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会记得，你殉国的样子？

今天是“七七事变”81周年，拨开云雾，审视抗战，最爱君也将按照年度，讲述8个从1937-1945年间的阶段性故事。

从细微处，审视我们民族的心灵与泪水。

1937年

1937年元旦，南京城里，在西安事变后护送蒋介石返程，被软禁的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

“昨夜梦中过新年，同乡二人来访，述及亡国衰家之苦，大家对泣，恐非东北人不知其滋味，因梦中涕泣，被看守我的人叫醒。我心中十分惨然。”

抛弃东北、不事抵抗的张学良，除了在梦中感时哀伤，其实并不能真正理解人民的苦难，这一年八月，淞沪会战正式拉开帷幕，一名在中国航空公司的美籍飞行员，记录了他在上海街头的所见：

“我第一次从人性的角度——不是从军事角度——看到了战争。一个女工沿着一条小街奔跑，脸上充满恐惧和忧伤，她怀抱着一个两岁的小女孩，小孩的整个面孔已被炸掉······我希望我不要像现在这样，老是记住当时的情景。”

在上海，无数的难民开始汹涌涌入租界避难，当时，上海租界地带与华界有围墙和栅栏隔离，恐慌的难民们围聚、扑打在租界边缘，

“一线之隔，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地狱里面的人饥寒交迫，天天幻想着天堂。”

▲1937年上海：租界内外，是生与死的区隔。

但天堂并不存在，这一年12月17日，在南京，随着古都的沦陷，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育系主任、美国传教士魏特琳，则在艰难困苦中，努力保护着南京城里的中国妇女：

“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妇都被强奸。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1938年

乱世之中，最难是别离。

1938年10月，随着武汉保卫战的失败，国民政府决定组织向大后方撤退，汉口燕山亚细亚火药公司的职工潘士豪带着妻子，也踏上了流亡之路。

去往重庆的船票只有一张，潘士豪对妻子说，你先走！他把逃生的机会让给了妻子，自己则历经艰辛坎坷，最终在三个月后才抵达重庆，他原本以为，此生或许将与妻子永远分散了。

没想到的是，在重庆相国寺码头，他竟然神奇般地遇到了妻子：

“她一个女子，一路上平平安安的，那时候，人心太好。”

乱世中的婚姻，注定坎坷波折。在重庆神奇重逢后不到几个月，妻子在大后方困苦的环境中因病去世，此后终生，潘士豪都没有再婚，他用余生来怀念妻子，他总是对人说，妻子很美，他一生都忘不了她，所以他一生，都要为她守候！

▲1938年，一张通往重庆的船票，是生命与自由的象征。

1938年11月4日，代理陆军大学校长蒋百里，在带领军校学生辗转迁徙中，也在广西宜山积劳成疾去世，临死前，他留下遗言说：

“战争目的在屈服敌人的意志。屈服一个将军的意志使他放弃抵抗，这是可能的；屈服一个政府的意志使它改变政策，也是可能的；但要屈服一个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这是古今中外都不可能的。”

“千言万语，对日本人，胜也好，败也好，就是不能同它讲和。”

1939年

抗战第三年，1938年5月6日、7日，就在日军大轰炸刚刚过去不久，重庆南开中学就如期召开了春季运动会，当时，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在开幕式上慷慨激昂地致辞说：

“敌人想威胁我们屈服，我们偏不怕他威胁。”

6月下旬，电影《孤岛天堂》在香港首映，电影讲述的是在上海沦陷成为“孤岛”后，一群爱国青年铲除汉奸特务、随后加入游击队的故事。

在电影院中，每当播放到剧中人物说道：“中国是不会亡的！”的台词时，观众们就集体起立，报以狂风暴雨般的掌声。

▲《孤岛天堂》剧照：描绘在大后方坚持抗战的人们。

为了支援祖国抗战，旅居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3200多名华侨机工，也在华侨领袖陈嘉庚的号召下，分批回国参加抗战，并参与了抢修滇缅公路，和运送国际援华物资的工作。

