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魁：知识如何成为繁荣力和进步力

作者：张文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知识就是力量”，人们经常引用培根这句经典名言。他的意思大概是，探求科学知识，运用这些知识，使人类获得了自身躯体不可能养成的强大力量。的确，随着时间流逝，人类获得和积累的知识越来越多，许多知识都转化为巨大力量。不过，一些知识力量却给人类带来了恐惧、困苦甚至灾难，例如，人类利用核裂变和聚变知识制造了许多威力巨大的核武器，希特勒纳粹曾利用遗传和生育知识实施“生命之源”计划，都属于此类。而一些人们，尽管知识十分渊博，却事实上成为这类负面力量的帮凶。所以，对于那些专门探求知识的人而言，应该好好想一想，知识应该如何转化为人类的繁荣力和进步力，而不是随便转化为任何力量。要尽可能地靠近这个追求，至少下面三个方面具有重要性。

一、定义真知的机制

人类的知识非常多且非常杂，感知、认识、理解，以及传播中的信息，还有人们约定的言行规则及审美标准之类的信息，甚至观念、理念、信念，都被认为是知识，但其中许多并不一定符合事实，并不是真知。即使符合事实，但是由于都具有片面性，所以能称为真知的少之又少，甚至不可能有绝对的真知。人们都知道盲人摸象的故事，他们各人关于象的知识，都部分地符合事实，但都是片面的。在当今信息时代，传播中的信息与知识很难区分，所以知识是否符合事实，更加难以辨别。许多观念和信念、规则和方式，与事实无关，或者根本就不符合事实。此外，按照哈耶克的说法，知识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依赖于具体时间，时间流逝会导致知识的准确性、可靠性发生变化。仔细想一想，就不难明白，我们拥有的绝大多数知识，甚至可以说几乎所有知识，都具有一定的过时性。

由于知识的片面性和过时性广泛存在，而且每个人拥有的知识的片面性和过时性并不完全重叠，所以严格地讲，世界上没有两个人拥有完全一样的知识。哈耶克说，知识不但是分散分布的，而且常常以相互矛盾的形式而存在，就是这个意思。墨子也说过，十人则十义，百人则百义，他讲的义虽然不等同于知识，但道理是一样的。

由于知识具有这样的特性，人类不可能有绝对真知。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蒂莫西·威廉姆森就系统论述过知识的局限性和含混性等问题。但是，在具体场景中，个人需要真知，人类集体更需要真知，以便在这个场景中采取正确行动以趋利避害。当然，这里所谓的真知只能是相对真知，而非绝对真知。只要赖以采取行动的知识，不会导致行动结果不可接受地偏离预期目标，就可以算是相对真知。

因此，如何定义真知，就非常重要。古时候，常常由那些通天意、通神灵的智者，以及掌握权力的头人来定义真知。自从政府作用日益增强，公权力以及得到公权力加持的人物，获得了很强的真知定义力，就不奇怪了，特别是在知识探求机构的经费来自于政府的情况下。上世纪的苏联，在斯大林时代直到赫鲁晓夫时代，一个叫做李森科的生物学家，声称自己发明的生物育种方法可以使农业大丰收，在与其他生物学家关于遗传理论的争论中，把自己的知识贴上社会主义、唯物主义的标签，把接受西方遗传学理论的生物学家称为人民的敌人，并暗示这些敌人们与斯大林的政敌布哈林关系密切。他的理论被斯大林、赫鲁晓夫定义为真知，高校禁止讲授摩尔根遗传学，科研机构终止有关研究计划，一大批生物学家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迫害。

在当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由公权力来定义真知并不合适，所以在知识界，特别是自然科学知识界，慢慢流行起“同行评议”这样的办法。这种做法的好处就是不由头人、智者、公权力来定义真知，使得真知更接近于事实，或者使更多人得以认清真知的相对性。但也有不小弊端，就是小圈子化、门阀化，这反过来就会排斥创新、排斥对权威的挑战。但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其他办法。

