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回大使陈庆珠：动荡时代的新加坡如何做出战略抉择

2020年的新加坡大选过去了。人民行动党政府以61.24%的得票率、赢得国会93席中的83席，重新执政。工人党如今掌握了两个集选区和一个单选区，获得10席。新加坡也在独立以来，首次有了国会反对党领袖。这是历史性的分水岭。选举结果显示，选民选择了代表安全、稳定和解决方案的行动党蝉联执政，但同时也希望强化反对党的声音，以及看到国会有更多的制衡与监督。

选后的社交媒体有众多精辟的分析，显示我们有一批值得倾听的分析人士。我不想重复这些分析。让我就一些趋势发表一些看法，这些趋势显示了今后的政治走向。

选民选择了代表安全稳定的行动党蝉联执政，但同时也希望强化反对党声音，让国会有更多制衡与监督（档案照）

选举结果是对过去五年、五个月和九天的打分。容我解释。过去五年，选民将行动党的全面优势或“超级大多数”，以及施政和国会议事如何进行看在眼里，他们不赞同民选总统制，以及其他政策如《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令》的推出方式。

过去五个月，选民针对的是当局在应对冠病疫情时，缺乏明确性，以及对商业规则和条例的微观管理方式。对于失去工作的恐惧和焦虑也日益增加。最后九天的竞选活动，则关乎政党的信息传播和沟通，以及在网上的影响力和使用网络的老练程度。

这让我看到了我们社会的一个重要事实和趋势。我们虽就青年选票和年轻选民谈了很多，但这些评论没有突出的，是2020年大选在新加坡人口处于青年高峰期时举行。人口数量增长最多的群体是25岁至35岁，若再加上20岁至24岁者，就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工人党明白这点，他们推出较年轻的候选人，提出新生代群体所关注的课题。年轻选民希望候选人会分享个人经历，具备一种“我对你的痛苦感同身受”的同理心、平易近人又有率真的特质。这种线上数码政治就是新的零售政治（retail politics），它即亲密又个人化。

工人党盛港集选区候任议员选后答谢盛港选民与民众互动。盛港是该党本届大选攻下的第二个集选区（海峡时报）

这群选民显然接受了反对党要国会有多元声音，以及更多监督与制衡的说法。问题在于，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人口群体的价值观和关心的课题会改变吗？一般人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会变得更为保守。但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美国的千禧一代和X世代，跟婴儿潮世代及沉默一代不同。他们并没有变得更保守，在很多课题上，他们有着独特的观点，而且态度日益开明。因此，“我预料本地千禧一代会继续视国会有多元声音和反对党为好事。当然，他们会因年岁增长而有各自关心的课题。执政党要赢得这群人的选票，就必须多去了解他们。

竞选期间和选后分析，出现得最频繁的字眼是“公平”。选民强烈期待执政党在对待反对党时要更公平。我思考新加坡政治文化的演变多时。在我聆听演讲者和阅读网上贴文后，显然一种新的新加坡政治文化正在成形。一方面是治理的文化，强调的是强势政府、效率、尊重司法的文化、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改善人民生活。批评者形容行动党实行的是家长式的政治作风。

另一方面，很多新加坡人主张民主，希望看到新加坡发展为全面的民主政体。政治评论人质疑行动党为何要求选民给予强有力的委托，为何在对待反对党人时，不更宽容大度一点。他们希望看到规则公平地适用于所有参政者，并限制不公正的选区划分。这让我感到，当我们期待看到民主竞争、竞争性政治的同时，我们也在要求一种更仁慈和温和的政治。我们似乎对一些西方民主体制所出现的恶劣政治竞争感到厌恶。

受过教育的年轻新加坡人，并不希望看到政府对政治对手下重手。这或许跟执政党数十年强势主导国会和政府有关。当政治成熟并发展，一些价值观和规范已经成为社会共识。这就是我们。因此，政治工具箱里过去管用的工具，今后或许不再那么被接受和有效了。很多人视李显龙总理对选举结果的反应，为大度和诚恳的。他对工人党释放善意也获得掌声。

选后，行动党作为政党，将尝试了解选民在选举结果中发出的信息。就如尚穆根部长所说：“我们须要深刻反省和检讨”。我相信我们会看到变化。选后的氛围是团结一致的。

行动党选后将尝试了解选民在选举结果中发出的信息，就如尚穆根所说，须要深刻反省和检讨。（档案照）

本演讲主题是“动荡时代的新加坡”。让我用余下的时间，分享我对新加坡如何应对周边的变革力量、剧烈和变革性的挑战的看法。在这些挑战中，政治、经济和国际结构正在瓦解，逼迫我们做出战略抉择。

新加坡一开始获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媒体，推崇为应对疫情的黄金标准。但是不久后，我们却沦为该记取的教训。如今我们已经进入疫情的第五个月，我们对新加坡和自己应对危机的韧性有学习到什么吗？

反对党在大选时，把应对疫情当作竞选课题。我们在抗疫方面是犯了一些错误。新加坡始终并非是唯一一个试图战胜这场危机的国家，随着我们对病毒有了更多了解，就不得不调整抗疫策略。

