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五四对于现代中国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遥想一百余年前，中国社会仍笼罩在帝制复辟的阴影之下，一群新知识分子挺身而出，他们以刊物为阵地，猛烈地打击了传统儒学的至上地位，为新思想的输入扫除了障碍，使“老大之中国”焕发新的生机。
近代中国，英雄辈出，群星灿烂，孙中山与鲁迅是群星中的两颗巨星。他们的光辉形象和伟大业绩将再现于人们的心中和报刊上、影屏上，不仅在国内，也将及于国外，这是历史赋予伟大人物的荣誉。
孙中山生于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死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鲁迅生于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死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孙中山大鲁迅十五岁，鲁迅比孙中山晚死十一年，两位哲人并世生存了四十五年。这四十五年正当清朝晚年和民国初期，中国人民为了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掀起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一个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潮，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轫。孙中山与鲁迅是这两大革命运动的代表人物，前者以孙中山为主帅，后者以鲁迅称巨擘。在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生死搏斗中，时而是“乱云急雨，倒立江湖”；时而是“月明天籁，人间万窍号呼”！引自辛弃疾《汉宫春·会稽蓬莱阁怀古》一词，原句是描写暴风急雨的自然景象的，这里借以形容社会风暴。孙中山、鲁迅及其战友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哨，不惑不惧，迎着风浪前进。这是永远值得珍惜的性格和毅力。
孙中山与鲁迅早年都学医，受到严格的科学训练，但是一个由行医而奔向革命，一个由弃医而以文学为武器，同归于爱国与革命。他们奔走国内外，在各自奋斗的道路上，曾经几次生活在一个地方，甚至在一个政府里办事，虽然彼此都没有留下睹面款谈的文字记载，但无疑是有过相聚一堂的机会的。
一八九七年八月至一九〇三年九月，孙中山为策划革命，经常来往于日本和新加坡等地；鲁迅则为寻求科学真知于一九〇二年四月来到日本留学，先入东京弘文学院，继而就学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一九〇五年七月孙中山游历欧美后重返东京，八月留日学生界为他举行了有一千三百余人参加的盛大欢迎会，他在会上演说《民主革命之重要》，接着是同盟会的成立，他已经很有声望了。鲁迅恰于这时由仙台来到东京度暑假，他虽然没有参加同盟会，也可能没有参加留学界对孙中山的欢迎会，但对早已成为职业革命家的孙中山当然是耳熟了的。不久，“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深感医治国民的精神比医治身体更重要，转而致力于文学事业。陆续发表《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汲取新学，针砭旧学，迈出了为中国创造精神文明的步伐，与孙中山开展的武装反清斗争在不同的战线上奔驰。
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三日临时政府组成，蔡元培任教育总长。二月，鲁迅辞去山会师范学校校长职务，因挚友许寿裳的推荐，由绍兴到南京任教育部部员。尽管南京临时政府为时短暂，部员和大总统之间也很难有直接的公务联系，但那时的南京临时政府是个新生的政权，还不那么官僚化，人员不太多，教育部就只有几个人。他们在集会和出处之间，是不会没有接触的。应该说这时的鲁迅是追随孙中山、蔡元培在为中国创建共和国而努力。后来鲁迅回顾这页历史说：“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
一九一二年四月临时政府北迁，袁世凯抢当了临时大总统，而鲁迅继续供职教育部，八月孙中山应袁世凯的邀请，去北京商讨国事，在北京一个月，参加了一系列活动，曾赴北京教育界欢迎会发表演说，他勉励大家“求建设之学问”，“使中国学问与欧美并驾”。鲁迅是否参加了这个欢迎会，无从考知，但孙中山演说中的主张，恰是鲁迅那时努力以赴的。
一九二四年冬，孙中山为打破北洋军阀段祺瑞对国政的操纵，毅然北上，年底由津扶病入京，受到十万群众的欢迎，次年三月十二日，不幸病逝北京。其时鲁迅仍在教育部，并在北京师范大学授课，正以他那凌厉的笔锋所向披靡地刺向旧营垒，解剖旧世界。他在孙中山逝世的当时虽没有发表悼词，然而他对孙中山所要打击的敌对政治势力是毫不假以辞色的。在他给许广平的信中说：“至于今之教育当局，则我不知其人。但看他挽孙中山对联中之自夸，与对于完全‘道不同’之段祺瑞之密切，为人亦可想而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5页。这是我们见到的鲁迅对孙中山发自胸臆的话。从这简短的几句话里，不难看出鲁迅对孙中山的深刻了解，贤者所识者也大。