定义真知的机制，比定义真知的具体办法更重要。一种机制是集中统一，另一种机制是分散竞争。一个领域的知识探求只由一个机构、一个课题组独家负责，由一个专家组独家鉴定，这就是集中统一。反之就是分散竞争。由强制权力来集中统一地定义真知，则更有威力。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柬埔寨，留法求学的波尔布特，以及拥有巴黎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乔森潘，这些人成立了红色高棉政府，他们认为无货币、无市场就是经济真知，所以强制推行这类政策。在我国的文革后期，是张春桥这样“有知识”也有政治权力的人，而不是被视为无知识的农民，要割资本主义尾巴，阻止农村集贸市场开放。即使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也是一些“有知识”和有政治影响力的学问家，极力维护计划经济和“一大二公”。我国大跃进时期，亩产一万斤也得到了权威科学家的计算和论证，这个亩产就成了真知，这个真知也是由集中统一的权力来定义的。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乔·莫基尔在其《增长的文化》一书中说，现代经济增长得益于科学的兴起、科学知识的爆炸性增长，而后者与十六世纪以来欧洲政治上的分裂化与智力活动的一体化共存这一独特体系有很大关系。在这个体系中，知识是否真实可靠，不是由一个统一的政权权威来鉴定，而是由学问圈所委托的专家们来鉴定，或者留给长时间的争论来切磋；而知识是否有效有用，则由商人和工业家们在实践中判别。即使这样，在这个体系中，仍然有许多相互矛盾的知识长时间共存，甚至不能排除劣币驱逐良币和滥竽充数。

而市场经济是一种典型的定义经济真知的分散竞争机制，真知由个人定义，个人也会根据行动结果是否偏离预期目标，来调整自己的定义。这就是分散决策、分散行动模式下的个体试错。实际上，个体之间会通过相互学习来减少试错成本。当然，个体之间也会很不理性地相互附和与跟风。试错会导致成本，许多人不喜欢有这个成本，所以会向往集中统一的、似乎可以减少成本浪费的真知定义机制，这在逻辑上就倾向于计划经济。吊诡的是，到底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更好，也需要评判知识和分析知识，最后也需要诉诸真知定义机制。李光耀在他的《论中国与世界》这本书中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主流经济学知识都说跨国公司到落后国家投资，是剥削第三世界国家，但他的决策不是诉诸这样的知识，而是诉诸常识。这是受景仰的知识和不受景仰的常识之间的不一致。到底是前者还是后者促进了新加坡的经济繁荣，无需多言。

的确，人类社会需要集体行动，这时涉及的不仅是个人利益和个人风险，不能仅仅诉诸个体自由选择和市场分散这样的竞争机制，而需要某种程度的集中统一的真知定义机制。这就将人类行动选择置于巨大的集体风险之中。如何减少与控制这种风险？李光耀诉诸尝试是一种方法。而最好办法，仍然是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引入分散竞争机制。墨子说，分议者延延，支苟者詻詻，可以长生保国，就是这个意思。他不应该视为有知识的人，因为他连普通儒士那样的“登降之礼、趋翔之节”知识都没有。但他是真正的智者。

二、探求知识的途径

庄子说，知也无涯。人类即使可以延续得与宇宙一样长的时间，也只能探求到有涯的知识。个体更是如此。所以，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就是，越多的人可以自由地探求知识，人类就可以获取和积累越多知识，并越能使知识成为更加接近事实的相对真知，就更有可能增加人类力量，促进人类的经济繁荣。所以，人类社会应该让个人有探求知识的自由。

从本能来说，个人生来就有探求知识的动机和自由。在古希腊，学者把求知本身视为追求自由的过程，科学史研究者普遍将古希腊视为科学的源头，但那时专业化的求知是极少数人的事情，因为社会分工，以及身份和条件的局限，导致更多的人与知识无缘。到了现代，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生活条件和求知条件的不断改进，越来越多的人增强了探求知识的兴趣，也增加了探求知识的自由。不过吊诡的是，人们探求知识的自由也可能受到不应有的限制。这就是来自于权力，以及从权力衍生而来的权威，对探求知识自由的限制。

