会议。酒店大堂里，当戴威提出请滴滴收购ofo的请求时——这次轮到程维说“不”了。这位久经战场的企业家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说自己“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接下来的时间里，程维与戴威“展望了一下未来”，谈话便结束了。
这并不是程维第一次拒绝戴威。2018年7月，曾有媒体爆料滴滴即将收购ofo的消息，滴滴官方随即发布声明：滴滴不会收购ofo，将坚决支持ofo的独立运营——这在一些人看来正是在讽刺戴威，“那是他说过的原话”。
如今的ofo“对滴滴来说已经没有价值了”。多位采访对象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一手创立ofo的戴威不愿交出公司的控制权——这使得ofo失去了原本发展的可能性，并一路滑向了深渊。
在这个初夏，ofo后台等待退还押金的人数仍有将近1600万。以每人99元或199元押金计算，待退押金规模在16亿-32亿元之间。一名仍在职的员工表示，“这对ofo来说，是个‘不可能偿清的数字’。” 有用户表示，自己明明没有收到退款，原本界面的“退款中”却已更换为“充值押金”的提示，“仿佛我从没充过押金。”
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网6月12日发布的公开执行信息显示，因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法院已依法限制法人陈正江出境。这家公司正是ofo的运营主体。2018年10月29日，这家公司的法人由戴威变更为陈正江。
事情发展到今天的局面之前，戴威并不是没有想过让步。私底下，戴威曾主动找程维洽谈过多次。ofo前高管王拓很多次听戴威提起过，滴滴每次开出的条件都太羞辱了，这导致谈话总是不欢而散。
“就是他跟程维的对话，永远都不是平等的。”戴威曾向王拓转述过这样一番对话：他问程维，滴滴是不是一家永不放弃的公司？如果滴滴是，那么ofo也是。王拓听后劝戴威，没必要置气，该服软就服软。“无论是年龄、经验、社会地位，包括他在社会上具有的Power，哪一项不比戴威强？所以不能以一个特别对等的心态去聊这个事情。”
他尝试说服戴威，ofo在滴滴的规划里，可能就是一个事业部，这是迟早的结果。
戴威沉默。“他不吭声，一般他反对或者不认同的事，他就不吭声。”
王拓与戴威年龄相仿，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加入ofo之前，出生于西部省份普通家庭的他创过业，并按照他的计划把公司卖了出去。他自认奋斗打拼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实现财务自由，拿钱买更多的个人时间。“养猪不就是为了杀吗？每一头猪被杀掉之后，养猪场老板他会哭吗？因为出发的时候你已经想好目的了。就是猪养大，然后杀了，卖了，赚钱。”因此，当2017年9月，来自滴滴的高管空降ofo时，王拓几乎是带着迎接的心态，“把滴滴看作自己的未来老板。”
戴威并不这么想。父亲是国企总裁，母亲是教师，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毕业，在校时担任北大学生会主席。这样的出身，让他对物质的追求并不强烈。即使在ofo估值数十亿美元的时候，戴威出门最常吃的餐厅还是麦当劳和吉野家。他曾不止一次对ofo的联合创始人们表示，“经历比钱更重要”。
戴威曾将程维视作老师。一位负责投资关系维护的员工记得，刚入职时，她曾问戴威，有哪些投资人需要重点沟通？戴威给出了4个人的名字：徐小平、张颖、朱啸虎、王刚。“然后我说，那程维呢？他说程维我自己跟他电话打得比较多，有些东西我得跟他商量商量。”
但随着时间推移，戴威对程维的心态开始变化。有段时间，ofo的高层员工频繁地听见戴威讲述阿里的故事。敏感的员工意识到，事情发生了一些微妙的转变：半年前，戴威还总是在谈话间引用滴滴与程维的故事，如今，阿里与蔡崇信取代了前者。“戴威很早就表达过类似的意思：滴滴终究还是靠不住，如果能抱上阿里的大腿就好了。”上述员工说。
富有经验的创业者们会从今日的中国商业环境中悟出一个基本常识：一般情况下，不要同时接受来自腾讯、阿里或百度其中两家（或以上）的投资。而戴威先后让腾讯系的滴滴与阿里系的蚂蚁金服坐上了ofo董事会的重要席位——至少在今天，一切商业故事背后都是资本故事——违背常识是危险的。
