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老派逛公园之必要

▲东山湖公园里，有许多细叶榕树，常有人在树下发呆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欧阳诗蕾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欧阳诗蕾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倪瑜遥编辑 / 周建平 [email protected]

当人们在疫情中似有考古新发现般、旗帜鲜明地提出“去公园吧，重建生活的日常”时，这颇受欢迎的号召似乎暗含了某种前提：公园俨然被线性发展的时代抛弃的古早之物，人在寻常生活中的休憩也仿似珍稀。总之，没人喊口号要重新发现商场、CBD和公司吧？
放空、透气，这些都市高频词注释着人们的生活需求。世界各地公园的使用率都在疫情中激增。当人的活动范围因疫情而忽大忽小，当供休憩的远方变得飘忽不定时，人们（尤其年轻人）如梦醒般意识到，在生活的近处，城市里实则有一片一片开阔的自然。全国拥有最多公园的省份是有4330个公园的广东省，2021年10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2020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显示，广州市以人均公园绿地面积23.35平方米，在样本城市中位居第一。
一百年前，公园在中国还是最新潮的西方现代城市舶来品时，《广州民国日报》已在感慨“广州人的（公园）跳舞热可算是厉害”。那时其他城市的市民还在因票价而难以把逛公园当日常，广州公园就已有无业人士躺着晒太阳，苦力工人坐在草地唱歌，文学青年坐长椅读新小说，又有市民嘲笑公园的砖墙，好似“大监牢”。
在广州，公园与市井交融。20世纪50年代建成的流花湖公园里，一度需用花船接食客到园内高级酒楼吃饭，而公园外的西华路一年一度积雨过腰时，街道又从流花湖调来小船，送居民过街归家和上班。
在新建筑层出不穷的城市里，没有比老公园更令人安心的存在了，它们是钢筋水泥中的生命体，容纳一代代人活动的公共空间。这座内涵丰厚的老城也随时代变化被摘选出不同的特质，“先锋”“生猛”被替换成“自在”“穿拖鞋自由”。公园里的连天大树，好似提醒这世界还有其他的时间度量，这里每一棵你抱不住的细叶榕，都比如今的地标广州塔在这座城市扎根的时间更长。

最老派与最新潮
夏日的清凉总在日落黄昏时降临。在广州，散落在城市各处的公园昼热消散，夜风徐来，阿公阿婆们摇着蒲扇慢悠悠地来到。晴朗的傍晚，梁先生与太太林婆婆搭半个多小时的公交车过珠江，晚上7点半来到东山湖公园。公园西南角的一片空地，是他们跳国标舞的天然舞池。
“今日你也跳？”他八十多岁，笑眯眯同人打招呼。粤语省去一个“先”，人人都回问梁生好。岭南的细叶榕常青，一年中也总在落叶，梁生拿扫帚清出一片干净场地，再从拉杆包里拿出音箱，摁下播放键，随节奏热身。他面色红润，头发梳得齐整，日日着靓衫：短袖衬衫、短西裤，脚上一双白皮鞋，这是他年轻时最新潮的装扮。
在东山湖公园，梁生生命里的三十多个夏天悄然过去。退休后，他来公园跳舞，也教别人跳。海印桥跨过珠江水道、连接越秀和海珠两个老城区，桥北边的东山湖公园是广州在1950年代修建的四个人工湖公园之一，当时是利用建公园开挖人工湖来治广州水患。
半个多世纪里，广州的城市名片从粤海关、南方大厦变成广州塔小蛮腰，与梁生的舞池一墙之隔，公园外的新地铁站工地还在兴建中。广播还在轮番播报2022年这个炎热夏天的高温之离谱，但活到八十多岁，梁生对许多事已见怪不怪，在他的时间度量里，现下全国公认的广州新地标“小蛮腰”也只是这十来年的事，一切也实在“唔使急”（不用急）。
