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公司、使女故事，这些恐怖故事和游戏能给我们的带来安慰吗？

作者：Nyshka Chandran

译者：Anna

校对：LITCAVE工作室

配图：Online

这里是文穴的翻译局，今日分享的是BBC文化频道作者索菲亚·史密斯·盖尔(Nyshka Chandran)的文章，由Anna为大家翻译，仅供学习分享。

「在危机期间，带有毁灭色彩的故事通常会让人感到不安。」当新型冠状病毒席卷北美时，巴尔的摩居民埃里·奥托·申克(Eli Otto Shenk)就是这样安慰自己的。

33岁的他连续读了四本描写世界末日后的书，其中包括艾米丽·圣约翰·曼德尔(Emily St John Mandell)于2014年出版的小说《11号站》(Station Eleven)。这部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剧团在传染病肆虐的世界中巡回演出的故事。

申克觉得这些虚构的故事让他稍微有一点欣慰，可能是因为它们提醒着他，虽然新冠病毒在全球的情况并不乐观，但还没有变得更糟。剧中人物坚韧的特质尤其吸引他，因为这些人们在幸存后还在努力过着有意义的生活。

反乌托邦常常描绘出人类社会的黯淡前景

申克解释说：「在11号站，剧团用他们能发现的任何东西进行表演。这不禁让我思考在那样的情况下我该如何应对。这并不能给我们带来激励，但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要时刻准备着的预警。」

像《11号站》这样的作品被归为反乌托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想象中的社会被暴力、压迫、科技、宗教、疾病或自然等强大力量不断瓦解。在文学作品、电子游戏、电视连续剧和电影中，反乌托邦式的叙述旨在夸大真实世界的经历，描绘出人类社会的黯淡前景。

但它们也可以提供一些真正的价值作为警示故事，或警告如果我们继续安于现状，那么将会发生什么。

游戏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速度开始加快，2012年的视频游戏《瘟疫公司》（Plague Inc）的全球下载量从今年1月至3月照每年平均增长123%。这款游戏鼓励玩家在找到治疗方法之前将疾病传播到世界各地。它的英国开发商恩德米克创造(Ndemic Creation)谈到了这款游戏的受欢迎程度:「每当出现疾病爆发时，我们就会看到玩家人数的增加，因为人们希望探究疾病是如何传播的，并了解病毒爆发的复杂性。」

电脑游戏「瘟疫公司」在当前的瘟疫大爆发期间变得非常流行

住在哈勒姆市的荷兰少女桑德莉·范·达姆(Descely van Dam)说，她从4月份开始玩这个游戏，因为禁闭期间无聊极了。在一开始会有一种罪恶的愉悦，然而，很快这种感觉就变成了一种教育体验。

「我了解到病毒不仅仅是一种变异的疾病，在此之前，我没有真正考虑过它的DNA结构有多复杂。这个游戏让我认识到病毒如果落入坏人手中会有多大的危害。」19岁的她这样说道。

「人们想要通过反乌托邦故事看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特拉安德里亚·罗斯沃姆

今年1月，《瘟疫公司》成为中国最畅销的应用程序，但到3月，恩德米克创造透露，这款游戏已经从中国的应用商店下线，监管机构称，该游戏中「包含了在中国违法的内容」。

随后，该公司决定尝试一种不同的方法，并宣布正在开发一种新的《瘟疫公司》(Plague Inc)游戏模式，该模式可以让用户从传染病中拯救世界，而不是传播传染病。在这个版本中，玩家可以通过筛选、隔离、保持社交距离和关闭公共服务来监控疾病进展、增强医疗系统和管理社会。

虚拟现实

这类电影所描绘的混乱的城市和荒凉的原野的超真实画面不仅在美学上具有诱惑力，它们还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安全的保障，让他们不会因沉浸在最糟糕的场景中而失去控制。

当多伦多在3月中旬正式进入封锁状态时，来自加拿大的德夫·沙哈尼（Dev Shahani）想知道冠状病毒的爆发会造成多严重的后果。像大多数人一样，32岁的他被史蒂文·索德伯格(Steven Soderbergh)的电影《传染病》(Contagion)所吸引。这是一部2011年上映的好莱坞惊悚片，讲述的是一种虚构的病毒MEV-1在全球范围内大爆发的故事。电影发行商华纳兄弟表示，2019年12月，这部电影在其同类型中排名仅仅在第270名左右。仅仅几个月后，这部电影就排名第二，并在亚马逊Prime和iTunes上十分流行。