今今乐道读书会创始合伙人、前《中国企业家》执行总编辑何伊凡将戴威与ofo的关系比作一个8岁的孩子去举100斤重的东西——“这100斤主要来自哪儿呢，主要来自它需要处理的复杂关系。因为资本是这样的，一步错，步步错，如果你早期（拿钱）的时候，一些最基本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到后期你一定会付出非常沉痛的代价。”
2017年10月，滴滴空降ofo的高管南山认为ofo在支付宝的入口无法导流，做主在微信上开通了小程序——由此引发了蚂蚁金服的不满。
这场矛盾以小程序下线、滴滴高管全体离职告终。敏感的投资人们从中嗅到了火药味。2018年初，ofo的早期投资人李立收到一封邮件，心情“彻底无语了”。邮件中告知：ofo早期股东朱啸虎已将手上股份及一票否决权转让给阿里，包括李立在内的所有投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阿里将有能力在ofo的重大决策上与滴滴分庭抗礼，而两者的阵营决定了谁都不会允许对方成为最后的赢家。“阿里入局的那一刻，这个事情就没法做了。我们都看到了结局。”
很久之后的一次谈话中，李立听戴威亲口总结了一番感悟：“当大佬对你很热情的时候，你可能真的觉得自己很牛逼，大佬给你的许诺你都会相信。但这事难是难在什么地方呢，当大佬翻脸的时候你是找不到他人的。”
李立认为，对于戴威而言，这是一个几十亿美元的教训。“所以比你高级的人，就不要以为你能和他一起玩儿，玩不到一起去的，只有他玩你的份儿。”
讲这番话时，李立要求我关闭手机录音。当我拒绝之后，他有些生气。“我这么说吧，你在一定程度上跟戴威挺像的。”在他的逻辑里，我和戴威都没有搞清楚一件事：事情能否做成，主导权并不在自己手里，而是在那些掌握资源的人手里。
“让你意识到这件事很简单，但要戴威意识到很难。”
王拓曾经问过ofo联合创始人杨品杰，ofo走到今天，主要是靠什么。“品杰认识得很清楚，跟我的认知是一样的，就是资本嘛。那你说ofo现在是因为你管理的好？还是因为你发明了这个事情？都不是，就是资本嘛。”
当他把同样的问题抛给戴威时，戴威选择了沉默。
“你只管争第一”
我再见到联合创始人于信是在这个春天，距离ofo总部被千名退押用户包围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天。第一次见面时，他正为退押的事忙得焦头烂额，桌上叠放着他的两只手机，其中一只专门用来监测ofo退押后台的情况，于信为此专门注册了一个用户号，充了199元押金。
“每个月、每一天都有人传说我们要死了，可我们还活着。“于信说。
在“被人摁在地上打了两年后”，于信总结ofo的历程，认为创始团队学到了很多：“想两年还想不明白吗？那可不就想明白了嘛。”他的态度发生了某些微妙的转变：前几次见面，他偶尔还会流露出委屈的情绪，诉说投资人曾拿了ofo的数据转身就给竞争对手。这一次，他告诉我，他们开始理解投资人了。
在创投圈活跃着的社群里，有人把ofo称为“史上最大的灾难性投资”。多家投资机构曾把ofo作为经典案例放在公司网页里、印在品牌宣传的海报上，在各种投资论坛上引以为豪。但现在，他们对ofo闭口不提。
在一位投资界人士眼中，这样的态度太正常了。“谁愿意去跟别人谈论自己的笑话呢？尤其是自认为聪明的人。”
戴威领着于信及几个联合创始人也开过很多次复盘会，但每一次复盘的结论都是：如果重来一次，ofo还是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归根到底是共享单车的盈利模式并不成立。”于信说。生意不赚钱，投资就总有停下来的那一刻。
我问他，那当时为什么有那么多投资人争先恐后地投？于信愣了一下，没有回答。
投资人们今天很难承认，在2016年至2017年的那三百多个日夜，他们在那场火热的共享单车投资战中，存在着某些微妙的反常。
史少辰做企业公关多年，第一次遇到这样激动人心的工作：大消息一个接着一个。有时一天能公布两轮融资——这样的融资速度是中国创业史上前所未见的。2016年9月到2017年7月，ofo完成共计5轮融资，总额近90亿元人民币。
“没有办法，大家就在那个时间点看到了信心。”摩拜投资人江渝回顾起2016年的夏天，创投圈被摩拜与ofo的项目激起了久违的热情——数不清的投资人在那阵子遭遇着失眠：在上一轮资本寒冬中，他们手头积累起大量资金，急需一个优质标的。因此，当投资人们看见北京、上海的街头开始出现大量的共享单车，内心产生了一种由衷的兴奋：“看到了那么多用户buying这个business model，大家都觉得那我要实现快速的增长。”