而在公园里，时间好似凝滞了，各人做着各人的事。树冠们成片笼着公园，隐去园外道路在周五晚上的塞车鸣笛，有人蹲在莲叶与芦苇丛间的小道发呆，另一头荷花池旁的长廊里，民族唱腔的阿叔举着手机练唱《我的祖国》，拉小提琴的人这晚没有来，几位跑男跑步穿行其中。入夜，湖边长椅上的年轻男女还在聊天，落雨也不离去，只是撑开了同一把伞，又坐近一点。
到8点，东山湖公园的西南角空地，梁生的舞友们到齐，音乐响，跳国标。上世纪80年代，在公园湖心小岛的露天舞厅里，新潮男女们来跳国标和迪斯科，如今舞厅早改成咖啡馆，新潮男女已年逾七十，公园每晚最劲曲目还是1980年代红遍大街小巷的粤语迪斯科《连锁反应》，“红的心似一粒，跳跃大豆……天和全球呈现了彩虹，形容词全部在跳动……因有你陪我，海和斜阳全部变火红，门牙和红唇做美梦……”梁生跳到第一排中间，这群当年的新潮男女们再跳起牛仔，舞步一年比一年缓，音乐还停在40年前港女歌声中的都市热恋高温。
拍拖时，阿车总爱来公园，他1993年生，到广州十年。他觉得老派约会好浪漫，但需除去2020年公园在疫情后限制社交距离的那阵，他和女仔坐湖边长椅上聊天，气氛正动人，忽然公园保安跑来喊：“你们坐开一点！”
▲二沙岛公园，走鬼摊摊主和来散步的年轻人们 图/Johnson
从2022年5月公司换址以来，每周五晚上，阿车下班后都去距公司最近的二沙岛公园散步。虽然工作已是第七年，但在工作日和休息日的气口，阿车还是需要公园来作自己的状态转换器。在广州塔不远处，地处珠江沙洲的二沙岛体育公园在2021年翻新后向所有人开放，无围栏、全开放式，是整座城里最崭新、最新潮的公园。
一走进晚上的二沙岛，阿车觉得像来到了城市宣传片的拍摄片场，这里的新潮康乐活动挤得夸张：常规露营的，露营帐篷挂满星星灯、放露天电影同城交友的，一家人玩飞盘（甚至还带一只奔跑的小狗）的，踢球的、下象棋的、用整套功夫茶具冲茶的。还有在绿地放风筝的沉默阿叔，他们气定神闲，手里一只夜光风筝远得好似已入外太空。
“不过，广东人嘛，说来说去还是生意佬。”阿车说。有次他在二沙岛散步时，被人叫住，才发现路边许多敞开后备箱的轿车是“走鬼”摊。“走鬼”，即粤语的路边摊，他小时候总见执法部门和走鬼摊“猫捉老鼠”。现在，二沙岛上，摊主个个潮人装扮，打开轿车后备箱，还是卖冷饮、咖啡、手打柠檬茶、鱼蛋车仔面。

▲阿车 图/张志韬
阿车在一家新媒体工作，二沙岛走鬼摊也成为他的工作选题，下班后他继续来二沙岛散步，和同事一边采访拍摄，一边吃鱼蛋。
接连几晚，阿车跟着两位在二沙岛飞无人机的男生，看他们一边拍着浮云大树江流的夜景，一边镜头摇向地面，看有无红蓝闪灯的城管小车经过。缘由是手打柠檬茶的摊主付费300元，请男生们帮大家监视城管动向。走鬼摊也是约会地，一位女生带男生来买柠檬茶，两小时后又带来另一位。摊主手打柠檬时，女生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两位都是相亲对象，而自己工作太忙，正好散散步。
一来一往，散步客和摊主拉了微信群。每到日落黄昏，摊主们在群里发预告：欢迎大家过来玩！有咖啡/柠檬茶/鸡蛋仔/手打鱼蛋等等。阿车觉得很搞笑，明明是做生意，却一副大家带东西办派对的架势。“生活跟生计有时也分不开，有些人谋生计时，也在生活。”有的摊主遇到挡住自己看风景的顾客，便说没咖啡卖，有的摊主为赚钱买房而打第二份工，每晚手打柠檬到手酸，身旁放一个播放喜爱音乐的小音响。
“最紧要是在做我开心的事情，赚钱是奖赏bonus（意外收获），而不是目的。”他说。

大家来公园做什么