权力要限制探求知识的自由，可能有如下几个原因。一是保持对知识源头的垄断，以增加神秘感、崇高感、受崇拜感；二是担心新知识危及由旧知识作基础的权力和权威；三是垄断性地利用知识和信息，维持和扩大自己和后代在智力方面的优势，以及由此而来的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优势。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曾发表过《知识与自由》的演讲，对知识与自由之间的关系作了精辟分析。他说，掌握权力的大人物们，总喜欢阻止人们获得知识，但在人民普遍具有一般知识和觉察能力的地方，专制统治和各种压迫就会相应地减弱和消失，社会也会变得更加繁荣，因此获得知识的权利与保护财产的权利一样重要。

在历史上，探求知识的途径，一旦脱离权力，就会促进了知识的爆炸性增长。人们普遍认为，工业革命及经济繁荣在欧洲出现，与近代科学在欧洲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欧洲的形成，有很大关系。但是近代科学为什么会在欧洲出现？除了古希腊的知识以及阿拉伯的知识，在中世纪后期的欧洲得到复兴和传播之外，一个重要触发因素，就是知教分离。许多人都了解政教分离的历史，但鲜有人了解知教分离的历史。在中世纪很长时间里，教育、学术基本上由教会掌握，这就是知教合一。那时的教廷和教会，不但有思想权威，也有世俗权力，所以知教合一也包含着知权合一。但是后来，知教合一就慢慢瓦解了，教育和学术获得了很大独立性。有意思的是，当初的知教合一，使一些知识可以在教会范围内得到保存和传播，但知教合一这个体系，终究不能容纳新知识、新思想，更不能促进知识碰撞和知识创新。在十七世纪，欧洲那些受过教育、有知识的人，接受的都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罗马教廷更是维护地心说，把哥白尼的日心说视为异端，但伽利略发明了新的天文观测仪器，他通过观测，为哥白尼的日心说提供了实证性的新知识。那时在欧洲南部，知教合一还没有被完全打破，所以他的著作《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需要得到教会许可才可出版，但出版后不久又被教会列为禁书，教皇还命令他放弃日心说观点。后来宗教裁判所对伽利略判以终身监禁，但教会仍然无法完全阻断他的这些知识的传播，为什么？因为那时已经出现了一些独立于教会的大学和研究会等机构，特别是欧洲北部已形成了知教分离的局面，学者们根本不理会教廷的命令和立场，把他在软禁期间撰写的《关于两门新科学的谈话和证明》书稿，偷运到荷兰并在那里出版。这部著作在欧洲许多大学流传，并影响了几代科学家。很显然，是知教分离，及其蕴含的知权分离，极大地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发展。

知教分离，实际上也是感知、认识、理解类知识，与观念、理念、信念类知识的分离。到了现代社会，这种分离形成普遍性，所以探求知识的自由度就高得多，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探求观测性、实验性知识的专业化群体。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有一个叫做弗里茨·马克卢普的教授，撰写了《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的专著，提出了知识产业的命题。就是说，探求知识、生产知识，在当时的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产业，不但有一支人数众多的队伍，从事规模化、组织化的知识性工作，而且还有比较稳定的投入和日益丰盛的产出。譬如，不仅独立的大学和研究所可以自由地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许多企业设立专门的研发机构也可以自由的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知识产业的兴起，不但使探求知识的工作变得更加便利，也使得分散竞争机制在更大范围发挥作用，因为知识产业中存在许多机构，它们可以相互合作，更可以相互竞争，不但竞争谁可以更快、更多地探求到知识，也竞争谁的知识更接近于真知，当然还会竞争这些知识如何得到更好利用。毫无疑问，这有利于知识转化为繁荣力。

后来的信息经济学对信息、知识的性质作了一些研究，认为信息具有不对称性，知识的真实性也难以辨认，因此真实信息和真知是稀缺的，获取真实可靠的信息和知识需要一定成本。哈耶克就说过，人类知道得越多，个体的理智所能吸收的知识份额就越少，个体就越显得无知。但是随着知识产业的壮大，个体的无知可以通过利用知识产业而得到一定程度克服。数字经济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这一进程。而所引发的问题就是，知识产业的发展需要支付巨额成本。谁来支付这些成本？如何支付这些成本？在现代社会，除了企业为其自设研究机构支付成本之外，大学、独立研究机构等等，在较大程度上由政府通过征税方式来支付成本。也就是说，探求知识的专业化人员，往往是 “端政府的碗”。这就会重新引出探求知识的自由这个问题。端谁的碗，受谁的管，这不是很正常和很正确的逻辑吗？这时，需要政府对探求知识的自由持有透彻理解。只有获得这种理解并抱有远见的政府，才会较多地保护探求知识的自由。

