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抱庸常的生活——简析池莉小说中的“小市民”形象

“新写实”小说派的代表作家池莉，自1978年步入文坛以来先后创作出《太阳出世》《烦恼人生》《不谈爱情》《来来往往》《绝代佳人》《紫陌红尘》等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各类小说，尤其以细腻而犀利的笔触直接楔入凡俗的现实，塑造出赵胜天、印家厚、吉玲、庄建非、康伟业、林珠、眉红等一批批鲜活的“小市民”形象，更是寄寓着她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思考。读过池莉的这类小说，感觉到她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将自己当作普通“小市民”中的一员，与他们哀乐相通，她通过眼睛、感受、思考，并以自己认为最适合于内容所要求的形式将题材完满的表现出来，从而在文坛上引得了一片喝彩声。正如池莉在一部小说集的后记中写道：“像我这么一个人，凡胎俗骨，能够得到写作的可能，能够得以安静的写作，能够坚持自己的思考，能够拥有一部分读者，这就很是不错了。”

一、池莉创作的普通市民生活题材的小说从家庭状况的描写，反映出“小市民”生活中的艰辛历程。

有关家庭生活题材，在“新写实”小说流派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现实主义小说通过对寻常百姓家庭生活的描写，充分展现了近现代以来中国家庭的生存质量。标志着池莉在艺术道路上走向成熟的著名中篇小说《烦恼人生》中，记述了轧钢厂一名普通操作工印家厚一天平庸而又劳碌的生活流程。小说描绘了半夜里印家厚四岁的儿子雷雷从床上跌下来，夫妻俩手忙脚乱了一阵，时间已是凌晨四点缺十分了。睡了一个回笼觉，印家厚即匆匆起床，排队上厕所，排队在卫生间洗漱。然后抱着儿子挤公共汽车，在车上因护着儿子弯腰拱肩而被一个姑娘骂作“流氓”。下了车再上轮渡，遇到厂里同事又是一番热闹。下了船，父子俩动作麻利地在路边小摊上吃了凉面和油条，接着登上来接船的厂车，把孩子送到幼儿园，然后跑步到车间，就是这样紧赶慢赶，印家厚还是迟到了一分半钟。原本是“轮流坐庄”的月度一等奖，轮到印家厚时，却又改变了方案，致使他的家庭计划“泡汤”。中午在食堂吃饭时，印家厚发现菜里有一条青虫，窝了半天火再也忍耐不住的他气得将带虫的菜扣进了炊事员的口袋里。下班后，印家厚接了肮脏之极的儿子，又去挤公共汽车、上轮渡。到了家，吃了晚饭，印家厚在公共卫生间洗碗时，听到这临时借住的房子要拆，急得要命，想到明天妻子的表弟还要来寄宿，更是烦中加愁。就这样，劳累了一天的印家厚上床时，时针已指向午夜十一点三十分，但当老婆顺从他去解衣扣时，他的内心又恢复了平静，觉得生活原本就是一个梦，醒来之后一切都不是这样的。

小说就是这样絮絮叨叨地抖落了一个平凡人极其平凡的生活；它剥除了理想化的光环，展示了普通百姓的真实生存本相，就是拖儿带女的艰辛、吃喝拉撒的烦恼。同样在中篇小说《太阳出世》里也反映了一对普通的青年男女结婚前后遭遇的一大堆麻烦事。小说从赵胜天、李小兰未婚先孕写到婚后烦琐平庸的家庭生活，从十月怀胎的辛苦写到一朝分娩的欢欣、哺育的操劳、缺奶的焦急、生病的紧张、找保姆的周折以及婆媳关系的紧张等。所有这些，都是反映了琐屑不能再琐屑，世俗不能再世俗的平凡小事。然而，这就是生活，世俗百姓的生活；这就是人生，平凡人的人生。

记得池莉在为该小说所作的《都是那一瞬间》的后记中写道：“我的好些小说写得实实在在，但它却起源于从前某一次浪漫空灵的撞击。凡是震撼过我的任何一个人，一件事，一段河流，一片山川，我都无法忘记。它们像小溪一样伴随着我的生活流淌，在流淌的过程中丰厚着、演变着，有一天便成了一篇或几篇小说……”

二、池莉创作的普通市民生活题材中的小说从婚姻状况的描写，反映出“小市民”在情感世界中的困惑与迷惘。

在池莉小说作品中，有关婚姻题材的也是引起她所关注的问题，她在处理这一问题中也是从人们生存状态出发的，描写出“小人物”婚爱中的历史、时代意蕴。

在中篇小说《不谈爱情》里，爱情则被限制在一个低层次文明之中。婚爱的当事人吉玲、庄建非分别来自状况截然不同的两个社区，一个出身在解放前妓女出没、解放后居住着小市民的花楼街，一个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居住在代表着现代文明的东湖边珞珈山上的小楼房里。当吉玲的母亲得知女儿攀上了高贵门第之后，便嚷着：“好主儿！没说的好主儿！一定要抓住他。”当吉玲和庄建非婚后发生矛盾时，只要庄的高贵的父母到花楼街给她家一个所谓的“面子”，便可万事大吉。在庄建非的家庭里，父母为找了花楼街的姑娘感到不体面，因而态度冷淡，连庄建非最具现代意识的妹妹，也认为哥哥与花楼街姑娘结婚是抬举了吉玲。当事者双方也受着这个环境的渗透，吉玲本着攀高枝的心理嫁给了庄建非，庄建非则把婚姻当成“性的饥渴加人工创作”。小说题目正是所谓“不谈爱情”，实际上被表现为没有爱情的悲剧，透露的是作者对被低层次文明规定了爱情婚姻的积极思考和有力批判。