阿车和同事最近一次去二沙岛，是因为大中午要回去上班，三个人有点绝望。5月公司从珠江新城搬到珠江南岸的新开发区琶洲，他每天上班都要穿过大片废墟般的工地，新写字楼又闷。那个工作日正午，他和两位关系好的同事吃完午饭，又下楼去买咖啡，点完咖啡，三人沉默，“我们就想说，难道我们又要上去了吗？”
去二沙岛的路上，三个人好像出逃去野外一样激动。尽管只是20分钟车程的距离，“白天的二沙岛跟晚上完全是两个地方。”阿车边开车边看。
白天的二沙岛像一座飘在珠江上的岭南阳光大花园。工作日正午没什么人，气温38度，体感温度47度，三人不敢下车走，在车里斯斯文文抿咖啡。坐车遛完一圈二沙岛，阿车感到像穿行在几年前去的新加坡露天大公园，他们看细叶榕、黄葛榕、几米高的棕榈树，江阔天高，又高高兴兴回去开工。
阿车喜爱逛公园，但大多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逛。从顺德来广州读大学，毕业后留广州找工作，他先在区庄地铁站附近住，周边有为纪念革命烈士而建的黄花岗公园；又搬去小北，有全市最大的综合性公园越秀公园。工作越忙、压力越大，公园对他就越重要。“荔湾湖公园、越秀公园、珠江公园去得最多，晓港公园也去。”在公司换址前，阿车去最多的是珠江公园。
前几年，他每周五都无法按时下班，因为新媒体稿子要等他确认才能发推送，哪怕只有一会儿，他也要换好衣服先去珠江公园跑步，和同事说自己晚点回。“我感觉去公园就是我在自己哄自己，好像下班了，但是又没有完全下班，而且公园里好多和我一样的人。”从公司写字楼去珠江公园的七分钟路上，他戴上耳机播喜欢的歌，终于可以喘口气，转换心态：这周辛苦了，等下加班没关系，现在先看看云。当他到珠江公园，开始拉筋暖身准备开跑时，看到好多和他一样穿着运动服的人陆陆续续从写字楼那边走过来。
跑步时会起风，大脑忽然降噪，心跳、呼吸和风声出落得清晰，公园跑步的风景总在重复，阿车觉得其实蛮无聊，但好在总有一群跑步阿叔，有些阿叔看得出大他三四十岁，但跑得比谁都快，“我想说我二十多比不过阿叔？”他加速，阿叔也加速，互相较劲中他经常被阿叔甩出一整圈。
有时他跑完去水站买水，跳完舞的阿姨说小伙子好辛苦噢，白天工作那么累，晚上还要跑步。他忽然松下一直提着的那口气，“唉，是，没办法。”
“其实我觉得好开心，这时一两个人跟你聊闲话。这些人跟我没有任何工作和生活上的交集，但我们在这一刻共同享受这个空间。”他说。
林广思喜爱去公园，但是为了做调研。他是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风景园林系教授，对公园的亲近，有点像科学家对实验室的亲近。当偶遇雨后一株树根积水的大榕树时，林广思惊喜地分享，“榕树头，小微蓝绿基础设施。”水体和绿地，被称为蓝色和绿色的基础设施，承载着生物（包括人类）的各种活动。“你看有一些侧根在这坑里吸水，”他细细讲，“树根上还萌发了叶子，榕树很聪明的。”
▲林广思 图/张志韬
2022年以来，多地政府鼓励市民去公园并开放更多城市绿地，媒体和自媒体也号召人们去身边公园重建生活的“附近性”。林广思理解这些鼓励和响应，“疫情下大家可能有点危机感，有机会出去走的时候，一定要出去走走。”他说，城市郊区游也不能保证每个周末都能去，“人们如果想走到开阔空间放松，绿色空间主要还是公园。”
在历史上，满目草地、树木、鲜花、廊亭的风景园林一直都有，但大多是私家园林，古都则多了皇家园林。在传统中国的城市，能让人们聚集和游憩的公共活动场所大多是庙宇，和一些郊野的公共游乐地。
