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四大才子逐渐凋零：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

上周，香港著名科幻小说作家倪匡离世，享年87岁。他的儿媳、歌手周慧敏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他的死讯后，香港众多演艺、文化、传媒人士纷纷发文悼念，不少内地媒体也发表了对倪匡一生的回顾，再次勾起了《卫斯理》、《原振侠》等众多读者的回忆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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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倪匡与黄霑、金庸、蔡澜被并称为四大才子，但前三人均驾鹤西去，现在唯独剩下蔡澜一人。有网友在新闻评论中感叹道，四大才子的凋零，正象征着曾经深刻影响着整个华人圈子的香港流行文化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香江四大才子

当提及香港四大才子的时候，很多人的印象是这样的——写流行曲的黄霑、写科幻的倪匡、写美食的蔡澜和写武侠的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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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末，《风云》、《射雕英雄传》、《上海滩》等电视剧主题曲让黄霑的名字家喻户晓。1982年，黄霑填词的单曲《我的中国心》更是传遍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成为他填词生涯的高峰。

后来黄霑开始为电影作词作曲，他的作品伴随着香港电影《英雄本色》《倩女幽魂》、《青蛇》、《黄飞鸿》的走红而走红。至今，他仍然是香港歌坛公认的“词坛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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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写作领域上，倪匡和金庸是公认的奇才。金庸被称为四大武侠作家之首，他的《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鹿鼎记》、《笑傲江湖》、《天龙八部》、《倚天屠龙记》等小说广为人知。

同时，办报也是金庸的专长。他在《大公报》任职10年之久，后来创办了《明报》，成为香港销路最好的报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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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金庸的好友，倪匡代写过《天龙八部》，不过他最擅长的还是科幻小说。卫斯理系列、原振侠系列、女黑侠木兰花系列、浪子高达系列等大受欢迎。据说他的写作速度也很惊人，每小时可写八千字，曾同时为12家报纸写连载。

▲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图源网络

而蔡澜，最初在香港从事电影监制工作，参与过《龙兄虎弟》、《福星高照》、《城市猎人》、《霹雳火》等一系列成龙电影的制作。

不过，内地朋友更熟悉都是其美食家的身份，他主持过《蔡澜叹世界》、《蔡澜逛菜栏》、《蔡澜叹名菜》多档饮食节目，也在各地开设食肆，推出“暴暴茶”、 “咸鱼酱”、“潮州辣椒油”和“太白大醉饮”等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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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对于才子的称号，蔡澜曾表示自己还不够格，才子二字，与其无缘。

英雄造时势

在回顾四大才子的人生经历时，我们发现，四人的祖籍与出生地都并不是香港。

黄霑在广州出生，祖籍番禺，1949年随家庭移居香港；蔡澜，生于新加坡，籍贯为广东潮州，1963年定居香港；金庸出生在浙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后不久，他为实现外交家的理想来到北京，但由于种种原因回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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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四大才子的南下轨迹中，倪匡的故事最具戏剧性。出生于上海、籍贯浙江宁波的倪匡在20岁那年去到了冰天雪地的内蒙古劳改农村工作。

为了保命，他当时直接拆掉了桥梁木板点火取暖，自知违法的倪匡开启了逃亡之路，在广州风餐露宿了几天后，最终于1957年7月偷渡到香港。

▲年轻时的倪匡，图源网络

为什么四大才子不约而同来到香港这片土地发展呢？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就陷入了国共内战之中，内战结束后，内地各种政治运动依然此起彼伏，而台湾则为了实现“反攻大陆”的幻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着严格的管制。

香港由于特殊的政情关系，反而成为了当时一个相对稳定的“避难所”。于是在40、50年代，一批批内地民众南下，当中包括不少有才之士，形成现代文学史上“南来文人”的特殊现象。刘以鬯、郭沫若、茅盾、萧红、戴望舒、张爱玲等等，都与香港有过或深或浅的关系。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以香港为故事背景，图源网络

来来往往的南来文人带来了文化的种子，在香港生根发芽，共同开启香港文化的黄金时代。

时势造英雄

如果说特殊的历史环境为香港文化播下了饱满的种子，那么宽松开放的文化氛围便为香港文化的繁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1949年以后，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通俗文类在内地一度消失，香港却能为这些文学形式提供生存与发展空间。相比于内地，在香港出版书籍的门槛更低，作者文责自负，书号容易获得，同时出版费用低，周期短。