《鲁迅全集》
这个地点、时间表，表明了鲁迅与孙中山并世时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息息相关。在孙中山的“全书”或“全集”中，我们都找不到涉及鲁迅的话，这是因为鲁迅的革命文学活动并没有进入军书旁午的孙中山视野，也因为那时的鲁迅还没有后来那样大的名声，所以我们只能看到鲁迅对孙中山的言论，看不到孙中山对鲁迅的话语。但当孙中山还健在的时候，鲁迅对他也没有见之文字的论述，大量的话，都是在孙中山逝世以后，似有盖棺定论的深意。
鲁迅对孙中山的许多富有历史意义的评述，散见于他的散文和书信中，最集中的一篇是发表于《国民新报》的《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这里不妨引述其中的一两段以为佐证：“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的文章。只要先前未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一九二七年三月，鲁迅在《中山大学开学致语》中也说过这样的话。这段话很明白，是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民国”取代“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与孙中山的名字完全分不开。虽然这个“民国”被袁世凯一类反动派践踏了，玷污了，人们不喜欢它，要把它加上引号所谓“民国”。但它的本身是来之不易的，是孙中山经过长期奋斗和无数英雄志士献出的血取得的。
鲁迅说：“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工作。”又说：“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是革命。”那么，“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他是一个全体”，又何所指而言？我们知道，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为时只有二十余年，可是许多在前进中呐喊的人，却经受不起革命的挫折和时间的考验，有的停滞了，有的颓废了，有的站到时代的对立面去了。而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的一再挫折中，从不泄气，继续为中国寻找新的出路，接受新的启导，与敌人斗，与自己的“同志”斗，直到他停止呼吸。所以“是一个全体”。从鲁迅的另一篇文章，脍炙人口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也可得到印证。章太炎是个富有学问的革命家，是鲁迅的老师，鲁迅对他非常尊重，尊重他“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却不说他“是一个全体”，因为“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这同孙中山“自强不息”的晚年有所不同。
当然，“全体”只是给人一个不可分割的、始终不渝的坚强形象，并不是说他没有瑕疵。事实上，鲁迅在其他文字中，对孙中山这个“全体”仍是很有些“寓褒贬”的微词的。如说：“中山革命一世，虽只往来于外国或中国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但究竟是革命一世，至死无大变化，在中国总还算是好人。”鲁迅：《致杨霁云》，《鲁迅书信集》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761页。所说“足不履危地”，是指他不能到群众中去组织革命力量，“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4页。，即多次依靠或联络某些军阀而被他们所卖。这些微词，就是表明孙中山的局限。其他在《阿Q正传》等好些名篇中论述辛亥革命的失误，也不是与孙中山毫无关联。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鲁迅：《纪念孙中山先生》。
鲁迅自编过许多散文集，却没有把《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纳入这些集内，并且也没有收入他自编的《集外集》，直到许广平编订《集外集拾遗》才把它拾了进去。可能是这篇文章没有把辛亥革命创建的“民国”同以后的“民国”区别开来，也没有把孙中山这个“全体”的局限恰当地指出来，特别是在后来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年代里，鲁迅会更感到它是一篇不太成熟之作而任其飘零了。但这篇文章终究是从大处着眼的，是一个先驱人物对同时代略早的一个先驱人物的原始评价，无论如何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孙中山赍志而殁，宋庆龄是继承孙中山遗志、坚持三大政策、跟共产党走的英勇战士，她的《为新中国奋斗》一书全部说明了这个事实。