用户增长很重要，许多决定出自本能而非理性的计算。随着滴滴、腾讯两大巨头的加入，市场被迅速分为两个阵营：摩拜与ofo的战争一触即发。“你不增长，对手就增长。对手增长，意味着对手将把份额吃掉，对手就能把你打死。”江渝说，“就这么简单的一个较劲的过程。”
2016年11月17日，ofo在751艺术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走出校园，进军城市。这是竞争对手摩拜刺激下的结果，一些ofo早期重要资方曾私下表示对城市运营毫无兴趣，但却在新形势下改变主意，甚至重金加注。属于摩拜和ofo的战争正式打响了。而某些细节已经呈现出这场战争的火药味：发布会前夜的凌晨3点，ofo工作群里突然传来现场照片，摩拜的车将ofo的场地整个包围了。
强竞争使得一些擦枪走火的事不时发生。在上海，ofo运维人员徐师傅在与摩拜方的搏斗中头破血流。在北京，一个区域主管不得不频繁去派出所“捞人”，最多时一星期去了4次。
2017年4月，戴威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和当时的摩拜首席执行官王晓峰住在同一个酒店。前往会议地点的路上，戴威看到王晓峰从远处迎面走来。随行人员劝他避一下，避免被媒体拍到做出各种解读。戴威的反应是，没事，这个是正常的。他主动迎面向前，准备和王晓峰打招呼。但王晓峰掏出手机放在耳边，转身走了。
这是两个阵营的对垒，不只是戴威与王晓峰、ofo与摩拜，还有背后投下数百亿资金的投资方。市面上排得上号的投资机构，几乎悉数入局。“没有人能确定自己一定会赢，”江渝搅动着面前的拿铁，承认在战争最热时感到害怕。“就看满大街ofo的车乌泱乌泱的，心也慌啊。”
一家知名投行的财务顾问分析，挑动投资人斗志的因素里，既有利，也有名；既有高回报的诱惑，也有不甘人后的焦虑。“在那以前，还没有一个案子可以划分投资圈的三六九等。ofo和摩拜出现后，就有了。大家都想挤进去，你挤不进去，你就知道你不是（一流）。”
那阵子，戴威一天会接到好几个投资人的电话，其中不乏各大投资机构的掌门人——一个普通创业者并不会有这样的待遇。这同时也意味着压力：“一有什么负面消息他们就在微信上扔给戴威，搞得他压力很大。”负责投资关系的程凌睿说。
一次偶然，戴威发现投资人对于数据新闻非常满意。他对程凌睿说，“挺好的，投资人爱看这些。”为了取悦投资人，戴威与公关团队琢磨出一个一举多得的计策——与第三方数据公司合作，买断数据的披露权，选择对ofo有利的数据发布。
漂亮的数据带给投资人们更大的信心，他们在这场战争中更渴望胜利了——“只管争第一，钱不用操心”的口号，回响在ofo每个员工的耳边。有人形容当时的感受：“就像一个没钱的人彩票中了五百万，不但中了，还要求你两天就得把这些钱都花掉。你都不知道该怎么花，但你就是得花掉。就那种感觉，你懂吧？”
2016年12月，ofo搬入理想国际大厦，中关村一带租金最高的写字楼。10层、11层、15层、20层，不到半年，ofo租下了4层楼，黄色logo高高竖立在楼顶。戴威亲自下令，按照Google的标准来设计装修位于20层的食堂，“为了网罗最优秀的人才”。办公桌椅2000块一套，连马桶都是电动加热的。程凌睿的第一反应是，绝不能带投资人来上厕所。
于信当时分管海外业务，2017年1月到5月，他在全球飞了20万公里后收到了回国的指令，让他解决管理半径的问题——他在国外期间，公司人数从800人涨到了3000人。
钉钉群声声作响，每天都有新人涌入。王拓进入ofo前，戴威在面试时告诉他，我们要进入城市了。王拓问，那你打算怎么做？戴威说，不知道，所以就找你们来帮我去搞。戴威又问他薪水，他报了一个虚高的值，想探探戴威的底。他没想到，戴威一口就答应了。
“就好比你是一个小孩，我说这个奶茶30块钱卖给你，你可能就买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奶茶在整个社会上的行情值多少。”王拓事后分析，戴威有可能是过于年轻，不清楚行情。他最终在摩拜和ofo抛出的橄榄枝中选择了后者，因为相对于精明老到的王晓峰，年轻的戴威也许会更需要他。
急速扩张中，一些置身于浪潮中的年轻人真诚地相信，自己已经成为了曾经渴望成为的那一类人。我的朋友F提到一位在摩拜工作的朋友A。A工作不到一年，每次见面，都能感受到他不断飞跃的消费和流行又张扬的生活方式。先是在国贸77楼的云酷酒吧请客，后来谈论与某某名人的见面，五一假期，朋友问他如何度假，他说要去一个美国的山谷里，那里没有手机信号，能彻底放松。