北京的第一座公园，恰是中国现代城市的注脚。1914年秋，经过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的倡导和改建，故宫西侧的社稷坛被改建成“中央公园”，历史上专供皇帝祭祀的社稷坛，成了面向普通市民开放的公共空间。现在公园已改名为中山公园，东门对着故宫和筒子河，我和朋友以前常在晚上骑单车穿故宫午门时经过东门，见河边有人钓鱼、拉手风琴，秋天时路边银杏叶变黄。
林广思觉得去公园是一种日常，但他自己平时不去闲逛，因为做调研，广州市各公园他去得实在已够多。在风景园林领域，去公园游憩更专业的术语是“随性休闲”，“就是玩耍、消遣类的活动，比如闲逛。”他说，人在活动中，获取短暂的享受和快乐，这些快乐不需要专业技能，甚至根本不需要努力。
前段时间，林广思去越秀公园调研，看见一群居民戴着手套在山道上爬行。他看到时好惊讶，“但是后来很快也能理解，可能他们是以这种爬行的方式来锻炼脊椎。”他说。在公园，在山道爬行的居民们算一个“游憩单元”，在缓跑径上跑步的阿车算一个游憩单元，在广场上跳舞的梁生和学生们也算一个游憩单元，舞剑的、打拳的、下象棋的，都是游憩单元，他们都是“随性休闲”。
▲越秀公园的马路对面，兰圃内的茶室，市民在临水平台上悠闲饮茶 图/倪瑜遥
而公园，林广思觉得，这些面向每个普通人开放的公共空间，正是在人的游憩中，渐渐形成了各自的性格。在研究城市公园使用者的场所依恋影响因素时，他和学生们到流花湖公园和珠江公园调研，流花湖公园在越秀老城区，大多是离退休老年人来，集体性活动为主，整体氛围热闹、欢快、活泼。而阿车常去的珠江公园在商圈聚集的天河区，年轻上班族居多，大多是跑步散步，公园宁静、安谧。
“不同时段，这些公园的游憩单元密度也不一样。”他在电话里真诚地建议，“你去这些公园逛一逛，很有趣的。”

公园鲜活生长
疫情之前，科普作家瘦驼过着满世界飞的生活，每年坐将近100趟飞机，飞行轨迹遍布22个国家、83个城市，这还是不完全记录。在孩子寒假时出国去旅游，原本是全家人的保留项目。2020年1月，他和妻子原计划带两个孩子在二十多里天游华盛顿、洛杉矶和旧金山，遇上疫情，一家四口在美国从冬天待到整个春天过完。
作为广州新移民，北方人瘦驼一家搬来广州三年，疫情占去两年半。现在瘦驼一家人时常去公园。小孩兴趣广，家长跟着发现很多小众的兴趣小组，无线电测向、定向越野、舞狮……这些集体活动都需要公共空间，开阔、没有车流的城市公园成了接纳活动的好场地。大儿子的无线电测向小组活动经常安排在公园，一家人便一起去二沙岛、天河公园，孩子和同伴们戴耳机，手里拿着带天线的仪器，在公园的小坡跑来跑去。
在公园，瘦驼总站着看树。因为学生物又做科普，以往他常收到朋友和网友的发图问树，我也问过很多次。而初到广州时他懵了，“满眼都是不认识的东西。”在北方被当盆景的细叶榕在这儿长到了两三层楼高，浓密的树冠荫蔽街道，根系盘曲，气根悬在空中。在岭南漫长的夏天，他总是闻到烈日下弥漫着一股甜蜜而腐烂的气息，公园和街道常种着绿化杧果（俗称芒果）树，等果熟蒂落时听声，“啪”是掉在地上，一摊黄色杧果泥，“咚”就是有人倒霉，车被砸。
“广州还是在持续地带给我新鲜感。”在东山湖湖心岛的咖啡馆里，他说。公园近年还多了一座小美术馆，这天有展览，很多年轻人来拍照。四周总有虫子叫，当我被连咬几个包皱眉嘀咕蚊子多，他脱口而出，“当然了！公园不只有你这种动物，还有很多其他动物啊，还有微生物。这个乐园不光是你的乐园，也是所有生物的乐园啊。”
▲流花湖公园的黑天鹅们，公园有一个鹭岛，很多市民小时来鹭岛看鸟 图/倪瑜遥
他喜欢岭南公园里丰富的生态系统，东山湖公园有细叶榕、黄葛榕，一万多株乔灌木。又多动物，青蛙叫、虫子响、鸭子在水上漂。在流花湖公园，还有一个鹭岛，偶尔停着黑脸琵鹭。从老家烟台到广州，他觉得自己像一株植物，从北方的整齐农田迁移到南方的茂盛森林。北方四季更替分明，时节感清晰，而岭南夏日漫长，时间的消逝感弱，在充足的光照和雨水中，他觉得自己的生活节奏也跟着城市慢下来。