疫情凸显了三个重要的真相。

一、我们必须着手处理外来客工的问题。他们在新加坡是一个固定的暂住者群体。

首先，他们的数量庞大，居住环境密集，必定会在暴发疫情时构成群体感染的风险。我们的经济增长一直依赖于通过人力，而非通过使用科技来提高生产力。问题在于，我们能多快转型，并可转型到什么程度。雇主将不无道理地辩称，目前许多企业面对困境，不是承担更多成本的时候。但这些及其他问题在疫情受到控制后，迟早必须探讨。

疫情凸显出，新加坡必须着手处理数量庞大、居住环境密集的外来客工问题。（档案照）

其次，我们必须认真改善客工的居住和工作环境。民间组织持续为他们的处境发声。我们能够也必须做得更好。

二、新加坡人乐善好施，并且有很强的社区意识。很多人主动帮忙那些低收入家庭渡过难关。他们义务帮忙，确保贫穷家庭的孩子不会在学习上落后，不会饿肚子，并且在心理上不会因为家长失去工作而焦虑不安。在意识到问题后，新加坡人也站出来为客工提供食物和衣物。我们成为更富同情心的国度，善待彼此，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公民意识全面提高。这显示，我们在面对困难时，会团结一致。有人说，我们不应该浪费这个危机，而应该利用它来促进社会应有的变革。

三、整体而言，新加坡政府在处理冠病疫情上表现良好。尽管客工病例暴增引发了批评，总体上并没有严重地影响新加坡的声誉。有几周我们只能谦卑以对，但我们还是克服了困难，因为政府果断行动，主动承担责任，负责他们的医疗和三餐费用，以及确保他们继续获得薪水，以便让他们安心。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做得像我们这么多。

更重要的是，我们维持了极低的冠病死亡率。截至7月14日，加护病房没有冠病病人，住院人数是161名，健康良好但冠病检测仍呈阳性者为3865人。

由于低调与未被注意到，因此较少受到赞赏的一点是，我们保持了供应链的畅通，食物进口在过去几个月的世界各地封锁期间没有中断，也能获得医疗物资。

英国一个智库的最新报告列出全球疫情下最安全的国家和地区，瑞士名列前茅，新加坡排在第四。（早报图表）

《福布斯》杂志与一个调查小组合作，对企业和非盈利组织进行了调查，为全球100个冠病疫情中最安全的国家排名时，新加坡名列第四，瑞士在榜首。李显龙总理应奥地利总理塞巴斯蒂安·库尔茨之邀，在5月7日参加视讯会议，同澳大利亚、捷克、丹麦、希腊、以色列和挪威讨论如何应对冠病疫情。我们被视为讨论冠病疫情的重要参与者。

后疫情时代，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疫情对城市和经济生活所造成的颠覆性影响。冠病疫情对所有城市都是一记警钟，凸显了决策者在城市规划中必须把确保公共卫生安全放在首位，紧跟着的则必须是食品供应的保障。对于没有经济腹地的新加坡来说，确保食品、医疗物资乃至所有物品的供应链稳定，更加至关重要。

由于新加坡是个主要的贸易和通讯枢纽，冠病疫情对我们造成的颠覆性冲击比许多国家来得大，对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中美贸易战已经让供应链转向，如今加上冠病疫情和国境关闭，以及主张自给自足的民族主义的崛起，我们必须了解供应链重组的新趋势，以及它如何影响新加坡。为新加坡人创造就业机会，协助企业维持营运，是接下来几年新加坡的主要挑战。

民主和资本主义：新加坡的治理模式足以应付未来挑战吗？

新加坡的威权政治制度备受批评，但其成效则备受赞誉。一些学者撰述新加坡如何背弃自由主义，或并非实行民主制度。另一些则形容它是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言下之意是新加坡有个强势且干预型政府，只关注或过度关注经济增长。

新加坡的威权政治制度备受批评，但其成效则备受赞誉。（档案照）

新加坡在独立时，采纳了基于西敏制的议会民主。但从一开始，李光耀和他的内阁要建立一套适合新加坡所需的体制。他们追求一个能迅速反应，并因为突然建国而必须能落实必要政策的制度。人民行动党选择了国会一院制。他们认为，小国很难找到足够人才坐在上下两院。另一个原因是要有效而迅速地行动，一院制比两院制更少掣肘。

1968年，独立后的新加坡的首个大选产生了一党独大的国会。主要反对党社会主义阵线杯葛选举，这是新加坡反对党政治的历史性错误。一党独大的国会持续到1981年，直到惹耶勒南赢得了安顺区补选。在国会没有反对党的那13年里，行动党习惯了在国会快速而有效地完成政府事务。虽然维持这个状态的诱因很强，但他们认真对待每一届大选，视之为对他们表现的公投。

我们的政治体制进化成什么形式，表现又如何？我在1975年的《行政国家的政治：政治跑到哪里去了？》一文中，阐述了行动党政府在1960和1970年代有系统地把新加坡去政治化，由官僚系统取代政治。技术官僚在政府部门和法定机构内部辩论想法、建议、政策和执行方式，没有外部的协商。从政者则通过接见选民和在选区走动的方式，聆听基层民声。