由于对机工年龄要求为20岁以上40岁以下，因此，一些不符合条件的热血青年，甚至采取虚报年龄等各种办法，以求蒙混过关回国参加抗战。

当时，机工一律要求男性，为了支援祖国，祖籍广东台山、生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女孩李月美，当时仅有21岁，看到祖国招募机工的广告后，李月美多次前往报名，却由于是女性被拒绝，为此，李月美通过女扮男装前往应征，最终如愿以偿来到祖国，成为援华机工的一员。

一直到1940年，在一次在滇缅公路上运送抗战物资途中，李月美驾驶的车辆不慎翻车，她身负重伤，由此她女扮男装、回国抗战的真实身份才为人知晓。

▲女扮男装、回国参加抗战的李月美。

此后，李月美又改当护士，继续穿梭在抗战战场上，一直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这位“当代花木兰”才复员退伍。

而在整个抗战期间，在回国支援抗战的3200多名南洋机工中，最终有1000多人在滇缅公路等各条战线上为国捐躯。

1940年

由于武汉的沦陷，湖北省政府此时也西迁到了位处鄂西的恩施。15岁的少女聂华苓，也跟随着从武汉等地撤离的学生们一起，入读了西迁的湖北省立联合女子中学。

聂华苓回忆说，在恩施，“下午课后·····三三两两的女孩在河边散步····坐在石头上看书，想家。人人眼巴巴盼望有家信。许多的女孩家在沦陷区，收到一封家信，有的笑，有的哭。”

有一次，有一个东北女孩在河边一边做功课，一边唱起了《长城谣》：“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一个女孩跟着哼起来，有的趴在桌子上哭了，有的大声唱起来，歌声透着哭声。”

而在重庆，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大公报》则将印刷机搬到了防空洞里，坚持抗战报道。此前，抗战爆发后，《大公报》从天津一路辗转搬到上海，又从上海搬到汉口，再从汉口搬到重庆，对于抗战始终坚持不渝，社长王芸生对外界说：

“本报同人，几枝秃笔，一张烂纸，颠沛流离，从事言论工作，以绵薄之力贡献于抗战。”

▲抗战期间，工人们坚持在重庆防空洞里，印刷抗战报纸。

同年11月30日，日本正式承认汪伪政府，在上海，这一天的《申报》则以“气候转冬，冬赈紧张”报道说：

“隆冬已届，严寒迫人，且米价高涨，街头冻饿而毙之贫民，据普善山庄报告，日近百起。而奄奄待毙者，尚不知其数。”

就在这则报道的旁边，则是一个占了半个版面的“利华奥”牌巧克力广告，广告词写着：

“万千人士一致赞美，因取食便利，增加精力而著名。”

贫富生死对比，是战争年代最无情的告白。

1941年

残酷的战争，也使得无数人精神失常了。

在日军频繁的大轰炸下，重庆许多市民，最终因为无法忍受战争的残酷以致疯癫：

“有的全家死尽，七八个尸体横放在储奇门外的河边；有的全家死了剩下一二个，哭得不知人事，抱着那留下惟一的手膀或头颅，在马路上乱跑，与疯人无异！”

也就是在这一年，日军开始正式推行“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在长城脚下的潘家峪村，这个原本有1700多人的村庄，被日军在一天之内屠杀了1230人，大屠杀后6天，新华社战地记者雷烨来到潘家峪，拍下了一组村庄被日寇屠杀后的惨状相片。

后来，雷烨总是难以忘记，当时他所见到的人间炼狱般的惨状：

“听不见昔日牧羊少年的歌声和老人的咳嗽声，没有炊烟也没有灯光。黄昏里，在潘家峪，我们向谁告辞呢？”

大地无言、村庄无声。

▲日军烧杀屠戮后的潘家峪：到处是尸体与废墟。

然而生活总要继续，爱情总要继续。

1941年，在重庆，中央大学学生王作荣，经常回忆起当时与女友范馨香谈恋爱的情景：

“我们都很穷，一包花生米，两枚橘子便能打发一下午，而这两样东西是最便宜的。有时我请她吃牛肉面，我不吃；请她在学校看话剧，我不看，在门外等。不只我俩如此，别的恋爱中的同学也一样。”

