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许家国勤俭传后人

崔静薇

解读红色家书感悟初心使命

——革命先烈后代访谈实录1

编者按

在那段惊心动魄的革命岁月，一封封穿越战火硝烟的红色家书，承载着革命先辈对亲人的深沉爱意、对儿女的殷切期望，以及无私无畏的信仰追求。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广州市纪委监委联合广州日报推出《解读红色家书感悟初心使命——革命先烈后代访谈实录》，通过一封封家书，一个个故事，感受那段激昂的红色岁月，燃亮信仰之光，坚定前进步伐。

文/章程、方晴

杨殷简介

1892年-1929年，广东省香山县人(今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人)，曾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区委监察委员会书记。省港大罢工领导者之一，参与领导广州起义。

1929年8月24日，因为叛徒告密，杨殷与彭湃等人一起在上海被捕，1929年８月３０日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年仅37岁。2009年，杨殷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在革命烈士杨殷的故居，最珍贵的一件文物摆放在卧室的桌子上，这是杨殷在牺牲前一年写给他的女儿杨爱兰的一封书信，信中嘱咐女儿“除读书外，各事不必沾染，打牌、闲游、看戏等，尤万不可做”。

见字如面，展信如晤。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面对面与杨殷外孙女、81岁的崔静薇进行了深入交流，倾听她讲述这封家书背后的感人故事，感受革命先烈的热血和忠诚。

谈信仰：

捐献积蓄，为中共三大召开筹集经费

出身殷实的华侨家庭，本可养尊处优，却为救民于水火献出一切，舍财、舍家、舍命。杨殷短短37年的一生，是那个时代许多革命先驱的写照：少年立志救亡图存，青年毅然投身革命，在风雨飘摇中求索救国之路，奔走在最危险的斗争前线，一生忠诚于党、忠诚于少年时立下的志愿——为国为民。

广州日报：杨殷童年是怎么样的，是怎么走上革命道路的?

崔静薇：外公杨殷出生于华侨家庭，从小就受父亲“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的教导，喜欢听文天祥过零丁洋、林则徐禁烟等故事，对祖国、对民众具有强烈的爱心和责任感。

“要做一个为国为民的人。”这是杨殷少年时就立下的志愿。19岁，他追随同乡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

广州日报：跟随孙中山的杨殷为什么会加入中国共产党？

崔静薇：杨殷一开始跟随孙中山也是为了救国救民，但多次参加革命，老百姓的生活现状并没有得到改变。“护法运动”失败，他将孙中山夫妇送到上海后也困惑“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并一直寻求答案。他去过新加坡，当地亲戚朋友劝他留下来发展，他不同意，坚持要回来继续干革命事业。

回到广州后，杨殷接触到《共产党宣言》，还有和马克思主义相关的书籍。通过阅读分析，他认为改变国家落后面貌，只有走共产主义这条大道。

有一天中午，下着大雨，外公在家里打盹，身边放着本马克思主义相关书籍，刚好朋友杨章甫、梁复然来避雨。杨殷醒来后很激动，跟朋友说这本书可好了，还推荐他们也看看，说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才是中国的出路，还说很想认识广东的共产党人，可惜无人介绍。其实他不知道，杨章甫、梁复然是中共早期广东支部的重要成员，他们觉得杨殷思想很进步，便向当时的支部书记谭平山汇报情况。

1922年，杨殷由杨章甫、梁复然介绍，谭平山为监誓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广州日报：加入共产党后，杨殷是怎么践行入党誓言，全力支持共产主义事业的？

崔静薇：为了支持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会议，杨殷除了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还把病逝妻子的首饰都一起卖了，帮助解决代表们的吃住问题，还有开会场地问题；之后，为了发动省港大罢工，他又用自己的工资带头捐钱，资助工人生活；为解决广州起义武器等物资难题，他又卖掉房产，还回老家动员弟弟把家里50亩良田卖了，全部作为广州起义的经费。