“如果不是在一个高速发展的行业里，一个工作一年的新人不可能这样。”F感慨道。
激昂的气氛中，也有隐隐感到不安的人。
从事亚太区海外业务推广工作的何欢明显感到，ofo内部的管理完全跟不上它膨胀的速度。入职第一个月，何欢便得知，ofo曾在新加坡一次性投放了7000辆车，24小时之内，4000辆不见了。那时ofo还在使用机械锁，车没法追回。这件事很久以后才被北京总部获悉，当时的负责人将事情按了下来。而总部原计划在日本市场投放8000辆车，因为当地政策限制，只投出100辆，其余7900辆车只能在仓库放着。
在国内，ofo花费数千万请鹿晗代言。在海外，团队花几千万美元在Facebook、App Store上买流量，但方式粗放。一个令何欢哭笑不得的例子是，一次，在新加坡投放Facebook时需要一张海报，总部给来的素材是一个黑人骑着单车，天空中飘着雪花。“这跟新加坡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谁会点进去看啊？”
“最大的危机是每一个策略都很短期。”开拓中国香港市场时，上司否决了何欢从一开始就付费的方案，理由是先把订单量冲上去最重要。
吴昊先后在几家互联网公司做过产品经理和公关，来到ofo不久后，他就理解了为什么投资人总对戴威说，“你只管跑到第一，一定要成为第一”。
“很多资本以为的打法是，（共享单车）市场会出现一个小滴滴，所以试图用滴滴、快的、优步的那一套去复制战局。”起初吴昊也坚信这一套逻辑，慢慢地他产生了怀疑，“快车的入口在线上，共享单车的入口在线下，而且铺车单均成本那么低，竞争对手真的消灭得完吗？怎么能垄断呢？”
私下里，吴昊把这种疑问和一些相熟的同事讨论过，很少有人认真地和他探讨。在高速前进的列车上，没有人会喊停，或许也没人有能力喊停。最后，他沉默了。“这个动态博弈的过程当中，大家对于战争的这种不理性和疯狂是互为作用的。”
“这种人不投，我投谁”
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曾公开表示，ofo的项目其实真格是看不懂的，但他投人不投事。“首先，戴威是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其次，他毕业后去贵州支教。学生会主席，这意味着他有领导力。去支教，意味着他有理想。这种人我不投，我投谁？”
至于戴威做的是ofo，还是ofa，徐小平说，不介意。
更多人也被戴威的个人魅力感召。程凌睿第一次和戴威交谈，就做出了加入ofo的决定。在创业圈多年，她见过太多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创业演员”，她断定戴威和这些人不同，一心想做成事。“戴威在讲让世界没有陌生的角落的时候，他是真心在相信这个事情，这是他的一个理想。并且他把这个理想的这种热情传播得很到位，所以当时我会感觉到被他的那个passion打动。”
那时的戴威习惯哼着歌上班，最爱赵雷的《我们的时光》。公司的企业文化被总结为3点：骑车、喝酒、发红包。戴威身先士卒，常常喝醉。于信则是最爱发红包的人，当时有个规矩，开会迟到一分钟罚100块钱，一次，于信因为处理其他工作迟到了67分钟，二话不说，在群里发了6700块。
史少辰此前在百度和二手车电商工作，来ofo很久后才适应了“哥文化”，只要是男的，相互都叫“×哥”。“以前那些公司，要么叫英文名，要么叫人title，哪有逢人就叫哥的，是吧？”同样毕业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一位戴威的师弟在第一次听到这些细节时脱口而出，“这真像北大学生会啊。”
相较于公司氛围的年轻化，戴威却呈现出一种超越年龄的沉稳。程凌睿最初觉得，这种情绪控制能力在20多岁的男性中非常少见，“你跟他说什么他都会说，嗯，好的，我明白。他要是稍微显得有点儿激动，那他其实已经非常生气了。”
不止一位采访对象提到，戴威听到和自己意见相左的声音，极少与人争论，应对方式往往是沉默，也正是这种沉稳的气质吸引了不少投资人。
或者也可以说，这种气质迷惑了他们——一些投资人后来发现，戴威表面沉稳、内敛的气质很好地掩饰了他的倔强。
2018年一个下午，海淀区一家茶楼的包间内，戴威将其余几位联合创始人聚集在一起，商讨是否要接受滴滴的收购。有联创表示想退出，有人态度左右摇摆，例如于信。他的父亲，甚至包括他父亲的朋友，都劝他赶紧出手。有联创提出隐忧，按照ofo目前的运营状况，再撑下去不知该如何收场。