来广州前，瘦驼在山东一所大学教生物，也做科普。他觉得现代都市人很容易忽视一个生物常识，人也是动物，人也受到光热条件的影响。
1918年，广州市市政公所发布告示：“西人称公园为都市之肺腑，盖市民借公园以救济健康，犹人身借肺腑以呼吸空气。”近代都市公园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意在于工业时代诞生的住房簇拥、交通拥堵、冒工业废气汽车尾气的超级城市里开出一片自然环境，而作为舶来品的公园在20世纪传入中国时，建设者也强调这一工业社会城市产物的诞生本质是为了肺。
而工业社会早已发展到信息社会，人更需被呵护的是大脑。当下的时间浓度大得惊人，即时通讯又如此便捷地将信息送至人的眼前。阿车有时觉得，一天刷一波信息，便深度疲惫。而城市里好像哪里都贴着字，入目尽是信息点，信息过载的更深一层含义是思维劫持，刺激人在脑中持续产生符号性关联，侵入性思维及信息过载是这个时代的“过劳”。当从写字楼走到公园，阿车觉得好像走入城市的留白，大脑忽然降噪。
他常去的那些公园，都有大片留白，有时开阔的天空实在空无一物，只剩蓝。湖，你走近，也真的只有湖。
“公园是一个特别能反映时代变化和时代价值观的地方。”林广思说，好似人一般，公园在不同阶段有不同性格，因为人们对公园有不同需求，公园不像粤海关大楼这种强调要保护其原真性的建筑遗产，“公园本身就是城市中的生命体。”
▲荔湾湖公园，看粤剧表演的市民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郑洁
公园的生长，也受到其所在城市文化土壤的影响，“这座城市不会将建好的公园看作一个不能变动的古董。公园不是一次建成的，建好后出于功能需要再加些东西进去，这都是可以接受的。”林广思觉得这也是广州开放性的体现，各方都有机会在这个城市的公共空间中加东西，上世纪在公园建酒楼，现在是咖啡厅、美术馆，“这些痕迹像地层一样累积起来。”他在做研究时，见到公园作为文化景观所具有的丰富层次性。
在广州，第一座城市公园就建在城市发展中轴线上。1918年，孙中山倡议将原先的广东巡抚署所在地开辟为公园，接着公园开辟兴建，原衙署内的亭台楼阁全拆除，只留下市政府门前的一株古榕。1921年落成时叫市立第一公园，四年后改称中央公园。1929年，广州第一家广播电台在公园一平房内开播，请各类音乐人录音，白色音乐亭常有乐队演奏，乐迷“听现场”，有人卖唱片。公园在1960年代改称人民公园，1980年代全国集邮热，广州爱好者把公园西北角开辟成邮票集散地，大家交换邮票、相互欣赏，在公园其他各角，还有过小动物园、假山、金鱼池、游乐园和游泳池……
一个世纪前，人民公园在建成之初，因为四周有砖墙包围，被市民戏称“大监牢”。1933年砖墙拆除，公园围墙改为疏铁围栏。到1999年，周边搭建的一万多平方米违章建筑和围墙被拆除，同时免除门票，这座城里最老的公园与整个城市交融。“公园最重要是一个开放的自由公共空间，所以它才能让更多人愿意保护它。”林广思说，城市的建筑名片不断更迭，但公园长久保留，因为人们需要它。
林广思喜欢去人民公园，观察这里缤纷的游憩活动。公园里有很多小团体，几个人或十几个人，都有特定活动，跳舞类型好几样，有人唱歌，有人舞剑，“我自己把这样的现象理解成一个‘游憩单元’。”他说，人的活动都要场地，几平方米或几十平方米，每个活动团体之间，又有一些距离，保证相互不太打扰，共在同一个城市空间里。