史蒂文·索德伯格2011年的电影《传染病》再次大受欢迎

「人们关注反乌托邦故事是为了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特拉安德里亚·罗斯沃姆(TreaAndrea Russworm)解释道。他是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的一名英语副教授，在新媒体领域教授一门关于反乌托邦的课程。「人们有着一种想看看情况到底有多糟的冲动，然后扪心自问，我能不能挺过去。」

在这样的危机时刻，吸引人们的不仅仅是影片的主题，更是因为反乌托邦式的叙事风格。社会理论家丹尼尔·戴维斯-韦基奥内(Daniel davis - vecchione)目前正在剑桥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他说，这些故事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是以那些处于濒临毁灭社会中居民的观点为出发点讲述的，这能够让人们身临其境的处在主人公所面临的挑战之中。

反乌托邦故事在全球都极其流行，前所未有地吸引着人们

例如，在广受好评的电视剧《黑镜》(Black Mirror)中，每一集都讲述一个人物，他们的经历以一种暗示观众的方式传达了社会道德的沦丧。戴维斯-维基奥内以局内人的视角让我们「要对那些能够影响你生活的事件、你所处的社会和其政治结构有强烈意识」。

权力属于人民

一旦观众或读者参与到反乌托邦的问题中，一些人就会受到启发，并采取行动来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饥饿游戏》就引发了年轻粉丝去参与社会正义运动。2018年，阿根廷、爱尔兰和美国的女性装扮成《使女的故事》中的角色，抗议限制生育自由的政策。

在2018年底发表的一项研究中，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研究人员琼斯(Calvert W Jones)和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的西莉亚·帕丽斯(Celia Paris)发现了反乌托邦小说影响现实世界政治态度的「一致证据」。该研究称，在面对明显的不公正的情况下，这种类型的电影增加了人们为激进和暴力行动主义辩护的意愿。

反乌托邦可以激发变革性的社会行动

目前，强制的「就地避难」和社会隔离限制了传统的激进主义形式，但反乌托邦仍然可以激发变革性的社会行动。戴维森·维奇奥尼（Davison-Vecchione）说:「支持者们可能会质疑为什么某些人口结构更容易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或者研究机构是否阻碍了疫苗的开发。」

潜在威胁

对于那些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来说，这种类型的电影弊大于利。

《焦虑:克服它，无所畏惧地生活》一书的作者,孟买的临床心理学家,索纳利·古普塔警告道:

「如果一个人对压力感到不堪承受，对未来感到担忧，反乌托邦故事可能会加剧这种担忧。如果反乌托邦媒体被视为一种潜在威胁，它可能会导致灾难。」

古普塔说，她的很多患者都报告说，在过去六周，他们都出现了恐慌症。在治疗过程中，她经常讨论他们对媒体的使用情况。她说「人们正在与集体性的创伤和悲痛作斗争。许多人低估了新冠肺炎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因此感到震惊、无助和不确定。」

反乌托邦文明充斥着混乱的城市或荒凉孤地的景象

古普塔并没有禁止她的病人服用某些类型的药物，而是指导他们注意自己的情绪，并做出慎重的选择。她说:「我们需要现实地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情绪状态，因为即使是同样的节目或书，也可能会在不同的人身上引发不同的情绪。」

对自己也患有精神疾病的桑德里·范·达姆(Descely van Dam)来说，电子游戏瘟疫公司(Plague Inc.)似乎成了一种难以置信的安慰来源。「过去，我常常害怕失去对生活的控制，但当我在玩游戏的时候，我很快就能控制整个世界了。但我不再觉得有必要控制一切，如果这样做能得到奖励，我还是会做。」

改变的工具

虽然大多数反乌托邦作品中明显的悲观情绪会引发焦虑，但某些故事却能激发希望。许多现代式的叙事，包括电视剧《行尸走肉》都聚焦于虚无主义或没有动力去改变日常的生活，而美国作家奥克塔维亚·巴特勒（Octavia Butler）的寓言系列则包含乌托邦元素，比如为美好未来而战的抵抗运动。

然而，特拉安德里亚·罗斯沃姆警告说，这并不是必然发生的。她说:「人们需要意识到这些反乌托邦者在批评什么，这样才能从中受益。反乌托邦明确的讲述着失败的政府或强大的企业，所以在不注意的时候，你可能会被动地接受。我们需要不断地将反乌托邦与我们的生活经历联系起来。」

为了促进真正的改变，向人们提供可行的替代方案是很重要的。

新加坡电影电视评论家希瑟·旭安尼（Hidzir Junaini）是流行文化播客「流派平等」的联合主持人。对此他说道:「我们需要更多的故事来改善那部分最坏的直觉，并提供前进的路线图。反乌托邦叙事很容易让人们沉浸于黑暗和压抑之中，但要真正提供解决方案，让事情从根本上变得更好，就难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