▲80年代，亦舒在香港出版言情小说《我的前半生》，图源网络

当然，书籍出版也是需要受到监管的。根据香港书籍的三级分级规定，第一类为【无碍】发布，第二类【不雅】发布范围受限，第三类【淫亵】则一律不得发布。对于第二类书刊，图书馆和书店会禁止借阅或出售给未成年人，出售时还须加密封套，并附带统一的警示文字“本物品内容可能令人反感”。

除此之外，就没有太多其他审查要求了，作者可以尽可能地把精力放在创作上，而出版社则可以尽可能地把精力放在市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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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香港面积虽小，但报纸的发行数量却是十分庞大。

1957年，全港报纸共有42家，1970年增至70家。销量方面，1960年共售出约50万份，1964年增至90万份，1989年更是飞升到180万份。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管治当局对于新闻舆论采取的较为宽容的态度。

▲一边饮茶一边读报，是当时不少香港人的习惯，图源水印

1966年2月，英女皇的妹妹玛嘉烈公主访问当时还是英国殖民管治下的香港。离港时，港督亲自乘游艇欢送公主，由启德机场到中环皇后码头，途中英军鸣礼炮21响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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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金庸经营的《明报》写出了“打炮廿一响，送御妹过海” 的新闻标题，引发读者大笑。

此标题一语相关，“打炮”书面可以理解为鸣炮，但在粤语口语之中却是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另一层意思，而至于“过海”，用台山话来读，自然明白其精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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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英当局看到后非常不爽，即召金庸到新闻处喝咖啡。不过，金庸只是将撰写这标题的主笔进行调职，就当交差了事。后来，港英当局也没有对《明报》进行实质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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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音乐领域，当时港乐创作也没有过多的限制。70年代，许冠杰《鬼马双星》、《半斤八两》专辑中就包含了大量的粤语俚语、俗词。歌手上台演唱，嬉笑怒骂皆可，更不需要小心翼翼地担心歌词一上电视被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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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种宽松的管治态度，也使香港电影发展得十分蓬勃，武侠片、僵尸片、喜剧片等各式各样的风格层出不穷，电影工业在整个东南亚也是首屈一指。

《武状元苏乞儿》、《画皮》导演陈嘉上曾表示：“那时香港这个市场是自由的，题材是开放的，什么都能说，什么都敢拍。比如说警察，警匪片谁敢拍呀？那时在台湾，你拍坏警察就得剪掉。但是当时的香港就可以。”

▲《英雄本色》剧照，图源网络

为了保护电影市场的健康发展，香港电影分级制度也应时而生。1988年，香港制定《电影检查条例》，按观众年龄将电影划分为Ⅰ、Ⅱ、Ⅲ三级。1995年，香港又将第Ⅱ级再细分为ⅡA及ⅡB两个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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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具有暴力元素的《古惑仔》、粗口很多的《少林足球》、画面惊悚的《人肉叉烧包》等电影逃离了“一刀切”的命运，香港经典影像百花齐放，对内地、亚洲甚至是海外华人圈影响深远。

▲《人肉叉烧包》海报，图源网络

除了电影，当时的电视节目也非常大胆。1989年，黄霑、倪匡和蔡澜共同主持了一档明星访谈节目《今夜不设防》。

主持人与嘉宾曾在节目中讨论性与爱相关话题，亦不时抽烟、饮酒和讲粗口。有一期，哥哥来做客，便大大方方说起了自己的“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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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摆脱迷思

香港四大才子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而他们的作品之所以至今仍是被津津乐道的经典，这既是英雄造时势，但更是时势造英雄。

香港不过弹丸之地，区区几百万人，但在60~90年代，其文化输出却能风靡华人圈子乃至蜚声国际。这说明了市场的大小，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固然重要，但这只是助力条件，而可以让创作者自由发挥创意想象的土壤才是必备条件。

营造让创作者自由发挥创意想象的土壤，需要的往往不是相关政府部门的“有所作为”，而是对“有所不为”的克制。

回顾这段历史，更有助于我们弥清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一些迷思。

各位自己友，

你怎么看“英雄”和“时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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