“在我儿童和青年少年成长期间，公园并没有对我的生活起到任何作用。”林广思说。他1977年出生在一个靠近粤西的乡村里。农村缺乏公园。而他在乡镇和县城的中学学习期间，周边也没有市政公园。直到进入北京林业大学攻读风景园林专业，“公园”成了他学习的对象。他现在的工作就是研究这些。现在在广州，公园已经成为他在工作之余特别想念的地方。
人对城市风景的喜好偏好，和人的童年生活环境相关——按照“原风景”的假说，林广思的原风景就是农村的菜园、稻田、溪流和大树。现在生活在大城市，他依然会为一株树根积水的细叶榕驻足，欣喜地凝视它。

一册细叶榕下的人生合集
建筑师王宁生于1982年，童年时代他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去公园。他家住在越秀东山口。父母工作日上完班，周末踩着凤凰牌单车，一路轮流捎带他到东山湖公园。公园门口，叠着几排浩浩荡荡的单车，专门看单车的摊主有两块小竹篾，单车挂一块，给王宁一块，停车费从1毛钱慢慢涨到5毛。
1980年代，在东山湖公园的湖心岛上，有一座两层楼的舞厅，可在室内跳，也可在露天舞池跳。岛上硕大蓬松苍翠的细叶榕树冠从水面飘出去，这是当时广州新潮青年们来的地方，人多得一度需要排号，进场要买门票。
当时周末来公园，王宁的妈妈要特意去理发店烫个卷头，他记得妈妈总穿着深蓝色长裙、小高跟凉鞋。那个年代的浅色裙子不多，阿姨们的深色长裙上有音符一样的花纹。舞厅里，跳交谊舞的多，中间换牛仔、换恰恰。在他记忆里，那时的青年也羞涩，找好位置后，先站着看别人跳，跟着身体轻轻转，后面才加入。大人跳舞时，王宁坐一旁。在舞步中，阿姨们的裙摆一朵朵飞旋，裙面上的音符花纹好似飘带一般在他眼前流转，像波浪般流动一圈又一圈。
跳完舞，一家人去划船，有时也约上别的小朋友。东山湖公园33公顷，水域占去20.9公顷。湖面很多船，王宁喜欢兔头船。来公园时，妈妈总会带一包水果。划船时，他就坐在船上吃橘子，桨一划，湖水皱出漩涡，小孩把橘子皮往里丢，橘子皮也跟着在水漩中转。“当年都这么玩，很流行。”吃完糖，他把糖纸叠成小船放进水里，因此，大船边上总是飘着糖纸小船。
▲东山湖水面上，兔头船停泊在湖边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欧阳诗蕾
“我想，从1975到1985这10年里出生的人，对公园的感情是特别深的。”他说。
东山湖公园里，装着他整个成长过程。哪个门进哪里，哪里能攀过围墙，他全清楚。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湖心岛水旁那几棵巨大的细叶榕，树冠竟能飘出水面那么远。小时候野，他爬上树往前爬。现在回想起来还后怕：“也不知道哪根枝干断了就会落下去。”读大学后，他去东山湖公园就少了。等恋爱时，他带女友来这里，走到每一处，都要介绍那里是什么，像分享珍宝般告诉她自己和这个公园的关系。
又过很多年，他才知道东山湖正是父母这一代人挖出来的。上世纪50年代，广州在低洼处开挖人工湖以治水患，修建了四个人工湖公园，东山湖公园是其中之一。政府发动群众，大家自愿挖湖，觉得很光荣。义务劳动者从机关干部排到普通市民，单位组织，一次去一天。挖湖时，王宁的父母只管自己挖那一小块，也没想过那个湖将会有多大。
“那一辈人确实是挖泥，是挑担子。一担子一担子挖出了一个人工湖。”他说。
在王宁家的老相册里，很多照片都是在东山湖公园拍的。相机和手机还没有这么发达的年代，在公园照相是一桩大事。几乎人人都在1980年代珍藏着一些在公园拍的照片，背景里有亭子、湖水和绿荫，男女老少都神采飞扬。胶片冲洗出来贴好，如今泛黄了。那是当时珍贵的记忆。
▲王宁 图/张志韬