同样在重庆，在大轰炸过后的大废墟之上，来自重庆全市的二十多个合唱团，搭起了一个个棚架，搞起了千人大合唱，以纪念国民精神总动员三周年。

当时只有17岁的南开中学女生齐邦媛，就参加了这场千人大合唱，她后来回忆说，在那场大合唱中，他们一起唱起了《八百壮士歌》（又名《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宁战死不退让，宁战死不投降！”

▲1941年 ，重庆军民举行大合唱歌颂抗战。

在昆明，由于剧烈的通货膨胀，薪水难以养家糊口，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夫人们，以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为首，大家开始自己制作糕点，并拿到市场去售卖，以支持先生们在学校继续传道授业，维持中华民族的文化薪火传承。

当时，教授夫人们给糕点起了个名字，叫做：“定胜糕”。

1942年

在湖南，第三次长沙会战也惨烈进行，国军第十军师长黄钟在日记中写道：

“终日在激烈战斗中，浏阳门、北大马路均起巷战，新军路肉搏四次·····野外无鸟兽，城内无行人。此为激烈日，亦为决战日。鹿死谁手，唯在能守。”

此前，杨度在《湖南歌》中写道：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整个抗战期间，湖南出兵超过200万人，出粮超过5000万担；而第三次长沙会战，最终以中国军队大获全胜告终。日军在会战中伤亡达5万多人，由于被中国军队四处追击、日军不得不狼狈撤退。

此前，日军会将阵亡士兵火化后带回本土，但此次会战由于尸体太多无法全部火化，日军先是被迫将士兵尸体斩下左手烧成骨灰，再后来被中国军队追击太急，只能改成割下一只耳朵带走，再后来，狼狈得只能是割下尸体的小手指带走了事。

1943年

全面抗战进入第六个年头，战争带来的衍生灾难，也深深地刺痛着这个民族。

在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蔓延下，1943年1月，《大公报》记者张高峰，从河南叶县发出了通讯报道《饥饿的河南》：

“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着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民，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在随后刊发的社论《看重庆，念中原》中，《大公报》社长王芸生写道：

“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

▲抗战时期，饿死在路边的河南灾民。

困苦不仅是在前线，即使是在重庆等大后方，由于剧烈的通货膨胀，战士们也只能是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甚至隆冬腊月都没有棉衣可穿，当时，国军一个上将的收入，还不如一个普通工人，恶劣的伙食，也导致了国内士兵体质严重恶化，1943年，国内有一次空运1800名新兵到印度兰姆伽受训，结果有1200多名、比例高达68%的士兵由于体格不合格被淘汰。

▲无数这样的年轻人，在那八年中为我们抛头颅、洒热血。

为了支援前线抗战，国内的献金救国运动也一直在持续进行，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就奔走了大后方20多个县市进行募捐，并向民众讲解前线战士们的艰难处境，每次有义演的时候，冯玉祥还经常会登台演唱一首民歌《爸爸在家》：

“爸爸在家受欺凌，孩子们在外真心疼。一定打回老家去，救我父母，救我弟兄！”

每次唱完这首歌，台上台下，经常都哭成一片。就在1943年这一年的献金救国运动中，四川全省各界前后献金总金额达到7亿元，其中多数都用来购买了飞机、坦克等武器支援前线，部分则用于慰劳前线战士。

1944年

为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这一年，日军在中国发起了豫湘桂作战，在衡阳，由方先觉军长带领的国军第十军困守孤城47天，以1.7万人对抗日军9万大军的围攻，最终全军阵亡达6000多人，一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国军将士们回到战场搜寻将士们的遗骸：

“我们差不多每天都是一边流泪，一边工作。这古战场并不古，不过在一年半以前，这些古人，都还是我们生龙活虎的战斗伙伴。如今，荒草没径，锈损的枪支、弹壳、炮弹皮、炸弹片，遍地皆是，惨白色的骸骨东一堆西一堆，草长得最高最茂的地方，必然是骸骨最多的地方。”