这还会涉及政府如何对待信念性知识的探求自由问题。伽利略之前时代的地心说和日心说，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信念性知识，但是伽利略通过新的观测手段和求知方法把它变成了科学性知识，所以教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政府对信念性知识进行一定程度引导，甚至进行一定程度管控，是可以理解的，但应该以法治机制防止信念性知识的滥用和危害人们。不过麻烦的是，不少知识并不是纯粹的信念性知识，所以政府并不容易掌握界限。

三、使用知识的方式

知识的获得和积累，主要还是为了使用。使用正确的知识，正确地使用知识，可以促进繁荣。但如果与之相反，就会阻碍繁荣。因此，使用知识的方式就至关重要。

如果说知识探求还是小部分人的事情，那么知识利用则是大部分人的事情。由于知识存量比知识增量多得多，所以知识存量的使用出问题，比知识增量的获得出问题，会导致更广泛的不良后果。就算是接近真知的科学技术知识，也有个使用方式正确与否的问题。日本一些企业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曾进行过高清晰模拟电视（HDTV）技术的研发，并通过试验，验证了这种技术可以大大提高模拟电视信号的清晰度，这些科学知识可以说是真知。日本邮政省广播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使用这种技术，从1992 年开始试播HDTV节目，并希望HDTV成为全球标准。但不久之后，数字视频技术突飞猛进，邮政省广播局不得不于1994年停止对HDTV的支持。这个知权合一的使用知识的事件，抑制而不是促进了日本的数字产业繁荣。美国的电脑操作系统、智能手机操作系统有多种标准，政府并不指定官方标准，反而有利于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所以，至少在产业领域，使用知识的方式，应该更多利用市场，而不是依赖于基于公共权力的政府。

但有意思的是，许多人更喜欢通过知权合一的方式来使用知识，市场上的企业也喜欢这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曾经有些被称为发明家的人，号称有“水变油”的技术，这样的人总是孜孜不倦地要寻找政府鉴定，期望权力为知识背书。而最近几年，我国又有所谓的“水氢汽车”技术，号称车辆只需加水，水和铝合金借助催化剂发生反应，生成氢气，即可燃烧并让汽车行驶，声称掌握该知识的企业，也积极与各地接触，希望得到地方政府的背书，当然还有资金支持。许多有看起来很有知识的人，总是想找政府为其知识做鉴定。实际上，权知分离的知识使用方式，更能促进经济繁荣。政府应该支持产业领域的创新，但政府又应该与技术路线保持一定距离，这就是奥妙所在，也是难度所在。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知识，尽管得到了我国政府在一定范围内的推广，但总体而言，我国水稻选种育秧存在多样化的技术路线和应用市场，在国际上就更是如此，而这并不影响袁隆平的声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非常推崇思想市场。其实知识使用市场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思想市场。

总的来看，无论是定义真知的机制，还是探求知识的途径、使用知识的方式，都应该尽量实行知权分离，避免知权合一。这样做，不但有利于知识成为繁荣力，也有助于知识成为进步力，即把知识转化为促进进步而不是阻碍进步的力量。什么是进步？现代社会对进步有一些深奥或者花哨的定义。但是人和动物一样，都有一种朴素的共同生存原则，这就是墨子所说的“非攻”和“交相利、兼相爱”。纳粹德国有很多的知识存量与增量，但希特勒却将知识用之于“攻”与“别相恶、交相贼”，知识就没有成为进步力，而是成为退步力。墨子提倡，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攻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这应该成为知识分子思考知识用途的基本准则。知识分子应该尽量使自己的知识用于这种朴素原则，而不是用于其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