现在，很多年轻人去东山湖打卡拍照。拍得最多的还是湖心岛新咖啡店——以前的露天舞厅就在那儿。有树、有湖、有小蛮腰，好“出片”，王宁在手机上也常常刷到，他感到一种关于照片的变化，落点在把图修得多好看，而不是生活和记忆。
“那些打卡照片对应的位置，我一看就认得，就那么熟悉。”坐在自己的建筑工作室里，王宁笑。现在他要隔好几个月才去公园了。每次到东山湖时，还是会发现一些小变动。因为从小学画画，又当了建筑师，他对图像记忆敏感。“公园里有些地方已经不复存在了，走到那里时，脑里就会回想起当年的画面。”旧时光和往事交叠在公园，在他心里，好像翻开一本空间的“命运合集”。
在公园外，他从小长大、至今生活的东山口也变成潮人大本营，到处走着打扮新潮的年轻人。“东山少爷，西关小姐”是广州老话。“现在都好少人说粤语了。”
在他成长的八九十年代，整个广州散发着“先锋和生猛的气息”，而现在这座城市被提得更多的是“自在”“穿拖鞋自由”。他眼见着海珠桥翻修，珠江水面的水上人家消失不见，商业最旺的地方从滨江的南方大厦、花园酒店，再到珠江新城。
只有东山湖好像扎根在城市里，又散开新叶迎接城市的一批批人。王宁每次去东山湖，还是爱在湖边走，他小时候坐的兔头船、天鹅船都还在。细叶榕看似从他4岁到40岁都没变，但他知道树根已经越扎越深，树冠一年比一年更蓬松苍翠。他从上大学起就在外地跑，曾经在香港打拼，2014年在东山口开建筑事务所时，在事务所的简介写，“使建筑扎根于每个特定环境中。”
城市拆拆补补，城市建设的概念也在变化。昔日的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和拆违空间被改造成“见缝插绿”的口袋公园。广州已经有两百多个口袋公园，嵌入城市的街角，供附近居民活动、供过路人歇脚。这几年，全国多个城市都开始建设口袋公园。有些口袋公园看起来很有设计感，但年纪大的阿伯阿婆爬不了那么高的台阶。住很远的年轻人听闻时尚打卡点，转乘一小时地铁赶来拍照。
当东山口也要建口袋公园，王宁所在的事务所积极争取，用一百页的方案文本竞标成功。他想为自己长大生活的地方，建一个落地生根的东西。
建址在新河浦历史文化街区的南边，他从小熟悉。这个拐角一直都是劳务工人等接散活的地方，很多带小孩的居民便不来了，街坊常抱怨。施工时，王宁请他们来参与这个口袋公园的修建。建设中，最花预算的是花坛石头，王宁废了很大劲从外地运来，“希望是有温度、不冰冷的椅子，坐上去很舒服。”建好后，等散活的劳务工人们依然在，波浪般的花坛石头区隔出更多块空间，附近的居民、过往的行人也走进来。
“口袋公园就是一个街道客厅，任何人，无论是否住在附近，都可以随意进入。”他觉得无论这个城市的人讲粤语还是普通话，最紧要是人在街市活得自在舒服。此前疫情，东山少爷公园成了街道排队做核酸的地方，但比起那些在街面的核酸点，这里有树荫。东山少爷公园的设计获得了好几项建筑领域的奖项，但王宁最高兴的还是晨昏路过时，看到街坊们坐在花坛上。
他在设计建筑时想复构小时候在湖心岛所见的光影，街头原有的几棵树都好好留下。有时下班买菜回家，王宁也会过去坐。这个口袋公园，无论昼夜，街光和阳光会穿过枝叶婆娑的小叶橄榄，在地上落出有层次的斑驳光影，忽明忽暗。吃外卖的人，放工休息的人，年轻恋人们，摇蒲扇的阿婆阿公们，和他，坐在同一片光影里。
▲东山湖公园的湖心岛，有许多榕树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欧阳诗蕾

谈谈情，跳跳舞
中元节的晚上，阿车还是去了二沙岛公园。立秋刚过，落小雨，这时走鬼摊已经被取缔。那篇关于二沙岛走鬼摊的稿件发出后，阿车收到很多留言，有人说读后去了家附近的公园，有人发现走鬼摊主出现在海珠的洲头咀公园门口，好似打游击。读者们在留言里接力更新走鬼的新据点，阿车觉得好像小时候在家吃流水席。
