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了为什么不生孩子
近日，随着各省市陆续公布《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人口调查数据，备受关注的出生人口和自然增长率出炉。
已公布数据的22个省份中，广东省出生人口最多，共计118.31万人，河南省、山东省紧随其后。
9个省区出现人口负增长，包括山西、河北、湖北、上海、江苏、湖南、内蒙古、重庆和黑龙江。
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1062万人，与五年前的峰值——2016年1786万的出生人数，相差700万。
我国2016年至2021年出生人口变化（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与十年前2012年的7.43‰相比，下跌明显。
与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趋势相伴的，是结婚年龄的迅速延长。
多地经历了初婚年龄进一步“上升”。以安徽省为例，据其民政厅的最新数据，2021年，安徽省结婚登记平均年龄为33.31岁。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判断，“当下的中国正处在百年人口大变局的前夜。未来两三年内极可能迎来中国人口增长由正转负的重大转折”。
生育率低，一定是件坏事吗？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田丰告诉南风窗，在生育问题面前，我们不仅要关注人口总量、生育数量，还要充分考虑人口质量、人口结构。
他还指出，人口调整有窗口期。抓紧时间提高人口素质，也许比催生更有意义。
数字
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有段著名的论述：“生孩子以维持社会的新陈代谢是一句通盘的话。所谓通盘的话是因为这里并不指定谁得生孩子。”
但他随后写道：“从具体的个别例子说，实在并没有一定要生孩子的道理，可是，生育既是一件损己利人的事，若是社会不把这件事作为通盘性的责任，社会完整也就乏了保障。谁不愿把这责任让别入去担负，自己优哉游哉地逍遥于为子女做犬马的劬劳之外？”
费老的话扼要地说明，生育长期在中国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强调个体自由的新一代年轻人面前，承担“通盘性责任”的人越发减少。
一个最明显的数字，是国际通行的总和生育率：2.1。
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人口世代更替的水平——考虑到死亡风险，平均每对夫妇需要生育约2.1个孩子，才能让两代人之间人数相等。
最新数据表明，当下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3，这一数字，是国际学术界认为的“极低生育率”水平。
历年来中国女性总和生育率（图源：网易新闻）
连续十多年人口负增长的日本，总和生育率约1.4。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于今年提出概念——中国人口已经步入“零增长”阶段。
在这一阶段，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相差正负100万人。而在2021年，全国仅新增78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0.34‰——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跌破1‰。
田丰对南风窗分析，中国学术界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人口拐点”的概念。但今天问题的关键是——“中国人口拐点下降速度过快，比预期早，给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比预期要大”。
在公布的一系列数据中，田丰认为，一孩生育率最值得重视。近年中国一孩生育率锐减，“如果不愿意生一孩时，二孩、多孩就更不可能”。
一孩生育率与何相关？2019年底发布的《生还是不生？来自16万人的生育调查》中指出，主力育龄妇女大幅减少是当前出生人口大幅跳水的重要原因。
《报告》指出，1987年至1992年， “出生人口从峰值2529万大幅降至1875万，导致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2013年达到高点1.72亿后迅速下降，2018年降至1.62亿人”。
田丰则认为，在过往的经验里，20岁至29岁是黄金生育年龄，只有在这一年龄段结婚生子，女性才有可能多孩。但现在，人们的初婚年龄往后延长，同时带来一大重要变化——生育结构的改变。
这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息息相关。“从某种程度而言，我国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减少、路径窄，导致了新一代的年轻人在人生的各个阶段竞争过盛、被迫内卷，”田丰说。
“在‘内卷’时代，人们教育年限延长。而为了得到更好的工作，奔向更好的生活，自然要压制生育欲望、牺牲黄金生育年龄，率先实现个人愿景。”
生育文化
极低生育率背后的社会心态是什么？提出“低生育陷阱”概念的学者鲁茨提出三个分析机制，认为低生育率国家如果缺乏政策干预，出生人口会因这些“自我强化”机制持续减少。
一是人口学角度。随着人口负增长惯性，潜在母亲数量的减少将导致出生人口持续降低。
二是社会学机制，即年轻一辈受父辈低生育率的影响而降低生育意愿。
最后一个机制为经济。低生育国家往往伴随人口老龄化，在社会带来的悲观经济预期下，年轻人不愿意生育。
图源：电视剧《82年的金智英》
田丰对南风窗表示，这些年，中国社会一大变迁的表现是：生育文化在家庭、代际之间的冲突。
“中国有传宗接代的生育文化传统，但这种生育文化如今不再流行。我身为70后，习惯了家里有几个小孩的环境。但80后、90后呢？他们认为一个家庭一个小孩才是正常的，取而代之的是‘生育恐惧症’‘养儿无用论’。”