▲抗战胜利后收集的、衡阳保卫战部分阵亡将士遗骸。

面对国家危亡，国民政府也向广大学生们发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在此情况下，国内青年学生们踊跃报名参军，当时，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两个学校的报名人数，竟然达到了在校生的三分之一；当时，甚至连中国聋哑协会的会员，都要求参军报国。短短几个月时间，全国共有12万青年学生投笔从戎、共赴国难。

1945年

1945年，尽管抗战濒临胜利，但战争，也在无情地摧毁人性、婚姻和爱情。

此前在1939年，演员赵丹带着妻子叶露茜，从上海一起奔赴新疆，希望为西部民众带去抗战戏剧艺术，赵丹没想到的是，他却被新疆军阀盛世才当做间谍逮捕；1943年，赵丹的妻子叶露茜被释放，由于误会以为赵丹已经遇害，随后，叶露茜与剧作家桂苍凌结婚，并前往昆明定居。

1945年终于被释放后，赵丹随后赶赴昆明，见到了叶露茜，后来，赵丹向女儿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我一见你妈咪，就恨不得一下拥抱她，日夜思念的爱人啊！可你妈却这么冷静。我一看她已怀身孕，马上意识到她已是别人的妻子了。我心如刀割，五脏六腑被撕裂了一样，我忍不住双膝跪下，哭诉恳求她：‘把肚中孩子打掉，跟我回去吧！’可你妈咪绝望地回答我：‘一个家庭已经被破坏了，我不能再破坏第二个家庭。’”

像赵丹一样的家庭悲剧并非孤例，由于战争的动荡、生活的艰辛，根据《大公报》的报道，在抗战最为艰难的1943年、1944年，重庆地区的离婚率也达到了最高峰，无数家庭和婚姻，在战争的摧残下最终崩溃瓦解。

▲赵丹与叶露茜的婚姻，最终在乱世中陨灭。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停战诏书”最终传来，消息传到重庆时刚好是夜晚，“马上，这个消息从一部电话传到另一部电话，从一个朋友传到另一个朋友。突然，整个城市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和爆竹声。起初，爆竹声还是分散地、零星地响着，但还不到一个小时，整个城市就变成了一座巨响和狂欢的火山。”

就在这热烈庆祝的时刻，内迁四川的武汉大学女生齐邦媛，也参与了这场重庆全城的胜利大游行，“人们丢掉平日的拘谨矜持，在街头互相拥抱，又跳又笑，声嘶力竭地唱‘山川壮丽、国旗飞舞’这样的爱国歌，说是万人空巷还不够，黄昏不久，盛大的火炬游行燃亮了所有的街道。”

齐邦媛，也跟当时所有的重庆人民一样，尽情享受着八年抗战之后的胜利狂欢，而可惜的是，她的爱人、中国空军飞行员张大飞，却在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5月18日，在河南信阳与日军的决战中壮烈殉国。

▲齐邦媛的爱人、以身殉国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张大飞。

在那个胜利之夜，齐邦媛起先兴高采烈地参与了胜利大游行，然而，当她经过重庆南开中学校门口时，她马上回想起了，当初张大飞到学校看望她、他们一起相恋相知的情景：

“我想到张大飞自操场上向我走来，这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万声俱灭，再也不能忍受推挤的人群····我一面跑，一面哭，火把早已烧尽熄了。进了家，看到满脸惊讶的妈妈，我说，‘我受不了这样的狂欢！’在昏天黑地的恸哭中，我度过了胜利夜。”

因为，在那一场举重若轻的胜利背后，又有多少人会记得，那些破碎的、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

是的，没有多少人会记得，在那些宏大叙事背后，这个民族的个体，所曾经蒙受的哀痛与苦难。

谁还会记得，谁又会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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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陈晓卿等：《抗战十五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版

齐邦媛：《巨流河》；三联书店；2011年版

李学通等：《国家记忆：海外稀见抗战影像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