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平读《唐行小姐》︱被献祭给受压迫的亚洲人民的供品

路平

《唐行小姐：被卖往异国的少女们》，[日]森崎和江著，吴晗怡、路平译，格致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209页，39.00元

以日本近代的对外侵略扩张为背景，流浪在西伯利亚、大连、安南等亚洲各地的唐行小姐，是背井离乡、到海外谋生的底层劳动者，她们被跨越大海的妇女买卖团伙拐卖到殖民地，“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被当成献祭给受压迫的亚洲人民的供品”，成了日本近代化和对外扩张的牺牲品。这些被拐卖的女性非但无法得到世人同情，还被污名化为“偷渡者”或“海外丑业妇”，被视为日本近代化的耻辱，是日本近代的“弃民”。

《唐行小姐》这部五十年前的作品是在民主运动席卷战后日本之际，于同时期日本的“民间学”潮对民众思想的多样探求中应运而生的。作者森崎和江是以同时期各类劳动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的展开为背景，关注底层劳动者并开展社会活动的战后知识分子之一。面对战后由男性主导的劳动运动，森崎率先从女性视角出发，在口述基础上挖掘了底层女性劳动者内在的精神世界。

森琦和江

在这样的知识空间中诞生的本书，也自然而然地，不仅关注日本近代史上男权对女性的系统性暴力，更从民众史的角度深入探索作为普通生活者的女性内面的精神能量，又基于作者森崎本人在日治时期朝鲜出生长大的体验，通过对这些足迹遍布亚洲的底层女性的生活与经历的梳理，进一步反思殖民地问题和近代亚洲异族群间的交流。

日本近代化对女性的系统性暴力

1950年代，由日本战后煤炭产业的合理化引发的劳动问题，引起了包括森崎、谷川雁、石牟礼道子等著名知识分子的关注，他们深度调查了中小煤矿劳动者失业后绝望的现状，并在全国各地的矿业劳动者之间组织了共同体运动，推动了包括三池争议在内的劳动争议的展开。森崎在共同体运动的实践中，逐渐产生了自己独特的视角，她以劳动斗争中被边缘化的女性矿工为对象，挖掘了女性劳工的感性，以口述方式书写了女性矿工的“精神史”（《黑暗》，1961年）。接着，森崎从身边同样被边缘化的唐行小姐出发，将战后民主的光辉进一步洒向这些特殊的底层女性劳动者，关注她们在女性问题、劳动问题和殖民地问题上的遭遇和主体性。基于森崎在性别方面的实践及言论活动，日本著名的女性主义者上野千鹤子将她称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也是我十分尊敬的偶像”（上野千鹤子《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52页）。

昭和初期在矿井运煤的女性矿工（山本作兵卫的矿井绘画）

本书在口述的基础上，通过朝鲜行的阿美、俄国行的阿荣、大连娼妓阿淀、海兰泡的马贼头目、在印度重启新生活的芳子等几位唐行小姐的生活与经历，梳理了唐行之路施加在唐行小姐身上的层层枷锁——本国的公娼制度、移民政策、专事偷渡的拐匪；受贿的海上船员、堆满煤炭的船舱；横跨大海的妇女买卖团伙，以及日本统治所及之处蔓延开去的公娼制。这一经由大海实现的人口贸易链，环环相扣，像沉重的锁链一般囚住了出海谋生的少女，剥夺了海洋本应赋予她们的自由。

构筑“锁海”的不仅有男性欲望，还与日本近代整个对外扩张历程紧密相关。随着朝鲜、台湾、南洋诸岛相继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唐行小姐成了那里的必需品。将国家认可的卖春活动拓展到海外，是以“性”为桥梁，保障日本国内劳动力流向殖民地台湾的手段，是挽留铺设铁路的朝鲜劳工、平复他们因日本吞并韩国后内心愤恨的门路，是日本开拓疆土、对外扩张的保险。然而，在日本当局的默许下，源源不断地被输往海外的唐行小姐，一方面作为某种意义上国家对外扩张的保障，承受着这样的制度性“压迫”，另一方面又被排除在祖国的外务省、警察和法律的保护之外。当东亚局势发生转变后，她们作为日本资本主义“树立近代企业形象的障碍物”，又第一时间成了日本文明化进程的弃子，“为了日本的发展”“大国体面”而被驱逐出境。