1929年，杨殷在上海被捕后和被捕的同志一起给党中央写信说：“在未死的那一秒以前，我们努力做党的工作，向士兵宣传，向警士宣传，向狱内群众宣传。”就义前，他坦然地说：“朝闻道，夕死可矣！”牺牲时年仅37岁。

谈亲情：

身处险境，仍惦记关心着子女成长

在杨殷革命的一生里，还有另外一个温柔的身份：父亲。结发妻因病早逝，他又长期四海为家、出生入死，只好把年幼的儿女分寄在朋友亲戚之处。百忙之中他也不忘教育之责，写下一封封家信寄养言嘱托，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儿女深沉的父爱，也将勤俭、朴实、无私奉献的家风代代相传。

广州日报：在多数人眼中，杨殷是个大义凛然的英雄。对于他作为父亲的那一面，家里人有什么印象呢？

崔静薇：杨殷生前虽然一心奋斗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但他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一直惦记儿女成长，不因少见面而疏于教育，常写书信教导孩子。

就在牺牲前一年，在上海忙于革命工作的杨殷还写信再三叮嘱长女杨爱兰“打牌、闲游、看戏等，尤万不可做。用钱要省，穿衣尤须朴实，与人来往要谨慎”。

广州日报：儿女知道杨殷的身份吗？有没有抱怨过父亲太忙碌？

崔静薇：迫于当时的形势，革命活动都是秘密进行。杨殷的儿女起初并不知道父亲是个革命工作者，只是觉得父亲很神秘，整天外出时常见不到面。

学生时代的小爱兰还在不经意间帮父亲做过革命工作。当时，白色恐怖严重，革命者活动困难，杨殷便想到让不容易引起敌人注意的小爱兰来传递情报。为了不让她害怕，杨殷没讲明事情原委，只是让小爱兰把作业本交给某个表叔帮她检查作业，但每次出现的表叔都不是同一人，久而久之，小爱兰不免纳闷：“我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个表叔？”直到一次看到有个“表叔”把她的作业本放在火上烤，她才知道作业本里有暗字，藏有情报。“原来我是在帮父亲做一件这么有意义的事情！”小爱兰当时才真正了解杨殷的革命工作，深感自豪。

谈家风：

不能依靠父亲的牺牲来换取自己的福利

杨殷的后人，也在用一生践行着先辈留下的革命精神。女儿杨爱兰即使生活困难，也从不曾借烈士后人身份向组织伸手。外孙女崔静薇在边疆急需人才之际毅然前往，在新疆一待就是37年。红色基因，代代流传。

广州日报：家族后人是如何继承杨殷的革命精神的？

崔静薇：这么多年，我一直记得母亲的叮嘱：“你们的外公为了国家把生命都奉献了，我们作为后代，绝对不能依靠父亲的牺牲来换取自己的福利，那是一种耻辱！”

母亲93岁时又将杨殷故居及翠亨村她名下房产捐赠给政府，家里没有一人反对，我们都希望烈士的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广州日报：杨爱兰为什么在95岁高龄仍执着提出入党申请，当时的情景是什么样的？

崔静薇：我的母亲这么多年都有一个梦想，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她说外公是第一代共产党人，要追随他的思想，继承他的遗志，将爱国爱党精神延续下去。

年轻时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机会入党。直到2006年街道党工委书记上门探望，聊起入党的事，她才正式提出来。入党那天，她笑着说：“这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一天。”

广州日报：作为杨殷后人，您觉得外公留下的什么财富最为宝贵？

崔静薇：外公为了革命理想可以奉献一切，哪怕是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影响着我。虽然我和外公所处的时代不同，但我们的信仰是一样的，“都是为国家为人民。”

所以我20岁时放弃了在广州市歌舞话剧团的工作，加入了援疆队伍的行列，在新疆阿勒泰一待就是3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