一九二六年九月，鲁迅在风狂雨骤中由北而南，在厦门讲学数月之后，来到孙中山一生革命、生死搏斗的广州，任纪念孙中山的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其时北伐军正胜利地饮马长江，鲁迅有感而发地说：“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现今却已在革命的后方了。”他还写了《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进而警觉地指出：“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进行。”就在当年（一九二七年）十月，鲁迅来到上海定居，开始了与国民党法西斯的斗争，此后同宋庆龄走到了一起。
那时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国，“隔不了几天，就会听到一次谁被捕或谁被杀的消息”。为了营救一切爱国的革命政治犯，一九三二年十月，民主进步人士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蔡元培任正副主席，杨杏佛任总干事，总会设于上海，又设上海和北平两个分会。鲁迅是上海分会委员，经常参加总会和上海分会的联席会。一九三三年一月至六月，鲁迅在日记中不断记载了这方面的活动。其中如：一月六日，“下午往商务印书馆，邀三弟同至中央研究院人权保障同盟干事会。晚毕，遂赴知味观夜饭”。十七日，“下午往人权保障大同盟开会，被举为执行委员。蔡孑民先生为书一笺，为七律二首”。二月十七日，“午后汽车赍蔡先生信来，即乘车赴宋庆龄夫人宅（按：即上海孙中山故居）午餐，同席为萧伯纳、伊斯沫特列女士（即史沫特莱）、杨杏佛、林语堂、蔡先生、孙夫人共七人，饭毕，照相两枚”。我们经常在有关书中看到的宋、蔡、鲁、萧、斯（史）合照，就是其中的一枚。这里只是略举数例，以见梗概。宋庆龄后来在《追忆鲁迅先生》中也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每次开会时，鲁迅和蔡元培二位都按时到会。鲁迅、蔡元培和我们一起热烈讨论如何反对白色恐怖，以及如何营救被关押的政治犯和被捕的革命学生们，并为他们提供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鲁迅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
由于“同盟”对法西斯暴政的不断揭露，国民党特务变本加厉，当年六月十八日又暗杀杨杏佛于上海。宋庆龄、蔡元培遭到很大的威胁，鲁迅被列名《钩命单》，遭到更大的威胁。他们为营救别人的生命而不顾自己的生命，鲁迅在痛悼杨杏佛的诗中说：“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他们是为“斯民”而履险，为革命事业而履险。所以，胡耀邦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表示了对宋庆龄、蔡元培、鲁迅以及杨杏佛等的深切怀念。
鲁迅早年对辛亥革命的观察和思考，是他后来分析中国社会和坚持战斗的重要依据。他同宋庆龄的战友关系，是孙中山精神的继续和发展。从鲁迅同孙中山到宋庆龄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顽强斗争中，有一条巨大的纽带联系着，即“为新中国而奋斗”。孙中山想建立的“新中国”虽没有实现，鲁迅也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但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为推翻封建帝制以及铲除军阀、官僚和一切反动腐朽势力的斗争中所作的努力，都直接或间接地为新中国的诞生做了披荆斩棘的工作。孙中山是民主政治的伟大先驱，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宋庆龄是由民主主义者最后成为共产党人的杰出女战士，他们的业绩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也是属于世界人类的。
（一九八一年九月）
中国的近代是一个最富思辨的时代，我们的祖辈对前此没有见到和亲历的新事物：轮船，铁路，学堂，地动说，进化论，民约论等等，哪一样不是经过艰苦的思辨而后承认的。千百种刊物和论著，无不是这种艰苦思辨的详尽纪录。
前人艰苦思辨的事物，往往是吸引后人论述历史的珍贵内容；那些站在思辨前列的人，更是后人热烈探讨的对象。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哲人，尽管年经百代，地异欧亚，人们总不会忘记他们，反复考订他们的生平，咀嚼他们的言论，弃其糟粕，吮其精华，以开创自己时代的思辨。而近代中国是我们祖国刚刚走过来的昨天，与我们的生活如此亲切，它的遭遇和前进更不能不使我们百回千转地思之了...
陈旭麓于华东师大中国近代史研究室
一九八三年二月
陈旭麓 著
定价：88元
2019年4月出版
即将出版，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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