昭和初期朝鲜半岛的铁路桥铺设工程

就算回到故乡，舆论投向她们的目光也总是充满了鄙夷。因此，森崎首先把一位唐行小姐的故事发表在了鹤见俊辅、谷川健一编纂的《日本人纪实5：弃民》上，她们是日本的“弃民”。山崎朋子受这篇传记的启发，写下了《山打根八幡娼馆——底层女性序章》，该小说被改编成了电影《望乡》（1974年），上世纪七十年代《望乡》在中国公开上映时，曾被批评“有伤风化”，巴金还就此撰文反驳。电影里，那些经历悲惨、客死他乡的唐行小姐，将自己的墓碑背向祖国日本，以示对日本的恨意，尽管关于电影的评价有过争议，这一幕仍留在了许多观众的心中。

《望乡》在中国公映时的海报

无畏异乡的精神气质

不过，森崎笔下的唐行小姐，不仅是《望乡》中作为客体的受害者，更是在光芒万丈、前途无量的海上之路上赌上自己的未来，在困境中艰难求生的积极生活者。森崎梳理了“唐行小姐”一词是如何被污名化的，继而贴合乡民的思考方式，细细揣摩了“唐行”对少女意味着什么，又对乡民意味着什么。森崎遍访了唐行小姐的故乡，探寻了那里前近代的生活原理，从天草和岛原找到了与近代的家族意识、道德观念不同的“唐行”。“唐行”是两义的，既是因贫困而被拐骗、被迫委身于异乡人的“压迫”，也是无畏异乡、乐于将他人和他乡纳入自己生活的选择。

当地人悠久的出海务工的传统，培育了唐行小姐无畏异乡的气质。贫困的村中少女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减少吃饭人口”，和到他乡务工的日本农民怀着同样的心情，告别故乡，走出国门。尽管前路险阻，为了给家庭打开生路，抱着一丝侥幸，她们游过苦海，咬牙走了下去。这不过是贫困村落开辟新生活的传统手段。而另一方面，在养育她们的故乡，“无论是保姆、女佣还是娼妓，都不过是一种职业罢了”（45页）。故乡和村中娘宿“赋予了她们将他人冰凉的双手揽入怀中取暖的温柔”（179页），不同于近代家父长制的性意识，在她们告别的故乡，卖身不是令人蒙羞的“丑业”、国家的耻辱，而是可以用稀松平常的语调告诉外人的“就是做些女人的工作”。她们或被逼迫或被蛊惑，同时又对这种生活方式敞开了胸怀。

传统村落的生活方式培育了少女们出海求生的开放心态和不拘一格的性观念，这种感性最终却被男权和日本的近代化无情地滥用。但尽管如此，她们在各种不堪的境遇之中，也从未丧失强烈的主体性，仍然保持着豁达的心态。例如一次次跌倒，又一次一次爬起，在异乡不断重新开始的芳子，又如在朝鲜边境的鸭绿江里游水的“无所畏惧、不知怨恨、感情丰富”（120页）的天草女人。森崎强调了她们的生活本能，从她们饥寒交迫的生活底部找到了一种洒脱、放肆的能量。

当然，森崎对当地人气质的梳理，强调唐行小姐在卖春上的主体性，绝非在美化买春和卖春，而是试图从牺牲者或说受害者叙述里，发现些许正面能量，给这些走上唐行之路的少女一丝慰藉。

唐行小姐的三重身份

森崎和江于十八岁前，一直生活在日治时期的朝鲜，对日本在朝鲜展开的殖民统治的暴力性有着深刻的认识。这些体验让她始终对日本和日本社会保持批判，面对包括朝鲜在内的殖民地，她的内心有一种原罪意识。我们可以通过森崎聆听唐行小姐在殖民地的遭遇后内心的葛藤，看到她对朝鲜和殖民地复杂的心绪。