生育文化的变迁，在田丰等社会学家看来，对生育率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曾在受访时建议，中国要构建新型婚育文化，首先要提振20至44岁青年人的生育信心——“加强适龄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
不过，即使生育与社会文化、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并不意味着低生育社会是不可逆的。多个被低生育困扰的欧亚国家进入21世纪，都经历了生育率的回升。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曾在2016年的一篇学术论文中，将这些国家分成四类。第一类是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 1.3 以下的极低水平，此后小幅回升至1.5左右，例如日本、德国。
2021年3月，德国共迎来65903名新生儿，创下23年来新高。根据德国的家庭福利政策，新生儿父母可享有共14个月的“带薪产假”，双方可以自由分配产假时间，休产假的一方每月可获得300至1800欧元的“父母津贴”
第二类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曾从 1.2 左右的极低水平大幅回升到1.6至1.8的较高水平，如俄罗斯、爱沙尼亚等——上述趋势与国家经济密切相关；第三类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本来就较高，但近年也在回升，如法国、英国。
第四类国家包括亚洲国家韩国、新加坡，它们的总和生育率回升势头较弱，一直徘徊在极低水平。
根据韩国统计厅发布的《2018年人口动向调查出生·死亡统计暂定结果》，2018年韩国去年合计出生率为0.98名，这意味着韩国女性在育龄期(15~49岁)生育的平均婴儿数还不到1名。
各国生育率随着各国家庭政策的颁布而变动，但效果不一。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吴帆总结：欧洲各国的家庭政策基本都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对工作—家庭平衡的支持、对儿童发展的支持、对育儿家庭的财政支持”。
田丰则表示，低生育率的中国社会，很难与其他国家的举措一一类比。
“举个例子，我国不孕不育率近年升高，这并非中国人不想生，而是生不了的问题。而对于这一群体，我们缺乏辅助措施。”
田丰坦言，目前学术界仍未完全弄清楚阻碍中国年轻人生育的原因。
“我们应该先判断，究竟是年轻人打心底不想生，还是生育成本过高阻碍了其生育欲望，亦或是结婚年龄的延长让其错过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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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总量不是唯一标准
鉴于目前的生育政策难以短期起效，现阶段是时候讨论的“元问题”是：人口负增长，一定是坏事吗？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低生育率是未来中国最大的人口风险。按照目前的超低生育率水平，他预测，“三百年后中国人口将锐减至2800万上下。”
“为防止出现过于严峻的人口亏损问题，尤其是青年赤字和人力短缺，中国需要树立 ‘人口储备’的战略意识。” 穆光宗强调。
田丰告诉南风窗，理解一个国家的人口问题，不止观察人口总量，还要观察该国的人口结构。
“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后，我国的年轻一代大多数为独生子女。而老龄人口却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而持续增长。目前，中国已整体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中国已整体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他代表了学术界另一派的观点，认为人口总量并非衡量人口问题的唯一要素。中国适度的人口规模，田丰认为，只要人口总量和经济发展相互匹配，足以支撑我国养老事业和社会稳定即可。但在这个阶段，提高人口素质变得重要。
他分析，从社会养老角度来看，我国从“养得起”到“养不起”，有一个大约两代人的时间窗口期——这中间关乎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的过程。
因此，“要有高素质的人口提高生产效率，提升社会整体生产水平，支撑社会的养老成本。”
一个需要思考的命题是，我们的教育如何跟得上后工业化时期经济发展的需求。
田丰多年致力青年农民工和青少年文化的研究，曾为“干一天玩三天”的三和大神写过一本名为《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的书。在他的调研里，很多像“三和大神”一样贫穷家庭的小孩有一个共同心态：“他们不再相信教育改变命运，不再把高考当做人生最大的希望，甚至在高考或中考前就失去了奋斗的目标”。
教育也需要跟上后工业化时期经济发展的需求（图源：电视剧《小欢喜》）
他因此主张，未来的教育改革应向贫穷家庭的人群倾斜，通过教育给予他们期许，让其坚信接受教育是一种改变命运的手段。
田丰告诉南风窗，现在有两个不同的战略选择。一个是在接下来的窗口期，人口数量保持在较高水平，达到能够养老的人力资源水平。另一个则是在人口规模下降情况下，个人的生产效率大幅提高，支撑起沉重的养老成本。”
但他认为，个体是否生育受生育文化影响很大，很难改变一代人的想法。
“我们要做好低生育率下经济发展转型的长期准备，寻找让1个人的生产效率，等于1.5个人的办法。” 田丰说。
（来源：南风窗）
编辑：韩璐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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