这个周末，阿车回顺德老家。每次回老家，他都在早上7点陪奶奶去家附近的公园晨练，公园里婆婆们围住他夸“靓仔好孝顺”。阿车中学时常来这座公园，他和喜欢的女生在不同学校，两个家中间恰好隔着公园。只能等周末晚上才能见面，他们到公园散步，交换写给对方的信。“你要等回学校后再看。”女孩子叮嘱。
“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后来他一直觉得老派约会浪漫。
这几天跑步时，阿车耳机里循环着张天赋的粤语新歌《老派约会之必要》，歌里一直在散步，他怀念这种人和人的相处方式。他是新媒体编辑，总在新潮里，但有时也跟不上一些时代智慧，“情感被当成夏天水果摊的西瓜，一块一块按规格售卖。”他常和朋友到公园散步，比起在咖啡馆里面面相觑地互相高密度输出，他觉得走神和留白里才会有真正的交流。长大后，他来广州读书和工作，在公园拍拖时，他们各做各的事，他跑步，她散步，离开公园后再并肩多行一段路。
▲广州塔熄灯后，二沙岛公园上，并坐的年轻人 图/Johnson
去各个公园逛时，阿车发现每个城市公园都有一组“基础配置”：拍拖的年轻人，几个老年舞团，练太极的，自己带小音箱唱歌、唱粤剧的，跑步的，隐藏在植物丛中演奏乐器的，水边钓鱼的……这样的套餐增增减减，似乎可以放到任何一个公园。有时他甚至有种幻觉，好像公园是恒定不动的，只是换了一些人来出演这些“游憩单元”。
一百年前的《广州民国日报》里记载的当时人们的公园活动，和现在似乎也差不多：“广州人的（公园）跳舞热可算是厉害。”在那时其他城市的市民还在因票价而难以日常逛公园时，广州公园就已有无业人士躺着晒太阳，苦力工人坐草地唱歌，文学青年坐在长椅上读新书。现在，青年阿车过双贷生活，一天手机看屏时间9小时，但总可拿出几分钟看看云，和一百年前躺在公园草地的阿叔一样。
“最后发现好像变来变去，唯一不变的原来是生活。”他说。生活本身是极牢固的。
每一个晴朗的傍晚，在东山湖公园，舞步翩然。到晚上8点，一起跳舞的街坊们陆续到来，退休的阿姨阿叔们慕名来找梁生学跳舞。这群老人年轻时是舞厅常客。林婆婆至今记得市二宫的艺苑歌舞厅，1990年代，一张票卖五块钱，集体票只要两元。梁生还专门去学过跳舞。1995年，梁生工作的国企效益下滑，他无奈提前退休，去了老年大学的舞蹈班。“那时候要考试呢，考你慢三步慢四步，三百多个人里选了十来个。”
从舞厅到广场和公园，从五十岁跳到八十来岁，梁生跳舞，也教人跳。夜晚的大部分时间，梁生都很忙，带不同学员练习慢三和慢四。常有人记错舞步，抱怨太难，梁生总是笑眯眯。“国标有拉丁和摩登，拉丁里分伦巴、恰恰、牛仔、桑巴；摩登里又有华尔兹、探戈、狐步。”他很有讲究地数，但因发音含糊又听力不好，林婆婆在一旁翻译。
“跳跳舞！”见我杵在角落里不动，一位阿叔过来打招呼，“你要学舞找梁老师哦，九十多岁啦，跳舞跳得几好噢！”
“不是八十多吗？”
“唔紧要啦（不要紧啦）。”到这个年纪，年龄的数字早已不再重要，他拉来梁生，“来，梁老师教她跳。”
音响里，邓丽君、刀郎流转着，三十多年里，公园的西南角空地总有新学生加入。后生仔，新手、老舞者，随着梁生的步伐轻轻柔柔踩在细叶榕的光影上。梁生在夏夜晚风中转呀转，步子灵巧好得意，又身子一转安慰新手，“慢慢来，唔使急。”
从湖面往东望，流光溢彩的小蛮腰也在旋转。对本地人来说，这个城市新名片更像一个社区告示牌，会滚动播放时政大事、本地新闻、节假日祝福，也插播广告。夜里10点后，广州塔褪去浮光，显出原有的素净。
只是塔身在熄灯前旋转循环着“晚安”“good night”时，散落在城市的人看到，总要再补一声“早唞（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