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展开，唐行小姐在殖民地的处境更加复杂。她们既是“受害者”，为日本帝国和亚洲的男性所压迫，又因为日本人的身份，被视为殖民侵略的“加害者”，为遭日本侵略的土地所不容。例如，从森崎的朋友阿绫的母亲阿美被卖往朝鲜边境的经历中，便能看到日本帝国的唐行小姐在亚洲殖民地背负的三重身份：吞并朝鲜的日本侵略者，被朝鲜劳工当成泄愤工具的日本妓女，以及由朝鲜人抚养长大、对朝鲜和朝鲜人心怀眷恋、痛恨日本侵略的日本女儿。

掌握铁路铺设权的日本人征募了大量朝鲜劳工，将他们投入便于日本资本进入朝鲜的铁路建设当中。失去了国家独立、被肆意驱使的朝鲜劳工，将“朝鲜人对铁路铺设的强烈抵抗”和“殖民的屈辱”发泄到为挽留劳工而输入的唐行小姐身上。

阿美便在这样的买春中，被朝鲜劳工羞辱和耻笑：“若这些朝鲜人来妓馆只为满足性欲，那阿美或许还承受得住。但有些朝鲜人的目的并不在此。他们会四五一群，一起包下阿美过夜，并灌她喝酒。他们将阿美团团围住，不准她离席。而被买下的阿美，只得任由他们为所欲为。这些朝鲜人卖了房子和土地，翻山越岭来这里买日本女人。他们并非为了满足性欲而来，而是怀着更深层的诉求——折磨阿美这些日本妓女。其行为背后，是对日本人露骨的憎恨。”（117页）在这样的虐待之下，于朝鲜边境接客的少女们，大多活不过二十岁。

而作为被朝鲜劳工虐待至发疯的阿美的养女，阿绫却又“因为朝鲜人的疼爱，才勉强有了三餐果腹”“被朝鲜人养大”（118页）。面对朝鲜劳工对养母阿美的虐待，她向森崎倾诉：“他们待我温柔，我也喜欢他们，所以实在不想谴责他们。我只能说，他们是被日本人逼到了绝境。”她与朝鲜人之间的接触，不以民族国家为媒介。阿绫的立场超越了民族、阶级和性，是一个平凡生活中与恰好是朝鲜族的人们为邻的普通生活者。阿绫和森崎没有将矛头指向朝鲜或朝鲜人，追本溯源，酿出这场底层人欺凌底层人惨剧的罪魁祸首，是日本帝国的殖民主义。

在这一叙述里，唐行小姐既象征了奴役朝鲜劳工的日本侵略者，又是朝鲜底层男性的施虐对象，更是无关国族、对身边的人温柔以待的普通生活者。在这一点上，唐行小姐与同一时期怀揣着“革命梦想”漂洋过海来到亚洲大陆的特权阶级——即男性大陆浪人——有着根本的不同。

底层人的亚洲连带

海外日本妓女是一个流动的群体，随着日本的对外扩张，她们在釜山、大连、西伯利亚，到安南、新加坡，乃至印度这片广阔的亚洲土地上，与俄军、朝鲜志士、马贼、东南亚的欧洲警察发生着碰撞，与大陆浪人一样，唐行小姐的足迹也是亚洲近代交流史的其中一个面相。

森崎将唐行小姐与“英雄气质”“侠客义士”的大陆浪人放在一起讨论，她把这些忠实的国家主义者极具侵略性的“国家主义”和“亚洲主义”斥为特权阶级的特权意识，用唐行小姐朴素的国家认识和传统村落培育的连带意识与之对峙。