这场闭门会议之前，李立找创始团队吃了一顿饭。饭桌上，他用了很长的时间分析，为什么事情的复杂程度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卖掉ofo是唯一的出路。事后回忆起来，他觉得有几位联合创始人更倾向于卖掉，因为那顿饭除了讨论要不要卖，另一个话题是，卖了钱后干些什么。
但戴威最终做出的决定和他的预期相悖。在很多次类似卖或不卖的争论里，戴威的想法都没有动摇过。“他就表现出来一个非常明显的观点，他认为经历比财富重要。这实在太明显了。”于信说。
许多人感到无奈甚至愤怒的原因，是他们觉得在戴威眼中，实现个人意志的优先级高于实现ofo整个团队的利益。
“表面温和，心住猛虎。”王拓用8个字形容戴威的个性。戴威喜欢和同事们踢足球，在王拓眼中，那是戴威的深层人格得以显露的时刻。他觉得戴威非常好胜，只要戴威一来，大家就踢得很紧张。“踢球其实是一个团队协作，并不能突出某一个人，对吧？但是他总希望觉得‘我就是这个球队最重要的人’。”
根据多位ofo高管提供的信息，在2017年末，滴滴和软银方面提出投资条件，软银投资18亿美元，由程维担任董事长，戴威退出董事会。这个方案最终被戴威否决。
同在共享单车的战场上，摩拜单车创始人胡玮炜也曾面临过类似的局面。那时的摩拜也深陷巨额亏损与押金漏洞。在与资本的角力中，她最终选择接受美团的收购，2018年4月，摩拜单车以27亿美元的价格被美团全资收购，胡玮炜也在不久后辞去了摩拜CEO，与自己创立的公司挥手作别。
《创业邦》董事总经理马钺曾与胡玮炜有过一次交谈，他提起一家摩拜的投资机构，问胡玮炜，他们是不是跟你们特别契合？胡玮炜笑着说，他确实特别爱我们，但爱跟把钱掏出来，是两回事。离开摩拜之后，胡玮炜讲过一句广为流传的话，“资本是助推你的，最后你都还得还回去。”
但戴威显露出与胡玮炜不同的状态。时间久了，程凌睿对于戴威平稳内敛的性格，不再简单理解为是“老谋深算”。相反地，她从戴威的内心读出了几分单纯。“他脑子里面想的，也是非常清晰和简单的。很理性，很有逻辑，但是不复杂。戴威就天生不是一个适合给别人打鸡血的人。他太平和了，我觉得他就是那种一辈子过得很顺的人，对吧？这种没有受过特别大挫折的人，他怎么给别人洗脑呢？”
何伊凡曾与戴威进行过一次对话。采访中，他请戴威给读者推荐一本书，戴威的答案是《腾讯传》。一个多月前，ofo刚刚拿到阿里巴巴领投的超7亿美元的E轮投资。ofo的公关人员提醒说，这不合适，换一本。戴威腼腆地笑了笑，给出了另一个答案，《哈利波特》。“爱与情感，是可以战胜一切的力量。”
但情势比戴威预想的要复杂，程凌睿形容那种感觉“很诡异”：一些核心机密上午刚在董事会通过，直属领导叮嘱她不要外泄，下午消息就见报了。“真的就像那个《楚门的世界》你知道吗，很多机密半天之后就见报了，也不知道谁说的。如果说只是发生一次、两次就算了，你后来发现，简直就是个现场直播。”
在复杂的局面中，很多同事发现，戴威变了。他不再定期组织高管会议。与此同时，他的体重至少增加了30斤。更隐性也更令人在意的变化是，他似乎很难像以前那样信任身边的人。高管们发现一个现象，同一件事，戴威会分别跟三个人聊，所说的具体内容，是三种不同的版本。而这三人都不敢确定，究竟哪一个版本才是真的。
2017年的尾声，投资人们已从疯狂的战争中冷静下来。那个冬天，ofo与摩拜双方的投资人在私下频繁会面，希望推动二者合并。一位接近戴威的人士说，年末的合并案上，投资人朱啸虎最后一次将戴威留在会议室里，“苦口婆心地劝他‘合并吧’，戴威不肯，朱啸虎急了，说了句你傻×吗，或是类似的话，戴威拍桌离去。”一个月之后，朱啸虎将手中股份转让给阿里，套现离场。
与朱啸虎闹翻的第二天，戴威在网易创业者大会喊出了一句被媒体广泛引用的话：“请资本尊重创业者的梦想。”那时的戴威坚信共享单车是政府双创经济的成果，更坚信ofo能获得巨额的融资是因为ofo本身，而非其他。他正尝试着寻求国资的帮助，据身边人透露，某国资银行的高层曾表达过对ofo的兴趣，这令戴威非常乐观，他对下属说，“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于信在一次采访中的表态佐证了某种野心。他与戴威认为，ofo原本具有颠覆滴滴的某种可能性。“否则程维当初为什么说要做董事长，是因为感受到了ofo的威胁。”
一位聚焦出行领域的投资人对这种说法感到好笑，他做出一个推算：共享单车市场的估值也就30亿美元封顶了，“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生意”。