政党政治随着一党独大体制的崛起而消失。党内的政治斗争也不被鼓励。当时被称为利益团体的公民社会组织极少。在这种行政国家体制里，强大的政治领导层主导一切，跟官僚一起促进新加坡的发展。稍后的调整增加了基层反馈和协商，但行政国家的核心地位不变。权力被集中起来，决策的任务付托给了技术官僚。

新加坡的再政治化始于1981年，并在1984年的全国大选得到延续。1984年，行动党的得票率从1980年的75.6%下挫到62.9%。惹耶勒南在安顺区重新当选，詹时中则在波东巴西当选。行政国家的再政治化缓慢但不动摇地发生。政治领导层和行政国家必须适应这一再政治化现象。在1984年大选后，行动党推出了非选区议员制度，选举成绩最好的落选者得以进入国会。1990年则推出了官委议员制度。这两个制度皆是为了增加国会的多元声音，以减少选举反对党议员的必要性。

然而，随着社会急剧变化、全球化、经济成功和转型、海外旅行和留学机会增加，以及受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壮大，不满情绪和要求政治变革的愿望积累并暴发。到了2011年的全国大选，由于几个深层次的社会与经济课题交织在一起，例如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不断增多的外来移民，新加坡迎来了民粹政治。竞选氛围改变了。行动党丢失了第一个集选区予工人党，加上另一个单选区，共有六名工人党议员进入国会。行动党赢得87个国会议席中的81个，得票率为60.1%，是独立以来的最低。工人党在2013年的补选中赢得多一个议席。

不过，执政的行动党并没有失去它的政策触觉和竞争性。它即刻推出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强化社会安全网，并在2012年至2013年开展了一系列“新加坡对话会”，收集民意。在2015年的全国大选中，行动党得票率进步到接近70%（69.9%）。2011年大选的教训，是必须贴近不断改变的政治景观。在2020年全国大选，我们看到了新加坡全然的再政治化。

进入21世纪，我们现在正处于行政国家2.0版或3.0版。它在很多方面强化了，在另一些方面则弱化了。国家还是强大且权力高度集中。政府通过政联公司及其子公司，在经济中所扮演的企业家角色已扩大。

2019年的劳动力调查发现，拥有理工学院和大学学历者，占新加坡居民劳动力的57.6%。（档案照）

新加坡在这些年来已发生了变化。2019年的劳动力调查发现，拥有理工学院和大学学历者，占了居民劳动力的57.6%。在这当中，32.4%毕业自外国大学。专业人士、经理、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PMET）增加到129万9800人，是2019年整体劳动力的58.3%。为他们找到好的工作成了一个问题。

他们对于国家的发展方向持有某种看法，并且对于外来的PMET取代自己的工作非常不满。他们的挫折感经由社交媒体和网上平台强烈地表达出来。其中一部分试图挑战既有的共识。尽管活动成长的空间有限，反对党的数目仍旧增加。但民间组织的出现犹如雨后春笋，吸引了年轻、受良好教育和理想主义的人士加入。民间组织从来没有如此活跃。

最近的冠病疫情显示，民间组织作为社会课题和社会裂缝的预警系统，在诸如被虐待的妇女、贫弱老人或外籍客工等方面，无论所反馈的多么让人不快，都大有可为。政府和民间组织应当更紧密合作，因为双方都意在改善弱势者的生活，建设更美好的社区。

展望未来，新加坡的明确目标是利用新经济，并在后冠病时代的转型世界中寻找非一般的机遇。（彭博社）

展望未来，新加坡的明确目标是利用新经济，并在后冠病时代的转型世界中寻找非一般的机遇。我们希望有勇于冒险的精神，来引领我们进入未来经济，因此我们也必须为异议保留空间。要善用外部机会，要思人所不敢想，我们必须拓展思想空间，提供更多的表达空间，鼓励新加坡人，特别是年轻人鼓起勇气，别样地思考，创新地思考。

我们必须认真地抗拒团体迷思。在成功的官僚体制里，允许天马行空的思考甚至是必须的。若我们的政治体制须要改进，那就是如何在我们的体制和国家里，容纳异议和多元观点。

新加坡的民主曾遭遇民粹主义挑战的时刻，而行动党政府从中恢复过来。这并不意味着民粹主义不会重返我们的政治。在过去10年，贫富差距问题不断在新加坡被讨论，尤其是差距似乎在扩大。贫富差距扩大的讨论，也主导了全球的政治、商业和学术议程。

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会削弱新加坡的民主和经济体系吗？容我说两点。一是关于我们塑造的经济体系；二是关于平等。

行动党在建设适合新加坡所需的民主制度时，也为共和国形塑了其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模式。第一代领导人最初是英国工党领袖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式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但当时李光耀已经对人性的本质和奖励制度的必要性，有了自己的看法。他们并非正统的社会主义者，而是建立了开放和自由市场的经济，欢迎跨国企业，并不相信福利国家制度，但一心要为人民提供教育、工作和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