在还没有国家观念时，唐行小姐便“心无滞碍、不分畛域地活在这天地间”（177页）。她们从村落共同体中走出后，与他者的接触不以民族国家为媒介，对他人的关照也不分国族，就像她们“不会对被遗弃的孩子或猫咪弃之不顾”，“碰到沿海的旅行者，总会关照他们，让他门住进自己家里”（同上）。在日本的民族国家建设日臻完善后，她们的忠诚与归属感，也属于养育自己的那一方故土，并非“皇国日本”。这些传统村落的少女所向往的，无非是“在某片土地上，有一个小小的容身之所，和各种各样的人其乐融融地生活”（189页）。

当然，她们也会被国家主义所煽动，在国家宣传的“日本人意识”下，积极地肩负起身为日本女人的责任，但她们的“日本人意识”导向的并非殖民或压迫，更非内田良平的“皇道世界统一主义”。例如，马贼阿君的“日本人的秉性”，是通过与义军共同抵抗日本和俄国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来表现的。而她们这些草野小民的“日本人意识”，不过是将日本女人的温情和侠义，洒向同样受苦的亚洲底层人身上。所以，在“国家主义”发动对外战争后，她们认为自己的日之丸被“玷污了”，会“对自己日本人的身份而感到羞愧”，并“拒绝与日本人来往”（144页），又或是芳子以经营按摩店的方式在印度开展“民间外交”，通过为甘地按摩来支持印度的独立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艰难求生着的她们，根底里是反殖民、反压迫的。虽然她们的努力同样被吸收到“大东亚共荣圈”的图景中，但她们所怀抱的理想与那些国家主义者有着根本的不同。

归根到底，她们对他人的关照不分国族，乐于将他乡的一切都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对各式各样的亚洲人都同样敞开胸怀、提供帮助。森崎在无数唐行小姐的亡魂所勾勒的关于“民间外交”的未来图景中，展望了回归生活本质的异族群间文化交流的某种可能。她们这些底层人的“亚洲连带”基于人与人的心意相通，根底里是对芸芸众生的温柔。

女性信任的传递

正如斋藤美奈子在本书的解说里提到的那样，森崎和江对底层民众感性和精神的挖掘，鼓舞了很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日本战后的社会动荡中迷失的日本学生。基于森崎和江的实践与战后思想之间的联系，一些讲述战后思想的教材，还会把森崎、石牟礼等人的活动单列出来。时至今日，森崎和江的纪实写作仍持续地给日本口述史、民众史以启示。

第一次读森崎和江的作品，是在刚来日本留学参加的口述史课上，我们讨论了森崎和江笔下的女性矿工精神史和她在殖民地朝鲜的体验，并在寒假组织去了北九州，参观了五六十年代著名的劳动争议三池斗争的三池煤矿遗址，拜访了居住在附近的森崎和江。很多年后的一次闲聊，提到了森崎和江的口述，格致出版社的贺俊逸编辑决定引进这本小书。然而，当本书的中文版正式出版时，大牟田市的三池煤矿遗址已经以“明治日本的产业革命遗产”的名义，成了日本的世界遗产，而森崎和江也已在中文版从印刷厂出来的前一天，即2022年6月15日，以九十五岁的高龄与世长辞。

不同于森崎和江以往砌满概念用语的晦涩难懂的叙述，本书以口述为基础，有着独特的口语化风格，借用上野千鹤子为森崎和江作品选所写的宣传语，就是“女性用只属于女性的语言书写女性的经验”。因此，在翻译方面，我向贺俊逸编辑推荐了吴晗怡，她能从朴实的口语化表述里捕捉到其中的感性因素，并准确地传达给读者。又因她担心自己的日文，商讨之下，决定由我们共同翻译，我负责日文，吴晗怡负责中文。如果读者能从书中感受到这些少女的能量，为她们的经历所触动，那都是吴晗怡的功劳。此外，要特别感谢住在我楼下的赤荻实梨，书中有大量的北九州方言，除方言外，翻译中遇到的其他语言和文化上的问题，我跟吴晗怡都会求助于她，她总是耐心地跟我们讲解。

这是一本由女性书写女性，由女性翻译，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女性帮助的小书。这次翻译也许就是一次“女性信任的传递”。

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