李立认为，这是环境带给人的迷惑性。“在一个急速发展的环境里，人容易搞不清自己的位置是由于自己真的很牛逼，还是由于别的。就像你如果从来没有见过电梯这种东西，我带你去坐电梯，你在里边跳了跳，后来你就升到60层了。你可能认为你的跳导致了你到了60层。然后你出了门以后继续跳，你可能发现去不了那儿。在那个时候，人很容易迷失吧。”
代价
2018年5月的一天下午，戴威站在那个参照Google标准装修的食堂里，发布了名为“Victory Day”的计划。
面对在场的一百多人，他提起电影《至暗时刻》。他把ofo比作二战时战火飘摇的英国，而他要像丘吉尔一样，永不放弃，保持独立，战斗到为ofo赚到1元利润。“如果不愿意战斗到最后，现在就可以退出！”
那个计划的核心，是全力出售广告位。为了找到广告客户，ofo实行团队内部“全员B2B”计划，鼓励所有岗位人员去找广告合作。不久之后，用户们发现，在用App扫码开车时，会弹出一个5秒钟的短视频广告。ofo B2B业务负责人邵毅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是ofo独有的创新，竞争对手摩拜与哈罗单车都未开始尝试。
问他为什么别家不做，他笑了笑：“我觉得原因还是因为我们求生欲要强一点儿。”
邵毅所带领的商业化小组从最初的4个人变成如今80人的B2B事业部，承担着为ofo造血的重担，截至2018年6月，已经为公司创收了1个亿。但这相对于ofo的债务而言，还是杯水车薪。12月的午后，阳光洒进咖啡厅的玻璃窗，邵毅问我有没有感觉到气温回升了，没等我回答他就说道，“只要天气回暖，订单量，包括广告业务肯定是会回暖的，这个毋庸置疑。”但3个月过去，春天到来时，在北京的街面依然很难找到ofo的影子。
戴威发表演讲时，梁铮当时就坐在距离他两个座位的地方，当他听见戴威说出“坚持下去，为欠下的每一分钱负责”时，一股热血涌上脑门，他感到自己的心跳都加快了。他坚信眼下的难关只是暂时的，ofo一定会迎来最终的胜利。
采访时，负责北京二环内运营的他兴致勃勃地向我回忆起2017年国庆——正是单车大战最胶着的时候，在清车时，他站在一辆三轮板车上“巡视”长安街的情景：为了观看国庆的升旗仪式，十万多辆小黄车从北京的四面八方涌向地图上最核心的位置。“长安街的护栏有多长，共享单车就能码多长。”
关于那一年，这个36岁的男人最深刻的记忆之一是，疯狂买面膜。因为天天在户外暴晒，黑到自己都接受不了。他瘦了12斤，却感到“浑身是劲”。他住在工体附近，有时从工体先去崇文门，再去天坛，再去双井，再去通州，从通州回到工体时已是凌晨4点多，天已蒙蒙亮。他又开车到天通苑接了最后一批车。
梁铮说，这种情况很多人都有。“其实我可以把这责任推卸给别人，到你的区你要接车。但是在那个时间段夜里已经3点钟了，没有必要把别人再吵起来。我一个人能把你十个人的活干完，那我何必再麻烦你？”
一幅黑色背景的丘吉尔画像挂在ofo的办公室里，上面写着他的名言：“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献给大家。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
梁铮并不知道，戴威在公司做演讲的那一刻，也正是他真正意识到，ofo已经陷入绝境的时刻。“他真正慌了是在5月。”一名接近戴威的人士回忆，预期的国资并没有到来，戴威遍寻资方，没有任何收获。
2018年8月，第一阵秋风吹来之前，王拓辞职了。他说，ofo承诺给他的赔偿款还没有付，但他也不打算要回来了。比起个人损失，他更为戴威的失败感到惋惜。在他眼中，这是一出将个人意志置于他人代价之上而导致的败局。“作为一名CEO，他应该先对员工、投资人负责，再考虑自己和愿景，以及社会责任。”
的确，有一些人所付出的代价，并没有被人们看到。在顺义的一处维修仓库内，一些ofo的维修工人仍在坚持。没有人告诉他们ofo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但是工作的变化会告诉他们。工资拖欠了，运送损坏单车的厢式货车公司与ofo解约了，工人们不得不每天早上6点出发，倒3趟地铁、2趟公交去市区的临时维修点修车。维修站的站长卖起了废品，几个月前他被告知，废弃零件、纸箱等废品不用上报了，卖来的钱可以用来支付仓库的水电费。