小说《来来往往》则记述了康伟业一段情感历程。故事描写了康伟业上初中时正逢“文化大革命”，后来赶上知青下放，在农村呆了四年，没有路子上大学，回城后招工到肉联厂只得成天扛冷冻猪肉。“好多男的实际人生是从女人开始的”，之后经女厂医李大夫的介绍认识了条件优越（出身于军队高干家庭，中共党员，在社科院工作）的段莉娜。恋爱后凭着段莉娜的家庭背景，康伟业仅两年时间就入了党，提了干，并成为物资局一名年轻有为的科长，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婚后，段莉娜一直抱怨康伟业“没有政治头脑”，并且对他有着“恨铁不成钢”的埋怨，但他却“不相信自己是个平庸的人”，终于放弃仕途下海。然而段康的婚姻只维持了十二年，段莉娜却由过去“干干净净、朴朴素素、面容冷冷的静若处子”的妙龄女子，变成了“胸都已经干瘪”“臃肿的腰和膨鼓的腹部”“居然还端着一副自以为是，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架子”且蛮横无理的泼妇；这使得已步入不惑之年、事业有成的康伟业清醒地意识到“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对于这一次的生命来说，钱根本就是为了这生命而发生的。攒着钱而糟蹋生命做什么呢？”“滚滚红尘，悲剧世界，幸福还是有的。”之后，康伟业先与“属于杀伤力较强的索菲亚罗兰型”，“生于广东，长在北京，大学英语系毕业，说得一口叽哩咕噜的粤语，一口抑扬顿挫的京片子普通话，一口流利的英语”的妙眸、娇艳的南国小女子林珠，有了“两情相悦、情浓似火”的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林珠离去后，又同“既有一股子卖笑女子火爆的放荡风情，又有一些傻乎乎的村姑韵味”，“使人放松的快乐”的年轻的时雨蓬有了各取所需、放荡不羁的一时情爱。小说描写了康伟业“被林珠非凡的精致细腻弄伤了”，却又被“时雨蓬所有的语言和做派抚摸了创伤”。但，康伟业还需要面对的是：与段莉娜离得了婚吗？林珠还能回得来吗？将来还会遇得到初恋情人戴晓蕾吗？时雨蓬又的确太孩子气了。作品重点描写了康伟业一段段“来来往往”的感情经历，这里面有对戴晓蕾的怀念、段莉娜的厌倦、林珠的伤感、时雨蓬的需求，恍若是“一场游戏一场梦”，留下的都是些无限的愁怅。

三、池莉创作的普通市民生活题材的小说从单位的具体状况的描写，反映出“小市民”在工作中的诸多烦恼。

直接描写社会问题的小说，在“新写实”小说派中也是举足轻重的。这类小说把普通人求发展的艰难，把神圣事业外衣下的明争暗斗、“偷鸡窃鼠”呈现在世人面前。这类小说从不同侧面绘制了一幅“全景式”中国社会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展现了陷在一个繁冗的生活和人事纷争漩涡之中的争斗场面。

池莉的小说《白云苍狗谣》以“流行病研究所”这么一个隐喻，暗示了一个总体性病态以及对这种病症的诊断。小说描写了“流行病研究所”到处充斥着理不清的麻烦、纠葛和争斗、埋怨、牢骚、骂街，有的合理，有的不怎么合理……真所谓“白云苍狗”，世事纷乱，变幻无常。作者在处理这番景观时，并没有把其中的人写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无事可干的一群，他们有缺点，也有优点，即使那个工作中搞教条主义又会搞办公室技巧的张干事，向周处长提出“要求为党工作”担任党支部书记，也并非完全出于私心。小说最后有句话：“中国人谁不想把自己的国家弄好？真是的！”其实包蕴了全篇的寄托。大家都有良好的愿望，而事实上又是难堪的尴尬，作者说她由此提出的是：“人的素质问题，抑或文化管理问题”，不要把社会问题的解决局限在物上，需要看到现在已进入“人的时代”。

同样《紫陌红尘》还是描写了“某个科研所”的故事。小说反映了在同样一个所工作，干同样的专业，有的人却从来不下乡，出公差尽跑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甚至最近还要去新加坡。这种奇怪现象和做法引起该所女工程师眉红的不满，她大学毕业到所里工作已十年，每年除了一入夏就下乡收购棉花并一直蹲到“十·一”国庆节，竟然连一次到北京出公差的机会都没有轮到。因此，眉红为了能够争取一次公款去北京旅游，便和领导“抬扛”，与领导“理论”，称自己“今年夏季肯定会病的”，这样才“惊醒”了领导，最后他们采取曲线自救的办法，将她“租借”给下属某公司作为技术顾问才完成了到北京出公差的“十年心愿”。最后女工程师眉红虽然以激动的心情到了北京，离开时却以泪雨的方式告别北京，留给人们的则是无尽的凄楚和悲凉。小说以写实的手法，反映了在“紫陌红尘”的现实社会里，还存在着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淡。

从池莉的小说作品中不难发现，她主要是以“小市民”为描写对象。在创作中，池莉力图真实地将芸芸众生的生活实相呈现在读者面前，包括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卑微的向往和希望……这里面没有故事的铺展，没有技巧的卖弄，没有浅薄的乐观主义，然而却自有吸引读者、感染读者的力量。池莉说过：“我认为我们的作品是在写一种不屈不挠的生活，是在写一瓣瓣浪花，而它们汇聚起来便体现了大海的精神。”诚然，这些普通的“小市民”形象不是直接体现时代精神的艺术典型，但作者通过对他们的塑造，由此流露出改造社会、改造人生的倾向，这也正是对为历史主潮所要求的时代精神的一种呼唤，必将留给人们以有益的启迪。

作者：杨杰

图片源于网络