一家曾出资为ofo拍摄创业纪录片的投资机构在2018年“被整个创投圈群嘲”，并因为ofo的亏损影响了当年的募资。去年11月，我在一个社交场合见到了它的掌门人，一个在创业者间有着不错口碑的知名投资人，见到我时他的态度相当有礼貌，但当我向他提出聊一聊ofo的请求时，他用简短的言语拒绝了我，并转身离开。
有采访对象说，戴威付出最大的代价并非利益方面，而是“他消耗了别人的信任”。2019年1月，ofo联合创始人薛鼎和张巳丁离开ofo。知情人说，ofo的现任法人陈正江，也因被限制消费影响了婚事，“岳父不同意了。”
一位中部省份的市场公关人员将在ofo的经历视为职业生涯的污点。他在新公司遭遇了同事的“有色眼镜”，“（对方说）你们ofo管理那么混乱，你们的工作能力是不是也不行？”采访那天，他与另一位同事在咖啡馆争论起来：“就像一个国家一样，这个国家亡国了，你他妈的就是个亡国奴，你知道吗？”
吴昊后来试图去理解这种代价：离开ofo后，他曾代表新东家去北大做校招，听着校方暖场时介绍了一连串政商界的名流，清一色都是北大校友。吴昊突然觉得，名校出身的年轻人对于未来的构想是与自己截然不同的。“戴威的生活环境和他接触的圈层，决定了他天然地会相信这个事情，他会相信我可以改变世界，我必须要去做一个改变世界的事。”
2019年2月28日的傍晚，戴威打开手机，看到同事发来的微信。正在出差的他在酒店大堂站了10分钟。那是ofo公号当天推送的漫画：《你为什么还留在ofo》。
“已泪奔。”“加个音乐估计就哭出声了。”戴威回复。
谈起仍然留在ofo的人们，于信讲起一个故事。去年12月底那场线下退押危机里，潮水般的人群从后楼梯涌了上来，试图闯进公司后门。ofo的一位女员工走出楼梯间将门合上，将人群挡在了外面。“那个画面让我想到了《琅琊榜》里，将军一个人守着城门，特别让我感动。”于信说。
他没有看到的是，在那扇合上的门背后，那个女孩被情绪激动的用户扇了一记耳光。
单车坟场的“哭泣”
按照新媒体时代的热点更替速度，不用太久，人们就会将这场疯狂的战争抛诸脑后。一位资深的投资人对我说，共享单车这样的案子不过是货币超发时期的时代产物而已，“资本有信心时就会催生出强竞争。”更重要的是，胜败乃兵家常事，亏钱本就是投资的一部分。
但吴国勇记录下了这一切，为那些烧掉的资本留下了遗照。在他拍摄的新闻图片里，上万辆共享单车被叠放在一起，像一座座小山，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他给这样的景象起了一个名字：共享单车坟场。
影像之外，他还录下单车坟场的“哭泣”。在广州天河的一处单车坟场，吴国勇正在拍摄，突然听见“嘀嘀嘀”的声响，吴国勇愣了一会儿才发觉这是电子锁故障的声音，“如果只是一两声，像蝉鸣一样，也还好，但那是此起彼伏，若隐若现的，像潮水一样冲击着你的耳朵。”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时，吴国勇觉得十分瘆人，这使得“坟场”这样的比喻更为贴切了：“这些被暴力清缴的共享单车是有生命的，它们在用这种鸣叫诉说着什么。”
共享单车的过度投放一度影响了城市路面的规范。在2017年10月政府颁发禁投令之前，各家企业对政府的规劝大多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永安行前北京城市经理刘松源列举了在北京各家企业的投放量：小蓝，24万辆；摩拜，80万辆；第一名ofo，顶得上其余各家的总和，110万辆。
政府对此的应对是，委托第三方公司将超量投放的共享单车集中清缴至临时堆放点，然后通知各企业去接受处理，希望由运营商支付一些罚款以覆盖清车所产生的成本——这是单车坟场最初的雏形。
“但很少有企业真的去‘赎车’，”刘松源说，“太贵了，一辆车的罚金比他们的造车成本都贵。”
吴国勇尝试在多个城市寻找单车坟场，起初只是出于一个摄影师的本能，被成千上万辆单车堆叠的视觉效果刺激，慢慢地，他发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一次在厦门，看场人员逮住了他并报了警，在留置了几个小时后，当着警察的面，吴国勇只好删除照片才脱了身。那位年轻的城管员斥责他：“鼓浪屿那么美你不去拍，你跑这里拍你有什么企图！”吴国勇感到奇怪，不明白城管员为何那么紧张，与此同时他也发现，共享单车坟场大多隐身于市区的偏僻之地，并设有专职人员看守。
吴国勇想走城管的路子来了解单车坟场的诞生，因为经常为政府城管部门拍宣传片，他自认为“有些关系”，没想到被拒绝了——城管“很冷漠地”对他说，“没人请你拍就不要拍喽”。
在很多单车坟场，吴国勇都看见了绿色、黑色的纱网，罩在成堆的单车上。“刚开始我好奇这些纱网有什么作用，防尘？防雨？显然都不是。唯一的解释，就是防看。”
“梦醒了”
战争结束得非常突然——2018年4月，摩拜被美团全资收购。
“很遗憾。”消息公布的当天，戴威在员工群里说道，“现在只剩下我们了。”
“如果说一开始我们还有参与，后来就不是我们的游戏了。”熊猫资本的方一涵说。摩拜卖身美团的决策是私下进行的，“只有极少数极少数对这个事情有决定权的人才知道”，大多数股东都是在最后一刻才被告知。
熊猫资本的李论得知消息的那一刻，方一涵记得老板的反应，“是空落落的”。那种失落源自一场战争突然结束，让人无所适从。更重要的是，对于像熊猫这样的中小基金而言，不知道下一个像ofo这样万众瞩目的案子何时才能再碰上，甚至还会不会碰上？
摩拜宣布与美团合并的那一刻，失落的绝不止被孤独抛下的戴威和优雅谢幕的胡玮炜，更包括两家公司里曾参与战斗的一线员工。梁铮形容那种感情是“从最初的互相瞧不起，到最后的惺惺相惜”。他与摩拜地面运营的关系要好到曾被邀请到对方的婚礼上喝喜酒。酒桌上除了他，全是摩拜的员工，大家嬉笑地互相调侃对方产品的缺点，氛围“欢快友好”。
摩拜合并后，两人还保持着联络，但那次酒桌上的快乐再也不会出现了。前不久梁铮在微信上问候摩拜的运营主管，对方回答：哎，也裁员了。
2019年，ofo总部办公室内贴满横幅：“血战到底，逆风翻盘”；“极度渴望成功，愿付非凡代价”……经历搬家、供应商上门催债、退押用户围堵等风波后，戴威给员工的公开信越来越频繁。那个月，ofo的员工只拿到一半的薪水。
许多员工至今无法从那种失落中走出来。程凌睿离开ofo后，回到了她所熟悉的CBD，重新过上了高跟红唇的office lady生活。但她却发现自己奇怪地开始怀念起那段穿球鞋、戴眼镜、不化妆，下了班一帮人去撸串的日子。过了很久，她形容那种感觉为“梦醒了，一切都结束了”。她不愿在朋友圈给缅怀ofo的内容点赞，因为每次点完，都会收到一大堆前同事们的点赞提醒。
“每个在ofo工作过的人，都需要一个心理医生，”她感叹道，“毕竟，这可能是我们人生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
纪录片《燃点》导演关琇曾经见证过戴威意气风发的时刻。那时候，ofo的logo还高高竖立在理想国际大厦楼顶。戴威吃着盒饭，抬头望了望窗外的北大。“我现在在办公室能看到校园，这是不忘初心。”
如今的理想国际，已不再有ofo。北大呢？一位北大保卫部的工作人员谈起ofo的事情，情绪有点儿无奈。他希望ofo不要从校园撤出，因为学生们自己已经没有自行车了。保卫部建了一个联合管理群，里面有北大校务办、保卫部和ofo运营，最初运营有36人，如今，只剩一个了。他给戴威的建议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不如回北大把学校里的车做好。必要的话，可以把办公室搬到保卫部二楼。”
听说ofo的押金现在退不出来，他有点儿不敢相信，决定亲自验证一下。他当场充了199元，在发现真的退不了后，他愣了一下，接着摆摆手说：采访就进行到这里吧。
以全球的地点命名的会议室跟随着ofo从理想国际大厦搬迁到互联网金融中心，仍然保留着。除了北京、纽约、圣何塞，还有斯瓦尔巴德、乌斯怀亚——世界最南端的小城。这背后蕴藏着ofo的愿景：“让世界没有陌生的角落。”但这个初夏的街头，不光是ofo，街面上其他品牌的共享单车也少了许多。
吴国勇在刚刚过去的冬天走访了王庆坨，中国共享单车供应商的聚集地，一个因生产自行车而闻名的镇子。因大量共享单车企业的倒闭，拖欠的尾款和囤积的单车令数不清的工厂栽了进去。当地人告诉吴国勇，这里没有人再愿意谈论共享单车了，“一切都已清零”。他造访了一处正在拆解小蓝单车的工厂。在刺耳的电动工具声里，来自河南的工人们正用播放器大声播放着流行歌曲《凉凉》。
时隔几个月，吴国勇带着《焦点访谈》的记者再访王庆坨时，舆论风向已经变了。当地官员言之凿凿要给王庆坨正名：“共享单车在王庆坨的自行车行业里占比很小。”
在我写下这些的时候，吴国勇还在继续拍摄共享单车坟场的照片。自从他的摄影作品发布后，各地政府下令整治，大部分单车坟场已经消失。他说他常常想起在杭州下城区的一处单车坟场，紧邻着一栋衰败的旧居民楼，楼身的墙面已经斑驳，石灰掉了一地，楼顶却挂着一面LED灯牌，上面写着：“创新中国产业园”。
“这么破的一栋楼，竟然有这么响亮吓人的名字。”吴国勇在那个地方站了很久，他回头看了眼楼前大片的废弃单车，觉得这像是某种隐喻，也像是一种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